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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社会(hui)及财(cai)富(fu)的增加，订立遗嘱、妥善安排身后事，成为越来越多人的选择。
在中国(guo)人民大(da)学民商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hui)副主任、《民法典》编纂参与者、立法专家(jia)杨立新看来，作为财(cai)富(fu)的拥有者，自然人通过订立遗嘱来处(chu)分(fen)自己(ji)的遗产，可以有效避免遗产继承人之间为分(fen)割遗产而发生争(zheng)议，促进(jin)社会(hui)的安定(ding)团结。
更重要的是，遗嘱关乎财(cai)富(fu)与爱(ai)的传承，是人们在世上最(zui)后也(ye)是最(zui)真实的心愿。
以下是新京报记者与杨立新的对话：
遗嘱有利于家(jia)庭和睦、社会(hui)安定(ding)
新京报：中国(guo)目前订立遗嘱的情况如何？
杨立新：受历史传统影(ying)响(xiang)，中国(guo)并没有很好(hao)的遗嘱继承制度。
在古代，继承制度是嫡长子继承制，排斥女性亲属的继承权；清末维新变法之后，《大(da)清民律草(cao)案》采用欧陆的继承法传统，建(jian)立继承制度，实现(xian)了继承制度的变革，在民国(guo)初期曾经(jing)准许(xu)参照适用，至(zhi)1930年《中华民国(guo)民法继承编》确立继承制度，认可遗嘱的效力，但(dan)是遗嘱制度也(ye)未被普遍采用，订立遗嘱处(chu)分(fen)自己(ji)遗产的人不够多。
1949年以来，由于整体上个人没有太多的财(cai)产，继承制度没有建(jian)立起来，遗产纠纷(fen)也(ye)不多，遗嘱没有被大(da)量采用。即使到了1985年制定(ding)了《继承法》，仍然很少有人订立遗嘱。
随着改(gai)革开放的不断(duan)深入，人们的财(cai)富(fu)不断(duan)增加，少数人积累了大(da)量财(cai)富(fu)，通过继承制度传承私人财(cai)富(fu)就(jiu)显得更为重要，遗嘱也(ye)逐(zhu)渐受到重视。
特别是经(jing)过中华遗嘱库、公证处(chu)等专门机构广泛宣传，更多人知道了遗嘱的重要价值(zhi)，因而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订立遗嘱。
事实上，普及遗嘱是政(zheng)府的责任，也(ye)是遗嘱行业从业者的任务，更是社会(hui)的责任。我们要让(rang)更多的人知道遗嘱对于传承财(cai)富(fu)的重要意义。
新京报：在中国(guo)，遗嘱是如何得到普及的？
杨立新：有关方面作出了很大(da)的努力，刚才提(ti)到的中华遗嘱库就(jiu)是如此——经(jing)过十几年的发展，中华遗嘱库的服务范围已经(jing)覆盖了国(guo)内的主要省份，对普及遗嘱作出了重要贡献。各地的公证机构也(ye)把(ba)遗嘱公证作为重要业务；信托(tuo)机构则开展遗嘱信托(tuo)，依照遗嘱保护继承人的权利开展工作。
新京报：订立遗嘱有什么意义？
杨立新：意义之一，就(jiu)是遗嘱人可以完(wan)全按照自己(ji)的意愿，自由分(fen)配自己(ji)的身后财(cai)产。如果遗嘱人过世、遗嘱有效，那么遗产就(jiu)会(hui)按照遗嘱来支配，即使是继承人，也(ye)必须遵守遗嘱的指定(ding)、遵循(xun)遗嘱人的意志，也(ye)因此，订立遗嘱可以避免继承人之间为分(fen)割遗产而发生争(zheng)议。纠纷(fen)减少，会(hui)促进(jin)社会(hui)的安定(ding)团结。
此外，订立遗嘱还可以促进(jin)家(jia)庭和睦。继承人大(da)多是遗嘱人的亲属，他们应当在遗嘱人健在时善尽孝道，赡养好(hao)老人，争(zheng)取遗嘱人的认可，获得继承遗产的资格。
遗嘱继承具有最(zui)高的效力
新京报：订立遗嘱的法律基础是什么？
杨立新：奋斗一生，人总(zong)会(hui)留下些许(xu)遗产，它是被继承人自己(ji)的财(cai)产，因此，被继承人生前享有完(wan)全的所有权，如何传承自己(ji)的财(cai)富(fu)，也(ye)由被继承人的意志支配。正因如此，在处(chu)理遗产时，遗嘱继承具有最(zui)高的效力——只要遗嘱人订立的遗嘱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ding)，符合(he)遗嘱形式(shi)要件的要求，遗产的处(chu)理就(jiu)应当依照遗嘱人的遗嘱进(jin)行。
新京报：《民法典》中关于遗嘱的条款是否还有完(wan)善的空间？
杨立新：《民法典》对于遗嘱的规定(ding)已经(jing)比较完(wan)善。
目前遗嘱的类型包括自书遗嘱、代书遗嘱、打(da)印遗嘱、录音录像遗嘱、口头遗嘱、公证遗嘱。其中，打(da)印遗嘱是《民法典》新增加的遗嘱形式(shi)，这也(ye)是顺应时代发展的结果。
绝大(da)多数国(guo)家(jia)不承认打(da)印遗嘱的效力，但(dan)在编纂《民法典》的过程中，我们积极努力，规定(ding)了打(da)印遗嘱的遗嘱形式(shi)。针对打(da)印遗嘱的真实性不易(yi)辨识的特点，《民法典》规定(ding)遗嘱人和遗嘱见(jian)证人都要在遗嘱的每一页上签名，最(zui)后一页也(ye)要有签名，并注(zhu)明订立遗嘱的时间，以此来保证打(da)印遗嘱是遗嘱人的真实意思(si)表(biao)示。
目前的关键问题是对于遗嘱效力的认定(ding)、遗产范围的规定(ding)等，这些都是司法的问题，最(zui)高人民法院应当对实践中的问题进(jin)行司法解释，统一裁判规则；政(zheng)府也(ye)应对遗嘱行业发展、遗产管理以及遗产管理人的培训(xun)、资格认证、管理办法等作出规定(ding)，使之规范发展。
我国(guo)遗嘱继承制度仍待完(wan)善
新京报：个人在进(jin)行遗产分(fen)配时，应该如何正确订立遗嘱？
杨立新：正确订立遗嘱，最(zui)重要的就(jiu)是保证遗嘱符合(he)法律规定(ding)。
第一，遗嘱实质内容(rong)不能违法，例如土地承包经(jing)营权——这个权利是以户为权利主体，个人不能处(chu)分(fen)，但(dan)是经(jing)营这个权利获得的利益可以通过遗嘱处(chu)分(fen)。
第二，遗嘱的形式(shi)要件要合(he)法，例如自书遗嘱，虽然自己(ji)写下来就(jiu)具有效力，但(dan)是必须亲笔签名、注(zhu)明年月(yue)日；代书遗嘱必须有遗嘱人和两个以上的见(jian)证人参加并签名。
自然人订立遗嘱时可以寻(xun)求专业帮助，例如中华遗嘱库、公证处(chu)、律师事务所等，保证遗嘱的效力。
新京报：数字资产日渐兴起，如虚拟货币等，遗嘱该如何对此作出保障？
杨立新：《民法典》在规定(ding)“遗产”时提(ti)到，遗产是自然人死(si)亡时遗留的个人合(he)法财(cai)产，这里当然包括数字资产，包括数据和网络虚拟财(cai)产。因此，自然人如果想通过遗嘱进(jin)行数字资产的财(cai)富(fu)传承，在法律上没有障碍(ai)。各级法院应当有所作为，通过适用《民法典》的规定(ding)，保护好(hao)遗嘱人通过遗嘱处(chu)分(fen)自己(ji)享有的数字资产的权利，保障数字财(cai)产的传承。
新京报：你如何评价目前中国(guo)的遗嘱工作情况？
杨立新：目前来看，中华遗嘱库的工作是很好(hao)的，他们提(ti)供专业的服务，譬如“密封遗嘱”——如果遗嘱人不愿意在世时被他人知道遗嘱内容(rong)，就(jiu)等到遗嘱人去世后再公布(bu)，避免引起家(jia)庭纠纷(fen)。
但(dan)从制度体系来看，我国(guo)的遗嘱制度是完(wan)善的，遗嘱继承制度则不完(wan)善，在立法上还有很大(da)空间。
例如《民法典》没有规定(ding)“后位继承制度”。
后位继承也(ye)叫次(ci)位继承或替代继承，是指被继承人订立遗嘱，让(rang)前位继承人先继承遗产，在遗嘱中确定(ding)的某种条件成就(jiu)或者期限到来时，再由后位继承人继承。在此之前，后位继承人只能根据遗嘱的内容(rong)享有期待权，但(dan)是，该遗产最(zui)终应当由后位继承人继承。例如，爷爷可以在遗嘱中规定(ding)孙子是后位继承人，儿子是前位继承人，儿子先管理遗产，15年后孙子作为后位继承人取得遗产的所有权。
《民法典》也(ye)没有规定(ding)“特留份制度”。
“特留份”是指被继承人在立遗嘱处(chu)分(fen)自己(ji)的遗产时，必须依法留给特定(ding)继承人、不得自由处(chu)分(fen)的遗产份额。遗嘱人如果非法处(chu)分(fen)特留份的，则相应部分(fen)的内容(rong)就(jiu)是无效的。
这些遗嘱继承制度的不完(wan)善，需要在司法实践中补(bu)充(chong)。
一方面，当事人主张后位继承或者特留份权利的，只要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ding)，就(jiu)应当认定(ding)遗嘱有效，尊重特留份权利人的权利；另一方面，遗嘱人在订立遗嘱时，应当为法定(ding)继承人保留必要的份额，防止法定(ding)继承人主张特留份而使遗嘱无效。新京报记者 左(zuo)琳
普及遗嘱是政(zheng)府的责任，也(ye)是遗嘱行业从业者的任务，更是社会(hui)的责任。我们要让(rang)更多的人知道遗嘱对于传承财(cai)富(fu)的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