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ge)阴(yin)霾密布的冬天，商务印书馆推出了欧洲近现代史学家P.M.H.贝尔（P.M.H.Bell）的扛(kang)鼎之作《第二次(ci)世(shi)界大战的起源(yuan)：欧洲战场》（以下(xia)称(cheng)《二战起源(yuan)》）的第三版。二战结束之后的八(ba)十年间，研究此次(ci)大战起源(yuan)的作品可(ke)谓汗牛充栋，国际史学界最聪明的头脑几乎全员忖思(si)过这一重大问题，这些思(si)想活动的精髓(sui)有些凝练(lian)成脍炙(zhi)人口的作品广(guang)为流传，有些囿于(yu)学者(zhe)自身的兴趣而未见诸笔端，但持久(jiu)地照亮了后续的国际关系史研究。

尽管作为历史学家的贝尔写作《二战起源(yuan)》的初(chu)衷并不是为国际关系学科(ke)提供一部“教(jiao)辅材料”，但这本书的谋篇完美地契合了E.H.卡尔（E.H. Carr）等国际关系理论家在其核心著作中提出的分析框架。熟悉古典现实(shi)主义理论的读者(zhe)很容(rong)易在贝尔和卡尔之间发现近乎严丝合缝的对照。《二十年危(wei)机》（The Twenty Years’ Crises）和《民族主义及(ji)其后》（Nationalism and After）这两部经(jing)典作品中所列出的战间期的种种危(wei)机在合并同类项之后可(ke)以概(gai)括为：自由贸易难以为继(ji)所导致的经(jing)济危(wei)机、集体安全失败所导致的军备竞(jing)赛、意识形态畸(ji)变所导致的民主恶果。而这三重危(wei)机正好是《二战起源(yuan)》第二部分的三个(ge)核心主题：意识形态的作用、经(jing)济问题与(yu)战争爆(bao)发、战略的作用与(yu)武装力量。

卡尔认(ren)为，导致战间期混(hun)乱状态的根本原因是维持十九世(shi)纪和平秩序的前提条件全部瓦解，这些条件包括：领土和市场的无限扩张；充满自信但并非(fei)高(gao)压的英国霸(ba)权管理着世(shi)界；团结一致的“西方”通过不断扩大可(ke)以共同开(kai)发和利用新的疆域化解内部冲突；人们自然而然地坚信经(jing)济上正确的事情在道德上也必然正确；公众意见被认(ren)为是可(ke)靠的，可(ke)以作为判断的依据。一战之后，所有上述条件都不复存(cun)在。更为严重的是，替代方案也尚不存(cun)在，而且在之后相当长一段时间里(li)都不存(cun)在。主要(yao)国家在试图应对这一危(wei)机的过程中采取了极为冲动、极其有害的方式，有些是迫不得已，有些是主动为之。贝尔的著作对这一过程如何发生以及(ji)为何会如此发生给出了详尽而深刻的历史叙(xu)述，不仅使用了大量一手(shou)文献，而且兼收并蓄了前人的研究发现。这是成篇较早的国际关系经(jing)典著作所未能涵盖的。

在第五到第八(ba)章(zhang)对意识形态的讨论中，贝尔指(zhi)出，二十世(shi)纪二三十年代的自由民主被多重危(wei)机所削弱，从(cong)而呈现出裹足不前的状态，在这种困境下(xia)诞生的新的意识形态对民众而言(yan)充满了诱惑，其中就包括了法西斯主义。事实(shi)上，二三十年代的欧洲有超过十个(ge)国家发生了政府体制的变化，但为什么(me)发生在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应当被区(qu)别看待？贝尔多角度(du)呈现了当时以及(ji)后世(shi)的思(si)想家对法西斯主义截然不同的看法：一部分人认(ren)为法西斯主义除(chu)了任性和冲动之外并没有什么(me)大不了，墨索里(li)尼(ni)和希特勒甚(shen)至被视作幸好出现了的“拯救者(zhe)”；另一部分人则认(ren)为法西斯主义是制造永久(jiu)冲突的真正有害的思(si)想。这种对立和混(hun)乱正是战间期意识形态危(wei)机的突出表(biao)现。而苏联的诞生从(cong)一开(kai)始(shi)就带着对意识形态的强烈诉求(qiu)，而且由于(yu)三十年代末(mo)，几乎只有共产主义者(zhe)真正投身于(yu)反(fan)法西斯主义的斗争，西班牙内战为苏联吸引到了庞大的境外支持者(zhe)。苏联体制的追随者(zhe)对欧洲几乎每一个(ge)国家的对外政策都产生了影响。

在第九、十两章(zhang)中，贝尔分析了大萧条对战争爆(bao)发的关键(jian)影响。大萧条不仅是一场工业领域的危(wei)机，它(ta)对农业和农业人口的冲击也毫不逊色。突然的萧条导致了国际贸易和货(huo)币体系的急剧崩溃，主要(yao)货(huo)币争相贬值，并连续提高(gao)关税水(shui)平，这些措施导致了世(shi)界经(jing)济陷入“自求(qiu)多福”的状态。值得深思(si)的是，尽管英法两国都经(jing)历了空间的失业和破产，政治极端化趋势也在社(she)会层(ceng)面蔓延，却都没有倒向彻底的极权体制——法国出现了可(ke)怕的政府瘫痪但将(jiang)这种瘫痪维持到了战前，英国甚(shen)至尽力保持了政治生活的正常运转。贝尔没有明确分析为什么(me)不同国家在同样的经(jing)济压力下(xia)走上了不同的政治道路，是什么(me)力量在关键(jian)时刻保护了原有制度(du)的存(cun)续。这一定程度(du)上超出了战争史学家的学术责任，但值得政治学学者(zhe)进一步关注。

在第二部分的最后两章(zhang)，贝尔分析了与(yu)战争爆(bao)发关系最为密切的武装力量与(yu)战略选择。贝尔在开(kai)篇就提出了一个(ge)尖(jian)锐的问题：和平和战争到底有没有不同？换言(yan)之，和平应该建立在（军事）实(shi)力的基(ji)础上，还是只有通过限制乃至消除(chu)军事力量才能实(shi)现？一战的惩罚让当时的欧洲国家认(ren)为世(shi)界大战是过度(du)重用军人的一种报应，因此，战后的民众充满了对整军经(jing)武的厌恶和排斥。在这样的政治氛围下(xia)，国家间的裁军协议接踵而至。《华盛顿海军条约》《白(bai)里(li)安-凯洛格公约》（注：也称(cheng)《非(fei)战公约》，签署于(yu)1928年8月，规定缔约国放弃(qi)以战争作为国家政策的手(shou)段，只能以和平方式解决国际争端和冲突。）《伦(lun)敦海军条约》等的签署被认(ren)为缔造了和平而不是埋下(xia)了祸患，尽管像日本这样的国家对此始(shi)终怀着愤(fen)懑。法国事实(shi)上放弃(qi)了再打一场进攻性战争的计划，因此马奇诺防线的提案在当时并不像后来那样被看成一种可(ke)笑的幼稚(zhi)。法国为了牵(qian)制德国而与(yu)中东欧国家结盟，但并没有捍卫盟约的决心与(yu)实(shi)力。在德、意、苏三国，起主导作用的战略观点与(yu)英法完全不同，不管是大谈“人民战争”还是鼓吹“心灵净化”，这三个(ge)国家都常态化地看待对武力的使用，战争与(yu)和平不存(cun)在明确的界限，在合适机会出现的时候，武力就可(ke)以被使用。战间期实(shi)际上发生了一场关于(yu)和平与(yu)战争原则的巨大社(she)会实(shi)验，实(shi)验的结果注定了1939年欧洲战场最初(chu)的局面。二战结束已近八(ba)十年，但关于(yu)和平与(yu)战争原则的争论，真的尘埃落定了吗？

实(shi)际上，卡尔和贝尔两位学者(zhe)共同关注的“二十年危(wei)机”，很大程度(du)上并没有因为二战后世(shi)界秩序的建立而得到彻底解决。在二十世(shi)纪即将(jiang)终结之时，英国学派出版了一部名(ming)为《八(ba)十年危(wei)机》的编著，回应了一战后世(shi)界秩序出现的持久(jiu)动荡。在二十一世(shi)纪的第三个(ge)十年，这些危(wei)机中的根本问题没有得到更好的应对。新冠疫情暴发后，诸多经(jing)济体采取了限制性措施以控制人员流动与(yu)贸易往来，随着大国矛盾的加剧，经(jing)济制裁和贸易保护措施层(ceng)出不穷，贸易与(yu)和平的良性关系正在被打破。在多重压力下(xia)，许多国家出现了政治思(si)潮的突发式转向，表(biao)现为支撑(cheng)战后全球经(jing)济增长和世(shi)界秩序大致稳定的世(shi)俗政治意识形态陷入危(wei)机，民粹主义、民族主义、种族主义、新法西斯主义、极端主义等原本处于(yu)政治光谱边缘的思(si)想主张重新回到主流政治的视野当中，并深刻改变了一众国家民主制度(du)的运行(xing)方式。这些剧烈的震荡犹如令人忧心的“返祖”，再次(ci)向当代人发出刺耳的逼问：什么(me)才是新的和平与(yu)繁荣的条件？如何实(shi)现？

更为重要(yao)的是，人们必须(xu)意识到，战间期的种种混(hun)乱具有普遍性。不是意大利倒向了法西斯主义，而是众多国家倒向了法西斯主义；不是张伯伦(lun)个(ge)人软(ruan)弱绥靖，斯大林、达拉第等一众大国领导人均向轴心国做(zuo)过妥协，而他们在各自的政府中都并非(fei)少数派；不是苏联民族主义将(jiang)国家边界等同于(yu)道德边界，在这一边界之外几乎无所顾及(ji)，而是当时几乎所有主要(yao)国家都遵从(cong)这样的观念，美国在欧洲大陆完全沦陷之后依然难以做(zuo)出参战的决定；不是犹太人遭受了反(fan)犹主义的巨大戕害，而是种族主义戕害了众多弱势族群，和六百万犹太人一起被推进焚(fen)尸(shi)炉的还有二十二万罗(luo)姆人（占当时其人口总数的四分之一），而日本战争暴行(xing)的重要(yao)诱因是对其他亚洲国家不加掩(yan)饰的人种歧视。难能可(ke)贵的是，贝尔的这部作品在历史学范式所允(yun)许的限度(du)内极大地避免了在具体国家内部寻找具体原因的“还原主义”路径(jing)，在历史学与(yu)国际关系学相对独(du)立的认(ren)识论和方法论之间推动了“共同立场”的扩大。

在思(si)想层(ceng)面上，贝尔对二战起源(yuan)的叙(xu)述，渗透(tou)着他对“战胜”与(yu)“战败”的辩证思(si)维，读者(zhe)从(cong)中不仅能读到下(xia)一场失败的危(wei)险肇始(shi)，还能读到上一场胜利的惨淡(dan)后续。法国对捷克斯洛伐克的残(can)忍背叛被丘吉尔形容(rong)为“不惜一切代价谋求(qiu)和平”，究其根本原因是法国在战后的极大虚弱，以及(ji)对再次(ci)卷入战争的深度(du)恐惧。在法国看来，一战的胜负好几次(ci)都在生死(si)一线间，帮助法国免于(yu)溃败的真正因素与(yu)其说是顽(wan)强的战斗，不如说是关键(jian)时刻的“狗屎运”。接受满目疮痍的战败也许是艰难的，但接受岌岌可(ke)危(wei)的胜利甚(shen)至更难。没有人熟悉这样的战争，人们期待着从(cong)胜利中得到最大限度(du)的补(bu)偿，补(bu)偿那些一开(kai)始(shi)不曾预料的巨大创(chuang)伤。然而，这种期待终将(jiang)落空。早在一战前，诺曼·安吉尔（Norman Angell）在《大幻觉》一书中就已经(jing)指(zhi)出，十九世(shi)纪后半期工业国家经(jing)历了巨大转变，彼此在贸易和金融(rong)方面产生了相互依赖。在这种条件下(xia)，军事征服(fu)不能带来财(cai)富，战争会导致相互依赖的网(wang)络瓦解，使得整个(ge)经(jing)济体系崩塌。德国不可(ke)能从(cong)对英战争中获得任何利益，英德之间的冲突只会导致两方面的灾难。但在当时，欧洲的国务家和民众对现代战争到底意味着什么(me)还没有真正完备的认(ren)识，因此也没有多少人愿意承认(ren)：即便是战胜国也不可(ke)能收回战争成本的零头。

现代战争到底意味着什么(me)？如果它(ta)是一场核大战又将(jiang)意味着什么(me)？暴力在什么(me)时候才是绝对必要(yao)的？如果1914年在短短三十七天里(li)就陷入世(shi)界大战的欧洲，尚不能理解现代战争的真实(shi)后果，那么(me)一百一十年后的我(wo)们似乎没有理由再抱着同样的无知走向同样的命运。

尽管隔着岁(sui)月的厚重尘埃，与(yu)二战相关的争论却从(cong)未真正离我(wo)们远去。很多时候，理解战争甚(shen)至比经(jing)历战争更为重要(yao)。二战的战争动员召唤(huan)着数以千万计的年轻人为了一个(ge)甚(shen)至从(cong)未亲眼见过的国家而战。不管身处哪一个(ge)阵营，他们都相信自己的牺牲终将(jiang)捍卫一种更为优越的生活方式、一种更为高(gao)贵的道德信念。这种毫不迟疑、前赴后继(ji)的牺牲意味着，为了这样的生活，为了这样的信念，纵使尸(shi)骨(gu)如山也在所不惜。然而，这样的生活，这样的信念终究值得吗？生活在战后和平中的每一代人，都有义务以当代人最大的智力和道德去努力理解世(shi)界大战对暴力的空前使用，以及(ji)战争道路上那些巨大的诱惑、愚蠢、自欺欺人、持守(shou)和背叛。每一代人对这些问题的理解丝毫不能改变历史结局，更不能补(bu)偿在恐怖和痛苦中怆(chuang)然离去的亡魂，但是，这样的理解会深刻影响一代人关于(yu)“战争与(yu)和平”的根本观念，从(cong)而决定了这一代人将(jiang)如何回应“战争与(yu)和平”的当代挑战。我(wo)们的回应就是我(wo)们的命运，我(wo)们所有人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