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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广州三城及重(zhong)要(yao)建筑位置示意图 南越王博物院供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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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广州修(xiu)城砖。2024年广州小马站(zhan)-流水井古城遗址出土 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供图 |
□ 李(li)灶新
壹
广州,秦汉时(shi)期称“番禺”,为南海郡治(zhi),亦是西汉南越国的都城。东汉时(shi)属交州,三国黄武五年(226年),孙权以交州面积太大不好管理,于是“分(fen)交州置广州”,广州由此得名。后又废(fei),复交州。永安七年(264年)复分(fen)交州置广州,广州之名一直沿用至今不改。
晋、南朝(chao)时(shi)期,广州一直是州(梁、陈两朝(chao)为都督府)、南海郡的治(zhi)所。隋时(shi)广州为总管府、南海郡治(zhi)。唐时(shi)广州为都督府(总管府)和岭南东道及岭南节(jie)度使府的治(zhi)地(di)。从晋至唐,广州城的规模不大,也未进行过大的扩展。到(dao)唐末天祐三年(906年),清海军节(jie)度使刘隐“以南城尚(shang)隘,凿平禺山以益之”,把广州城向南扩展,号新南城。后刘氏称帝,广州作为南汉都城兴王府的所在地(di)。
至宋代,广州城建进入历(li)史上(shang)最为重(zhong)要(yao)的发展阶段(duan),广州城的范围空(kong)前扩大,在唐代子(zi)城的基础上(shang)重(zhong)修(xiu)子(zi)城(中城),然后又在子(zi)城之东修(xiu)建东城,在子(zi)城之西修(xiu)筑西城,谓之宋代广州三城。明洪武十三年(1380年),永嘉(jia)侯朱亮祖“以旧城低隘,上(shang)请乃连三城为一”,并把广州城进一步向外扩展,从此,宋代广州三城旧址湮废(fei)。
如(ru)今,广州老(lao)城区中心已是高楼林立,关于宋代广州城的具(ju)体地(di)理位置和城市布(bu)局等已难逐一考证。过去,研究广州历(li)史地(di)理的徐(xu)俊鸣(ming)、曾昭璇等专家学者(zhe)曾根据文献史料,就宋代广州城的方位、范围勾勒出一个(ge)大致轮廓;自20世(shi)纪70年代以来,在配合广州城市建设中,不断有关于宋代广州三城遗迹的考古发现,具(ju)有重(zhong)要(yao)研究价值。
2024年12月27日,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在位于越秀区中山五路南侧、教(jiao)育路东侧的“小马站(zhan)-流水井”古城遗址公布(bu)最新考古发掘成果。此次发掘面积共(gong)2400平方米,现存堆积从汉代一直持续(xu)至晚清民国时(shi)期。在发掘区域东部揭露出东汉晚期、东晋、南朝(chao)及唐代广州城西城墙的一段(duan)及其附属设施。结合历(li)史文献和东汉墙体下更早时(shi)期的柱洞、灰坑等遗迹,东汉城墙应是交州刺史步骘于建安十五年(210年)在南越国时(shi)期建筑基础上(shang)重(zhong)建番禺城时(shi)修(xiu)筑的。据此,我们可基本确定,从汉至唐,广州城的西城墙其重(zhong)要(yao)一段(duan),位置均在于此。
广州,我国第一批24个(ge)历(li)史文化名城之一,拥有超过两千年建城史,其城市形态演变特别是城墙的变化发展,一直是城市考古研究的重(zhong)点。自南越国至明清时(shi)期,考古发现逐渐勾勒出广州古城的衍生轮廓,而城市中心始终位于今天的北京(jing)路一带,这一现象在世(shi)界(jie)城市建设史上(shang)极为罕(han)见。值得重(zhong)点提出的一个(ge)问题是,自汉代以来格局基本无改的“广州城”,何以在宋代开始大规模扩建东城和西城?此变局与历(li)史人物侬智高密切相关。北宋皇佑(you)四(si)年(1052年),傥犹州(今广西靖西)少数民族(zu)首领侬智高因受交趾国欺(qi)压,多次请求归附宋朝(chao)得不到(dao)接纳而举兵反宋,在攻(gong)占邕州后,沿西江一路东下,直逼广州城下,虽未攻(gong)陷,却使城西繁华(hua)蕃坊商业区遭受重(zhong)创。由于广州是宋朝(chao)最早设市舶司管理海外贸易的城市,也是宋朝(chao)财税收入的重(zhong)要(yao)来源地(di),朝(chao)廷与民间均意识到(dao)筑城护商之重(zhong)要(yao)性(xing),为保境(jing)安民,广州城开启了大规模扩建之路。
欲深入了解广州城墙变迁(qian),从相关历(li)史人物入手,是一种关键而生动的视角。
贰
任嚣(xiao),或(huo)主持修(xiu)建了最初的番禺城,又称“任嚣(xiao)城”。广州建城史,至少可追溯至公元前214年,秦定岭南,南海郡尉任嚣(xiao)主持修(xiu)建城垣,此乃广州建城之肇始。公元前207年,秦亡。公元前203年,赵佗拥旄(mao)岭南,建南越国。目(mu)前未发现确切的秦番禺城墙,但在广州市中心的南越国宫署遗址最下层却发现有秦代的水井和用木(mu)石构筑的护岸,以及云纹瓦当建筑构件等,可以得知南越国都城是在秦代番禺城的基础上(shang)建成的。南越国番禺城的南城墙或(huo)仅见于西湖路光明广场南越国木(mu)构水闸遗址的一部分(fen)。北城墙则(ze)应在今天越华(hua)路南侧,因2006年在此发现了南越国宫城的北城墙。
步骘,或(huo)是较早可知的建城之人。建安十五年,东吴(wu)孙权任命步骘为交州刺史。当他来南海郡,站(zhan)在赵佗王宫旧址之上(shang)远望,观番禺形势“负(fu)山带海,博敞渺目(mu),高则(ze)桑土,下则(ze)沃衍”,不由感叹“斯(si)诚海岛膏(gao)腴之地(di),宜为都邑”,于是请准于孙权,把交州治(zhi)所从广信(xin)(今广东封开)迁(qian)到(dao)番禺。建安二十二年(217年),“迁(qian)州番禺,筑立城郭”。
唐朝(chao)时(shi)“州城三重(zhong)”盛境(jing),则(ze)由鉴真和尚(shang)所目(mu)睹。《唐大和上(shang)东征传》有曰:“端州太守(shou)迎(ying)引送至广州,卢都督率(lu)诸道俗出迎(ying)城外……州城三重(zhong),都督执六纛,一纛一军,威严不异于天子(zi);紫绯满城,邑居(ju)逼侧。”鉴真和尚(shang)应是从如(ru)今天字码头登岸,往北穿过三道城门而得见“三重(zhong)”城景,即由南往北依次为罗城(又称外郭城)、子(zi)城及位于子(zi)城靠北处(chu)的牙(ya)城。胡三省(sheng)在《资治(zhi)通鉴注》“元和十四(si)年(819)”条就曾解释(shi):“凡大城谓之罗城,小城谓之子(zi)城。又有第三重(zhong)城以卫节(jie)度使居(ju)宅,谓之牙(ya)城。”
唐至五代,蕃坊盛炽,海丝复兴。而在朝(chao)代更迭与风云变幻中,广州城墙始终未历(li)大规模重(zhong)修(xiu)。直至北宋庆历(li)四(si)年(1044年),官方才终于“松口”,批准广州修(xiu)筑一座子(zi)城,以护卫府衙和官署附属建筑。“知曹(cao)州任中师请修(xiu)广州子(zi)城,仍请置巡海军两指挥,从之。景祐间,中师尝知广州,以州独有子(zi)城而废(fei)久不修(xiu),恐缓急无以御盗。于是,太常少卿魏(wei)瓘(guan)实知广州,遂城之,环(huan)五里。”
魏(wei)瓘(guan)修(xiu)城可谓及时(shi)。因子(zi)城竣工(gong)后不久,便迎(ying)来侬智高的进攻(gong)。他听(ting)说广州没有城墙,且生活富庶、商户云集——“可以鼓行剽(biao)掠,遂自邕州浮江而下,数日抵广州”,“城外蕃汉数万(wan)家悉为贼席卷而去”。动乱(luan)虽最终平息,子(zi)城未被攻(gong)破,但广州城西“百年生聚,异域珍(zhen)玩,扫地(di)无遗矣”。这一事件促使朝(chao)廷下定决心,修(xiu)筑东城与西城。
叁
宋代广州三城的地(di)理位置何在?据文献记载,宋代广州子(zi)城是在晚唐五代广州城的基础上(shang)重(zhong)修(xiu)而成。2000年在西湖路惠新西街和龙(long)藏街之间发掘的唐代城墙基址,呈南北走(zou)向,应为唐末刘岩扩建新南城时(shi)修(xiu)筑的广州城的西城墙,亦即宋代广州子(zi)城的西城墙。2024年“小马站(zhan)-流水井”古城遗址公布(bu)的最新考古发掘成果也显示,该(gai)区域东部应亦为从汉代至唐广州城的西城墙、宋代广州子(zi)城的西城墙。《海录(lu)碎事》云:“药洲,在广州朝(chao)天门外。南汉氏于兹种药。”可见药洲位于宋代子(zi)城西门外,是南汉时(shi)开凿而成的。药洲在今教(jiao)育路南方剧院北侧仍有遗迹保留。从文献记载可知,现吉祥路和教(jiao)育路一带在南汉时(shi)分(fen)别为玉液(ye)池(shi)和药洲,是一片较为宽阔(kuo)的园林水面,到(dao)宋代时(shi),这一带仍然是公共(gong)园林水面。宋代广州子(zi)城的西城墙就在这一片水域的东侧,即今天吉祥路东侧的华(hua)宁里一线。
子(zi)城的东界(jie)就在今天的旧仓巷西侧。2002年,在大塘街东侧的鸿晖大厦(sha)建设工(gong)地(di)考古发掘出一段(duan)宋代南北向的河堤(di)遗址。2005年在中山四(si)路和旧仓巷交汇处(chu)西侧的广州城投集团附楼建筑工(gong)地(di)又考古发现了一段(duan)南北走(zou)向的汉代至宋代重(zhong)叠的城墙基址。结合文献资料记载以及现存地(di)形地(di)貌综合考察,今旧仓巷、大塘街西侧一带就是宋代广州子(zi)城东城墙所在,其东侧则(ze)是子(zi)城东门外的清水濠的所在位置。
1996年在越华(hua)路银山大厦(sha)和1998年在银山大厦(sha)西侧发现的宋代东西向城墙基址,为确定宋代子(zi)城的北界(jie)提供一个(ge)准确的地(di)理坐标。这两次发现的宋代城墙均位于唐代广州城东城墙之东,横跨宋代清水濠之上(shang)而建,可知这两段(duan)城墙应是宋代广州东城的北城墙。据文献资料记载,宋代广州东城与子(zi)城是连合为一的,子(zi)城和东城的北城墙是连成一直线,因此,子(zi)城的北界(jie)亦即东城的北界(jie),其位置在今越华(hua)路南侧。
子(zi)城的南界(jie),由于到(dao)目(mu)前为止尚(shang)没有经考古发掘的城墙遗址发现,只能根据文献记载作推测。2002年在北京(jing)路广州百货大厦(sha)东门前发现宋代、明代和清代的古门楼建筑基址,发掘者(zhe)根据考古发掘的情况,考诸文献认为其为唐宋以来广州城内著名的双门古楼遗迹。双门古楼源于唐末刘隐凿平番、禺二山,叠石而建的双阙,上(shang)为谯(qiao)楼。随着宋代广州子(zi)城的南扩,改南汉双阙为双门,双门古楼成了子(zi)城内大都督府前的标志性(xing)建筑,由双门再往南才是子(zi)城的正(zheng)南门——镇安门(后改为镇南门)。2000年在西湖路光明广场发现的唐代南北走(zou)向的城墙基址,向南至惠福(fu)东路尚(shang)未尽,证明宋代广州子(zi)城的南界(jie)应逾过今惠福(fu)东路,但向南不会逾过明代广州城南护城河——玉带濠。结合此前在文德北路富春(chun)东方广场工(gong)地(di)考古发现东西走(zou)向的唐、五代城墙基址可推测,宋代子(zi)城的南界(jie)也就在今文明路、大南路一线的位置。
在此再略述此前对东城及西城四(si)至的初步认识。东城的西界(jie),根据郭棐《广东通志》记载:“(东城)西与子(zi)城行春(chun)门相接,是为东城合子(zi)城为一。”可知东城的西城墙即子(zi)城的东城墙。东城的北界(jie)如(ru)上(shang)述,亦即子(zi)城北界(jie)。东界(jie)或(huo)可推至今越秀北路一带,南界(jie)当在今天的文明路北侧一带。
西城的东界(jie),从子(zi)城与东城合二为一的情况来看,西城的东城墙或(huo)即子(zi)城的西城墙。但根据《永乐大典》所附的广州府、南海县、番禺县图来看(因为图中的广州城尚(shang)未把北面的越秀山纳入城内,可知图中所绘的广州城墙应是以洪武十三年连三城为一之前的广州地(di)形图为蓝本绘成,间接反映了宋元时(shi)期广州三城的基本布(bu)局),西城东城墙要(yao)比子(zi)城的北面向北伸出一段(duan)。此外,2000年在府前路北面,解放北路和连新路之间的恒(heng)鑫御园工(gong)地(di)进行考古勘探(tan)和试掘得知:该(gai)区域在汉晋至唐时(shi)期尚(shang)为少人居(ju)住的山岗河汊。而到(dao)宋代以后,原有的河汊地(di)已被填埋垫高,并在上(shang)面建有建筑遗迹,这一现象与宋代西城要(yao)比子(zi)城向北扩宽的情况是有密切关系(xi)的。
1996和1998年,在中山七路与人民北路交界(jie)处(chu)发掘出明代西城门的瓮(weng)城遗址,可推测西城的西界(jie)应在其东侧附近,这有待今后考古发现证实。2007年,在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磐(pan)松楼南侧工(gong)地(di)发掘出一段(duan)东西走(zou)向的宋至明代的城墙基址,可确定西城的西北界(jie)。至于其南界(jie),到(dao)目(mu)前为止尚(shang)未有任何关于这方面的考古发掘报道,只能根据文献资料记载作一些(xie)推测。据曾昭璇先生研究,“南界(jie)即和玉带濠相当。……”这一推论应该(gai)是可信(xin)的。
(作者(zhe)是南越王博物院副院长,研究馆(guan)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