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年，竺(du)可(ke)桢从哈佛学成归国(guo)。1920年受聘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并开(kai)设了地质学、地文学（自然地理学）和气象学等课程。为了高质量地完成教(jiao)学任务，竺(du)可(ke)桢撰写了气象学讲(jiang)义。

当(dang)知识要在课堂上讲(jiang)授出来时，概念的明晰化就(jiu)势在必行。所以，《气象学》讲(jiang)义中的第六章《风》这(zhe)一部分的第三节《风之(zhi)种类》，竺(du)可(ke)桢便将我(wo)们现在界定为的信风，即在低空从副热带高压带吹向(xiang)赤道低气压带的风明确(que)称(cheng)之(zhi)为信风了。其将因海陆热力分布不均所产生的风，则称(cheng)之(zhi)为季风。“冬季之(zhi)风应自大陆而趋海洋，夏季之(zhi)风则应自海洋而趋大陆，此等风名为季风（monsoon），因其风向(xiang)视季候为转易也。”此论清楚(chu)明了，季风之(zhi)名从此使用至今(jin)。

名称(cheng)虽定，但当(dang)时对于季风还缺乏足够的研究。

1922年，竺(du)可(ke)桢在《南京之(zhi)气候》的演讲(jiang)中再次提及中国(guo)的季风气候，并对之(zhi)有了更进(jin)一步的认识。他在解释南京与(yu)杭(hang)州、天津降雨量多(duo)寡和雨期早晚差异(yi)问题时，将之(zhi)归结为“季风之(zhi)影响”。季风由(you)南向(xiang)北的推进(jin)过程在这(zhe)篇文章中被揭(jie)示出来，同时文章认为先受东南季风影响的地区雨期更早，反之(zhi)则晚。

但囿于当(dang)时气象站台的缺失，气象数据(ju)的匮乏，想要进(jin)一步呈现中国(guo)气流的具体运(yun)行情(qing)况还需时日。

到了1933年得益(yi)于各地气象台的建立，中国(guo)气流运(yun)行的具体情(qing)形(xing)可(ke)以被准确(que)表达出来，我(wo)们对于季风的认识也提高到了一个新的水平。当(dang)年竺(du)可(ke)桢在第五届太平洋科学会议上宣读了《中国(guo)气流之(zhi)运(yun)行》一文，这(zhe)是我(wo)国(guo)最早关于东亚大气环流的研究工作。他通过利用民国(guo)十七年（1928年）至二十一年（1932年）中国(guo)内(nei)地五十处，东三省三处和新疆二处观测点观察所得的地面风向(xiang)数据(ju)，绘制了1月、4月、7月、9月中国(guo)各地最多(duo)风向(xiang)的分布图(tu)，进(jin)而分析一年内(nei)四(si)个典型(xing)月份的东亚气流运(yun)行情(qing)况。而且该文从机制上认识到影响我(wo)国(guo)各季节气流运(yun)行和季风的因子。陆地上的西伯利亚高压和印度低压，位于海上的北太平洋高压和亚罗森低压（阿留(liu)申低压）在冬夏两季共同促(cu)成了气流的运(yun)动以及季风的出现。这(zhe)一发现对于季风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仅仅一年后，1934年9月在《地理学报》创(chuang)刊号上的第一篇论文即是竺(du)可(ke)桢的《东南季风与(yu)中国(guo)之(zhi)雨量》。此文被气象学家(jia)陶诗言院士认为是“我(wo)国(guo)有关季风研究的经典著(zhu)作，为以后的我(wo)国(guo)季风研究和长期天气预(yu)报研究提供了基础(chu)”。

《地理学报》创(chuang)刊号目录

该论文之(zhi)所以如此成功，除了竺(du)可(ke)桢卓越的科学研究能(neng)力，其实还有赖于他深厚的古代文学功底。

竺(du)可(ke)桢在找寻中国(guo)古代对季风认知的文献记录时，发掘了苏轼《舶(bo)䑲风》一诗。其中有“三时已断黄梅雨，万里(li)初来舶(bo)䑲风”一句，该句引中有解释道“吴中梅雨既过，飒(li)然清风弥月，岁岁如此，湖人谓之(zhi)舶(bo)䑲风”。这(zhe)里(li)的舶(bo)䑲风就(jiu)是夏至后的东南季风。顺(shun)着此线索，竺(du)可(ke)桢还发现了古人多(duo)有“舶(bo)䑲风，主水退，兼旱”的记载。正(zheng)所谓“舶(bo)䑲风云起，旱魃深欢喜”。为了解释这(zhe)种说法，竺(du)可(ke)桢发现随着时间变化，东南季风的渐次北进(jin)现象。当(dang)东南季风强势扫过长江流域，前锋抵达黄河流域时，雨带也就(jiu)随之(zhi)来到华北，长江流域开(kai)始晴朗起来。这(zhe)就(jiu)是为什么东南季风，即舶(bo)䑲风到来后，长江流域天气变得干燥的原因。

此机制得到揭(jie)示后，再从长时段舶(bo)䑲风强弱变化角度观察，竺(du)可(ke)桢发现历年长江流域的雨量多(duo)寡与(yu)舶(bo)䑲风的强弱有着密切关系。“东南季风强，则长驱直达华北，……华北雨量丰沛(pei)，长江流域干旱。东南季风弱，则一至长江流域，其势已成强弩之(zhi)末，……长江流域受雨泽之(zhi)赐，而华北乃干旱矣”。这(zhe)个观点虽然在现在是人所共知的事(shi)实，但在90年前乃是一个揭(jie)示中国(guo)季风气候特征的创(chuang)见。

从1916年竺(du)可(ke)桢首篇论文谈及季风到1934年对中国(guo)季风气候有了系统性的研究，竺(du)可(ke)桢的季风研究走过了近二十载岁月。这(zhe)期间，为了能(neng)够更深入、更方(fang)便地探究以季风为代表的中国(guo)气候，竺(du)可(ke)桢还做了大量基础(chu)性的工作。

气象台与(yu)气象所

没有自己的气象台，中国(guo)气候研究便无从谈起。

早在1916年初的那篇《中国(guo)之(zhi)雨量及风暴说》中，竺(du)可(ke)桢就(jiu)谈及了建设气象台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因为气象分析与(yu)研究必须建立在气象观测数据(ju)的基础(chu)上，否则如空中楼(lou)阁，没有根基。当(dang)年的论文中，竺(du)可(ke)桢所利用的不同季节季风的风向(xiang)数据(ju)，还是来自外国(guo)人在中国(guo)海关下设的观测所。中国(guo)当(dang)时仅有寥寥数个属于自己的气象台站，并不能(neng)满足研究所需。所以，在文章的结尾，竺(du)可(ke)桢便大声疾呼“政府能(neng)遍设气象台于全国(guo)，加以数十年之(zhi)看(kan)护观测，然后全国(guo)之(zhi)雨量风暴，始能(neng)明了如指掌”。

但当(dang)时身(shen)处美国(guo)还是博士生的竺(du)可(ke)桢还没有机会亲自践(jian)行气象台的建设。

1921年8月，回归数年后竺(du)可(ke)桢又在《东方(fang)杂(za)志》上发表《论我(wo)国(guo)应多(duo)设气象站》一文，认为当(dang)时气象台的数量太小，与(yu)我(wo)国(guo)广阔领土不相(xiang)匹(pi)配，应大力建设气象台。“美国(guo)面积亚于我(wo)国(guo)，而有气象台二百余，……日本面积仅当(dang)我(wo)国(guo)十七分之(zhi)一，而气象台之(zhi)数乃多(duo)至五十六。反观我(wo)国(guo)，则除中央气象台外，惟南通张季直先生所设之(zhi)军山气象台而已。苟以欧美日本为先例，则我(wo)国(guo)至少须有气象台百所。”

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1921年竺(du)可(ke)桢以东南大学地学系主任的身(shen)份，建立了附属于大学的南京气象测候站，并亲自指导学生参与(yu)观测。从当(dang)年秋季起，开(kai)始每日不间断观测气压、温度、雨量和风力、风向(xiang)等，并每月定期出版(ban)《南京气象报告》。1922年，竺(du)可(ke)桢又参与(yu)国(guo)家(jia)收回青岛(dao)观象台主权的事(shi)宜之(zhi)中，为成功接收青岛(dao)气象台做出了重要贡献。青岛(dao)气象台成为当(dang)时归属我(wo)国(guo)为数不多(duo)的设备完备的气象台站。1928年，在竺(du)可(ke)桢的倡(chang)议和交涉下，选取了南京城钦天山北极(ji)阁建立综合性的气象台，并于当(dang)年10月1日起正(zheng)式观测。至1934年竺(du)可(ke)桢写下研究中国(guo)季风的重要论文时，在他的领导下已经创(chuang)办了上海测候所（1933年1月）、峨眉山测候所（1932年8月）、泰山测候所（1932年8月）和肃州（酒泉）测候所（1934年7月），同时接管了北平测候所（1929年6月）。

南京城钦天山北极(ji)阁

当(dang)本国(guo)研究气象的学者能(neng)够顺(shun)利方(fang)便地使用上本国(guo)气象台数据(ju)，中国(guo)的季风研究才能(neng)有长足的进(jin)步。

在竺(du)可(ke)桢1933年宣读的《中国(guo)气流之(zhi)运(yun)行》一文中，他便利用了南京1929-1931年和青岛(dao)1924-1929年测得的逐月风速来展示一年中季风风力的变化特征。在研究季风的重要一文《东南季风与(yu)中国(guo)之(zhi)雨量》中，竺(du)可(ke)桢同样利用了1929至1933年间南京测得的夏季不同风向(xiang)下降水可(ke)能(neng)性和温度、湿(shi)度的记录，从而佐(zuo)证“舶(bo)䑲风主旱”说。北平和上海的风力和雨量数据(ju)则帮助竺(du)可(ke)桢证明了不同的季风强度下长江流域和北方(fang)降水的特征。

此外，培(pei)养(yang)一批专(zhuan)业的气象人才，同样有助于中国(guo)气候研究的开(kai)展。

1927年年底，当(dang)时国(guo)民政府着手筹备建立一所国(guo)家(jia)级的研究机构，即中央研究院。在中央研究院的组织条例中，将观象台作为其中一个子机构予(yu)以筹建，竺(du)可(ke)桢被聘为观象台筹备委员会常务委员。1928年2月，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pei)为办事(shi)便利起见，把观象台筹备处分为天文研究所和气象研究所，竺(du)可(ke)桢又被任命为气象研究所主任。11月，气象所成为中央研究院拟(ni)设的十四(si)个研究所之(zhi)一。竺(du)可(ke)桢作为全权负责人，从研究所的选址、进(jin)人、采买设备到刊物出版(ban)，均事(shi)必躬亲。气象研究所作为当(dang)时中国(guo)气象科学的最高学术机构，在竺(du)可(ke)桢的领导下，开(kai)展了一系列(lie)气象科学研究，在取得丰硕研究成果的同时，也培(pei)养(yang)了一批气象研究人员。

1928年开(kai)始气象研究所将其直属的气象台观测记录和各地测候记录以《气象季刊》（1929年后《气象月刊》）和《气象年报》的形(xing)式编辑出版(ban)。而且，气象研究所在南京还开(kai)设了四(si)期气象学习(xi)班(ban)，培(pei)养(yang)了大量气象学家(jia)和气象管理人员，其中就(jiu)有吕炯、涂(tu)长望、卢鋈、叶笃(du)正(zheng)、陶诗言和顾震潮等。当(dang)中国(guo)气象研究有了一支队(dui)伍后，研究才能(neng)获得更大的进(jin)展。

比如，1934年涂(tu)长望发表的《中国(guo)雨量与(yu)世界气候》一文，搜集了中国(guo)各地夏季降雨量数据(ju)，并将之(zhi)与(yu)世界各地气候进(jin)行比较，发现其中的相(xiang)关关系。其中，得出了华北沿海区域的夏季降雨量与(yu)长江三角洲夏季降雨量之(zhi)间存(cun)在反相(xiang)关关系的结论。此结论为竺(du)可(ke)桢论证东南季风强弱与(yu)中国(guo)南北方(fang)旱涝关系提供了重要的佐(zuo)证与(yu)支持。

季风的中国(guo)影响

现实的极(ji)端旱涝是气象研究者研究气象问题最直接的出发点，解释极(ji)端旱涝发生的原因就(jiu)成为气象工作者的重要使命和任务。

1926年入春以来长江、黄河下游，东北沿海一带降雨稀少，上海1至5月降雨量只有往年平均的百分之(zhi)六十一。面对旱情(qing)，当(dang)时各省纷纷倡(chang)导祈雨和禁屠之(zhi)法，以求甘霖(lin)。竺(du)可(ke)桢自然反对这(zhe)种愚民且迷信的做法。

只有科学的宣传才是回击(ji)封建迷信的良(liang)方(fang)。

所以，在当(dang)年7月竺(du)可(ke)桢在《东方(fang)杂(za)志》上发表《论祈雨禁屠与(yu)旱灾》，向(xiang)大众科普我(wo)国(guo)旱涝灾害异(yi)常频繁(fan)的原因。其中，他谈到东亚各国(guo)处于季风带内(nei)，是造成每年雨量多(duo)寡悬(xuan)殊的重要原因。在季风的影响下，因为季风强弱变化的不定，中国(guo)雨量之(zhi)变率极(ji)大，而且，越往内(nei)地变率愈大。可(ke)以说，季风对中国(guo)旱涝影响之(zhi)显著(zhu)，以及1920至1930年代中国(guo)频繁(fan)爆发的极(ji)端旱涝灾害，均让竺(du)可(ke)桢感到对季风的研究和科普异(yi)常重要。

几年后的1931年夏季，全国(guo)各地水涝成灾，尤其以长江流域为甚。面对几十年未有之(zhi)大洪水，《时事(shi)月报》特邀竺(du)可(ke)桢和刘治华撰文解释。仅仅三年之(zhi)后的1934年夏季，长江流域又因梅雨结束得异(yi)常偏早，产生了严重的旱情(qing)。短短三年间，长江流域接连出现的极(ji)端旱涝灾害，成为了当(dang)时中国(guo)气象研究上最为迫切的中心问题。为此，竺(du)可(ke)桢写下了《长江流域三十年未有之(zhi)大雨量及其影响》和《民国(guo)二十三年夏季长江下游干旱之(zhi)原因》两篇论文予(yu)以解释。

这(zhe)两年长江流域的极(ji)端旱涝均与(yu)梅雨的异(yi)常有关。在竺(du)可(ke)桢看(kan)来“黄梅天之(zhi)所以成，可(ke)以‘季风之(zhi)影响’五字释之(zhi)”。将季风如何影响中国(guo)降雨解释明了，就(jiu)能(neng)够回答长江流域旱涝发生的原因。每年夏季“寒冷之(zhi)西北风与(yu)温暖而潮湿(shi)之(zhi)东南风相(xiang)遇”便会产生降雨，又“以西北风渐向(xiang)后退缩，东南风渐向(xiang)前趋进(jin)时，其降雨期遂生出迟早之(zhi)不同”。1931年夏季长江流域之(zhi)所以会有如此大涝，原因既在于当(dang)年冷风异(yi)常强盛，迫使温暖湿(shi)润的东南风无法顺(shun)利北上，造成梅雨长期盘踞在长江下游所致。

为了解释1934年长江流域夏季主旱的特殊情(qing)况，竺(du)可(ke)桢又从中国(guo)古籍里(li)寻找历史上相(xiang)似的情(qing)境。在此过程中，徐光启《农政全书》里(li)“舶(bo)䑲风云起，旱魃深欢喜”的记载引起了竺(du)可(ke)桢的注意，通过解释这(zhe)句话，竺(du)可(ke)桢发现了季风强弱与(yu)长江流域旱涝之(zhi)间的关系。1934年的夏季，东南季风势力偏强，较之(zhi)往年早半个月降临，将盘踞在长江下游的梅雨天气一扫而空。原本要延续到七月初的梅雨提前半个月结束，从而造成了当(dang)年长江下游异(yi)常干旱。

可(ke)以说，为了解释1930年代初长江流域的极(ji)端旱涝事(shi)件，才有了竺(du)可(ke)桢于1934年秋季写就(jiu)的《东南季风与(yu)中国(guo)之(zhi)雨量》一文。

从季风之(zhi)名的确(que)定到对季风认识与(yu)研究的不断加深，以竺(du)可(ke)桢为代表的气象学人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季风的研究并不能(neng)脱离时代与(yu)现实。中国(guo)气象事(shi)业的发展为季风研究提供了前提与(yu)基础(chu)，现实的极(ji)端旱涝灾害则又鞭策学者不断加深对季风的研究。正(zheng)是因为拥有一批批志愿(yuan)中国(guo)气象事(shi)业且心怀百姓疾苦的学者，才有了季风研究的进(jin)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