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先生这一思考的意义非常深远。最近一二十(shi)年，学者就此(ci)展开了多角度的研究。如经(jing)济史对白银(yin)问题的系列研究、张显清对明代后期社会转型的讨论、商传教授对晚明“人文主义”的讨论等，又有刘志(zhi)伟教授基于对基层社会的研究，提出(chu)“明代社会转型的一个(ge)重要表现，是基层社会的支(zhi)配权力由地方豪强(qiang)转变为士绅阶层”，王剑教授则从(cong)上层政治(zhi)的维度，讨论密疏的非常制参与政治(zhi)转型等，这些学者的研究回应了朱先生原有的设(she)想。

接下来，李伯重先生就商业革命、商业信息与社会转型的关系展开讨论。李伯重先生认为，讨论社会转型问题需要参考一些成功的例子(zi)，从(cong)西欧的发展史看，商业革命这个(ge)深刻(ke)的变化，是工(gong)业革命发生的前提和(he)基础。商业革命对社会转型有什么作用呢？美国国父富兰(lan)克林曾说，“以为我们仅仅是为了我们本身，或我们各自的国家(jia)而(er)生存(cun)，那是愚蠢的妄想。全智的造物主已(yi)经(jing)命定在他的全部创造中，都贯穿着(zhe)互相(xiang)依赖(lai)的关系”。人与人的相(xiang)互依赖(lai)要通过各种手段实现，其中最为深刻(ke)的手段是市场，市场形成的依赖(lai)是使(shi)社会发生紧密联系最重要的途径。

商业革命主要通过商人的求利之心(xin)实现，中国人很早就认识(shi)到了这一点。在《史记·货(huo)殖列传》中，司(si)马迁引用汉代早期的民间谚语，“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唐朝元稹的《估客乐》也(ye)说“估客无往著，有利身则行……求珠(zhu)驾沧海，采珠(zhu)上荆衡。北买党项(xiang)马，西擒吐蕃鹦。炎州布火浣，蜀地锦织成。越婢脂肉滑，奚童(tong)眉眼明”。可见商人为了利益，可以冒着(zhe)一切(qie)风险(xian)，走遍世界，这是其他行当做不到的。

商人走遍全世界最重要的依凭是商业信息。商业信息包括价格、时间、数量、需求总量等交易的信息，也(ye)包括物产、商品(pin)、获取方式等关于商品(pin)供求基本情况的信息。李伯重先生将明代以前的信息传播方式分为口头、书信、邮驿、邸报四种。首(shou)先是口头信息，古时叫葫芦语、锁(suo)子(zi)语、练语，宋朝叫市井隐语，又叫江湖行话。唐朝李义山曾说诸行市语“会不得”“难理会”，这是民间为了不使(shi)商业情报外泄而(er)发展出(chu)来的商业情报表述(shu)方式。口头信息交流的场所往往是茶馆(guan)（茶坊）。宋朝的茶馆(guan)中，有很多商人在此(ci)进行信息交换，如《东京梦华录》卷(juan)二“潘楼东街巷”条记载：“茶坊每五更点灯，博易买卖衣服图画花环领抹之类，至晓即散, 谓之‘鬼市子(zi)’”。

其二是书信。在古代，书信可以通过专人递送，但成本很高，《红楼梦》第120回说“贾(jia)政仍旧(jiu)写家(jia)书，便把这事写上，劝谕合家(jia)不必想念了。写完封好，即着(zhe)家(jia)人回去”，可见到了清代，书信仍会通过专人递送，这是顶(ding)级的富贵人家(jia)才能采用的方式，一般(ban)的商人无法(fa)负担。普通人递送书信，主要通过路过的商客、僧(seng)人等代送，唐李朝威小说《柳毅传》、元尚仲贤杂(za)剧《柳毅传书》中讲到的“柳毅传书”的故(gu)事便是如此(ci)。

不过，托路人送信可靠性不高，更为正式的信件会通过政府邮驿系统寄送。中国的邮驿系统早在春秋战国时已(yi)经(jing)出(chu)现，汉代邮驿继承秦朝制度，统一名称为“驿”。到了唐代，全国设(she)驿1639所，遇有紧急公文，通信使(shi)者朝夕可行三百(bai)余里(li)。宋朝的邮驿系统从(cong)民夫充任驿卒改为士兵担任，增设(she)“急递铺(pu)”，设(she)金牌、银(yin)牌、铜牌三种，金牌一昼夜行五百(bai)里(li)，银(yin)牌四百(bai)里(li)，铜牌三百(bai)里(li)。元代疆域扩大，仅在国内就有驿站1496处(chu)，并将邮驿改称为驿站。

杜牧《过华清宫绝句》写道(dao)“一骑(qi)红尘妃子(zi)笑(xiao)，无人知是荔枝来”，杨贵妃喜欢吃的荔枝要从(cong)南方运(yun)来，严耕望推考了荔枝由涪州到长安驿传的具体路线，将之命名为“天宝荔枝道(dao)”。自四川到长安路途遥远，还要经(jing)过难行的水道(dao)，但仍能在送达时保持荔枝的新鲜，可见唐朝时期邮驿系统之高效。虽然邮驿系统由政府经(jing)营并为政府服务，但是官员的私人信件也(ye)可以通过官驿传递，在一些情况下，与官府或官员有关系的商人也(ye)能通过这个(ge)系统传送商业信件。

比(bi)起需要使(shi)用马匹(pi)的邮驿系统，步行传递信息的方式更为简易。《旧(jiu)五代史·僭伪列传一·杨行密传》记载唐末庐州人杨行密可以“日行三百(bai)里(li)”，这虽然有夸张成分，但步行确实是唐人使(shi)用的传信手段之一。北宋民间出(chu)现了急行传递书信的人，称作“急脚”“急足”或“急脚子(zi)”，《水浒传》中就记载了“急足”：“原来这戴院长有一等惊人的道(dao)术(shu)，但出(chu)路时，赍书飞报紧急军情事，把两个(ge)甲马拴在两只腿上，作起神行法(fa)来，一日能行五百(bai)里(li)。把四个(ge)甲马拴在腿上，便一日能行八百(bai)里(li)。因此(ci)人都称做神行太保戴宗。”除此(ci)之外，信鸽也(ye)可以传递信息。据五代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记载，唐初诗人张九龄(ling)就曾豢(huan)养信鸽传信。

公开发表的邸报也(ye)是重要的信息传播媒介。邸报又名邸抄（邸钞）、朝报、条报、杂(za)报，作为政府公报，邸报的发布受朝廷的严密控制，其中有许多不得公开的消息。但对于商人而(er)言，售卖邸报已(yi)经(jing)成为一种商机，故(gu)泄露邸报的行为屡(lu)禁不止，《西湖老人繁胜录》所载南京临安的“诸行市” 中，就有“卖朝报”一行。为此(ci)，宋朝政府进行改革，在删去禁止内容后，由商人发布邸报的“定本”。但这样一来，“定本”邸报的内容多受限禁，审(shen)查制度又造成出(chu)版时间上的稽延，使(shi)得邸报不能满足人们对新闻的需求。自北宋后期开始，就有人假冒“朝报”的形式，私自发行报纸。到了南宋，私营的“小报”十(shi)分流行。尽管政府三令(ling)五申，措施严厉，却始终未能将小报禁绝。

到了明清时期，商业信息供求关系发生了变化，一方面，随着(zhe)市场的逐步扩张，明清商业规模与商业运(yun)作方式比(bi)宋朝有很大的进步，对各地商品(pin)和(he)商业信息的需求增加；另一方面，传媒业和(he)作为传媒物质(zhi)手段的印刷业皆有所发展，扩大了商业信息的供给。

明清时期，官营通讯系统与官营邸报信息的传播手段皆有扩展。明代海上交通日渐发达，在沿袭(xi)旧(jiu)有邮驿系统之余，还开辟了海上邮驿。在此(ci)基础上，清朝的控制范围和(he)实际控制深度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个(ge)朝代，清初有官办驿站1600余处(chu)，驿卒七万余名，驿马四万多匹(pi)，归兵部主管。明清时期的邸报也(ye)与前代不同。明代改宋代的进奏院为通政司(si)，由朝廷直(zhi)接向全国各级官吏统一发布，取消了中间环节，送报由驿站负责，每五日集中起来送一次，下至县官一级都能看到，地方得以及时知晓朝廷大事。

邸报登载的内容包括全国的重要人事任免命令(ling)、豁免灾(zai)区赋税的命令(ling)、皇帝的恩(en)赐、皇帝的重要行动、对特殊功勋的奖赏(shang)、外番使(shi)节的觐见、各处(chu)的进贡礼物等，以及老年人瑞、违法(fa)失职的官吏处(chu)分，乃至奸淫案件等全国的特殊事故(gu)。在战争时期，军事上的胜利、叛乱的镇压也(ye)登在邸抄上。《红楼梦》第99回写贾(jia)政在江西粮道(dao)衙门，见到“桌上堆(dui)着(zhe)许多邸报”，其中就有薛蟠行凶杀人的案情报道(dao)，下面还注着(zhe)“此(ci)稿未完”，因为怕(pa)“牵连(lian)着(zhe)自己，好不放心(xin)，即将下一本开看，偏又不是，只好翻来覆去，将报看完，终没有接这一本的”。借助邸报，各地官员能够掌(zhang)握全国发生的重要事件，而(er)对于商人来说，邸报登载的灾(zai)荒、兵乱、官员任免等重大事件皆蕴藏(cang)商机。

邸报

此(ci)外，明清时期，商业信息还有不少新的来源。中国的国家(jia)物价报告制度在明清时期达到了非常完备的程(cheng)度，清朝政府还颁布了很多具有工(gong)作手册性质(zhi)的“则例”，其中也(ye)有关于商业的信息，如乾(qian)隆《物料价值则例》是中国历史上最大、最系统的全国物料价格和(he)收(shou)入(ru)数据库(ku)，清代的商人们都可以看到。除此(ci)之外，民间还有“价格谱”等记载各地物价的资料，商人可以据此(ci)接触到丰(feng)富的商业信息。

价格谱

李伯重先生将明清商业传播方式的发展和(he)创新归纳为商帮内部信息交流、会馆(guan)与公所、民营报纸和(he)民营邮政机构(gou)四点。商帮内部的信息交流方式主要有二，一则如晋商的大型商号，实行联号制，总号设(she)在山西原籍(ji)，并在外地重要城市广设(she)分号，分号与总号之间进行频繁的信息交流；其二如徽商，主要通过宗族纽带来收(shou)集商业情报。会馆(guan)也(ye)是商业信息交换与联络商人的重要场所。明清时期会馆(guan)增加十(shi)分迅速。到了清代中期，已(yi)遍及全国主要城市甚至若干市镇。众多的独立经(jing)营的中小商人多借助会馆(guan)进行商业信息交流。此(ci)外还有公所，公所与会馆(guan)原可通用。会馆(guan)主要是以地区命名，公所则绝大多数是以行业命名，或以含行业的字义命名，较之会馆(guan)具有更强(qiang)的行业性。

不过，最大的商业信息传播渠道(dao)还是报纸。宋代“小报”和(he)明清“京报”都是非官方的民办的报纸，但宋代“小报”是民间私自印发的，没有专门从(cong)业人员，而(er)明清时期的民间报纸已(yi)有专业的采编人员。“京报”是在京民间报纸的统称，“京报”报房出(chu)现于明代，兴盛于清代，是我国古代最早的专业新闻机构(gou)。报房的大量出(chu)现，使(shi)“京报”的印刷发行量大大增加。加之明清时期活字印刷术(shu)开始用于报纸印刷，使(shi)得信息传播更为便捷，报刊的印刷量也(ye)大幅增加。京报的总发行数字在手抄报纸的“白本报房”时期只有数百(bai)本，实行刻(ke)印以后销数激增，最多的时候估计(ji)在一万份左右。此(ci)外，报纸大量刻(ke)印后，价格大大下降，到了清朝末年，民办报房京报的订户已(yi)经(jing)不限于诗礼簪缨之家(jia)。

此(ci)外，外省人士也(ye)可订购京报，通过送报人拿(na)取报纸。送报人为了维持生活和(he)长途跋涉的各项(xiang)开销，除送报外，一般(ban)还兼营代捎书信、代寄包裹、代购物件、代送银(yin)两等副业，由此(ci)，明清时期私人送信的方式也(ye)进一步发展。上述(shu)在向外省发行报纸的同时捎带民间信件的形式，是北京地区民信局的雏形。除了报房外，北京还有一些票号、钱庄捎带信件，会馆(guan)、商行也(ye)可代收(shou)发信。如《尊行日记》记载“李宪荣士台，住(zhu)福建建宁县北乡巧洋。如有信可寄至杭州生[漆行]，有建宁卖漆客，即可寄信；或往苏州到邵武(wu)会馆(guan)可寄信至[建]宁。李系壬申举人”。各个(ge)城市还有职业送信人，另有湖北麻城人经(jing)营的“麻乡约”商行专门替人传递信息。

专门为民间传递信件的民营邮政机构(gou)“民信局”大概从(cong)明朝中期开始出(chu)现，自东南沿海经(jing)济比(bi)较发达的地区逐渐延伸到内地，到19世纪逐渐成熟(shu)。例如北京的民信局有各自的业务活动区域，其中全盛泰专寄江浙、两湖、四川、云贵等地信件，三义成递送天津、保定等周边地区信件，三盛信局则向东北投送邮件。一些民信局除了在北京设(she)立总局，还在其他城市设(she)置分号，各分号下面还可以有代理店，使(shi)民信局的业务范围进一步扩大。此(ci)外，随着(zhe)东南沿海侨居海外人口的日益增多，出(chu)现了专门办理华侨同国内亲属通信与汇兑的侨批(pi)局。

清代民信局红条封

明清时期，民间信息的传递效率比(bi)政府高很多，据姚(yao)廷遴(lin)《历年记》，明清易代之际，他是通过友人带来的“小报”得知北京的消息。到了清朝，民间系统传播信息更快，信件传递的速度关系着(zhe)寄信的费(fei)用。一则道(dao)光廿四年5月26日北京与苏州票号之间的急信“委托天成局专送，限6月10日午时到，脚价纹银(yin)26两，早1天加2两，过午时罚2两，若逾至11日则罚4两”，北京与苏州相(xiang)距1379公里(li)，急信在半个(ge)月内即可送达，相(xiang)应的费(fei)用也(ye)较高。

李伯重先生还借助彭凯翔教授对清代粮食市场的研究说明了当时信息的传播效率。清代最大规模的贸(mao)易是粮食贸(mao)易，商人需在最短时间内将粮食从(cong)产地运(yun)往销售地，以争取更大的利润(run)空间。苏州与安庆(qing)相(xiang)距1300里(li)，安庆(qing)与武(wu)昌相(xiang)距864里(li)，但根据彭教授的研究，三地在18世纪中后期的粮价波动趋(qu)势(shi)趋(qu)同，这便是商人掌(zhang)握商业信息后、迅速向各地运(yun)输粮食使(shi)然。

彭凯翔教授统计(ji)三地粮价

总而(er)言之，明清时期的信息传播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这既是全国市场发展的结果，也(ye)是全国市场发展的原因，李伯重先生将其称为“信息传播方式的革命”。

李伯重先生进一步指出(chu)， “信息传播方式的革命”是造成明朝后期社会变化的重要原因。商业信息传播可以带来全国性的大集会，如崇祯年间至明末，复社举办了多次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大规模集会。如崇祯六年的虎丘大会，据《复社纪略》，“先期传单四出(chu)，至日，山左、江右、晋、楚、闽、浙，以舟车至者数千余人。大雄宝殿不能容……观者甚众无不诧叹，以为三百(bai)年来，从(cong)未有此(ci)也(ye)”。到崇祯十(shi)四年张溥去世时，集会规模更大，杜登春《社事始末》称“海内会葬者万人”，集会的信息能传播得如此(ci)之广，依托的正是商人群体的全国性活动。此(ci)外，复社成员交游地域广泛，《社事始末》称复社成员“壮游千里(li)不赍粮”，可见广泛的交游活动背后是旅店、交通等商业设(she)施的完善(shan)。

信息的传播与交流对社会转型起到了怎样的作用？费(fei)尔普斯（Edmund Phelps）在《大繁荣》（Mass Flourishing）中提出(chu)：“一个(ge)人如果经(jing)常去了解他所在的社会或今天的全球经(jing)济中产生的新思想，他产生新创意的能力也(ye)会大幅提高。”霍伊勒（Fred Hoyle）也(ye)曾指出(chu)：“当你(ni)生活在一个(ge)社团中时，社团的风俗习(xi)惯会严格地制约你(ni)，使(shi)你(ni)很难有破坏性的想法(fa)。只有外部的旁观者才能灌(guan)输危险(xian)的思想。”商业信息的传播，使(shi)得全国精(jing)英阶层得以经(jing)常交流、思想碰撞，从(cong)而(er)产生了明朝末年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思想繁荣时期。

朱维铮先生著有《利玛窦与李卓吾》一文，指出(chu)李贽通过利玛窦了解到很多中国以外世界的想法(fa)。李贽对利玛窦评价很高：“承问及利西泰。西泰，大西洋人也(ye)，到中国十(shi)万余里(li)……是一极标致人，内甚玲珑，外甚朴(pu)实。吾所见未有其比(bi)。”李珺平进一步考证(zheng)了李贽与利玛窦的交流，称利玛窦带来的“上帝面前人人平等”、“人人都是上帝子(zi)民”等观点对李贽改订《易因》影响极大。思想的交流在很大程(cheng)度上也(ye)要依托商业信息的传播。经(jing)济发展、商业信息流通的加速，带来了思想交流，推动了社会转型。

既然如此(ci)，中国为什么没有从(cong)晚明开始“走出(chu)中世纪”？李伯重先生指出(chu)，社会转型不仅仅通过经(jing)济因素来实现。吉登斯（Anthony Giddens）提出(chu)“社会转型三大因素”，即文化因素、经(jing)济因素、政治(zhi)因素。中国的“走出(chu)中世纪”在清代趋(qu)于停滞(zhi)，很大程(cheng)度上是政治(zhi)对人的压制的结果。

在评议环节，主持人高晞(xi)教授发言称，李伯重先生的演讲清晰(xi)易懂，引人入(ru)胜，对之触动最大的是讲座末尾对“社会交往促进思想的诞生”的讨论。评议人王振忠(zhong)教授总结道(dao)，李伯重先生是学术(shu)大家(jia)，视野开阔，不仅对明清时期的经(jing)济、社会有多方面探讨，对于唐宋时代的历史问题也(ye)做过精(jing)深的研究，并关注同时代西方历史的发展，将中国和(he)欧洲历史传播加以比(bi)较，能够上下千百(bai)年，结合政治(zhi)、文化、经(jing)济史探讨，令(ling)人佩服。其所讲述(shu)的商业传播方式在明清时期的重大变化的确具有创新意义。王振忠(zhong)教授曾研究过一位清代前期的盐商，此(ci)人在家(jia)书中提到要将十(shi)几本《京报》寄给家(jia)人，近代以后，也(ye)有很多在上海的徽州盐商将读过的《申报》《新闻报》寄回家(jia)中，这都涉及商业信息的传播。王振忠(zhong)教授提出(chu)了“明清时期社会转型的主要标志(zhi)有哪些？”“其中与商业信息传播关系最为密切(qie)的是哪个(ge)？”两个(ge)问题，请李伯重先生指教。

李伯重先生回应称，晚明是社会转型的开端，商业信息传播起到最重要的作用是推动全国市场的形成，使(shi)得横跨(kua)三十(shi)多个(ge)经(jing)纬度的资源可以整体调度。从(cong)明朝开始，中国的白银(yin)和(he)铜半数来自西南地区，到了清朝，人口不断增加，资源需求不断扩大，其中最重要的资源如木材、金石等，在中国东部非常缺乏(fa)，如果没有这样的经(jing)济网络，清朝很难解决明朝后期遇到的困境。西南部的资源送到东部后，推动了东部经(jing)济的发展，东部又通过进行对外贸(mao)易，流入(ru)了大量白银(yin)，使(shi)得国内有了可靠的货(huo)币流通，成为清代“长十(shi)八世纪”经(jing)济繁荣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