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德·斯洛特戴克

诊断(duan)的初因(yin)

一种愤懑，或者说成是一种恐惧也未尝不可。斯洛特戴克的视域是极为开阔的，《蔑(mie)视大众》中他对逐渐主体化的大众有着(zhe)清醒的认(ren)识(shi)，只不过要拉(la)上极富盛名的卡(ka)内蒂来做实人群之黑的论断(duan)，因(yin)为“卡(ka)内蒂的强项在于他一以贯之的不讨好献(xian)媚”，这(zhe)种强调为哲学家的观察设置了极为客观的前提(ti)，也是他进行大众心理学推演的基础，卡(ka)内蒂的《群众与权力》认(ren)为，20世纪大众心理学的基本问题(ti)是被(bei)恶和假所裹挟。群众在成为主体之后变得迟钝且不透明，这(zhe)种聚集不仅形(xing)成了旋涡，还导致了“曾经有着(zhe)自我欲望认(ren)知(zhi)的民(min)主主体的理性浪漫形(xing)象的完(wan)全坍缩”，“大众”的形(xing)成是一种退化，它不再顾(gu)及单一个体的自我肉身感受(shou)和空间感受(shou)，个人意志在聚集成黑色团块中的释放成了一种释然，平等主义可能会带来瞬间的幸福(fu)感，但其根源并(bing)非所有人的平权意愿，而是绝大多数(shu)人的自我放纵。在时代中越行越偏的人群最后汇合成没(mei)有潜(qian)力的后现(xian)代大众，现(xian)代性的优质特征(zheng)就快要烟消云散，哲学家在用每个人都(dou)参与却不自知(zhi)的真相敲打(da)着(zhe)没(mei)有止步的脚踝。

大众的形(xing)成不仅影响了社会，也改变了学者们的研究视角。在《思想的假死(si)》中，斯洛特戴克的嘶吼更加清晰明了，本该得到延(yan)续的古代欧洲(zhou)理论文化，如今却成为一种基于罪行之上的认(ren)识(shi)论信仰。这(zhe)种罪行的实施者看起来与常人无异，可他们却将延(yan)续形(xing)而上学传(chuan)统的理论家暗杀，斯洛特戴克甚至(zhi)将其称为“天使谋杀案”。实践理论的生活本该不涉及外(wai)部状态或对象，而是发展实践者本身，使其作为能动主体的塑造性练习，这(zhe)种生活既是沉思的，也应当是积极活跃的，然而当代作者却要引入区别，最终使实践生活的维度变得愈发不可见，也让学者和知(zhi)识(shi)分子们无法看清现(xian)代社会中的“人类状况(kuang)”。本该延(yan)续清晰脉络的理论学术生活却越来越浑浊，未来何为呢(ne)？

作为方法的谱系学

毋庸(yong)置疑，斯洛特戴克是一位杰出的师(shi)者，无论是在慕尼黑巴伐利亚艺术学院，还是在图宾根大学，他对时代症(zheng)结的阐述都(dou)有理有据。就算尼采已经对智(zhi)识(shi)生活的传(chuan)承产生了极大的干预，他仍愿意沿用经典的谱系学方法，告诉观者本该作为思考者的哲学家最终是如何被(bei)杀死(si)的，以至(zhi)于混(hun)沌复现(xian)；而在蔑(mie)视的概念(nian)之下，思想和道德又是如何从(cong)纵向控(kong)制转向了横向控(kong)制，让本来有个性的个体走向了普遍(bian)性和同质性的大众集结，最后走入几乎再难以找到差异性的平庸(yong)。几乎无人敢否认(ren)哲学始于柏拉(la)图时代，斯洛特戴克对胡(hu)塞尔的惺惺相惜就如同胡(hu)塞尔意欲抓住霍夫曼斯塔尔的手臂(bi)一样(yang)，现(xian)象学中最为哲学家受(shou)用的“悬置”概念(nian)被(bei)摆放在显眼的位置。这(zhe)时候哲学还没(mei)有和科学分离，或许这(zhe)两者本就不该分离，被(bei)区分开就意味着(zhe)要有高低之分，但观察者应该是纯粹的，胡(hu)塞尔一生都(dou)在努力创造一种沉思的生活方式，然而时代改变了，类似苏格拉(la)底“神游症(zheng)”般对理论的纯粹思考都(dou)卷入了生活问题(ti)，胡(hu)塞尔最终在晚年领悟到，理论必须克服(fu)抽象性，回到先验性。

现(xian)象学的悬置方法似乎并(bing)没(mei)有给思想的发展提(ti)供解决之道，反倒(dao)是留(liu)下了一个难题(ti)，让人们更怀念(nian)柏拉(la)图借(jie)苏格拉(la)底之口，将灵魂(hun)和身体进行分离的形(xing)而上化，继(ji)而让真正(zheng)的观察者，也就是有悬置能力的人在特定的练习地点出现(xian)。直至(zhi)20世纪上半叶，西欧思想与古希腊最大的不同就是《道德谱系》，尼采以伦理学导师(shi)的姿态让道德的真实根源回归于怨恨，这(zhe)不仅实现(xian)了对否定世界和生活的基本态度的划时代重组，也肯定了美德的倾向。

《思想的假死(si)》一书虽然用心理政治学的方式，将柏拉(la)图主义的城邦生活沿着(zhe)谱系学的脉络纵向行进到当下，但斯洛特戴克最终不得不承认(ren)，具有悬置能力的人的产生，并(bing)非有什么(me)贵族非贵族的差异，也没(mei)有明确的节点来区分，观察者的产生与其载体文化的命运纠(jiu)缠在了一起，所有努力追求知(zhi)识(shi)的生活方式都(dou)是值(zhi)得尊重的。

而《蔑(mie)视大众》中，斯洛特戴克回归到“集体”的流动方向，纵横交叉地深挖奉承作为颠(dian)倒(dao)的蔑(mie)视所产生的遗(yi)传(chuan)性疾病史(shi)，看公(gong)共领域如何被(bei)斗争和潮(chao)流所分裂。从(cong)霍布斯开始将大众臣(chen)民(min)化，到斯宾诺莎发现(xian)了哲学意义上的大众，直至(zhi)马(ma)克思的阶级论，大众的演变并(bing)非是某种进步，而只是蔑(mie)视的结构性变化，尼采更是把“人群对其超越地平线(xian)的设施的一切蔑(mie)视变成了物(wu)质以及抵抗的大众，以获得一种纠(jiu)正(zheng)的、增效的蔑(mie)视”。走向主体性的大众似乎真的丧(sang)失了个性，最终在海德格尔狡猾的“此在”中被(bei)持(chi)续观察着(zhe)、蔑(mie)视着(zhe)，哪怕这(zhe)是为了转入非可蔑(mie)视性、转入激进的并(bing)且是高贵的生存(cun)做准备。

拯救(jiu)现(xian)代主义？

或许未必可行。斯洛特戴克一直是犀利的时代诊断(duan)者，而非药剂师(shi)。他在《思想的假死(si)》中已经表明了理论的假死(si)走过古希腊和罗马(ma)时代，跳过基督教的中世纪后，已经走了样(yang)，费希特颠(dian)倒(dao)了活着(zhe)的人和假死(si)之人中间的关系，主体间性是一种游离状态，人成了一种拥有知(zhi)识(shi)的载体。在最后一章中，作者更是大声斥责谋杀假死(si)状态的十名凶手——哪怕经典的批判方式被(bei)这(zhe)位凶悍的德国老(lao)人使用得游刃有余，诸多理论先驱在斯洛特戴克这(zhe)里都(dou)难逃其罪。

而《蔑(mie)视大众》中仍然在积极走向现(xian)代化的大众已经步入了后现(xian)代，因(yin)为垂直与水平关系之间的冲突已然造成了失败的事实，哲学家们只是在以自己的方式奉承社会，而非挑(tiao)衅社会症(zheng)结。诊断(duan)以走入死(si)胡(hu)同为终结，哲学家的哲学批判似乎根本不可能为社会带来行之有效的解决办法，方式和方法似乎都(dou)带有先天的缺陷，就连呼吁应当积极寻求真理的巴迪欧，都(dou)被(bei)斯洛特戴克嘲笑着(zhe)其理论适用范围的狭隘。

那(na)么(me)人类命运就再无出路了吗？德国哲学家的严谨不容小觑，尽管在《思想的假死(si)》中，作者在讨论伊始就将现(xian)代艺术中实践生活的复杂(za)性，和古典时代与中世纪的体育宗教禁欲苦修排除在外(wai)，然而行文中不时被(bei)引入的诗歌文学与艺术则被(bei)大肆颂扬着(zhe)，卡(ka)夫卡(ka)预言了假死(si)的必然回归，霍夫曼斯塔尔对诗人的身份(fen)定位让胡(hu)塞尔产生了精神上的共鸣，从(cong)而坚定了自己的理论方法，保罗·瓦莱里通过笔下的人物(wu)建立了内在观察者，并(bing)以此拥有了力量(liang)，而佩索阿——伟大的佩索阿用诗歌“成功地表达了在忧郁的人非自愿的悬置和反传(chuan)统的观察者自愿的审慎中的存(cun)在”，现(xian)代艺术体系更是可以消除封建情感的余孽，对艺术优秀或卓越的鉴赏会在民(min)主的环境(jing)中以执行性和客观性的方式进行，就算大众沦为了无意识(shi)无差异的政治工具，艺术仍可以在尴尬和绝望中，成为仅存(cun)的避难所。

结语

即便是大学中的讲座，斯洛特戴克的哲学语言依旧显得诘屈(qu)聱牙，他的论述绝非基础性的，而是将观者、读者的智(zhi)识(shi)与自己并(bing)列，这(zhe)种讲述并(bing)非是自上而下的强势灌输，而更像是精英之间的哲思分享。然而如球面一样(yang)完(wan)整光滑(hua)的论述并(bing)非毫无瑕疵，对古典主义的回溯可以看成是一种礼赞(zan)，也可以理解成某种守旧，而在他果(guo)断(duan)说出“哲学家们都(dou)是宁可做出臆断(duan)也不愿意阅读细(xi)节的人”之后，也用自身的话语验证着(zhe)这(zhe)种结论。

理论的假死(si)和大众主体性的发展仍然没(mei)有跳脱开“全球化”这(zhe)个虽有些过时但仍然时髦的话题(ti)。斯洛特戴克的知(zhi)识(shi)绝对是丰厚的，他在随笔中不时闪现(xian)的文学造诣验证了学生时代接受(shou)到的教育成果(guo)，对现(xian)代艺术的态度甚至(zhi)比对同行更为宽容，然而他对思想演变的接受(shou)程(cheng)度却令人不敢恭维，就算几乎所有思想家都(dou)对走入后现(xian)代的现(xian)代性进行着(zhe)无情的批判，但鲜少有人敢公(gong)开否认(ren)女(nu)权主义的存(cun)在——在这(zhe)一点上斯洛特戴克的态度只能用“可爱”来形(xing)容，《思想的假死(si)》一书最后，他直指朱迪斯·巴特勒(le)的名字，甚至(zhi)惊诧性别研究对无性别境(jing)界的摧(cui)毁。这(zhe)位德国老(lao)人是落伍的，却也带有一种先锋性：他对汉娜(na)·阿伦特的频繁引用确实是一种对女(nu)性学者的尊重和肯定，但这(zhe)种认(ren)识(shi)却是建立在“天使无性别”的基础之上，或许作为连接人类与真理（上帝）的天使，本就无性别可言。

哲学家们总被(bei)诟病跳脱于真实生活之外(wai)，就像斯洛特戴克说的，他们如今更多的被(bei)留(liu)在了报告厅、实验室、图书馆和永远开不完(wan)的讨论会上，然而这(zhe)位如今七旬的老(lao)人仍然在劝说着(zhe)我们，只要有不断(duan)攀登知(zhi)识(shi)的决心，以学识(shi)、艺术与文学修养(yang)，还有思想作为实践的方法论，或许能够打(da)破后形(xing)而上的幻想，不仅清醒地重拾道德，也可以让自己在人的普遍(bian)性境(jing)况(kuang)中，变得更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