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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要(yao)求(qiu)，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权益保护，强化未成年人犯罪预(yu)防和治理。近年来(lai)，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jian)督(du)机关和参(can)与未成年人司法保护全过程的政法机关，通(tong)过用足用好(hao)公益诉讼检察职能，积极维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守(shou)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chang)。然而，在(zai)“全民触网”时代(dai)下，网络新业态发展的多跨性、风险性、趋利性，给检察机关开展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公益诉讼带来(lai)了现实挑(tiao)战。
一、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公益诉讼面(mian)临的“五重”困境
一是(shi)公共利益标准不明。有观点认(ren)为，基于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或国家(jia)亲(qin)权理论，只要(yao)涉及(ji)多数未成年人权益的，都属(shu)于“公益”范畴。也有观点认(ren)为，对于未成年人公益诉讼所保护的公共利益之范围(wei)边界，应秉持有特定(ding)主体的法律观，聚焦不特定(ding)多数未成年人的利益。此外，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多以造成实际损害结(jie)果为前提，而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公益诉讼涉及(ji)个人信息保护、网络安全等新领域，为最大化保护未成年人利益，是(shi)否可以探索将网络侵害未成年人的潜在(zai)危险纳入公益诉讼范畴，前移(yi)预(yu)防端口，值得探讨。
二是(shi)因果关系认(ren)定(ding)较难。一些(xie)网络运营平台对不良信息筛查管理措施不力，部分(fen)网络产(chan)品和网络服务提供(gong)者故(gu)意规避法律相关规定(ding)，在(zai)未设置(zhi)时间、权限、消费等管理功能的情况下，提供(gong)诱导(dao)未成年人沉(chen)迷的产(chan)品和服务等，此种(zhong)生产(chan)端口和不良信息流入的无秩序状态容易(yi)造成未成年人网络权益遭受侵害，要(yao)在(zai)混同情形(xing)下溯源(yuan)公共利益受损的直接原因难度较大。
三是(shi)调查核实难度大。网络公益诉讼调查对象主要(yao)包(bao)括网络数据、即时信息、电子设备等，具(ju)有多样、即时、海量的特点，通(tong)常(chang)情况下跨平台、跨地域，甚(shen)至(zhi)跨国境。而当前检察机关办(ban)理网络公益诉讼案件的调查核实手段有限，除(chu)在(zai)证据可能灭失(shi)或者以后难以取得的情况下可以申请证据保全外，缺乏查封(feng)、扣押等强制性措施，容易(yi)造成证据变更、转移(yi)、损毁、灭失(shi)。
四是(shi)监(jian)管职责边界模糊。互联网案件普遍(bian)具(ju)有跨地域性，企业注册地、主要(yao)营业地、服务覆盖(gai)地以及(ji)侵权行为地、侵害结(jie)果地各自分(fen)离，检察机关开展公益诉讼常(chang)受行政监(jian)管属(shu)地原则限制，且涉及(ji)网信、公安、文旅、教育、出(chu)版、卫生健康、市(shi)场监(jian)督(du)管理等多部门(men)，范围(wei)广、领域多，各部门(men)间的职责界限有待进一步厘清(qing)。
五是(shi)侵权损害惩戒不足。因网络公益诉讼涉及(ji)未成年人人数众多，同一侵权行为可能造成不同损害结(jie)果。比如，向未成年人提供(gong)含有暴力、血腥、色情等不良信息的网络产(chan)品，可能造成未成年人心理偏差、行为模仿等，对心理受损严重的未成年人需要(yao)及(ji)时给予心理修复和行为矫治，目前针对上述(shu)问题尚缺乏统一认(ren)定(ding)标准，难以确定(ding)具(ju)体损失(shi)情况。实践中，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的请求(qiu)主要(yao)集中在(zai)停(ting)止侵害、排除(chu)妨害、消除(chu)危险、恢复名(ming)誉(yu)、赔礼(li)道歉(qian)等方面(mian)，这些(xie)对网络侵权责任主体的惩戒性明显不足。
二、提升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公益诉讼案件办(ban)理质效(xiao)的建议
一是(shi)采用“二分(fen)法”准确界定(ding)未成年人网络公共利益受损范围(wei)。对于未成年人网络权益的保护，不仅要(yao)重视补救已经受到损害的权益，更要(yao)关注可能受到损害的风险，防患于未然。一方面(mian)，民事公益诉讼的本(ben)质仍然是(shi)民事诉讼，检察机关作为公共利益代(dai)表人提起民事公益诉讼，虽享有原告(gao)权利，但并未打破原被告(gao)的平等诉讼地位，仍应遵(zun)循民事裁判原则。另(ling)一方面(mian)，行政公益诉讼的目的是(shi)促进行政机关全面(mian)依法履职，当行政机关怠(dai)于履职、消极履职使公共利益遭受侵害或存在(zai)损害风险，为避免公共利益遭受更大的实际损害，检察机关可积极履行预(yu)防性监(jian)督(du)之责。因此，可采取“二分(fen)法”从损害实害性、危险性两个维度，根据公益诉讼案件不同类型分(fen)别予以界定(ding)，即提起民事公益诉讼以未成年人公共利益受到实际损害为标准，提起行政公益诉讼以未成年人公共利益陷(xian)于损害危险为标准。
二是(shi)依据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确定(ding)责任归属(shu)。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是(shi)未成年人保护的基本(ben)遵(zun)循，破解公共利益损害责任认(ren)定(ding)难题，也应当从有利于更好(hao)维护未成年人公共利益的角度出(chu)发。鉴于网络技术的专业性、复杂性，检察机关要(yao)证明未成年人公共利益受损与网络运营平台、网络产(chan)品提供(gong)者的行为之间具(ju)有直接因果关系，常(chang)常(chang)面(mian)临着“以现有技术发展水平难以实现”的抗(kang)辩，在(zai)现有法律框架下采取举证责任倒置(zhi)也于法无据，但可以探索民事公益诉讼“优势证据”标准，以此降低检察机关证明难度，最大化实现保护公共利益的目的。就未成年人行政公益诉讼而言，针对网络监(jian)管职能交叉(cha)、多头管理的问题，可按照“确立+概括”原则，先从事项到部门(men)、从领域到部门(men)确定(ding)具(ju)体行政职能部门(men)；若(ruo)无法明确，再根据概括原则向上溯源(yuan)，将未成年人保护职责作为判断标准，也就是(shi)说，只要(yao)法律明确了行政机关具(ju)有未成年人保护职责，即便是(shi)未规定(ding)具(ju)体保护措施，也可以将其作为公益诉讼监(jian)督(du)对象。
三是(shi)从身份定(ding)位出(chu)发赋予检察机关一定(ding)的强制性调查核实权。公益诉讼中，检察机关既不能完(wan)全等同于普通(tong)原告(gao)，也不能完(wan)全脱(tuo)离原告(gao)身份行使法律监(jian)督(du)权。为充分(fen)体现“公共利益代(dai)表人”的身份属(shu)性，确保全面(mian)、客观收集公共利益受损的证据，从“法律监(jian)督(du)者”的身份定(ding)位出(chu)发，建议在(zai)初查立案阶段赋予检察机关查封(feng)、扣押等强制性调查核实权。同时，应当建立调查核实惩戒机制，对责任主体应当配合调查而拒不配合的，应明确要(yao)求(qiu)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如果违(wei)法主体故(gu)意隐瞒、转移(yi)证据或证据损毁、灭失(shi)后，经恢复不影响违(wei)法事实认(ren)定(ding)的，可视程度对其予以批(pi)评训诫、信用降级、行政处(chu)罚(fa)等；若(ruo)证据无法恢复，但损害后果持续存在(zai)的，可以降低证明标准，辅以其他证据直接认(ren)定(ding)违(wei)法主体的违(wei)法事实，确保公共利益及(ji)时止损。
四是(shi)借鉴域外经验引入网络侵权惩罚(fa)性损害赔偿。惩罚(fa)性损害赔偿具(ju)有补偿、惩罚(fa)、遏制等功能，该制度在(zai)域外被普遍(bian)采用。为解决当前未成年人网络权益保护中，责任追究虚化、惩罚(fa)弱(ruo)化的问题，可积极探索引入网络侵权惩罚(fa)性损害赔偿。一方面(mian)，规范惩罚(fa)性赔偿适用情形(xing)，明确侵权赔偿的标准和计算(suan)方式，将惩罚(fa)性赔偿作为检察机关提起涉网未成年人民事公益诉讼的一项重要(yao)请求(qiu)权，以此加大违(wei)法主体的行为成本(ben)。另(ling)一方面(mian)，建立完(wan)善惩罚(fa)性损害赔偿金监(jian)管机制，通(tong)过设立专门(men)账户、确定(ding)修复方式、监(jian)管使用情况等，促进受损未成年人公共利益的恢复保护，从而实现惩罚(fa)与修复的双重目的。
（来(lai)源(yuan)：检察日报，作者单位：重庆市(shi)人民检察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