彼德(de)·斯洛特戴(dai)克

诊断的初(chu)因

一种愤懑，或者说成(cheng)是一种恐惧也(ye)未(wei)尝不可。斯洛特戴(dai)克的视域是极为开阔的，《蔑视大众》中他对逐渐主体化的大众有着清醒的认识，只不过要拉上极富盛名的卡内蒂来做实(shi)人(ren)群之黑的论断，因为“卡内蒂的强项(xiang)在于(yu)他一以贯之的不讨好(hao)献媚”，这种强调为哲学家(jia)的观察(cha)设置了极为客观的前提，也(ye)是他进行大众心理学推演的基础，卡内蒂的《群众与权力(li)》认为，20世纪大众心理学的基本(ben)问题是被恶和假所裹挟(jia)。群众在成(cheng)为主体之后变得迟钝且不透明，这种聚(ju)集不仅形成(cheng)了旋涡，还(hai)导致了“曾经有着自我欲望认知的民主主体的理性浪漫(man)形象的完全坍缩”，“大众”的形成(cheng)是一种退化，它(ta)不再顾及单一个体的自我肉身感受和空间感受，个人(ren)意志在聚(ju)集成(cheng)黑色团(tuan)块中的释放成(cheng)了一种释然，平(ping)等主义可能会带来瞬(shun)间的幸福感，但其根源并非所有人(ren)的平(ping)权意愿，而(er)是绝大多数人(ren)的自我放纵。在时(shi)代中越行越偏的人(ren)群最后汇合成(cheng)没有潜力(li)的后现代大众，现代性的优质特征就快要烟消云散，哲学家(jia)在用每(mei)个人(ren)都参与却不自知的真相敲打着没有止(zhi)步的脚踝。

大众的形成(cheng)不仅影响了社会，也(ye)改变了学者们的研究视角(jiao)。在《思想的假死》中，斯洛特戴(dai)克的嘶(si)吼更加清晰明了，本(ben)该得到(dao)延续(xu)的古代欧洲理论文化，如今(jin)却成(cheng)为一种基于(yu)罪行之上的认识论信仰。这种罪行的实(shi)施者看(kan)起(qi)来与常人(ren)无异，可他们却将延续(xu)形而(er)上学传统的理论家(jia)暗杀，斯洛特戴(dai)克甚至将其称为“天使谋杀案”。实(shi)践理论的生活本(ben)该不涉及外部状态(tai)或对象，而(er)是发展实(shi)践者本(ben)身，使其作为能动主体的塑造(zao)性练习，这种生活既是沉思的，也(ye)应当是积极活跃的，然而(er)当代作者却要引入区别，最终使实(shi)践生活的维度变得愈发不可见(jian)，也(ye)让(rang)学者和知识分子们无法看(kan)清现代社会中的“人(ren)类(lei)状况”。本(ben)该延续(xu)清晰脉络的理论学术生活却越来越浑浊(zhuo)，未(wei)来何为呢？

作为方法的谱系学

毋庸置疑，斯洛特戴(dai)克是一位杰(jie)出的师者，无论是在慕尼黑巴(ba)伐利亚艺术学院，还(hai)是在图宾根大学，他对时(shi)代症结的阐述都有理有据。就算尼采已经对智识生活的传承产生了极大的干预，他仍愿意沿用经典的谱系学方法，告诉观者本(ben)该作为思考者的哲学家(jia)最终是如何被杀死的，以至于(yu)混沌复现；而(er)在蔑视的概念之下，思想和道(dao)德(de)又是如何从纵向控(kong)制转向了横向控(kong)制，让(rang)本(ben)来有个性的个体走向了普遍性和同质性的大众集结，最后走入几乎再难以找到(dao)差异性的平(ping)庸。几乎无人(ren)敢否认哲学始于(yu)柏拉图时(shi)代，斯洛特戴(dai)克对胡塞尔的惺惺相惜(xi)就如同胡塞尔意欲抓住霍夫曼斯塔尔的手臂一样，现象学中最为哲学家(jia)受用的“悬置”概念被摆放在显眼的位置。这时(shi)候(hou)哲学还(hai)没有和科(ke)学分离，或许这两者本(ben)就不该分离，被区分开就意味着要有高低之分，但观察(cha)者应该是纯粹的，胡塞尔一生都在努力(li)创造(zao)一种沉思的生活方式，然而(er)时(shi)代改变了，类(lei)似苏格拉底“神(shen)游症”般对理论的纯粹思考都卷入了生活问题，胡塞尔最终在晚年领悟到(dao)，理论必须克服抽象性，回(hui)到(dao)先验(yan)性。

现象学的悬置方法似乎并没有给思想的发展提供解决之道(dao)，反倒是留下了一个难题，让(rang)人(ren)们更怀念柏拉图借苏格拉底之口(kou)，将灵魂和身体进行分离的形而(er)上化，继而(er)让(rang)真正的观察(cha)者，也(ye)就是有悬置能力(li)的人(ren)在特定的练习地点出现。直至20世纪上半叶，西(xi)欧思想与古希(xi)腊最大的不同就是《道(dao)德(de)谱系》，尼采以伦理学导师的姿态(tai)让(rang)道(dao)德(de)的真实(shi)根源回(hui)归(gui)于(yu)怨恨，这不仅实(shi)现了对否定世界和生活的基本(ben)态(tai)度的划时(shi)代重组，也(ye)肯定了美(mei)德(de)的倾向。

《思想的假死》一书(shu)虽然用心理政治学的方式，将柏拉图主义的城(cheng)邦生活沿着谱系学的脉络纵向行进到(dao)当下，但斯洛特戴(dai)克最终不得不承认，具有悬置能力(li)的人(ren)的产生，并非有什么贵族非贵族的差异，也(ye)没有明确的节点来区分，观察(cha)者的产生与其载(zai)体文化的命运纠缠在了一起(qi)，所有努力(li)追求知识的生活方式都是值(zhi)得尊重的。

而(er)《蔑视大众》中，斯洛特戴(dai)克回(hui)归(gui)到(dao)“集体”的流动方向，纵横交叉地深(shen)挖奉承作为颠倒的蔑视所产生的遗传性疾病史，看(kan)公共领域如何被斗争和潮流所分裂。从霍布斯开始将大众臣民化，到(dao)斯宾诺莎发现了哲学意义上的大众，直至马克思的阶级论，大众的演变并非是某(mou)种进步，而(er)只是蔑视的结构性变化，尼采更是把“人(ren)群对其超越地平(ping)线的设施的一切(qie)蔑视变成(cheng)了物质以及抵抗的大众，以获得一种纠正的、增(zeng)效的蔑视”。走向主体性的大众似乎真的丧失了个性，最终在海德(de)格尔狡猾的“此在”中被持续(xu)观察(cha)着、蔑视着，哪怕这是为了转入非可蔑视性、转入激进的并且是高贵的生存做准(zhun)备。

拯救现代主义？

或许未(wei)必可行。斯洛特戴(dai)克一直是犀利的时(shi)代诊断者，而(er)非药剂师。他在《思想的假死》中已经表明了理论的假死走过古希(xi)腊和罗马时(shi)代，跳过基督教的中世纪后，已经走了样，费希(xi)特颠倒了活着的人(ren)和假死之人(ren)中间的关系，主体间性是一种游离状态(tai)，人(ren)成(cheng)了一种拥有知识的载(zai)体。在最后一章中，作者更是大声斥责谋杀假死状态(tai)的十名凶手——哪怕经典的批判方式被这位凶悍的德(de)国老人(ren)使用得游刃(ren)有余，诸多理论先驱在斯洛特戴(dai)克这里(li)都难逃(tao)其罪。

而(er)《蔑视大众》中仍然在积极走向现代化的大众已经步入了后现代，因为垂直与水(shui)平(ping)关系之间的冲(chong)突已然造(zao)成(cheng)了失败的事实(shi)，哲学家(jia)们只是在以自己的方式奉承社会，而(er)非挑衅社会症结。诊断以走入死胡同为终结，哲学家(jia)的哲学批判似乎根本(ben)不可能为社会带来行之有效的解决办法，方式和方法似乎都带有先天的缺陷，就连呼(hu)吁应当积极寻求真理的巴(ba)迪(di)欧，都被斯洛特戴(dai)克嘲笑着其理论适用范围的狭隘。

那么人(ren)类(lei)命运就再无出路了吗？德(de)国哲学家(jia)的严谨不容小觑，尽管在《思想的假死》中，作者在讨论伊始就将现代艺术中实(shi)践生活的复杂性，和古典时(shi)代与中世纪的体育宗(zong)教禁欲苦(ku)修排除(chu)在外，然而(er)行文中不时(shi)被引入的诗歌文学与艺术则被大肆颂扬着，卡夫卡预言了假死的必然回(hui)归(gui)，霍夫曼斯塔尔对诗人(ren)的身份定位让(rang)胡塞尔产生了精神(shen)上的共鸣，从而(er)坚定了自己的理论方法，保罗·瓦莱里(li)通过笔(bi)下的人(ren)物建立了内在观察(cha)者，并以此拥有了力(li)量，而(er)佩索阿——伟大的佩索阿用诗歌“成(cheng)功地表达了在忧郁的人(ren)非自愿的悬置和反传统的观察(cha)者自愿的审(shen)慎中的存在”，现代艺术体系更是可以消除(chu)封建情感的余孽(nie)，对艺术优秀(xiu)或卓越的鉴赏会在民主的环境中以执(zhi)行性和客观性的方式进行，就算大众沦(lun)为了无意识无差异的政治工具，艺术仍可以在尴尬和绝望中，成(cheng)为仅存的避难所。

结语

即便是大学中的讲(jiang)座，斯洛特戴(dai)克的哲学语言依旧显得诘屈聱牙(ya)，他的论述绝非基础性的，而(er)是将观者、读者的智识与自己并列，这种讲(jiang)述并非是自上而(er)下的强势灌输，而(er)更像是精英之间的哲思分享。然而(er)如球面(mian)一样完整光滑的论述并非毫无瑕疵，对古典主义的回(hui)溯可以看(kan)成(cheng)是一种礼(li)赞，也(ye)可以理解成(cheng)某(mou)种守旧，而(er)在他果断说出“哲学家(jia)们都是宁可做出臆断也(ye)不愿意阅读细节的人(ren)”之后，也(ye)用自身的话语验(yan)证着这种结论。

理论的假死和大众主体性的发展仍然没有跳脱开“全球化”这个虽有些过时(shi)但仍然时(shi)髦的话题。斯洛特戴(dai)克的知识绝对是丰厚的，他在随笔(bi)中不时(shi)闪现的文学造(zao)诣验(yan)证了学生时(shi)代接受到(dao)的教育成(cheng)果，对现代艺术的态(tai)度甚至比对同行更为宽容，然而(er)他对思想演变的接受程度却令人(ren)不敢恭维，就算几乎所有思想家(jia)都对走入后现代的现代性进行着无情的批判，但鲜少有人(ren)敢公开否认女权主义的存在——在这一点上斯洛特戴(dai)克的态(tai)度只能用“可爱”来形容，《思想的假死》一书(shu)最后，他直指(zhi)朱迪(di)斯·巴(ba)特勒的名字，甚至惊诧性别研究对无性别境界的摧毁。这位德(de)国老人(ren)是落伍的，却也(ye)带有一种先锋性：他对汉(han)娜·阿伦特的频繁(fan)引用确实(shi)是一种对女性学者的尊重和肯定，但这种认识却是建立在“天使无性别”的基础之上，或许作为连接人(ren)类(lei)与真理（上帝）的天使，本(ben)就无性别可言。

哲学家(jia)们总被诟病跳脱于(yu)真实(shi)生活之外，就像斯洛特戴(dai)克说的，他们如今(jin)更多的被留在了报告厅、实(shi)验(yan)室、图书(shu)馆和永远开不完的讨论会上，然而(er)这位如今(jin)七旬的老人(ren)仍然在劝(quan)说着我们，只要有不断攀登知识的决心，以学识、艺术与文学修养，还(hai)有思想作为实(shi)践的方法论，或许能够打破后形而(er)上的幻(huan)想，不仅清醒地重拾道(dao)德(de)，也(ye)可以让(rang)自己在人(ren)的普遍性境况中，变得更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