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与(yu)1960年代，那些受(shou)惠于布罗(luo)代尔的年鉴第三代们(men)，同样沉迷于对事件的摒弃、对社会经济结构的执着(zhe)以及(ji)对经济数据等统计资料的迷恋中。彼时的伊曼纽尔·勒华拉杜里极(ji)端强调计量的重要性以及(ji)计算机处理数据将带来的经济社会史等总体(ti)性研究的进一步拓展，这当然(ran)是其受(shou)拉布鲁斯(si)与(yu)布罗(luo)代尔影响(xiang)的结果(guo)。但若联想(xiang)到勒华拉杜里本人后来成为微观史学转向的先(xian)驱，便不能不感到反讽，并意识到布罗(luo)代尔之(zhi)后的年鉴学派的嬗变。

年鉴学派在第一代时除社会经济研究之(zhi)外，同样关注对心态史的研究。布洛赫的《国王(wang)神迹》与(yu)费弗尔的《十六世纪的不信教(jiao)问题：拉伯雷的宗教(jiao)》皆是此中翘楚。而年鉴第三代如同“祖父(fu)定(ding)律”一般(ban)继承了这一点——在他们(men)的学术生涯中期，不止一人放弃了曾经的经济基础或人口研究，转而思考(kao)文化的上层建(jian)筑。有些研究者，如勒华拉杜里的《蒙塔尤》与(yu)《罗(luo)芒狂(kuang)欢节》所示，选择了微观的研究路径，这无疑(yi)是对布罗(luo)代尔排(pai)斥心态史与(yu)强调总体(ti)史学的反动(dong)。在这一“从地窖到顶楼(lou)”的转换中，更多曾经被忽视的现象被“以新的跨(kua)学科方(fang)法”纳入(ru)史学研究领域之(zhi)中。然(ran)而伴(ban)随这种(zhong)多样化而来的，也是史学的“碎(sui)片化”。即(ji)使庞大如年鉴学派，在这一“文化转向”与(yu)“微观转向”的风潮中，也再难以像布罗(luo)代尔时代那样，以一个大致统一的史学方(fang)法论定(ding)义学派自身，更多只是一个松散的联盟。[2]

本书的作者乔治·杜比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作为历(li)史学家登场的。他虽非布罗(luo)代尔的直系门生，却因与(yu)芒德鲁等人交好(hao)进入(ru)年鉴学派的圈子。从某种(zhong)意义上讲，杜比靠近年鉴学派自有其渊源：其人对农村社会的关注接近于布洛赫，对地域史的重视亦有费弗尔的影子，而对心态史和记忆的重视同样受(shou)惠于两者。杜比也受(shou)布罗(luo)代尔的影响(xiang)，写(xie)下充分重视结构的《中世纪西欧的农村经济与(yu)乡村生活》等著作。不过在新旧典范(fan)更替的1970年代，杜比也与(yu)年鉴学派第三代的好(hao)友与(yu)同事勒高夫、勒华拉杜里等人共同参与(yu)到史学革命之(zhi)中。而我们(men)今天所要介绍的乔治·杜比的这本《布汶的星期天》，正出版(ban)于新旧交替时代的1973年。它本身带有新文化史转向的若干踪迹，却又牢牢根植于年鉴学派的结构分析传统中，堪称(cheng)新旧典范(fan)的完美(mei)结合。[3]

事件、结构与(yu)记忆：解评《布汶的星期天》

马克·布洛赫曾说：“年鉴学派并不天然(ran)地厌(yan)恶政(zheng)治史和事件史，只是在更新观念的过程(cheng)中需要先(xian)涤清旧的思路，所以没有精力来先(xian)写(xie)事件史。”这种(zhong)说法暗示了一种(zhong)对新的事件史的呼吁，即(ji)若在新的史学观念确立(li)之(zhi)后——在年鉴学派那里，这无疑(yi)指对历(li)史的结构性分析的确立(li)——那么(me)事件史的书写(xie)仍是可取的。而杜比的本书从某种(zhong)意义上说正是对布洛赫这一断言(yan)迟来的确证。用(yong)杜比在引言(yan)中的话讲：“只有将事件的符号重新置(zhi)于当时它所属的文化系统中，才能对其做出恰当的解释。”基于事件的特殊性，隐藏其间的深层信息会揭露出日常(chang)生活中人们(men)很少或从不谈及(ji)的东西，这也体(ti)现出研究事件对理清历(li)史结构的意义。除强调事件与(yu)结构的作用(yong)外，杜比同样强调了记忆的重要性，他力图探(tan)求对事件的感知(zhi)是如何扩散、失真、被想(xiang)象或遗忘。因此，我们(men)可以从事件、结构与(yu)记忆这三个方(fang)面入(ru)手去把握杜比的思想(xiang)。

《布汶的星期天》书封

在第一部分“事件”中，乔治·杜比试图借助布列(lie)塔尼(ni)人纪尧姆的叙述来展开。纪尧姆是布汶之(zhi)战的主角菲利普·奥古斯(si)都身旁的文学近臣，也是布汶之(zhi)战的亲历(li)者与(yu)见(jian)证者。在他所续写(xie)的里戈的《菲利普·奥古斯(si)都武功歌》的后半(ban)部分中，我们(men)能看到来自卡佩王(wang)室官方(fang)对这一事件最直接、最清晰的记述。不过在此之(zhi)前，为了让(rang)读者对此次事件发(fa)生的情况大致有所了解，杜比首先(xian)介绍了布汶之(zhi)战的舞台与(yu)演(yan)员。

杜比以纪尧姆对女人在这次战争中的忽略谈起，介绍了舞台上的第一个演(yan)员——骑士，既阐释了骑士三个等级理论中执剑征战的地位(wei)，也说明了彼时骑士所经历(li)的武器与(yu)装备的革新；其次是法方(fang)阵营的演(yan)员：首要的国王(wang)菲利普·奥古斯(si)都，他前半(ban)生的功绩、他的血统与(yu)合法性以及(ji)国王(wang)在彼时政(zheng)治秩序中的地位(wei)；接着(zhe)是伯爵与(yu)各个大贵族们(men)，他们(men)经由姻亲与(yu)封建(jian)制度构成了人际关系网，他们(men)的利益(yi)动(dong)机与(yu)爱恨情仇；然(ran)后是手持武器参与(yu)战争或出谋划策(ce)的教(jiao)士；最后是无名(ming)的公社民兵们(men)。接着(zhe)是联军(jun)阵营：经由英格兰国王(wang)无地王(wang)约翰资助，由神圣罗(luo)马帝国皇帝奥托、佛兰德斯(si)伯爵斐迪(di)南与(yu)布洛涅伯爵雷诺率领的敌对一方(fang)，他们(men)各自的人际关系网以及(ji)利益(yi)诉(su)求，以及(ji)不能出现在“正义”阵营的布拉班特佣兵们(men)。在简要点出战争的空间舞台布汶之(zhi)后，作者又梳理了战争爆发(fa)的政(zheng)治背景：被十字(zi)军(jun)东征与(yu)遏制摩尔人等事件纠(jiu)缠起来的，在12世纪后期到13世纪初不断加强集权的欧洲基督教(jiao)世界四大势力——教(jiao)皇、神圣罗(luo)马帝国皇帝、法兰西国王(wang)与(yu)英格兰国王(wang)，以及(ji)之(zhi)间的冲突。教(jiao)皇与(yu)法兰西国王(wang)菲利普·奥古斯(si)都站在一起反对意志对立(li)的国王(wang)奥托，支持霍亨斯(si)陶芬家族的腓特烈二世；而奥托是英格兰国王(wang)约翰的外甥，出身安茹家族的约翰既是英格兰国王(wang)，同时也是法兰西国王(wang)治下最大的封臣与(yu)心腹(fu)之(zhi)患。在布汶之(zhi)战十年前，他便被法兰西国王(wang)剥夺了诺曼底与(yu)安茹的封地，之(zhi)后便处心积虑地寻求复仇。“是日”一段直接引述安德烈·杜比改写(xie)的纪尧姆的原始记述，带有鲜明的中世纪武功歌与(yu)通俗(su)化的王(wang)室宣传色彩，但同样具有清晰且尽(jin)量切近真实的叙述与(yu)流畅易读的文学性。

在这本正文内(nei)容仅一百(bai)九十页的小册子中，第二部分“解评”占了一半(ban)篇幅，可见(jian)这部分内(nei)容实际才是本书的重点。相较于第一部分对舞台和演(yan)员的直接刻(ke)画，这部分则是对形(xing)成这样的舞台与(yu)这些演(yan)员的社会处境和思想(xiang)观念的分析，即(ji)年鉴学派一直以来强调的结构视角与(yu)整体(ti)性研究。不过“解评”主要研究公元(yuan)一千年后至十三世纪的政(zheng)治结构、社会经济与(yu)思想(xiang)文化的变动(dong)。若用(yong)布罗(luo)代尔的三时段理论去思考(kao)，其实更近于中时段的研究。

杜比从四个角度展开本章的写(xie)作。其一是和平。在杜比看来，相较于公元(yuan)一千年之(zhi)前欧洲人对战争习惯性的接受(shou)，在公元(yuan)一千年之(zhi)后，人们(men)的战争观发(fa)生了巨大变化。这无疑(yi)归因于基督教(jiao)的普及(ji)与(yu)巩固——人们(men)将暴(bao)力与(yu)傲(ao)慢视为恶，而和平则是上帝应允的善。在这一时代，唯有为保护(hu)信仰与(yu)复仇的战争才符合正义。然(ran)而，由于加洛林帝国崩(beng)溃到公元(yuan)十一世纪的封建(jian)革命（杜比称(cheng)之(zhi)为“千年之(zhi)变”），国王(wang)与(yu)大领主实际无法承担(dan)仲裁(cai)复仇与(yu)维护(hu)秩序的职责，人们(men)只好(hao)祈求教(jiao)会出面维护(hu)上帝的和平。教(jiao)士们(men)将执剑的权力限制在贵族等级之(zhi)内(nei)，并对这些躁动(dong)不安的人们(men)进行(xing)教(jiao)化，以十字(zi)军(jun)运动(dong)为号召，让(rang)他们(men)将野(ye)蛮发(fa)泄在对异(yi)教(jiao)徒的征战中。随着(zhe)教(jiao)会阶序化的发(fa)展与(yu)教(jiao)皇的集权，这一教(jiao)会主导下的上帝的和平也扩大了自身的范(fan)围。到了十三世纪初，在法国南部，由于王(wang)权在此处的衰弱与(yu)封建(jian)化的彻底，这里堡垒林立(li)、盗贼横行(xing)，而教(jiao)会只好(hao)依赖第三等级的劳动(dong)者为和平事业做贡献。然(ran)而虔诚的第三等级拿起武器后便意识到自身的力量，如今他们(men)不再认可贵族与(yu)等级秩序的必要性，这便发(fa)展成了异(yi)端——即(ji)纯洁派。为打(da)击这种(zhong)异(yi)端，教(jiao)会认可了来自北部的王(wang)权对南部的征服。而在中世纪盛期的法国北部，虽然(ran)卡佩王(wang)室一度沦为“法兰西岛伯爵”，但随着(zhe)其经济实力的扩展，他们(men)也开始效仿诺曼底公爵等领主，意图借由实现公共和平的目的，将维护(hu)秩序与(yu)发(fa)动(dong)战争的权力收归己身。在上帝和平的神圣号召下，王(wang)权逐(zhu)渐成为公共权力。

在第二小节“战争”中，杜比以金钱之(zhi)于作战的方(fang)方(fang)面面切入(ru)。对骑士而言(yan)，战争是其获得财富的最佳聚敛方(fang)式，而财富也使得他们(men)可以借由上缴金钱抵消自身参战的封建(jian)义务(wu)。这部分金钱除了落入(ru)仍旧参战的贵族手中，还(hai)制造出了一批虽非贵族却参与(yu)战争的佣兵。作为三个等级的例(li)外，他们(men)被贵族与(yu)教(jiao)士摒弃，但无可置(zhi)疑(yi)的是，他们(men)的短刀(dao)虽非高贵的象征，但其流动(dong)与(yu)参战却带来了财富的聚集与(yu)转移，以及(ji)作战能力的提(ti)升。杜比接着(zhe)刻(ke)画了彼时骑士阶层的一项重要活动(dong)——比武。在已(yi)成年但因暂时不能获得领地成为领主的青年贵族的过渡时代，比武成为他们(men)最重要的活动(dong)。尽(jin)管教(jiao)会因意外死亡的发(fa)生禁止了比武，但由于金钱与(yu)荣誉的诱惑以及(ji)对勇武美(mei)德的追求，骑士们(men)仍乐此不疲地参与(yu)这一活动(dong)。这也成为他们(men)磨(mo)练武艺的最佳方(fang)式。赌(du)博与(yu)赎金使得这些并不富有的骑士们(men)甘愿冒险，而比武现场的需要与(yu)慷(kang)慨(kai)的美(mei)德要求也使比武成为一种(zhong)集市、一种(zhong)经济流通手段。不过彼时的骑士也并非只是粗俗(su)的武者，他们(men)有自身的文化：教(jiao)会创建(jian)的骑士团要求人们(men)节制并为信仰而战，但深受(shou)亚瑟(se)王(wang)传说、骑士武功歌与(yu)家族神话影响(xiang)的骑士们(men)更在意的是勇武、慷(kang)慨(kai)以及(ji)在女性面前施展风度等骑士价值(zhi)。在这一小节的最后，杜比考(kao)察了战争作为一种(zhong)劫(jie)掠活动(dong)——它引起人们(men)逐(zhu)利的欲(yu)望。为了更好(hao)地获得俘虏身上的赎金，活捉而非杀(sha)死敌人成为战争的准则。

与(yu)战争不同，战斗并非掠夺活动(dong)，而是秩序的延伸，是作为神意裁(cai)判(pan)方(fang)式的决斗的扩大化，是为了以命运的结果(guo)终结某种(zhong)纷争，而非通过不断的战争与(yu)妥协(xie)去构成这种(zhong)纷争。作为一种(zhong)神圣的宗教(jiao)典礼，战斗有自身的仪式：合适(shi)的场地、演(yan)说与(yu)开战前对神恩的祈祷，以及(ji)合乎圣三一的排(pai)兵布阵。也正因此，上帝才能将最终的判(pan)决显示给命运之(zhi)争中的双方(fang)。

最后则是胜利。王(wang)室和贵族的文学新贵赞(zan)叹于那些在战斗中显示出骑士美(mei)德与(yu)勇武的骑士，记述了他们(men)精湛的技艺。但在这种(zhong)记述背后，对利益(yi)的考(kao)量仍是参战者实际关注的焦点。布汶之(zhi)战在此体(ti)现为两种(zhong)对立(li)的教(jiao)士生活观：在利益(yi)驱动(dong)下又显示出某种(zhong)改革精神的奥托与(yu)约翰，以及(ji)维护(hu)教(jiao)会与(yu)秩序利益(yi)的菲利普·奥古斯(si)都。战斗之(zhi)后，菲利普获胜，他取得了荣耀，击败了敌人，粉碎(sui)了阴谋，从赎金中获得了财富，并在巴黎民众的欢呼中让(rang)王(wang)国化作实体(ti)。他的余生都在和平与(yu)秩序中度过，法兰西的王(wang)权由他大大扩展，而其去世之(zhi)后卡佩的统治已(yi)然(ran)稳固。

在第三部分“传奇”中，杜比从事件现场，与(yu)构成这一事件现场的结构分析中走出，开始告诉(su)我们(men)事件之(zhi)后的故事：事件在人们(men)心中如何演(yan)变，而这一演(yan)变又体(ti)现着(zhe)怎样的时势。杜比首先(xian)介绍了历(li)史学——尤其是编年史，在中世纪基督教(jiao)修道文化中的意义与(yu)传承，而在王(wang)权复兴的背景下，来自宫(gong)廷的记述也逐(zhu)渐增(zeng)加。其后，他用(yong)一种(zhong)历(li)史记述的政(zheng)治地理学考(kao)察了布汶之(zhi)战——当时西欧世界留下的文本中对布汶之(zhi)战记述的集中、缺失、丰富与(yu)简略的意义，并从德意志与(yu)英格兰的文本中看到了来自战场另一边的观点。接着(zhe)杜比考(kao)察了事件最重要的记述者纪尧姆的另一文本——《菲利普·奥古斯(si)都史诗(shi)》。与(yu)武功歌不同，这一文本中的舞台灯光有所变化，更倾(qing)向于塑造敌人的邪(xie)恶，并以此召唤出法兰西作为民族身份认同的出场。而在穆斯(si)克、里歇尔与(yu)兰斯(si)吟游(you)诗(shi)人的记述中，故事增(zeng)添了原本并不具有的情节：菲利普国王(wang)将王(wang)冠置(zhi)于地，向骑士们(men)演(yan)讲，并要求更有能力之(zhi)人成为国王(wang)以保卫法兰西，而最终在骑士的拥(yong)护(hu)下英勇杀(sha)敌，显示自身与(yu)王(wang)冠相称(cheng)。杜比指出，这一情节并非这些作者对于“骑士与(yu)贵族仍有超(chao)越王(wang)室权力的政(zheng)治可能”这一时代的追念，而是对因王(wang)冠接触(chu)大地成为集体(ti)象征，并以胜利作为第二次神圣加冕的法兰西君(jun)主制的歌颂。

14世纪之(zhi)后，菲利普·奥古斯(si)都的伟业被其孙圣路易所遮蔽，逐(zhu)渐不再被人提(ti)及(ji)，直至19世纪的奥尔良(liang)时代才再次浮(fu)上水面，而这正是现代民族国家稳固之(zhi)时。每一位(wei)近代的历(li)史学家都以其自身目的对布汶之(zhi)战进行(xing)了强调与(yu)遮蔽：梯(ti)也里以之(zhi)作为过去的中间阶级与(yu)底层阶级爱国心的确证，米什莱对布汶之(zhi)战的不屑则体(ti)现出他的反教(jiao)权与(yu)反君(jun)主制情绪。在普法战争之(zhi)后，作为对德屈辱(ru)的心理补偿，布汶之(zhi)战成为法国人的民族象征，是爱国情绪的体(ti)现。不过在这个基础教(jiao)育的共和国里，被强调的并非贵族与(yu)国王(wang)，而是那些在战役发(fa)生时并不受(shou)重视的公社民兵们(men)。1945年二战结束后，布汶之(zhi)战又逐(zhu)渐被人淡忘。无疑(yi)，在欧洲联合的大背景下，这一象征法德民族矛盾的事件的地位(wei)有些尴尬。在本书最后，杜比提(ti)出了疑(yi)问：如何在战争被逐(zhu)出记忆畛域的时代，去记忆这样一场以战斗决定(ding)自身命运的事件？

人类(lei)学、政(zheng)治文化与(yu)记忆的多重综(zong)合：《布汶的星期天》的创新与(yu)学术史意义

《布汶的星期天》虽是一本面向大众读者的小书，但其中的方(fang)法论创新与(yu)史学写(xie)作实践(jian)却使其成为一流的史学名(ming)作。挪用(yong)杜比本人的话讲，可谓“一书之(zhi)微，亦有远旨”。然(ran)而因此，要对其创新进行(xing)总结也并非易事。好(hao)在作者在“序”中给了我们(men)提(ti)示：在作者看来，他是从三个层面进行(xing)这一研究的。

第一点是人种(zhong)学，即(ji)人类(lei)学——“将布汶之(zhi)战中的士兵视作异(yi)族部落，观察他们(men)的行(xing)为举止、呐喊、激情以及(ji)令其癫(dian)狂(kuang)的幻觉中的种(zhong)种(zhong)独特之(zhi)处”。自诞生之(zhi)初直至今日，人类(lei)学的核心特点之(zhi)一便是其研究对象为“异(yi)族”。而在杜比进行(xing)书写(xie)的1960、1970年代，风头正盛的正是以列(lie)维-施特劳斯(si)为代表的结构主义人类(lei)学。借助这一视角，人类(lei)学家得以陌生化地认识与(yu)其自身存在不同的人类(lei)社会，并由此看出这些社会中的象征与(yu)结构。而在杜比这里，他采(cai)取人类(lei)学方(fang)法的原因便在于这种(zhong)陌生化。他反对那些将布汶之(zhi)战中的人类(lei)心理全然(ran)等同于现代人的政(zheng)治史做法，因此试图透(tou)过这种(zhong)陌生化去考(kao)察彼时国王(wang)与(yu)贵族、骑士与(yu)平民所思所想(xiang)的独特性与(yu)自身的演(yan)变逻辑。当然(ran)，杜比并未(wei)陷入(ru)人类(lei)学方(fang)法带来的自我本位(wei)主义取向。在全书的最后，他将布汶之(zhi)战时期人们(men)以信仰之(zhi)战决定(ding)命运的行(xing)为，与(yu)今日以弗朗哥等独裁(cai)者为代表的在取得僭主权力后再借助信仰将自身合法化的行(xing)为形(xing)成对比，虽未(wei)直接提(ti)出批评，却暗示了古今之(zhi)别(bie)下的某种(zhong)共性。

第二点是政(zheng)治文化。在杜比那里，将事件放在战争、休战与(yu)和平的大序列(lie)与(yu)长时段分析中，是为了更精准地界定(ding)政(zheng)治的范(fan)畴，并更好(hao)地理解当时神圣与(yu)世俗(su)是如何交织的。如上文对全书第二部分的概(gai)括(kuo)所述，杜比力求在事件背后分析的，是结构起事件的人们(men)的行(xing)动(dong)与(yu)观念何以形(xing)成。他梳理了在和平号召下王(wang)权与(yu)教(jiao)权的演(yan)变，以及(ji)人们(men)对公共权力想(xiang)象的变化；梳理了彼时人们(men)对神意与(yu)虔诚的理解、将战斗作为宗教(jiao)行(xing)为的意义。同时，即(ji)使是在年鉴传统中占据重要地位(wei)的“经济”，在本书中也更多作为影响(xiang)人们(men)“钱”的观念性存在，刺激着(zhe)人们(men)的想(xiang)象和欲(yu)望，并制约着(zhe)不同阶层人们(men)对自身的定(ding)位(wei)与(yu)如何合适(shi)地进行(xing)行(xing)动(dong)与(yu)生活。这并不代表杜比忽略了社会经济基础——事实上他在本书中多次强调商业发(fa)展对卡佩王(wang)室王(wang)权的影响(xiang)——但我们(men)仍不难从中看出某种(zhong)更注重意识形(xing)态与(yu)思维体(ti)系研究的取向，而这正是新文化史进行(xing)历(li)史书写(xie)的出发(fa)点。[4]

第三则是记忆。在杜比看来，重大事件之(zhi)所以有价值(zhi)，便在于它的影响(xiang)被“见(jian)证者的回忆和历(li)史学家的幻想(xiang)不断放大”，在于它的影响(xiang)被人们(men)长时间地谈论，在于它的爆发(fa)所引起的物议沸腾(teng)。因此，若不去考(kao)察事件发(fa)生后人们(men)对它的记忆、遗忘与(yu)变形(xing)，便可能错失事件的多重意义。在杜比对记忆的处理上，我们(men)不仅能看到年鉴学派第一代在斯(si)特拉斯(si)堡时期与(yu)社会心理学家、集体(ti)记忆提(ti)出者莫(mo)里斯(si)·哈布瓦赫交好(hao)并提(ti)出心态史研究的踪迹，也能看到80年代后半(ban)期，在大革命正统与(yu)修正学派的争论中，人们(men)对民族记忆的关怀导致的记忆史学的勃兴——如皮埃尔·诺拉主编的巨著《记忆之(zhi)场》——的前奏。[5]当然(ran)，研究历(li)史记述与(yu)记忆为我们(men)处理事件的身后史，并将作为叙事存在的事件历(li)史，视作每一个时代的当代史提(ti)供了便利，但同时也存在导致“一切历(li)史都是叙事”，因而不存在真实历(li)史的后现代史学质疑(yi)的风险。[6]杜比虽未(wei)直接处理这一问题，但在对历(li)史书写(xie)趣味的强调，以及(ji)对布列(lie)塔尼(ni)的纪尧姆所做记述“做到最大程(cheng)度的真实”“清晰详实，没有过度曲意逢迎，亦不刻(ke)意炫耀学识或滥用(yong)修辞”的肯定(ding)性评价中，也侧面坚守了历(li)史书写(xie)有其意义的态度。

《记忆之(zhi)场》书封

总体(ti)而言(yan)，尽(jin)管本书存在作为战役史却对战争艺术着(zhe)墨不多的遗憾（杜比本人的建(jian)议是参考(kao)维尔布鲁根的专著），《布汶的星期天》仍堪称(cheng)一部杰作。如同布汶之(zhi)战本身立(li)足在法兰西君(jun)主制发(fa)展与(yu)中世纪欧洲经由封建(jian)革命走向民族国家的转折(she)点一样，本书的写(xie)作本身也立(li)足在史学革命的转折(she)点上。这使得它有一种(zhong)难能可贵的综(zong)合态度：除了勒高夫所称(cheng)赞(zan)的“结构与(yu)事件的综(zong)合”外，本书也是优美(mei)的写(xie)作艺术与(yu)严谨的史学分析的综(zong)合——是中世纪武功歌与(yu)法国小说奠定(ding)的叙事传统与(yu)布罗(luo)代尔式的时段-结构分析的综(zong)合，社会经济史研究与(yu)文化史转向的综(zong)合，古典文献与(yu)当代跨(kua)学科方(fang)法的综(zong)合，公众史学与(yu)专业历(li)史研究的综(zong)合。相较于标志着(zhe)年鉴学派转型的另一巨著《蒙塔尤》，本书一面更加重视总体(ti)性分析，没有那么(me)微观；一面却在叙事上远胜于后者分门别(bie)类(lei)的社会科学式琐碎(sui)叙述。本书继承自布罗(luo)代尔与(yu)年鉴传统却不失之(zhi)枯(ku)燥，启(qi)发(fa)新文化史与(yu)记忆史研究诸家却未(wei)陷入(ru)其后现代困境之(zhi)中。《布汶的星期天》在留存、改写(xie)、形(xing)塑人们(men)的忆的同时，其自身也已(yi)成为法兰西民族记忆之(zhi)场的一部分。

注释：

[1]［美(mei)］彼得•伯克著《法国史学革命：年鉴学派，1929-2014》（第二版(ban)）刘永华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ban)社，2016年版(ban)，第55页。

[2]有关年鉴学派的发(fa)展历(li)程(cheng)，参见(jian)[美(mei)]彼得·伯克：《法国史学革命：年鉴学派，1929-2014》（第二版(ban)），刘永华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ban)社，2016年版(ban)。

[3]关于乔治·杜比本人的生平，参见(jian)本书译者后记，[法]乔治·杜比：《布汶的星期天》，梁(liang)爽(shuang)、田梦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ban)社，2017年版(ban)，第262-267页。

[4]有关新文化史的介绍，可参[美(mei)]林·亨特主编：《新文化史》，姜(jiang)进译。上海：华东师范(fan)大学出版(ban)社，2011年版(ban)。

[5]有关记忆史学的研究，参见(jian)[法]皮埃尔·诺拉主编：《记忆之(zhi)场：法国国民意识的文化社会史》，黄艳红等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ban)社，2020年版(ban)。

[6]有关后现代史学的相关问题，参见(jian)[美(mei)]海登·怀特：《元(yuan)史学》，陈新译。南京：译林出版(ban)社，2017年版(b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