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之万奏折

自与西方列强发生交涉(she)与战争后，清廷连续编篡《筹办(ban)夷务(wu)始末》，其中道光朝、咸(xian)丰朝、同治朝三编已整理出版，光绪朝则没有全(quan)部披露，军机(ji)章京(jing)王彦威从稿本中辑出《清季外交史料》，先后有影印版与整理班。不过晚清“夷务(wu)”“洋务(wu)”并不仅局限于(yu)外交，总理各(ge)国(guo)事(shi)务(wu)衙门、海军衙门统(tong)管的业务(wu)都包括在内，如洋关（海关）、海军、购买军舰武器、兴(xing)办(ban)兵工(gong)厂、修(xiu)建铁路等。《清季外交史料》仅辑出外交部分，《光绪朝筹办(ban)夷务(wu)始末记》其他内容未(wei)及(ji)整理，该书稿本保(bao)存于(yu)台北故宫博物院，大陆学(xue)者难得一见。

海军史学(xue)者张黎(li)源发现，台藏《光绪朝筹办(ban)夷务(wu)始末记》中保(bao)存了一份管理户部大学(xue)士(shi)张之万奏折，名为《库款支(zhi)绌短亏甚巨谨拟设法补救折（附清单一扣）》，具奏日期为光绪十七年(nian)四月(yue)二十五日（1891年(nian)6月(yue)1日）。这份奏折疑为孤本，大陆各(ge)收藏单位似无收藏。2024年(nian)11月(yue)，张黎(li)源在公众号(hao)“船坚炮利”发表《1891年(nian)户部“停(ting)购外洋船炮二年(nian)”》，披露了全(quan)部录文。他在导语中指出：

在对于(yu)甲午战败原(yuan)因的总结中，常有将其归因于(yu)户部1891年(nian)上奏的“停(ting)购外洋船炮二年(nian)”建议，北洋海军也正(zheng)是(shi)因此而错过了更(geng)新武备的最佳时机(ji)。但是(shi)长期以来(lai)，国(guo)内研究者基本上都只能从李鸿章的《复奏停(ting)购船械裁减勇营折》中转(zhuan)引户部奏折的内容，而鲜(xian)见对户部奏折原(yuan)文的引用。编者最近从台北故宫博物院藏《筹办(ban)夷务(wu)始末》原(yuan)稿中将这份奏折原(yuan)文录出，以便各(ge)位研究同好取用。

张黎(li)源加按语称：“牵头起草这份奏折的是(shi)当时管理户部大学(xue)士(shi)张之万，参与者可能包括户部尚书福锟、翁同龢(he)等。此前曾有议论认(ren)为停(ting)购船炮是(shi)出于(yu)翁同龢(he)与李鸿章的私怨，从具奏人来(lai)看，显(xian)然不确。”“张之万等称户部款项奇绌，主要原(yuan)因是(shi)郑州河工(gong)（郑州黄河决口堵口经费）、山东河工(gong)等，当是(shi)实情(qing)，虽然当时部款到(dao)底困难到(dao)了什么程度缺乏(fa)详细数据支(zhi)持，但支(zhi)绌当是(shi)不争的事(shi)实。”

张之万

晚清海军史喧腾众口的“停(ting)购船炮二年(nian)”决策，即来(lai)自这份奏折。“停(ting)购船炮”实施后的第三年(nian)，甲午战争爆发。李鸿章亲信及(ji)一些海军史学(xue)者，将战败归咎于(yu)这个(ge)决策，并且将矛头指向户部尚书翁同龢(he)。张黎(li)源认(ren)为此折由(you)张之万具奏，翁同龢(he)于(yu)此事(shi)似无关系。笔者认(ren)为这样(yang)判断有点简单化。《翁同龢(he)日记》记载可证实翁氏积(ji)极参与了折稿的商讨，是(shi)否由(you)他发动则未(wei)能知晓。张之万是(shi)管理户部事(shi)务(wu)的大学(xue)士(shi)，按惯例户部奏折由(you)他领衔具奏，并不能说户部尚书与此无关。

该奏折非常重要。户部建议停(ting)止北洋海军继续购买船炮的一个(ge)主要理由(you)，就是(shi)“郑工(gong)”、山东河工(gong)用款太巨，无法应付。张之万奏折称：

自光绪十三年(nian)郑工(gong)决口，需款浩繁，臣部因事(shi)关紧急，各(ge)省一时无款指拨，由(you)部库陆续提(ti)拨银六百万两，续将各(ge)省解京(jing)之饷(xiang)改(gai)解河工(gong)，需用者多处，综计(ji)郑工(gong)一事(shi)用款至一千二百万两之多，始终未(wei)拨各(ge)省丝毫，而部库元气之伤(shang)实由(you)于(yu)此。乃郑工(gong)未(wei)毕(bi)，山东河工(gong)即接(jie)踵(zhong)而兴(xing)。自光绪十二年(nian)起，山东抚臣屡请巨款造船、拨淤、筑堤(di)、培埝，历来(lai)所(suo)积(ji)二三百万，及(ji)七八十万不等。计(ji)此四五年(nian)中，共请拨银六百七十余(yu)万两，而每年(nian)岁修(xiu)之款尚不在内。臣部又将各(ge)省解部款项改(gai)拨截(jie)留，以应其请。而部款之入款愈绌矣。

奏折所(suo)谓清单一扣，是(shi)“酌拟筹饷(xiang)办(ban)法五条”，第一条是(shi)：

南北洋购买外洋枪炮、船只、机(ji)器，应令暂停(ting)也。查购外洋军火，各(ge)省皆有，而以南北洋为大宗，以防务(wu)而论，诚(cheng)为利器，以饷(xiang)项而论，实为漏卮。综计(ji)十余(yu)年(nian)来(lai)，购买价银大约已逾(yu)千万，所(suo)购船械更(geng)仆难数，自已足敷布置。况现在中外辑睦，海波不扬，惟此部库空虚，实人之病在心腹。即在外八旗而论，何止数十万人，其生计(ji)所(suo)资，全(quan)在每月(yue)部关之饷(xiang)，设一旦不敷开放，则此数十万人者，其将何以为生？此实大局所(suo)关，不可不豫为筹画。该大臣等受恩深重，自当共拯时艰。应令自本年(nian)起，所(suo)有外洋机(ji)器、船炮暂行停(ting)购二年(nian)，即将所(suo)省价银解部充饷(xiang)，仍由(you)该大臣等自行商定。此两年(nian)之内，合南北洋撙节筹措(cuo)，总须凑(cou)足银一百二十万两，陆续解京(jing)，庶部库空虚稍资补救矣。（“卮”字为笔者径改(gai)。）

停(ting)购项目，先列“外洋机(ji)器”，再到(dao)“船炮”，这是(shi)奏折巧妙(miao)之处。停(ting)购“外洋机(ji)器”表面(mian)上是(shi)针(zhen)对张之洞(dong)而言。张之万作为管理户部大学(xue)士(shi)，对其族弟张之洞(dong)多次先斩后奏购买钱局（造币厂）、兵工(gong)厂、织布厂、铁厂设备，再次申明朝廷立场，以示不偏不倚。

光绪十五年(nian)十月(yue)十五日，“奉上谕(tou)，各(ge)省添购机(ji)器等项，照章应于(yu)事(shi)前奏明立案。乃近阅张之洞(dong)叠次奏报，于(yu)添购机(ji)器等事(shi)未(wei)经奏明，辄(zhe)向洋商订立合同，如前购织布、铸钱机(ji)器及(ji)沙路铁桩，本日具奏购买炼铁机(ji)器，动需巨款，皆于(yu)已经议办(ban)之后始行入奏，殊属非是(shi)。国(guo)家经费有常，岂容任意开支(zhi)，除将所(suo)奏交该衙门核(he)议外，嗣后如有建议创办(ban)之事(shi)及(ji)购买机(ji)器、军火各(ge)项物料，均着先行陈请，候旨遵行，不得于(yu)未(wei)经奏准(zhun)之先率行举办(ban)。”（《光绪朝上谕(tou)档(dang)》第15册第334-335页）此时醇亲王奕譞仍主持总理衙门、海军衙门，对张之洞(dong)的批评比较(jiao)委(wei)婉，仅用“殊属非是(shi)”以示薄责，“申饬”二字都不用。

到(dao)光绪十七年(nian)，张之洞(dong)购买“外洋机(ji)器”各(ge)项目，钱局、沙路铁桩已建成，兵工(gong)厂、织布厂、铁厂设备均已付款，此时重申停(ting)购“外洋机(ji)器”，对张之洞(dong)没有实质性影响(xiang)，对北洋海军则比较(jiao)致命(ming)。

张之万奏折

奏折出笼的背景

此时的户部，由(you)张之万以大学(xue)士(shi)管理户部事(shi)务(wu)，协办(ban)大学(xue)士(shi)福锟兼户部满尚书，汉尚书翁同龢(he)，侍郎分别(bie)为续昌、崇礼、徐用仪、廖寿恒。续昌长期请病假，徐用仪可能站李鸿章一边(bian)但人微言轻，廖寿恒为翁同龢(he)关系最密的门生，崇礼乃太后亲信，不作左右袒。这份奏稿，由(you)张之万、福锟、翁同龢(he)三人协商决策，翁同龢(he)可能会扮演主动角色。大学(xue)士(shi)“管部”并非固定制(zhi)度，因人、因时而设。在大学(xue)士(shi)“管部”的情(qing)况下，部务(wu)奏折用该大学(xue)士(shi)名义具奏，并不表明尚书没有参与，《翁同龢(he)日记》可证实他对该奏折的参与很深。

翁同龢(he)发自内心不喜西式(shi)军事(shi)设施，对日本威胁(xie)也茫然不知。光绪十七年(nian)正(zheng)月(yue)廿三日日记：“归后阅《会典绘图条例》，有新式(shi)炮台船械各(ge)图一条拟删去。”三月(yue)廿六日，出使日本大臣黎(li)庶昌谒(ye)翁同龢(he)，“言日本兵政修(xiu)，商务(wu)广(guang)，新立议院不和，大臣屡告休(xiu)，与中国(guo)和洽，而深忌(ji)俄之垂(chui)涎东海也。伊有密奏，谓宜固中国(guo)之交，而冲绳可置勿议云。”黎(li)庶昌同样(yang)对日本威胁(xie)缺乏(fa)足够警觉(jue)，希图以勿议冲绳（琉球）结日本欢心。李鸿章与日本争论“球案”无果，1880年(nian)将问题搁置，停(ting)议“球案”并不能改(gai)善中日关系。翁同龢(he)对日本动向缺乏(fa)了解，对发展(zhan)海军缺乏(fa)急迫感。

翁同龢(he)日记有几条记载值得注意。光绪十七年(nian)四月(yue)十四日，“晤(wu)福相谈公事(shi)”，“福相”是(shi)对福锟的尊称。四月(yue)廿二日“入署，定筹饷(xiang)摺，旋得福公函，海防捐一条与庆邸商不允，因削之，只剩五条矣。”“五条”即奏折所(suo)附“酌拟筹饷(xiang)办(ban)法五条”。第一条停(ting)购船炮，第二条令各(ge)省盐(yan)商捐输，第三条裁减马队、勇营一成，第四条京(jing)官(guan)兵丁米折改(gai)放本色，第五条各(ge)省土药税厘统(tong)解部库。折稿原(yuan)有第六条是(shi)关于(yu)“海防捐”的，此条被(bei)奕劻否决。四月(yue)廿二日日记称“定筹饷(xiang)摺”，凸显(xian)翁同龢(he)参与此事(shi)的重要程度。

中法战争爆发后，慈禧深知吃亏在没有海军，发起“大治水师”讨论，光绪十一年(nian)设立总理海军衙门，“着派醇亲王奕譞总理海军事(shi)务(wu)，所(suo)有沿海水师，悉(xi)归节制(zhi)调遣；并派庆郡王奕劻、大学(xue)士(shi)直隶总督李鸿章会同办(ban)理；正(zheng)红旗汉军都统(tong)善庆、兵部右侍郎曾纪泽帮同办(ban)理。”

曾纪泽是(shi)李鸿章十分重要的盟友，出使多年(nian)，对各(ge)国(guo)海军动态有一定认(ren)识，后转(zhuan)任户部侍郎，于(yu)光绪十六年(nian)闰二月(yue)二十三日去世。更(geng)加致命(ming)的是(shi)，十一月(yue)廿一日，醇亲王奕譞薨逝，海军衙门失(shi)去领军人物。奕譞薨逝，意味着变局的到(dao)来(lai)，首先受害的海军。

醇王死后，奕劻以会办(ban)身份主持海军衙门，故奏稿“海防捐”内容要听取奕劻意见。当年(nian)六月(yue)，命(ming)奕劻总理海军衙门。慈禧命(ming)庆郡王奕劻主持海军衙门，重要原(yuan)因是(shi)该衙门已变为太后“小(xiao)金库”。北洋海军命(ming)运，在1891年(nian)已经注定。

醇亲王奕譞的逻辑是(shi)：要让老佛爷(ye)完全(quan)“退休(xiu)”，让亲儿(er)子掌权，必须建好颐和园、“三海工(gong)程”；要保(bao)住大清江(jiang)山，需要建设一支(zhi)有实力的海军。他用海军建设名义掩护颐和园与“三海工(gong)程”，以此应付言官(guan)。若经费充裕，颐和园、三海工(gong)程可成，海军发展(zhan)计(ji)划也可实现，两全(quan)其美。这是(shi)奕譞的如意算盘(pan)，被(bei)河工(gong)用款搅黄了。

奕譞视察海军时骑马像

“郑工(gong)”及(ji)其用款

笔者在阅读张之洞(dong)档(dang)案过程中，时不时见到(dao)李鸿藻、吴大澂、陈宝箴、倪文蔚、朱(zhu)寿镛的电报，不可避免地留意到(dao)光绪十三年(nian)至十四年(nian)（1887-1888）的“郑工(gong)”。李鸿藻是(shi)张之洞(dong)朝中重要奥援(yuan)，吴大澂、倪文蔚均为前任广(guang)东巡抚，陈宝箴、朱(zhu)寿镛于(yu)役“郑工(gong)”之前，都曾在广(guang)东工(gong)作。张之洞(dong)档(dang)案中保(bao)留了许(xu)多“郑工(gong)”方面(mian)的史料，结合《吴大澂书札》等，可勾勒(le)出“郑工(gong)”用款的大体(ti)轮廓。

光绪十三年(nian)八月(yue)，河决郑州，决口宽达300多丈，随后更(geng)扩大到(dao)500丈，十几个(ge)州县被(bei)淹，黄河夺(duo)淮入海，给安(an)徽、江(jiang)苏也造成极大威胁(xie)。清廷责令河道总督成孚、河南巡抚倪文蔚设法抢办(ban)堵口，成孚表现不力，改(gai)任李鹤年(nian)为河督，又命(ming)工(gong)部尚书李鸿藻为钦(qin)差大臣赴豫督工(gong)。户部筹款十分积(ji)极，从多种(zhong)渠道筹集了总共九百万两，可惜这笔巨款打了大水漂。

清代河工(gong)贪污浪费十分严(yan)重，大量金钱并没有用在治河，而是(shi)进了各(ge)环节官(guan)员、胥吏的腰包。长期以来(lai)，围绕着治河已形成一条“利益集团”，户部官(guan)员、工(gong)部官(guan)员、河道总督衙门及(ji)附属机(ji)构、黄河中下游地方官(guan)，合力使劲，共同向朝廷争取拨款，大家分润。“银百两，经层层侵剥，仅有二十余(yu)两为买料给工(gong)费。”黄河决口，对百姓是(shi)祸(huo)，对他们是(shi)福，钱很快(kuai)就到(dao)位。

在李鸿藻、李鹤年(nian)、成孚主持下，第一次“郑工(gong)”堵口失(shi)败。1888年(nian)8月(yue)18日，有旨“令吴大瀓署理河东河道总督”，并对李鹤年(nian)、成孚、李鸿藻、倪文蔚作出处罚：“本日据李鸿藻等奏，伏秋汛(xun)至，请停(ting)缓大工(gong)，俟秋汛(xun)稍平接(jie)办(ban)一折，览奏殊深愤恨。自上年(nian)八月(yue)郑工(gong)漫口，迭谕(tou)该河督等迅筹堵筑，先后发给工(gong)需银九百万两，……李鹤年(nian)身任河督，责无旁贷，陛辞之日自谓剋日就工(gong)，讵到(dao)任奏报，词意全(quan)涉(she)推诿，嗣后并不竭(jie)力催办(ban)，一味敷衍取巧，以致功堕垂(chui)成，误工(gong)糜(mi)帑，与成孚厥罪(zui)维均，均著令留工(gong)难期后效(xiao)，李鹤年(nian)著革去衔翎，与成孚均发往军台效(xiao)力赎(shu)罪(zui)。……李鸿藻系督办(ban)之员，倪文蔚系兼辖会办(ban)之员，督率无方，主见不定，亦难辞咎，李鸿藻、倪文蔚均著革职留任，降(jiang)为三品(pin)顶戴……”

吴大瀓

上谕(tou)明确指出，“先后发给工(gong)需银九百万两”，而光绪十二年(nian)（1887）全(quan)国(guo)岁入只有8127万两。第一次“郑工(gong)”支(zhi)出占上年(nian)岁入11.07%，花钱之速，快(kuai)于(yu)黄河流水。

光绪十四年(nian)（1888）吴大澂负(fu)责第二次“郑工(gong)”，只用了二百万多两，四个(ge)月(yue)时间就成功堵口。八月(yue)十八日，吴大澂致电张之洞(dong)：“初五抵(di)汴，初八接(jie)印，河势平，雨(yu)坝稳固，现拟挑深引河头，添筑挑水坝，合龙应有把握。原(yuan)请二百万不敷，再请百万可蒇全(quan)功。”八月(yue)廿一日，吴大澂再次来(lai)电：“二百万费恐不敷，拟价贵贱难定，再请百万，善后在内，冬月(yue)可合龙，以后要工(gong)尚多，不能不兼筹。”十二月(yue)廿一日，吴氏给张之洞(dong)报喜：“十七、八两日合龙，十九金门闭(bi)气，全(quan)河东下。”

李鸿藻、李鹤年(nian)治河失(shi)败，而吴大澂却取得成功，根本区别(bie)在于(yu)：吴大澂摆脱了河工(gong)利益集团的绑架，大力削减冗员，进料力加核(he)实；敢于(yu)采(cai)用新材料，用塞(sai)门德土（水泥）筑坝，凝(ning)结迅速，拉力够强。吴大澂在致盛(sheng)宣怀函中指出：“闻先后奏调至千数百员，朝廷以为用人太滥，察度情(qing)形，或(huo)须量为裁汰，如可敷用，既不再添调。人多则主见不一，转(zhuan)有倾轧龃龉之虑，撙节核(he)实，此大澂之责。”（陆德富(fu)、张晓川整理《吴大澂书札》第176页）

吴大澂被(bei)当代各(ge)方合力塑造为收藏家、书法家、文字学(xue)家，但他的主要身份是(shi)官(guan)员，曾督办(ban)宁(ning)古塔等处事(shi)宜，在东北练(lian)兵，与俄国(guo)进行勘界谈判，先后任广(guang)东巡抚、河道总督、湖南巡抚，甲午年(nian)自告奋勇率领湘军出关抗日。吴大澂一生最突出的功绩(ji)，是(shi)成功实施“郑工(gong)”堵口，使河南省在随后几十年(nian)里不再出现严(yan)重的河患。

吴大澂《郑工(gong)合龙处碑》

张之万与张曜的特殊关系

户部对山东河工(gong)拨款慷慨，要从张之万与张曜的特殊关系说起。张之万（1811-1897），直隶南皮人，张之洞(dong)族兄，道光二十七年(nian)大魁天下，咸(xian)丰初任河南主考(kao)、河南学(xue)政前后六年(nian)，同治元年(nian)署河南巡抚，旋真除，四年(nian)署河东河道总督，光绪十年(nian)入军机(ji)，十五年(nian)（1889）正(zheng)月(yue)授大学(xue)士(shi)管理户部事(shi)务(wu)。

张曜（1832-1891），字朗斋，直隶大兴(xing)人，祖籍浙江(jiang)，由(you)监生捐县丞，初依固始县知县蒯贺荪，带勇剿“贼”，对抗太平军、捻军，以军功升(sheng)知府、候补道，同治元年(nian)擢至河南布政使，仍带兵在河南等地作战，因有人奏劾他“大字不识”，乃改(gai)任总兵，后随左宗棠西征，中法战起，率所(suo)部嵩武军拱卫畿(ji)辅。张之万先后多次在河南任职，与张曜有密切交集，巡抚河南时将张曜收为心腹是(shi)可以想见的。

张曜

张之洞(dong)同治元年(nian)随左副都御史毛昶熙回河南办(ban)团练(lian)，不久张之万署河南巡抚，入抚署办(ban)理章奏，应在此时认(ren)识张曜，从日后电报往来(lai)看交情(qing)很深，张曜有些心里话会跟张之洞(dong)说。光绪十一年(nian)六月(yue)，朝廷授张曜为广(guang)西巡抚，他延不到(dao)任，仍率嵩武军挑濬京(jing)城护城河。九月(yue)，张之洞(dong)告知护理广(guang)西巡抚李秉衡：“朗帅非东则西，必不来(lai)桂。”张曜觊觎山东巡抚位置，十二年(nian)五月(yue)得偿所(suo)愿。

《翁同龢(he)日记》提(ti)供了张之万与张曜特殊关系的线(xian)索。十七年(nian)五月(yue)初一日日记云：“嵩武军欠饷(xiang)六十馀万，十四年(nian)六月(yue)奏奉谕(tou)旨停(ting)发，今来(lai)清还，硃批着照所(suo)请。余(yu)谓当据前旨驳正(zheng)，张相国(guo)则已交档(dang)房照行，并以张曜函并道员函发看，奇矣哉。”初十日又记：“早晨邀同官(guan)与张公谈山东欠饷(xiang)事(shi)，彼(bi)意总以裁营为不然，盖先入东抚及(ji)善后局之言，不惜以民膏填债壑矣。”嵩武军多年(nian)里随张曜征战各(ge)地，最后带往山东，军饷(xiang)不足时曾借洋债，光绪十四年(nian)为节饷(xiang)奉旨裁撤，张曜十分不乐意。张之万曲意维护张曜，朦到(dao)朱(zhu)批，从户部拨款给张曜，翁同龢(he)觉(jue)用民脂民膏替嵩武军偿还洋债不合理。嵩武军应裁与否，可以有不同看法，但张之万用户部的钱维持嵩武军，起码与前旨不符。

张之万奏折言：“自光绪十二年(nian)起，山东抚臣屡请巨款造船、拨淤、筑堤(di)、培埝，历来(lai)所(suo)积(ji)二三百万，及(ji)七八十万不等。计(ji)此四五年(nian)中，共请拨银六百七十余(yu)万两，而每年(nian)岁修(xiu)之款尚不在内。臣部又将各(ge)省解部款项改(gai)拨截(jie)留，以应其请。”张曜正(zheng)是(shi)十二年(nian)五月(yue)任山东巡抚。此五年(nian)中，户部应张曜之请，先后为山东河工(gong)筹拨670多万两。在各(ge)省财(cai)政均十分紧张的情(qing)况下，户部对山东的“特殊照顾”是(shi)很不正(zheng)常的。

馀论

晚清财(cai)政常处于(yu)紧张状态，不得不采(cai)取挖肉补疮办(ban)法，有几个(ge)关键节点的“挖肉”行为造成了惨痛后果。比如，“西征”军费开支(zhi)冲击了华北五省“丁戊奇荒”救济。这场灾荒从光绪二年(nian)持续到(dao)光绪五年(nian)，席卷山西、河南、陕西、直隶、山东五省，波及(ji)苏北、皖北、陇东和川北等地区，所(suo)造成的死亡(wang)人口总数，估计(ji)在950万至2000万之间。山西布政使林寿图为了救灾，请以三省协晋之款抵(di)拨西征军饷(xiang)，被(bei)劾罢官(guan)。（朱(zhu)浒：《赈务(wu)对洋务(wu)的倾轧》）朝廷力顾“西征”的结果，除大规模(mo)饿死人外，还出现大量卖儿(er)卖女的惨剧。“西征”战果，是(shi)华北五省上千万人命(ming)及(ji)更(geng)多人的血泪所(suo)换来(lai)。

河工(gong)用款浪费造成财(cai)政极度紧张，被(bei)用作“停(ting)购船炮二年(nian)”的借口。河工(gong)在帝国(guo)政治话语中具有无比正(zheng)当性，河工(gong)官(guan)员以此“勒(le)索”朝廷，户部、工(gong)部官(guan)员不管有无收受利益，都经不起这种(zhong)“勒(le)索”，乖乖拨款。李鸿藻以“钦(qin)差大臣”之尊，被(bei)河工(gong)利益集团绑架，见事(shi)不明，未(wei)能有效(xiao)筹划“郑工(gong)”实施，致有此败。被(bei)浪费的“郑工(gong)”九百万两白银，可用来(lai)购买三艘先进军舰，如果实现的话，日本方面(mian)要掂量掂量开战的后果。

洋务(wu)运动出现种(zhong)种(zhong)怪相，仍离(li)不开“新旧”之争，但不仅是(shi)观(guan)念交锋，而交织着利益之争。户部“量入为出”原(yuan)则，体(ti)现的是(shi)一种(zhong)零和思维。晚清洋务(wu)遇到(dao)的阻力，不仅是(shi)观(guan)念的阻力，利益阻力可能更(geng)重要。反对李鸿章增购船炮的大臣不仅是(shi)出于(yu)传统(tong)观(guan)念，而是(shi)有利益考(kao)量：财(cai)政资源差不多固定，李鸿章占的多，别(bie)人可支(zhi)配的就少(shao)了。这份奏折，是(shi)利益、观(guan)念相结合的产物，目的之一是(shi)压缩(suo)李鸿章的财(cai)政资源。翁同龢(he)甲午坚决主战，说他“报私仇(chou)”有些过当，主要还是(shi)形势判断错误，以为北洋海军足可一战。李鸿章的打算，是(shi)逐步增强海军实力，让日本知难而退，没有奋力一搏的决心。这个(ge)如意算盘(pan)被(bei)张之万、翁同龢(he)打破了。

河工(gong)史与海军史同样(yang)“水”深，按广(guang)东人“水为财(cai)”的说法，财(cai)政史“水”更(geng)深。笔者在这些领域没有下过专门功夫，写这篇“水文”，目的只是(shi)引起学(xue)界对张之万奏折的重视，有些议论可能比较(jiao)外行，请行家一笑置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