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年，竺可桢从哈佛学成归国。1920年受聘南(nan)京(jing)高等师范学校，并开设了地(di)质学、地(di)文学（自然地(di)理学）和气象(xiang)学等课程。为了高质量地(di)完成教学任务，竺可桢撰(zhuan)写了气象(xiang)学讲义。

当知识要在课堂上讲授出来时，概(gai)念的明(ming)晰化就势在必行(xing)。所以，《气象(xiang)学》讲义中的第(di)六章《风》这一(yi)部分(fen)的第(di)三节《风之种类》，竺可桢便将我们现在界定为的信(xin)风，即在低空从副热带(dai)高压带(dai)吹向赤道低气压带(dai)的风明(ming)确称之为信(xin)风了。其将因海陆热力(li)分(fen)布(bu)不均所产(chan)生的风，则称之为季风。“冬季之风应自大陆而趋海洋，夏季之风则应自海洋而趋大陆，此等风名为季风（monsoon），因其风向视(shi)季候(hou)为转易也。”此论清楚明(ming)了，季风之名从此使用至今。

名称虽定，但当时对于季风还(hai)缺乏足(zu)够的研究。

1922年，竺可桢在《南(nan)京(jing)之气候(hou)》的演讲中再次提及中国的季风气候(hou)，并对之有了更进一(yi)步的认识。他在解释(shi)南(nan)京(jing)与(yu)杭(hang)州、天津降(jiang)雨量多寡和雨期早晚差异(yi)问题时，将之归结为“季风之影响”。季风由南(nan)向北的推进过程在这篇文章中被(bei)揭示出来，同时文章认为先(xian)受东南(nan)季风影响的地(di)区雨期更早，反之则晚。

但囿于当时气象(xiang)站台的缺失，气象(xiang)数(shu)据的匮(gui)乏，想要进一(yi)步呈现中国气流的具体(ti)运(yun)行(xing)情况还(hai)需时日(ri)。

到了1933年得益于各地(di)气象(xiang)台的建立，中国气流运(yun)行(xing)的具体(ti)情形可以被(bei)准确表达出来，我们对于季风的认识也提高到了一(yi)个(ge)新的水平。当年竺可桢在第(di)五届太平洋科学会议上宣(xuan)读了《中国气流之运(yun)行(xing)》一(yi)文，这是我国最早关(guan)于东亚大气环流的研究工(gong)作。他通过利用民国十七年（1928年）至二十一(yi)年（1932年）中国内地(di)五十处，东三省三处和新疆二处观测点观察所得的地(di)面风向数(shu)据，绘制了1月、4月、7月、9月中国各地(di)最多风向的分(fen)布(bu)图，进而分(fen)析一(yi)年内四个(ge)典型月份的东亚气流运(yun)行(xing)情况。而且该文从机制上认识到影响我国各季节气流运(yun)行(xing)和季风的因子。陆地(di)上的西伯利亚高压和印度低压，位于海上的北太平洋高压和亚罗森低压（阿留申(shen)低压）在冬夏两(liang)季共同促成了气流的运(yun)动以及季风的出现。这一(yi)发(fa)现对于季风研究具有重要意(yi)义。

仅仅一(yi)年后，1934年9月在《地(di)理学报》创刊号上的第(di)一(yi)篇论文即是竺可桢的《东南(nan)季风与(yu)中国之雨量》。此文被(bei)气象(xiang)学家(jia)陶诗言院士认为是“我国有关(guan)季风研究的经典著作，为以后的我国季风研究和长期天气预报研究提供了基础”。

《地(di)理学报》创刊号目录(lu)

该论文之所以如此成功，除了竺可桢卓越的科学研究能力(li)，其实还(hai)有赖于他深厚的古(gu)代文学功底。

竺可桢在找(zhao)寻中国古(gu)代对季风认知的文献记录(lu)时，发(fa)掘了苏轼《舶䑲风》一(yi)诗。其中有“三时已(yi)断黄梅(mei)雨，万里(li)初来舶䑲风”一(yi)句(ju)，该句(ju)引中有解释(shi)道“吴中梅(mei)雨既过，飒然清风弥(mi)月，岁岁如此，湖人谓之舶䑲风”。这里(li)的舶䑲风就是夏至后的东南(nan)季风。顺着此线索，竺可桢还(hai)发(fa)现了古(gu)人多有“舶䑲风，主(zhu)水退，兼旱”的记载。正所谓“舶䑲风云(yun)起，旱魃深欢喜”。为了解释(shi)这种说法，竺可桢发(fa)现随着时间变(bian)化，东南(nan)季风的渐次北进现象(xiang)。当东南(nan)季风强势扫过长江流域，前(qian)锋抵达黄河流域时，雨带(dai)也就随之来到华北，长江流域开始晴朗起来。这就是为什(shi)么东南(nan)季风，即舶䑲风到来后，长江流域天气变(bian)得干燥的原因。

此机制得到揭示后，再从长时段舶䑲风强弱变(bian)化角(jiao)度观察，竺可桢发(fa)现历年长江流域的雨量多寡与(yu)舶䑲风的强弱有着密切(qie)关(guan)系。“东南(nan)季风强，则长驱直达华北，……华北雨量丰沛，长江流域干旱。东南(nan)季风弱，则一(yi)至长江流域，其势已(yi)成强弩之末，……长江流域受雨泽之赐，而华北乃干旱矣”。这个(ge)观点虽然在现在是人所共知的事实，但在90年前(qian)乃是一(yi)个(ge)揭示中国季风气候(hou)特征(zheng)的创见。

从1916年竺可桢首篇论文谈及季风到1934年对中国季风气候(hou)有了系统性的研究，竺可桢的季风研究走过了近二十载岁月。这期间，为了能够更深入、更方便地(di)探究以季风为代表的中国气候(hou)，竺可桢还(hai)做了大量基础性的工(gong)作。

气象(xiang)台与(yu)气象(xiang)所

没(mei)有自己的气象(xiang)台，中国气候(hou)研究便无从谈起。

早在1916年初的那篇《中国之雨量及风暴说》中，竺可桢就谈及了建设气象(xiang)台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因为气象(xiang)分(fen)析与(yu)研究必须建立在气象(xiang)观测数(shu)据的基础上，否则如空中楼(lou)阁，没(mei)有根基。当年的论文中，竺可桢所利用的不同季节季风的风向数(shu)据，还(hai)是来自外(wai)国人在中国海关(guan)下(xia)设的观测所。中国当时仅有寥寥数(shu)个(ge)属于自己的气象(xiang)台站，并不能满(man)足(zu)研究所需。所以，在文章的结尾，竺可桢便大声疾呼“政府能遍设气象(xiang)台于全国，加以数(shu)十年之看护观测，然后全国之雨量风暴，始能明(ming)了如指掌”。

但当时身处美国还(hai)是博(bo)士生的竺可桢还(hai)没(mei)有机会亲自践行(xing)气象(xiang)台的建设。

1921年8月，回归数(shu)年后竺可桢又在《东方杂志》上发(fa)表《论我国应多设气象(xiang)站》一(yi)文，认为当时气象(xiang)台的数(shu)量太小，与(yu)我国广阔领土不相匹配，应大力(li)建设气象(xiang)台。“美国面积亚于我国，而有气象(xiang)台二百余，……日(ri)本面积仅当我国十七分(fen)之一(yi)，而气象(xiang)台之数(shu)乃多至五十六。反观我国，则除中央气象(xiang)台外(wai)，惟南(nan)通张季直先(xian)生所设之军山气象(xiang)台而已(yi)。苟以欧美日(ri)本为先(xian)例，则我国至少须有气象(xiang)台百所。”

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1921年竺可桢以东南(nan)大学地(di)学系主(zhu)任的身份，建立了附属于大学的南(nan)京(jing)气象(xiang)测候(hou)站，并亲自指导学生参与(yu)观测。从当年秋季起，开始每日(ri)不间断观测气压、温(wen)度、雨量和风力(li)、风向等，并每月定期出版《南(nan)京(jing)气象(xiang)报告》。1922年，竺可桢又参与(yu)国家(jia)收回青岛(dao)观象(xiang)台主(zhu)权的事宜之中，为成功接收青岛(dao)气象(xiang)台做出了重要贡献。青岛(dao)气象(xiang)台成为当时归属我国为数(shu)不多的设备完备的气象(xiang)台站。1928年，在竺可桢的倡议和交(jiao)涉下(xia)，选取了南(nan)京(jing)城钦天山北极阁建立综合性的气象(xiang)台，并于当年10月1日(ri)起正式观测。至1934年竺可桢写下(xia)研究中国季风的重要论文时，在他的领导下(xia)已(yi)经创办了上海测候(hou)所（1933年1月）、峨(e)眉山测候(hou)所（1932年8月）、泰(tai)山测候(hou)所（1932年8月）和肃州（酒泉）测候(hou)所（1934年7月），同时接管了北平测候(hou)所（1929年6月）。

南(nan)京(jing)城钦天山北极阁

当本国研究气象(xiang)的学者能够顺利方便地(di)使用上本国气象(xiang)台数(shu)据，中国的季风研究才能有长足(zu)的进步。

在竺可桢1933年宣(xuan)读的《中国气流之运(yun)行(xing)》一(yi)文中，他便利用了南(nan)京(jing)1929-1931年和青岛(dao)1924-1929年测得的逐月风速来展示一(yi)年中季风风力(li)的变(bian)化特征(zheng)。在研究季风的重要一(yi)文《东南(nan)季风与(yu)中国之雨量》中，竺可桢同样利用了1929至1933年间南(nan)京(jing)测得的夏季不同风向下(xia)降(jiang)水可能性和温(wen)度、湿(shi)度的记录(lu)，从而佐证“舶䑲风主(zhu)旱”说。北平和上海的风力(li)和雨量数(shu)据则帮助竺可桢证明(ming)了不同的季风强度下(xia)长江流域和北方降(jiang)水的特征(zheng)。

此外(wai)，培养一(yi)批专业的气象(xiang)人才，同样有助于中国气候(hou)研究的开展。

1927年年底，当时国民政府着手筹备建立一(yi)所国家(jia)级(ji)的研究机构，即中央研究院。在中央研究院的组(zu)织条例中，将观象(xiang)台作为其中一(yi)个(ge)子机构予以筹建，竺可桢被(bei)聘为观象(xiang)台筹备委员会常务委员。1928年2月，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为办事便利起见，把观象(xiang)台筹备处分(fen)为天文研究所和气象(xiang)研究所，竺可桢又被(bei)任命(ming)为气象(xiang)研究所主(zhu)任。11月，气象(xiang)所成为中央研究院拟(ni)设的十四个(ge)研究所之一(yi)。竺可桢作为全权负责人，从研究所的选址、进人、采买设备到刊物出版，均事必躬亲。气象(xiang)研究所作为当时中国气象(xiang)科学的最高学术机构，在竺可桢的领导下(xia)，开展了一(yi)系列(lie)气象(xiang)科学研究，在取得丰硕研究成果的同时，也培养了一(yi)批气象(xiang)研究人员。

1928年开始气象(xiang)研究所将其直属的气象(xiang)台观测记录(lu)和各地(di)测候(hou)记录(lu)以《气象(xiang)季刊》（1929年后《气象(xiang)月刊》）和《气象(xiang)年报》的形式编辑出版。而且，气象(xiang)研究所在南(nan)京(jing)还(hai)开设了四期气象(xiang)学习班，培养了大量气象(xiang)学家(jia)和气象(xiang)管理人员，其中就有吕炯、涂长望(wang)、卢鋈、叶笃正、陶诗言和顾震潮等。当中国气象(xiang)研究有了一(yi)支队伍后，研究才能获(huo)得更大的进展。

比如，1934年涂长望(wang)发(fa)表的《中国雨量与(yu)世界气候(hou)》一(yi)文，搜集了中国各地(di)夏季降(jiang)雨量数(shu)据，并将之与(yu)世界各地(di)气候(hou)进行(xing)比较，发(fa)现其中的相关(guan)关(guan)系。其中，得出了华北沿海区域的夏季降(jiang)雨量与(yu)长江三角(jiao)洲夏季降(jiang)雨量之间存在反相关(guan)关(guan)系的结论。此结论为竺可桢论证东南(nan)季风强弱与(yu)中国南(nan)北方旱涝关(guan)系提供了重要的佐证与(yu)支持(chi)。

季风的中国影响

现实的极端(duan)旱涝是气象(xiang)研究者研究气象(xiang)问题最直接的出发(fa)点，解释(shi)极端(duan)旱涝发(fa)生的原因就成为气象(xiang)工(gong)作者的重要使命(ming)和任务。

1926年入春(chun)以来长江、黄河下(xia)游，东北沿海一(yi)带(dai)降(jiang)雨稀少，上海1至5月降(jiang)雨量只有往(wang)年平均的百分(fen)之六十一(yi)。面对旱情，当时各省纷纷倡导祈(qi)雨和禁屠之法，以求甘霖。竺可桢自然反对这种愚民且迷信(xin)的做法。

只有科学的宣(xuan)传(chuan)才是回击封建迷信(xin)的良方。

所以，在当年7月竺可桢在《东方杂志》上发(fa)表《论祈(qi)雨禁屠与(yu)旱灾》，向大众科普我国旱涝灾害异(yi)常频繁的原因。其中，他谈到东亚各国处于季风带(dai)内，是造成每年雨量多寡悬殊的重要原因。在季风的影响下(xia)，因为季风强弱变(bian)化的不定，中国雨量之变(bian)率极大，而且，越往(wang)内地(di)变(bian)率愈大。可以说，季风对中国旱涝影响之显著，以及1920至1930年代中国频繁爆发(fa)的极端(duan)旱涝灾害，均让竺可桢感到对季风的研究和科普异(yi)常重要。

几年后的1931年夏季，全国各地(di)水涝成灾，尤其以长江流域为甚。面对几十年未有之大洪水，《时事月报》特邀竺可桢和刘治华撰(zhuan)文解释(shi)。仅仅三年之后的1934年夏季，长江流域又因梅(mei)雨结束得异(yi)常偏早，产(chan)生了严重的旱情。短短三年间，长江流域接连出现的极端(duan)旱涝灾害，成为了当时中国气象(xiang)研究上最为迫切(qie)的中心问题。为此，竺可桢写下(xia)了《长江流域三十年未有之大雨量及其影响》和《民国二十三年夏季长江下(xia)游干旱之原因》两(liang)篇论文予以解释(shi)。

这两(liang)年长江流域的极端(duan)旱涝均与(yu)梅(mei)雨的异(yi)常有关(guan)。在竺可桢看来“黄梅(mei)天之所以成，可以‘季风之影响’五字释(shi)之”。将季风如何(he)影响中国降(jiang)雨解释(shi)明(ming)了，就能够回答长江流域旱涝发(fa)生的原因。每年夏季“寒冷之西北风与(yu)温(wen)暖而潮湿(shi)之东南(nan)风相遇”便会产(chan)生降(jiang)雨，又“以西北风渐向后退缩，东南(nan)风渐向前(qian)趋进时，其降(jiang)雨期遂生出迟(chi)早之不同”。1931年夏季长江流域之所以会有如此大涝，原因既在于当年冷风异(yi)常强盛，迫使温(wen)暖湿(shi)润的东南(nan)风无法顺利北上，造成梅(mei)雨长期盘踞在长江下(xia)游所致。

为了解释(shi)1934年长江流域夏季主(zhu)旱的特殊情况，竺可桢又从中国古(gu)籍里(li)寻找(zhao)历史上相似的情境(jing)。在此过程中，徐光启《农政全书》里(li)“舶䑲风云(yun)起，旱魃深欢喜”的记载引起了竺可桢的注意(yi)，通过解释(shi)这句(ju)话，竺可桢发(fa)现了季风强弱与(yu)长江流域旱涝之间的关(guan)系。1934年的夏季，东南(nan)季风势力(li)偏强，较之往(wang)年早半(ban)个(ge)月降(jiang)临，将盘踞在长江下(xia)游的梅(mei)雨天气一(yi)扫而空。原本要延续到七月初的梅(mei)雨提前(qian)半(ban)个(ge)月结束，从而造成了当年长江下(xia)游异(yi)常干旱。

可以说，为了解释(shi)1930年代初长江流域的极端(duan)旱涝事件，才有了竺可桢于1934年秋季写就的《东南(nan)季风与(yu)中国之雨量》一(yi)文。

从季风之名的确定到对季风认识与(yu)研究的不断加深，以竺可桢为代表的气象(xiang)学人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季风的研究并不能脱离时代与(yu)现实。中国气象(xiang)事业的发(fa)展为季风研究提供了前(qian)提与(yu)基础，现实的极端(duan)旱涝灾害则又鞭策学者不断加深对季风的研究。正是因为拥有一(yi)批批志愿中国气象(xiang)事业且心怀百姓疾苦的学者，才有了季风研究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