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当·斯密1723年出生(sheng)于苏格(ge)兰东(dong)部海岸的柯科迪。他父亲也叫亚当，是一(yi)位律师，在斯密出生(sheng)前六(liu)个月就去世(shi)了。他的母亲（玛格(ge)丽特）没(mei)有再(zai)婚，在她的漫漫人生(sheng)中，亚当是她挚爱的儿子，她卒于1788年，只比亚当早两年。斯密第一(yi)本传记的作者杜格(ge)尔德·斯图尔特认(ren)识斯密，掌握的信(xin)息比其他人多。这位作者说亚当是个体弱多病的孩子，得到了母亲的悉(xi)心(xin)照(zhao)料，而亚当也穷(qiong)其一(yi)生(sheng)尽心(xin)尽责地回报了他母亲。

他约(yue)8岁时进入当地学校读书，并从一(yi)位新来(lai)的严(yan)苛而热(re)忱的男老师那里受益良多。斯密1737年进入格(ge)拉斯哥大学学习(xi)，年仅14岁，但在那时候这个年龄上(shang)大学并非异乎寻常。他在中学期间已(yi)熟知(zhi)古希腊与古罗马文化，以至于他实际上(shang)可以免修那些初阶的拉丁语(yu)、希腊语(yu)课程(cheng)。在格(ge)拉斯哥，斯密师从当时的一(yi)些知(zhi)名学者。他最重(zhong)要的老师是伦理学教授弗朗西斯·哈奇森。在他临终前的一(yi)封信(xin)中，斯密盛赞了哈奇森作为一(yi)名教师和哲学家(jia)的品质(zhi)，尽管斯密在《道(dao)德情操论》一(yi)书中公开反对哈奇森关于慈善和道(dao)德感的观点(dian)。

1740年，斯密获得斯内尔奖学金（该奖学金至今仍在），到牛津大学巴利奥尔学院学习(xi)，直至1746年。他并不是因(yin)为被这个教育机会吸引而去学习(xi)的，实际上(shang)他在《国富论》中抨击了该学院的教学质(zhi)量和教师水平。他似(si)乎在那儿都是自学。自学的内容大致包括继(ji)续(xu)研究科学、培养语(yu)言(yan)技巧，继(ji)而如杜格(ge)尔德·斯图尔特所猜测的，发展到“研究与人性相关的所有领域，尤其是人类政治史”（《生(sheng)平》第271页）。可以基本肯定(ding)，他那时读过大卫·休谟的《人性论》，休谟后来(lai)成为他最好的朋友。

他于1746年回到苏格(ge)兰，和母亲一(yi)起住在柯科迪，1748年搬去了爱丁堡。在爱丁堡，受恩于亨利·霍姆的帮助，他被聘(pin)请去教修辞学，后来(lai)可能还教法律、哲学等课程(cheng)。亨利·霍姆后来(lai)任法官时被封为卡姆斯勋爵。斯密所教的这些课程(cheng)内容现在没(mei)有记录留存下来(lai)。当时这些课深受欢迎，他受邀反复教授这些课。或许是因(yin)为授课的成功，但更关键(jian)的是伊莱伯爵阿奇博尔德·坎贝尔（后为阿盖尔公爵）的支持，斯密于1751年回到格(ge)拉斯哥大学担任逻辑(ji)学教授。

《亚当·斯密》内页。

阿盖尔可以对许多学术职位插上(shang)一(yi)手，他运用其任免权来(lai)激励那些倾向于使苏格(ge)兰社会走上(shang)现代化道(dao)路的人。逻辑(ji)学教授还有另一(yi)位候选人。尽管选择斯密毫无争议，但他的竞(jing)争者（乔治·缪尔黑德）也是一(yi)位才华(hua)横溢的学者，后来(lai)成为东(dong)方语(yu)言(yan)学教授，去了格(ge)拉斯哥的人类学系。1752年斯密被聘(pin)为道(dao)德哲学教授，没(mei)有竞(jing)争对手，他在这个职位上(shang)又工作了十二年，直到他结束大学学术生(sheng)涯。

斯密教过很多科目(mu)。除了哲学和法学外，他也教授历史、文学和语(yu)言(yan)。他的学生(sheng)们所记的修辞学和语(yu)言(yan)学系列课堂笔记已(yi)经被发掘出来(lai)并出版了，还有两套内容广博的法学课笔记也出版了。斯密做的是口头演讲，因(yin)此这些笔记不仅相互大量重(zhong)复，而且成为他主旨观点(dian)的可靠书面记录。由于他“在文学领域公认(ren)的声望(wang)，尤其是他这些年来(lai)在该校教授法学深受欢迎”，1762年格(ge)拉斯哥大学授予他法学博士。

斯密出版了两部巨(ju)著，他在格(ge)拉斯哥执教时就已(yi)播(bo)下了这两本书的种(zhong)子。《道(dao)德情操论》最初现世(shi)于1759年，他一(yi)生(sheng)中做了六(liu)次修订。最后一(yi)版，包括增补内容，完成于他去世(shi)的那一(yi)年（1790）。这些修改变化表明，斯密在发表他第二部巨(ju)著《国富论》（1776年出版）之时和之外，仍持之以恒地致力(li)于道(dao)德哲学研究。尽管彼时斯密已(yi)经离开格(ge)拉斯哥，从他学生(sheng)的笔记中可以很明显地看到，在格(ge)拉斯哥的课堂里他已(yi)经在构(gou)思书中的一(yi)些重(zhong)要主题，比如劳动分工。他的学生(sheng)、后来(lai)是他同事的约(yue)翰·米勒证实了这一(yi)点(dian)。据约(yue)翰·米勒回忆，斯密讲过“那些赖以谋生(sheng)的行业(ye)，以及促进财富积累的行业(ye)，使法律和政府(fu)发生(sheng)了相应的进步或改变”（见《生(sheng)平》第275页）。

斯密1764年离开格(ge)拉斯哥大学，但他并非从此与该校断了联系，1787年他被选为该校的荣誉校长。在致谢信(xin)中，他声称记忆中的执教生(sheng)涯是“人生(sheng)中迄今最有益，也是最快乐、最荣耀的时期”（《书信(xin)集》第309页）。斯密离开格(ge)拉斯哥是因(yin)为他应聘(pin)去了薪资更高的职位，给18岁的巴克卢公爵当家(jia)庭教师兼同伴。他是通过公爵的继(ji)父查尔斯·汤森德获得这一(yi)职位的。

他的第一(yi)个任务是将年轻的公爵带到法国，他们住在图卢兹，但他们在那度过的时光鲜为人知(zhi)。可知(zhi)的是，他们还在日(ri)内瓦住过一(yi)阵子。斯密在那儿遇见了最有名的法国作家(jia)弗朗索瓦·马里·阿鲁埃（伏尔泰(tai)），他住在附近的弗尼，斯密对他评价很高。斯密还到访过巴黎，经引荐，与许多法国启蒙运动的文化人士交际往来(lai)，其中有些是女士。在这些人中，他遇到了经济(ji)学家(jia)安—罗伯特—雅克·杜尔哥和弗朗索瓦·魁奈。后来(lai)他曾感谢魁奈帮助他获得有关法国税务的信(xin)息（《书信(xin)集》第286页）。魁奈是一(yi)个思想家(jia)团体（重(zhong)农学派）的领袖，其主要观点(dian)是农业(ye)是经济(ji)稳定(ding)的基石。斯密十分熟悉(xi)重(zhong)农学派的观点(dian)。魁奈送给斯密一(yi)本他所著的《重(zhong)农主义》（1767）的影印本，斯密在《国富论》里评价他是一(yi)位“别出心(xin)裁而又深刻的作者”（《国富论》第672页）。但是，斯密深为反对他们的理论体系。要说这些会面、信(xin)件对构(gou)建斯密自己的研究分析具有决定(ding)性作用，是夸(kua)大其词了。

由于和他们一(yi)起住在法国的他学生(sheng)的兄弟于1766年不幸去世(shi)，斯密的家(jia)庭教师工作因(yin)此中断。尽管家(jia)教生(sheng)涯短暂，但斯密得到了一(yi)笔可观的补偿（300英镑），这使他不必(bi)再(zai)忧心(xin)于生(sheng)计。他回到苏格(ge)兰，重(zhong)新回到他母亲在柯科迪的家(jia)中，在那里，斯密1780年回忆时说道(dao)，他利用那段(duan)安静祥和的时光写成了《国富论》。1777年，他搬到爱丁堡（带着他母亲一(yi)起），再(zai)次在巴克卢的帮助下成为一(yi)名海关专员(yuan)。这一(yi)职位薪水颇丰，斯密得以在一(yi)所牢固的房子里安家(jia)落(luo)户(hu)，尽管这房子不在时髦的新城区(qu)（休谟已(yi)经搬到了这里），而是在老城区(qu)的修士门地区(qu)。这份工作不是一(yi)份闲(xian)差，斯密过于认(ren)真负责地履行职责，以至于他认(ren)为这份工作妨碍(ai)了他创作“文学作品”，尽管说这话可能有点(dian)违心(xin)（《书信(xin)集》第253页）。

这些作品包括《国富论》和《道(dao)德情操论》的修订版。此时，他还试图完成另外两部手稿(gao)。其中一(yi)部内容是“关于不同类别文学、哲学、诗歌和修辞法的哲学史”，另一(yi)部是“关于法律和政府(fu)的理论和历史”（《书信(xin)集》第287页）。最终他放弃了。这些手稿(gao)的内容已(yi)不为人知(zhi)。斯密要求他的遗嘱执行人毁掉他的纸稿(gao)。然而，他也的确允(yun)许过出版其中的一(yi)小部分，即1795年他去世(shi)后出版的《哲学论文集》。

虽(sui)然丢失了一(yi)些素材，但他已(yi)出版的著作至今仍广为流传，足以用来(lai)对斯密这位作者进行评价。但评价斯密这个人就不敢这么(me)放言(yan)了。他不是个勤于写信(xin)的人，评价他的人品主要得靠他人的说辞。杜格(ge)尔德·斯图尔特所著的《生(sheng)平》里写得最多。斯图尔特观察认(ren)为，可以打包票说斯密的“个人价值观”是“信(xin)任、尊敬和爱戴，他与一(yi)生(sheng)中所有亲朋好友相处时均如此”。他有“许多怪癖”，言(yan)外之意，可能是有些不讨喜(xi)，只有他的“知(zhi)心(xin)朋友”才能欣赏到“他言(yan)语(yu)中无以言(yan)表的魅力(li)”，以及“他毫不做作的质(zhi)朴内心(xin)”（《生(sheng)平》第329页）。

随着斯图尔特的进一(yi)步描述，一(yi)幅画像徐徐展开：这是一(yi)个性格(ge)内向、沉默寡(gua)言(yan)的男人，在公共场合往往心(xin)不在焉、缄(jian)口无言(yan)。至于他的外表，斯图尔特只能说“没(mei)什么(me)不寻常”，但专门加上(shang)了一(yi)句，说詹姆斯·塔西制作的侧像圆牌“传神地表现出他的外形”（《生(sheng)平》第329页）。斯密从未坐着让人画像（这本身在他的朋友中就不常见），除去塔西的作品外，现存只有一(yi)幅约(yue)翰·凯(kai)所作的程(cheng)式化的纪念版画。格(ge)拉斯哥大学的雕塑是19世(shi)纪“凭想象制作的”，现在爱丁堡的这座（2008）亦如此。

斯密时代的苏格(ge)兰

斯密身处什么(me)样的社会？所有的时代都可以说是变革的时代，尽管这是句陈词滥调，但它的确符合18世(shi)纪苏格(ge)兰的情况。

斯密出生(sheng)前发生(sheng)了一(yi)系列十分重(zhong)大的政治事件，这些事件影响(xiang)深远，他一(yi)直生(sheng)活在这些事件的影响(xiang)之下。事件起因(yin)于17世(shi)纪晚期。那时，苏格(ge)兰有自己的议会，但一(yi)直运转不佳，在“达里恩计划”（议会试图将苏格(ge)兰发展为殖民强国）毁灭性破产(chan)以及与英格(ge)兰贸易争端等背(bei)景下，英格(ge)兰与苏格(ge)兰于1707年成立(li)联合议会。此次联合是在英国人诱骗下苏格(ge)兰一(yi)些领袖人物的背(bei)叛之举(ju)，还是出于“摆(bai)脱(tuo)”眼前窘迫困境之需，至今仍然是一(yi)个有争议的学术（和政治）问题。

《联合条约(yue)》赋予苏格(ge)兰人小部分直接政治权力(li)（仅有上(shang)议院16个席(xi)位和下议院约(yue)8%的补充席(xi)位）。但该条约(yue)允(yun)许苏格(ge)兰保留自己的法律体系、宗教管理方式（苏格(ge)兰教会）和教义。这些例(li)外规定(ding)非常重(zhong)要，因(yin)为这意味着对大多数人而言(yan)，最直接的事务仍然掌握在苏格(ge)兰人手里。没(mei)有了议会，律师成了关键(jian)人物。律师们代表他们的主顾，特别是像阿盖尔公爵这样的人物，实际上(shang)控制了苏格(ge)兰的运转。

安妮女王于1714年去世(shi)，英格(ge)兰和苏格(ge)兰的王位传给了汉诺(nuo)威的乔治。这次王位继(ji)承是《联合条约(yue)》里预订的，因(yin)为该条约(yue)第二款规定(ding)，如果安妮正常死亡(wang)，那么(me)君(jun)主之位应传给汉诺(nuo)威的索菲亚及她的“新教徒”继(ji)承人。该条款重(zhong)申了1689年协定(ding)的内容。这份文件由威廉和玛丽增订而成，此后又被斯图亚特国王詹姆士二世(shi)/七世(shi)废黜/放弃，该文件规定(ding)天主教徒不可接任王位。乔治符合条件，因(yin)为他与第一(yi)任斯图亚特国王（詹姆士一(yi)世(shi)和六(liu)世(shi)）的孙女结了婚，他是关系最密切的新教徒。汉诺(nuo)威继(ji)承王位对苏格(ge)兰有极其重(zhong)要的政治影响(xiang)。

《真正的亚当·斯密》（2016）海报。

一(yi)些受过良好教育、具有专业(ye)技能的苏格(ge)兰人写了许多著作，涉及的领域十分广泛，形成了“苏格(ge)兰启蒙运动”（正如现在所知(zhi)），他们都是汉诺(nuo)威人。这不仅仅意味着支持现行体制，因(yin)为这种(zhong)支持彰显出他们对詹姆士党的反对。詹姆士党人是斯图亚特王朝的支持者，18世(shi)纪上(shang)半叶经常爆发反对新王朝的活动。反抗活动频繁爆发，表明汉诺(nuo)威的继(ji)承权并非高枕无忧。

1715年和1745年发生(sheng)了两次最严(yan)重(zhong)的叛乱。1715年的叛乱利用了公众积累的对成立(li)联合王国后无所获益的不满，获得了广泛支持。1745年的叛乱最初对英国造(zao)成了较大的威胁，小王位觊觎者“英俊王子”查理的军队向南最远打到英格(ge)兰的德比，距离伦敦120英里。詹姆士党人一(yi)开始的军事胜利没(mei)有得到苏格(ge)兰人民的普遍支持，很快形势就反转了。在克劳顿战(zhan)役（1746）击溃叛军之后，当局有意采取措施(shi)破坏苏格(ge)兰高地的政治独立(li)。

斯密身处英格(ge)兰，远离这片纷乱，在克劳顿战(zhan)役后才回到柯科迪。毫无疑问，他是忠于汉诺(nuo)威政权的。在《国富论》中，他主要以苏格(ge)兰高地为例(li)，说明不发达经济(ji)体和老套法律体系的情况。他明确地提(ti)到洛希尔的卡梅伦，说他没(mei)有法律授权却可以“对他的人民进行刑(xing)事管辖”（《国富论》第416页）。这不是说他这个人恶毒或喜(xi)怒无常，而是说由于经济(ji)和基础设(she)施(shi)未得到改良，因(yin)而没(mei)有统一(yi)和有效的法律体系。

联合背(bei)后的动因(yin)之一(yi)是，苏格(ge)兰需要获准自由进入英格(ge)兰市场。意识到他们的经济(ji)比英格(ge)兰落(luo)后，苏格(ge)兰的主要机构(gou)及其成员(yuan)开始寻求现代化，或者说推进“改良”。最终，到18世(shi)纪中叶的时候，联合带来(lai)了经济(ji)效益，苏格(ge)兰迅速(su)发生(sheng)变化。这些变化中最引人注目(mu)的是格(ge)拉斯哥的发展。在斯密的学生(sheng)时代，格(ge)拉斯哥的人口约(yue)1.7万，到斯密去世(shi)时增长到8万人。除农业(ye)外，纺织品尤其是亚麻布生(sheng)产(chan)是苏格(ge)兰的主要工业(ye)。烟草贸易大幅增长，对格(ge)拉斯哥的发展起了至关重(zhong)要的作用，这使之取代布里斯托尔成为主要港口。斯密认(ren)识一(yi)批格(ge)拉斯哥的“烟草大王”。他是格(ge)拉斯哥文学协会的会员(yuan)，该协会主席(xi)安德鲁·科克伦就是一(yi)位“烟草大王”。至今，格(ge)拉斯哥的街道(dao)名称中还能找到他们的遗迹，比如格(ge)拉斯福德、英格(ge)拉姆，还有科克伦。

直到那个世(shi)纪的后二十五年，煤炭采掘和炼铁(tie)等“重(zhong)”工业(ye)才开始飞速(su)发展。《国富论》中所提(ti)出的经济(ji)原理不是对应这些产(chan)业(ye)的。斯密围绕制钉等小型手工作坊阐释其原理。城镇化和纺织品生(sheng)产(chan)的确需要实体基础设(she)施(shi)和金融基础设(she)施(shi)的支撑。交通依靠马（斯密就是骑马去牛津的）和船。尽管在爱丁堡和伦敦之间有服务相当高效的长途马车，但横贯全(quan)国的旅程(cheng)仍是十分艰辛的。从柯科迪到爱丁堡最便捷的途径是乘船穿越福斯湾，而不是经由陆路和摆(bai)渡。

大规模运输必(bi)须(xu)通过船运，从格(ge)拉斯哥到爱丁堡（相距约(yue)45英里）意味着要经历一(yi)段(duan)漫长而危险的海上(shang)航程(cheng)。为此实施(shi)了一(yi)项“改进”计划，修建一(yi)条连接东(dong)部福斯河各河口和西部克莱德湾的运河航道(dao)。该计划开始于1768年，至1790年完成。这是一(yi)项了不起的工程(cheng)成就。迄今仍在使用的格(ge)拉斯哥附近开尔文河上(shang)的高架(jia)桥(qiao)，被誉为“世(shi)界上(shang)该类工程(cheng)中最了不起的杰作之一(yi)”。当然，这些工程(cheng)建设(she)需要大量资金。许多银行伴随着这项投资需求而生(sheng)。1772年艾尔银行倒闭，使福斯—克莱德运河的股东(dong)面临信(xin)心(xin)丧失的问题。斯密对这些事件有清晰的认(ren)识，在《国富论》中可以看到他对投机商（“项目(mu)计划人”）、银行业(ye)和金融监管的看法。

《猜火车2》（2017）剧照(zhao)。

官方认(ren)可的苏格(ge)兰教会政权形式是长老会，属于严(yan)格(ge)的加尔文教派，英联邦原封不动地保留了这个形式。强制信(xin)奉正教的历史由来(lai)已(yi)久。例(li)如，1696年有一(yi)名19岁的学生(sheng)托马斯·艾肯黑德被判亵渎上(shang)帝。然而，改变已(yi)无处不在（至少在精英阶层是如此）。苏格(ge)兰不设(she)独立(li)议会强化了苏格(ge)兰长老会的作用，长老会的大会近似(si)于国家(jia)级的辩(bian)论论坛。这一(yi)作用使其成为政治焦点(dian)，并最终促使苏格(ge)兰教会和苏格(ge)兰启蒙运动达成了某种(zhong)互谅。威廉·罗伯逊本人就是生(sheng)动的体现。他任爱丁堡大学校长逾三十年，也是教会派系现代化改革的领袖人物，被称为“温和派”。通过斗智斗勇，这群志趣相投的“现代化者”致力(li)于“改良”，设(she)法成了大会里的多数“派”。这令温和派能够(gou)控制教会选任的牧师们赞同改良和“启蒙”。斯密与改良派的领袖们交好，这个圈子里有各色人物，其中包括被认(ren)为是“异教徒”的大卫·休谟。

除了休谟这个特例(li)以及凯(kai)姆斯等上(shang)议院法官，其他苏格(ge)兰启蒙运动的思想家(jia)都像斯密一(yi)样是大学教授。以苏格(ge)兰的国土和人口规模而论，这里出现了五所大学—圣(sheng)安德鲁斯学院、阿伯丁的国王学院和马修学院、爱丁堡大学以及格(ge)拉斯哥大学—确实令人震(zhen)撼。这些大学的传统使命是培养牧师，这个使命延续(xu)了一(yi)整个世(shi)纪，但到彼时，情况发生(sheng)了变化。

教学体系被重(zhong)新设(she)计，授课不再(zai)用拉丁文（哈奇森是先驱者）。法律教授职位得以设(she)立(li)，爱丁堡大学（1740）和格(ge)拉斯哥大学（1760）正式成立(li)了医学院（尽管形式上(shang)是一(yi)门课程(cheng)，但医学教育那时已(yi)岌岌可危）。这种(zhong)“强调职业(ye)教育的主张”，是适应社会需求变化的表现。法律、医学学科发展的同时，化学和植物学等对促进农业(ye)发展（如化肥）和“工业(ye)”发展（如亚麻染料）有明显作用的学科也在扩张。但这些大学对智识教育也持开放态度。课程(cheng)体系变了，尤其引人注目(mu)的是接受并宣扬艾萨(sa)克·牛顿学说的速(su)度。

苏格(ge)兰是个小社会，其主要的法律、教会和学术机构(gou)组成了一(yi)张网。这些机构(gou)的理事会里全(quan)是知(zhi)识精英。有了主要机构(gou)里这种(zhong)精英的参与，苏格(ge)兰启蒙运动成为“建构(gou)”现代社会中不可或缺的一(yi)部分。这种(zhong)参与进一(yi)步表现为俱乐部和辩(bian)论会的规模激增，它们为大学、法律界、教会、“进步”贵族和商人（特别是在格(ge)拉斯哥）搭(da)建了思想汇集平台。例(li)如，“精英”协会（更正式、含(han)义更清晰的名称是“爱丁堡艺术、科学、制造(zao)业(ye)和农业(ye)促进协会”）的成员(yuan)包括斯密、休谟、凯(kai)姆斯和罗伯逊。尽管有天性腼腆的名声在外，但斯密是几个协会里的活跃分子，其中有兼收“市民和大学师生(sheng)”的格(ge)拉斯哥文学俱乐部，还有兼具欢乐与智慧的爱丁堡牡蛎俱乐部。他是爱丁堡皇(huang)家(jia)学会（1783）的创始会员(yuan)之一(yi)。

一(yi)些俱乐部会关注“礼貌”。这反映了新兴的城市文化，因(yin)此“文雅”（以及相关的“文明”）成为性格(ge)和行为被正面评价的特征。这些是《道(dao)德情操论》的主要论题。

启蒙运动：苏格(ge)兰及其他地区(qu)

毫无疑问，斯密是被彼得·盖伊称为“启蒙运动之家(jia)”里的一(yi)员(yuan)。启蒙运动是一(yi)场自我(wo)意识觉醒的运动。参与者自然是受过良好教育的社会阶层成员(yuan)，在苏格(ge)兰就是那些文人学者。在苏格(ge)兰，他们是专业(ye)人士，特别是律师、医生(sheng)、大学教授，在欧(ou)洲其他地方亦如此，只有法国是个例(li)外。

启蒙运动没(mei)有局限在某个区(qu)域，其成员(yuan)遍布欧(ou)洲和北美洲。文人学者们真心(xin)实意地参与这场国际对话，认(ren)为自己参加的是同一(yi)场辩(bian)论。这种(zhong)对话有一(yi)种(zhong)方式是直接交锋。例(li)如，斯密1755年为短命的《爱丁堡评论》写了关于《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的评论，与让—雅克·卢梭进行了对话。对话的第二种(zhong)形式是广泛传播(bo)相关著作和译作。《国富论》和《道(dao)德情操论》两本书被快速(su)译成多国文字(zi)，加速(su)了其传播(bo)。例(li)如，意大利人通常通过法语(yu)版了解到《国富论》。斯密代表其大学购买(mai)了丹尼斯·狄德罗的《百科全(quan)书》前七卷（始于1755年），很好地诠释了当时那种(zhong)知(zhi)识共享传播(bo)的氛围。所有苏格(ge)兰人都受到夏尔·塞孔达·孟德斯鸠男爵思想的影响(xiang)，尽管斯密（通常）在其公布的参考(kao)书目(mu)里鲜有提(ti)及孟德斯鸠，但从他的授课笔记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他很熟悉(xi)孟德斯鸠的著作。

《诺(nuo)丁山》（1999）剧照(zhao)。

他们自己所作的“光”的比喻，形象地说明了这些自我(wo)意识强烈(lie)的知(zhi)识分子关注的核心(xin)是什么(me)。光意味着之前的时代是相对愚昧的。用不那么(me)隐晦的语(yu)言(yan)来(lai)解释，这种(zhong)光明与黑暗的对照(zhao)，就是知(zhi)识和理性的一(yi)面与无知(zhi)、偏见、迷(mi)信(xin)的另一(yi)面的对照(zhao)。奴役、折磨、巫术、宗教迫害等类似(si)的东(dong)西，如同黑夜的产(chan)物和遗骸，是应当被反对的。

斯密的著作表明他同意这个观点(dian)。尽管作为作家(jia)他不喜(xi)欢表达愤怒，但他清楚奴隶制是罪恶的，毫不含(han)糊地谴责杀婴行为，并猛烈(lie)地抨击司法不公。对于最后一(yi)种(zhong)情形，他有切身经历。在图卢兹时，一(yi)名加尔文教徒吉恩·卡拉斯被错控谋杀了自己的儿子并被处以死刑(xing)（斯密在《道(dao)德情操论》的最后一(yi)版中补充了有关这一(yi)事件的内容）。

科学闪耀的光芒是驱散黑暗的关键(jian)。艾萨(sa)克·牛顿是那片苍穹中最耀眼的星。牛顿是启蒙运动的英雄人物。简要概述他的成就，就是从行星运行轨迹到苹果自树上(shang)落(luo)下等一(yi)系列自然现象中归(gui)结出的几条简单原理（运动定(ding)律和万有引力(li)定(ding)律）。关键(jian)是，这些定(ding)律被证明是正确的。牛顿的计算认(ren)为地球(qiu)更像一(yi)个芜菁（两极部分更为扁平）而不是柠檬(meng)（两极更长），这与法国数学家(jia)、哲学家(jia)勒内·笛(di)卡尔的理论体系正相反，而去拉普兰和赤道(dao)地区(qu)的科考(kao)团证实了牛顿的这个观点(dian)。彰显牛顿身份地位的一(yi)个标志是，称某人的工作堪(kan)比牛顿是对该项工作的最高评价。例(li)如，约(yue)翰·米勒在《历史评论》（1787）中称斯密是“政治经济(ji)学领域的牛顿”，因(yin)为他揭(jie)示了商业(ye)原理。斯密同样具有启蒙运动式的热(re)忱，他广博的天文学知(zhi)识即是力(li)证。

苏格(ge)兰人信(xin)仰进步。这种(zhong)信(xin)仰要求对经年累月的社会变革作记述，苏格(ge)兰启蒙运动的大部分作品践(jian)行了这一(yi)使命。斯密的大学演讲报告具有这样鲜明的特征，而这也是《国富论》的一(yi)个重(zhong)要主题。苏格(ge)兰人对进步的定(ding)义相对谨慎。他们认(ren)为光芒已(yi)经普照(zhao)，而在此进程(cheng)中知(zhi)识增长确为关键(jian)因(yin)素。然而，他们不像法国或英格(ge)兰的同时代人那样有信(xin)心(xin)，认(ren)为进步总是自然和必(bi)然的，且在所有方面都是一(yi)种(zhong)改进。苏格(ge)兰人如此谨慎的一(yi)个重(zhong)要原因(yin)是，他们看重(zhong)社会习(xi)俗的作用，习(xi)俗对明显或快速(su)的革新是抵(di)制的。本着这个看法，斯密强调社会应徐徐图变，认(ren)为变化本身往往是非故意的结果。这些重(zhong)要观点(dian)贯穿于他全(quan)部著作之中。

本文选自《亚当·斯密》，已(yi)获得出版社授权刊发。小标题为编者所加，非原文所有。

原文作者/ [英国]克里斯托弗·J.贝里

摘(zhai)编/何也

编辑(ji)/张进

导语(yu)校对/赵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