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年(nian)，竺可桢从哈(ha)佛学成归国。1920年(nian)受聘南京(jing)高等师(shi)范学校(xiao)，并开设了(le)地质学、地文学（自然地理学）和(he)气(qi)象学等课(ke)程。为了(le)高质量(liang)地完成教学任务，竺可桢撰(zhuan)写了(le)气(qi)象学讲(jiang)义。

当知(zhi)识要在课(ke)堂上(shang)讲(jiang)授出来时，概念的明(ming)晰化就势在必行。所以，《气(qi)象学》讲(jiang)义中的第六章《风》这一部分的第三节《风之种类(lei)》，竺可桢便将我们现在界定为的信风，即在低空从副(fu)热带高压带吹向赤道低气(qi)压带的风明(ming)确称之为信风了(le)。其将因海(hai)陆(lu)热力分布不均所产生的风，则称之为季风。“冬(dong)季之风应自大陆(lu)而趋海(hai)洋，夏季之风则应自海(hai)洋而趋大陆(lu)，此等风名(ming)为季风（monsoon），因其风向视季候为转易也。”此论清楚明(ming)了(le)，季风之名(ming)从此使用至今。

名(ming)称虽定，但当时对于季风还缺乏足够的研究。

1922年(nian)，竺可桢在《南京(jing)之气(qi)候》的演讲(jiang)中再次提(ti)及中国的季风气(qi)候，并对之有了(le)更进一步的认识。他在解释南京(jing)与杭州、天津(jin)降雨量(liang)多寡和(he)雨期早(zao)晚差异问题时，将之归结为“季风之影响”。季风由南向北的推(tui)进过程在这篇文章中被揭示出来，同(tong)时文章认为先受东(dong)南季风影响的地区雨期更早(zao)，反之则晚。

但囿于当时气(qi)象站台的缺失，气(qi)象数(shu)据的匮乏，想要进一步呈现中国气(qi)流的具体运行情况还需时日。

到了(le)1933年(nian)得益于各(ge)地气(qi)象台的建立(li)，中国气(qi)流运行的具体情形可以被准确表达出来，我们对于季风的认识也提(ti)高到了(le)一个新(xin)的水(shui)平。当年(nian)竺可桢在第五届(jie)太平洋科学会议上(shang)宣读了(le)《中国气(qi)流之运行》一文，这是我国最早(zao)关于东(dong)亚大气(qi)环流的研究工作。他通过利用民国十七年(nian)（1928年(nian)）至二十一年(nian)（1932年(nian)）中国内地五十处，东(dong)三省三处和(he)新(xin)疆二处观测点观察(cha)所得的地面风向数(shu)据，绘制了(le)1月、4月、7月、9月中国各(ge)地最多风向的分布图，进而分析一年(nian)内四个典型月份的东(dong)亚气(qi)流运行情况。而且该文从机制上(shang)认识到影响我国各(ge)季节气(qi)流运行和(he)季风的因子(zi)。陆(lu)地上(shang)的西伯(bo)利亚高压和(he)印(yin)度低压，位于海(hai)上(shang)的北太平洋高压和(he)亚罗森低压（阿留(liu)申低压）在冬(dong)夏两季共同(tong)促成了(le)气(qi)流的运动以及季风的出现。这一发现对于季风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仅(jin)仅(jin)一年(nian)后，1934年(nian)9月在《地理学报》创刊号上(shang)的第一篇论文即是竺可桢的《东(dong)南季风与中国之雨量(liang)》。此文被气(qi)象学家陶诗言院士(shi)认为是“我国有关季风研究的经典著作，为以后的我国季风研究和(he)长期天气(qi)预报研究提(ti)供了(le)基础”。

《地理学报》创刊号目(mu)录

该论文之所以如此成功，除了(le)竺可桢卓越(yue)的科学研究能力，其实还有赖于他深厚的古代文学功底。

竺可桢在找寻中国古代对季风认知(zhi)的文献记录时，发掘了(le)苏轼《舶䑲风》一诗。其中有“三时已断黄梅雨，万里初来舶䑲风”一句(ju)，该句(ju)引中有解释道“吴(wu)中梅雨既过，飒然清风弥月，岁岁如此，湖人谓(wei)之舶䑲风”。这里的舶䑲风就是夏至后的东(dong)南季风。顺着此线索(suo)，竺可桢还发现了(le)古人多有“舶䑲风，主(zhu)水(shui)退，兼旱”的记载。正所谓(wei)“舶䑲风云起，旱魃深欢(huan)喜(xi)”。为了(le)解释这种说法，竺可桢发现随着时间变化，东(dong)南季风的渐次北进现象。当东(dong)南季风强势扫过长江(jiang)流域，前锋抵达黄河流域时，雨带也就随之来到华北，长江(jiang)流域开始晴朗起来。这就是为什么东(dong)南季风，即舶䑲风到来后，长江(jiang)流域天气(qi)变得干燥的原因。

此机制得到揭示后，再从长时段舶䑲风强弱变化角度观察(cha)，竺可桢发现历年(nian)长江(jiang)流域的雨量(liang)多寡与舶䑲风的强弱有着密切关系。“东(dong)南季风强，则长驱直达华北，……华北雨量(liang)丰沛(pei)，长江(jiang)流域干旱。东(dong)南季风弱，则一至长江(jiang)流域，其势已成强弩之末，……长江(jiang)流域受雨泽之赐，而华北乃干旱矣”。这个观点虽然在现在是人所共知(zhi)的事实，但在90年(nian)前乃是一个揭示中国季风气(qi)候特征的创见。

从1916年(nian)竺可桢首篇论文谈及季风到1934年(nian)对中国季风气(qi)候有了(le)系统(tong)性(xing)的研究，竺可桢的季风研究走过了(le)近二十载岁月。这期间，为了(le)能够更深入、更方便地探(tan)究以季风为代表的中国气(qi)候，竺可桢还做(zuo)了(le)大量(liang)基础性(xing)的工作。

气(qi)象台与气(qi)象所

没有自己的气(qi)象台，中国气(qi)候研究便无从谈起。

早(zao)在1916年(nian)初的那篇《中国之雨量(liang)及风暴说》中，竺可桢就谈及了(le)建设气(qi)象台的必要性(xing)和(he)重要性(xing)。因为气(qi)象分析与研究必须建立(li)在气(qi)象观测数(shu)据的基础上(shang)，否则如空中楼阁，没有根基。当年(nian)的论文中，竺可桢所利用的不同(tong)季节季风的风向数(shu)据，还是来自外国人在中国海(hai)关下设的观测所。中国当时仅(jin)有寥寥数(shu)个属于自己的气(qi)象台站，并不能满足研究所需。所以，在文章的结尾，竺可桢便大声疾呼“政府能遍设气(qi)象台于全国，加以数(shu)十年(nian)之看护(hu)观测，然后全国之雨量(liang)风暴，始能明(ming)了(le)如指掌”。

但当时身(shen)处美国还是博士(shi)生的竺可桢还没有机会亲自践(jian)行气(qi)象台的建设。

1921年(nian)8月，回归数(shu)年(nian)后竺可桢又在《东(dong)方杂志(zhi)》上(shang)发表《论我国应多设气(qi)象站》一文，认为当时气(qi)象台的数(shu)量(liang)太小，与我国广阔领土不相匹(pi)配，应大力建设气(qi)象台。“美国面积亚于我国，而有气(qi)象台二百余，……日本面积仅(jin)当我国十七分之一，而气(qi)象台之数(shu)乃多至五十六。反观我国，则除中央(yang)气(qi)象台外，惟南通张季直先生所设之军山气(qi)象台而已。苟以欧美日本为先例，则我国至少须有气(qi)象台百所。”

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1921年(nian)竺可桢以东(dong)南大学地学系主(zhu)任的身(shen)份，建立(li)了(le)附(fu)属于大学的南京(jing)气(qi)象测候站，并亲自指导学生参与观测。从当年(nian)秋季起，开始每日不间断观测气(qi)压、温度、雨量(liang)和(he)风力、风向等，并每月定期出版《南京(jing)气(qi)象报告》。1922年(nian)，竺可桢又参与国家收回青岛观象台主(zhu)权的事宜之中，为成功接收青岛气(qi)象台做(zuo)出了(le)重要贡献。青岛气(qi)象台成为当时归属我国为数(shu)不多的设备完备的气(qi)象台站。1928年(nian)，在竺可桢的倡议和(he)交涉下，选(xuan)取(qu)了(le)南京(jing)城钦天山北极阁建立(li)综合性(xing)的气(qi)象台，并于当年(nian)10月1日起正式观测。至1934年(nian)竺可桢写下研究中国季风的重要论文时，在他的领导下已经创办了(le)上(shang)海(hai)测候所（1933年(nian)1月）、峨眉山测候所（1932年(nian)8月）、泰山测候所（1932年(nian)8月）和(he)肃州（酒泉）测候所（1934年(nian)7月），同(tong)时接管了(le)北平测候所（1929年(nian)6月）。

南京(jing)城钦天山北极阁

当本国研究气(qi)象的学者能够顺利方便地使用上(shang)本国气(qi)象台数(shu)据，中国的季风研究才能有长足的进步。

在竺可桢1933年(nian)宣读的《中国气(qi)流之运行》一文中，他便利用了(le)南京(jing)1929-1931年(nian)和(he)青岛1924-1929年(nian)测得的逐(zhu)月风速(su)来展示一年(nian)中季风风力的变化特征。在研究季风的重要一文《东(dong)南季风与中国之雨量(liang)》中，竺可桢同(tong)样利用了(le)1929至1933年(nian)间南京(jing)测得的夏季不同(tong)风向下降水(shui)可能性(xing)和(he)温度、湿度的记录，从而佐(zuo)证“舶䑲风主(zhu)旱”说。北平和(he)上(shang)海(hai)的风力和(he)雨量(liang)数(shu)据则帮助竺可桢证明(ming)了(le)不同(tong)的季风强度下长江(jiang)流域和(he)北方降水(shui)的特征。

此外，培养(yang)一批专业的气(qi)象人才，同(tong)样有助于中国气(qi)候研究的开展。

1927年(nian)年(nian)底，当时国民政府着手筹(chou)备建立(li)一所国家级的研究机构，即中央(yang)研究院。在中央(yang)研究院的组织条(tiao)例中，将观象台作为其中一个子(zi)机构予以筹(chou)建，竺可桢被聘为观象台筹(chou)备委员会常务委员。1928年(nian)2月，中央(yang)研究院院长蔡元培为办事便利起见，把(ba)观象台筹(chou)备处分为天文研究所和(he)气(qi)象研究所，竺可桢又被任命为气(qi)象研究所主(zhu)任。11月，气(qi)象所成为中央(yang)研究院拟设的十四个研究所之一。竺可桢作为全权负责人，从研究所的选(xuan)址、进人、采买设备到刊物出版，均事必躬(gong)亲。气(qi)象研究所作为当时中国气(qi)象科学的最高学术(shu)机构，在竺可桢的领导下，开展了(le)一系列(lie)气(qi)象科学研究，在取(qu)得丰硕研究成果的同(tong)时，也培养(yang)了(le)一批气(qi)象研究人员。

1928年(nian)开始气(qi)象研究所将其直属的气(qi)象台观测记录和(he)各(ge)地测候记录以《气(qi)象季刊》（1929年(nian)后《气(qi)象月刊》）和(he)《气(qi)象年(nian)报》的形式编辑出版。而且，气(qi)象研究所在南京(jing)还开设了(le)四期气(qi)象学习班，培养(yang)了(le)大量(liang)气(qi)象学家和(he)气(qi)象管理人员，其中就有吕炯、涂长望、卢鋈、叶(ye)笃正、陶诗言和(he)顾震潮等。当中国气(qi)象研究有了(le)一支(zhi)队伍后，研究才能获得更大的进展。

比如，1934年(nian)涂长望发表的《中国雨量(liang)与世界气(qi)候》一文，搜集了(le)中国各(ge)地夏季降雨量(liang)数(shu)据，并将之与世界各(ge)地气(qi)候进行比较，发现其中的相关关系。其中，得出了(le)华北沿海(hai)区域的夏季降雨量(liang)与长江(jiang)三角洲夏季降雨量(liang)之间存在反相关关系的结论。此结论为竺可桢论证东(dong)南季风强弱与中国南北方旱涝关系提(ti)供了(le)重要的佐(zuo)证与支(zhi)持。

季风的中国影响

现实的极端旱涝是气(qi)象研究者研究气(qi)象问题最直接的出发点，解释极端旱涝发生的原因就成为气(qi)象工作者的重要使命和(he)任务。

1926年(nian)入春(chun)以来长江(jiang)、黄河下游，东(dong)北沿海(hai)一带降雨稀(xi)少，上(shang)海(hai)1至5月降雨量(liang)只有往(wang)年(nian)平均的百分之六十一。面对旱情，当时各(ge)省纷纷倡导祈雨和(he)禁屠之法，以求(qiu)甘霖(lin)。竺可桢自然反对这种愚(yu)民且迷信的做(zuo)法。

只有科学的宣传才是回击封建迷信的良方。

所以，在当年(nian)7月竺可桢在《东(dong)方杂志(zhi)》上(shang)发表《论祈雨禁屠与旱灾》，向大众科普我国旱涝灾害异常频(pin)繁的原因。其中，他谈到东(dong)亚各(ge)国处于季风带内，是造成每年(nian)雨量(liang)多寡悬殊的重要原因。在季风的影响下，因为季风强弱变化的不定，中国雨量(liang)之变率极大，而且，越(yue)往(wang)内地变率愈大。可以说，季风对中国旱涝影响之显著，以及1920至1930年(nian)代中国频(pin)繁爆发的极端旱涝灾害，均让竺可桢感到对季风的研究和(he)科普异常重要。

几(ji)年(nian)后的1931年(nian)夏季，全国各(ge)地水(shui)涝成灾，尤其以长江(jiang)流域为甚。面对几(ji)十年(nian)未有之大洪水(shui)，《时事月报》特邀竺可桢和(he)刘治华撰(zhuan)文解释。仅(jin)仅(jin)三年(nian)之后的1934年(nian)夏季，长江(jiang)流域又因梅雨结束得异常偏早(zao)，产生了(le)严(yan)重的旱情。短短三年(nian)间，长江(jiang)流域接连出现的极端旱涝灾害，成为了(le)当时中国气(qi)象研究上(shang)最为迫切的中心问题。为此，竺可桢写下了(le)《长江(jiang)流域三十年(nian)未有之大雨量(liang)及其影响》和(he)《民国二十三年(nian)夏季长江(jiang)下游干旱之原因》两篇论文予以解释。

这两年(nian)长江(jiang)流域的极端旱涝均与梅雨的异常有关。在竺可桢看来“黄梅天之所以成，可以‘季风之影响’五字释之”。将季风如何影响中国降雨解释明(ming)了(le)，就能够回答长江(jiang)流域旱涝发生的原因。每年(nian)夏季“寒冷之西北风与温暖而潮湿之东(dong)南风相遇”便会产生降雨，又“以西北风渐向后退缩，东(dong)南风渐向前趋进时，其降雨期遂生出迟早(zao)之不同(tong)”。1931年(nian)夏季长江(jiang)流域之所以会有如此大涝，原因既在于当年(nian)冷风异常强盛，迫使温暖湿润的东(dong)南风无法顺利北上(shang)，造成梅雨长期盘踞在长江(jiang)下游所致。

为了(le)解释1934年(nian)长江(jiang)流域夏季主(zhu)旱的特殊情况，竺可桢又从中国古籍里寻找历史上(shang)相似的情境。在此过程中，徐光启《农政全书》里“舶䑲风云起，旱魃深欢(huan)喜(xi)”的记载引起了(le)竺可桢的注意，通过解释这句(ju)话，竺可桢发现了(le)季风强弱与长江(jiang)流域旱涝之间的关系。1934年(nian)的夏季，东(dong)南季风势力偏强，较之往(wang)年(nian)早(zao)半个月降临，将盘踞在长江(jiang)下游的梅雨天气(qi)一扫而空。原本要延续到七月初的梅雨提(ti)前半个月结束，从而造成了(le)当年(nian)长江(jiang)下游异常干旱。

可以说，为了(le)解释1930年(nian)代初长江(jiang)流域的极端旱涝事件，才有了(le)竺可桢于1934年(nian)秋季写就的《东(dong)南季风与中国之雨量(liang)》一文。

从季风之名(ming)的确定到对季风认识与研究的不断加深，以竺可桢为代表的气(qi)象学人作出了(le)卓越(yue)的贡献。季风的研究并不能脱离时代与现实。中国气(qi)象事业的发展为季风研究提(ti)供了(le)前提(ti)与基础，现实的极端旱涝灾害则又鞭策(ce)学者不断加深对季风的研究。正是因为拥有一批批志(zhi)愿中国气(qi)象事业且心怀(huai)百姓疾苦的学者，才有了(le)季风研究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