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白、红 史前陶器呈现多元特征

在中国考(kao)古学史上，考(kao)古学界遇到的第一个关于文化来源(yuan)的争(zheng)议就由陶器引(yin)发。1921年，瑞典学者安特生在河南渑(mian)池仰(yang)韶村发掘了(le)史前时期的遗址(zhi)，根据这个遗址(zhi)命名为仰(yang)韶文化。仰(yang)韶文化最主要的特征是彩陶，陶器表面绘有美观的彩绘图案。安特生通过彩陶的对比(bi)，发现仰(yang)韶彩陶与安诺及特里波列等近东和欧洲彩陶近似，于是提出它们可能同出一源(yuan)。这就是所(suo)谓“中国文化西来说”（其实主要是“彩陶西来说”），只是一种假说。没过多久，这种假说就被推翻了(le)。因为中国考(kao)古学家在山东发现了(le)龙山黑陶文化。

黑陶以其独特的质感和光泽，成为所(suo)在时代(dai)东方地(di)区的代(dai)表性艺术品(pin)。无论是陶色，还是器型，都呈现了(le)和彩陶不一样的风貌。黑陶的生产技艺，凝聚了(le)陶器诞生以来的制陶智慧。在龙山黑陶文化中，蛋壳陶制作尤为精(jing)致，且造型独特。陶胎薄如蛋壳、器表光滑油亮，显然是作为礼器使(shi)用。还有一种单耳黑陶杯，其设计与我们现代(dai)使(shi)用的马(ma)克杯十(shi)分相似。

单从彩陶与黑陶比(bi)较，陶器文化的多元性在中国考(kao)古学早期发展阶段已经显露。随着更(geng)多的考(kao)古发现，不同区域陶器文化的多元性不断得到充(chong)实。这种多元化表现在陶色、器类、纹饰、技法(fa)等多方面。

除(chu)了(le)彩陶、黑陶，在中国南方的沅水流域，考(kao)古工作者还发现了(le)一种距今约(yue)六七千年的白陶文化——高(gao)庙文化。高(gao)庙遗址(zhi)位于湖南洪江市安江镇东北约(yue)5公里的岔头(tou)乡岩里村，该文化堪称史前文明(ming)的璀璨(can)星光。白陶的烧制、刻划、图像内(nei)容展现了(le)卓越的艺术价(jia)值和思想内(nei)涵。白陶上刻划的太阳纹、凤鸟纹、神像等图案，反映当时先民对自然和社会的认(ren)知，揭示了(le)他(ta)们精(jing)神世界中已经形成完整信仰(yang)体系。这大大地(di)改写了(le)我们对距今七千年前人们精(jing)神世界的认(ren)识，它的影响范围不止于长江流域，还包括黄河流域，甚至更(geng)远的世界。

把目光继续投(tou)向历史深处，一瞥(pie)约(yue)万年之际的上山文化，便会和迄今为止世界上发现的最早的彩陶相遇。位于今天浙江省金华市浦江县的上山文化，出土的夹炭红衣陶是中国南方地(di)区最早出现的一种新陶系。陶器表面施红衣的工艺，始见于早期夹炭陶器；中晚期在夹细砂和粗泥陶器中依然流行，且工艺愈加精(jing)致，并在红衣泥料的选择(ze)及涂饰实践中发展出彩陶工艺，材料除(chu)红彩外，还包括乳白彩。上山文化彩陶是从上山文化独有的制陶工艺中诞生的。上山彩陶时间悠远，美在质朴，也美在艳丽，堪称“万年中国红”。位于浙江省金华市义乌市城西街道(dao)桥头(tou)村西边的桥头(tou)遗址(zhi)（属于上山文化的中晚期）出土了(le)大量的陶器和石(shi)器，陶器以粗泥陶为主，表面多装饰有红色陶衣。其中，一件造型端庄雅致的陶壶，陶色红得摄人心魄。

层见叠出的制陶工艺

不同文化的陶器制作技术呈现出差异性。蛋壳陶突出特点是陶胎极薄，最薄0.2毫米，这是现代(dai)手工业技术都很难达到的水平。因其胎体极薄，制作工艺要求极高(gao)。制作伊始就选用经多次淘洗、去杂、沉淀的精(jing)细陶土，利用快轮拉坯分段制作，再粘结(jie)成型，入窑(yao)烧制前还需对窑(yao)炉预热，以防过薄胎体因受热不均而(er)破碎。拉坯成型时不仅(jin)要高(gao)速转轮，还要极其平稳，否则(ze)难以直立成型，这需要陶工的操(cao)作手法(fa)熟练且细致。经过修(xiu)整、磨光、雕刻等十(shi)几道(dao)工序(xu)，最后采(cai)用高(gao)温烧结(jie)封(feng)窑(yao)烟熏的渗炭处理方法(fa)，使(shi)陶器呈现出深黑色光泽。蛋壳陶也因成品(pin)率低、生产周期长、耗费成本高(gao)而(er)显得弥足珍贵(gui)。

白陶的制作也颇为繁琐。首(shou)先，陶工们挖取制陶所(suo)需要的含铁量较低的高(gao)铝质耐(nai)火黏(nian)土或高(gao)镁(mei)质易(yi)熔黏(nian)土等原料，筛选、淘洗后制成可塑(su)的泥料。再经过制坯、整形、打磨、晾(liang)晒等过程，得到胎体厚薄均匀、器表光滑平整的白陶容器坯体。烧造时需要800-900℃的高(gao)温，需要在封(feng)闭环境下(xia)的陶窑(yao)才能烧制。湖南史前白陶表面的纹饰制作主要使(shi)用戳印和刻划两类技法(fa)。刻划纹样可能使(shi)用了(le)尖锐的竹、木或骨质工具(ju)。

通过对陶器的器类、器型等细节的比(bi)较，可以看(kan)到一个变化无穷的陶器世界。多元陶器风格(ge)背后是多元的文化圈。

美国汉学家吉德炜曾经借助“陶器的制作”“模(mo)制与模(mo)范”等标准的对比(bi)，大致勾勒了(le)中国新石(shi)器时代(dai)的东西差别。他(ta)认(ren)为：一般来讲，中国东部沿海区陶器传(chuan)统的关键(jian)特征包括下(xia)列几种：无彩绘；常见带(dai)棱、分节、附加堆(dui)纹；陶器通常由各部分组合而(er)成；陶器一般有变高(gao)的趋势。相反，西北部的陶器传(chuan)统仅(jin)有陶瓮、瓶(ping)、圜底鉢和盆等有限的几种陶器以及部分的彩绘陶器作标志。

他(ta)说：“西北部的制陶者是器表图案的装饰家，也是圆形的一体化陶器的设计师(shi)。东部沿海的制陶者则(ze)是造型家，同时，对陶器的生产有更(geng)大的控制能力(li)、操(cao)纵能力(li)、协调能力(li)和测量能力(li)。”

这些差异也显示了(le)中华文明(ming)不是诞生在一个单一的区域世界中，而(er)恰是以差异多元的地(di)理和文化为背景不断发展绵(mian)延的。

镶绿(lu)松(song)石(shi)八角星铜饰件，寨沟遗址(zhi)出土

在“多样性”和“统一性”中形成“雏形的中国”

在文化多元演进(jin)的同时，文化的一体化进(jin)程也在与时俱进(jin)。距今6000多年前，黄河中游(you)地(di)区的仰(yang)韶文化中期以花和鸟为经典母题的彩陶图案逐渐向周围扩展流行。距今5500年前后，到达黄河流域全境和长江中下(xia)游(you)北部地(di)区。到距今5300年左右，这类彩陶图案的分布(bu)范围南达长江上中下(xia)游(you)，北至华北平原北部及燕山山地(di)的西辽河流域，西到甘青地(di)区，东抵黄河下(xia)游(you)，第一次出现了(le)中原地(di)区文化向周围广大地(di)区强烈影响的态势，这一现象极有可能是黄帝炎帝集团兴起(qi)和影响范围扩展的反映，也有学者称这一现象为形成了(le)“最初的中国”。

而(er)在湖湘山川间，高(gao)庙的艺术家们也在白陶表面虔诚地(di)精(jing)雕细刻，创造出“太阳”“神鸟”“八角星纹”等普遍性主题。在高(gao)庙和千家坪遗址(zhi)，最常见的是各种形态的凤鸟、獠牙兽面、太阳、八角星纹等图像以及各种复合图像。观察这些丰富(fu)多彩的图像，可以发现这些图像的核心是太阳，而(er)且表现太阳的图像有多种：四角四芒形、八齿形、放射状(zhuang)细线形等。以太阳崇拜为核心，又存在几种组合图像，如山和日的组合、双翼载日组合、獠牙兽与飞鸟组合等。特别是双翼载日图像，显然可以归入“阳鸟负日”传(chuan)统。

从高(gao)庙文化白陶图案中的凤鸟与太阳，到河姆(mu)渡文化中的“双鸟朝阳”、仰(yang)韶文化彩陶片上的“阳鸟负日”、凌家滩玉(yu)鹰，再到金沙(sha)遗址(zhi)“太阳神鸟”金饰、马(ma)王(wang)堆(dui)汉墓T字型帛画中的“日中金乌”，一个史前至历史时期广域且绵(mian)延的图像表现形态和太阳神话(hua)呼之欲出。

玉(yu)鹰，凌家滩遗址(zhi)出土

史前太阳崇拜、阳鸟负日的信仰(yang)，早在距今6000多年前即开始孕育。长江中游(you)和下(xia)游(you)，共饮一江水，共享同一种信仰(yang)。这背后还透露出长江中下(xia)游(you)长时间互相关联的诸文化间互动交流，进(jin)而(er)形成了(le)很多的文化共性或交集。这种关于太阳崇拜的图像形式和信仰(yang)是中华文明(ming)多元一体的经典反映。这种信仰(yang)在漫长的日子中缓(huan)慢发展、成熟。先民观察季节变化与动植物生长关系，体验寒暑交替，留心昼夜节律与太阳的关系，从而(er)产生了(le)对太阳的敬(jing)畏(wei)和期盼。这种太阳崇拜的表现形式各有特色，但内(nei)涵是一致的，可谓“山川异域、日月同天”。

“八角星纹”是另一个能反映广袤时空范围内(nei)文化统一性的图像或符号。八角星纹分布(bu)广阔(kuo)，较集中分布(bu)于黄河和长江中下(xia)游(you)地(di)区。远至距今六七千年的史前社会的刻纹，近至当代(dai)的艺术纹样，俯(fu)拾皆是。八角星纹在史前陶器上出现最为普遍，高(gao)庙、大汶口、马(ma)家浜、崧泽、汤家岗(gang)等文化中皆有八角之影。在众多八角星纹材料中，凌家滩文化中的八角星纹是颇为特殊的一例，它出现在一件玉(yu)制的鹰和一件玉(yu)版上，材质的贵(gui)重(zhong)和玉(yu)器造型的独特，令凌家滩文化的八角星纹多了(le)几分不凡。最近，陕西清涧寨沟遗址(zhi)也出土了(le)一件商(shang)代(dai)镶绿(lu)松(song)石(shi)八角星铜饰件。多元性、统一性以及绵(mian)延性，在八角星纹这样一个小小的图案上得到了(le)完美结(jie)合。

此外，在众多的局部区域，距今五(wu)千年左右，文化统一性都在加强。如长江下(xia)游(you)，进(jin)入崧泽文化时期，鼎、豆、壶的基本组合已经确定下(xia)来，不同地(di)区陶器面貌的趋同性非常强。

地(di)处淮河流域豫东平原的永城王(wang)庄遗址(zhi)，考(kao)古学家揭露了(le)一处距今5300年至4600年，相当于大汶口文化中期偏(pian)早的中心聚落。该遗址(zhi)规模(mo)宏大，出土遗物丰富(fu)，文化面貌具(ju)有多样性，陶器群因素复杂，有河南仰(yang)韶文化晚期因素、当地(di)文化因素、江汉平原屈家岭文化因素、山东大汶口文化因素，以及江浙沪良渚(zhu)文化因素。各地(di)文化因素在豫东汇聚。文明(ming)进(jin)程中的“融合性”得到充(chong)分体现。

距今5500年左右，中国黄河、淮河、长江流域各主要文化区在基本经济(ji)特征和基本文化特征上具(ju)有了(le)相当程度(du)的共性，形成了(le)一个有别于周边地(di)区的中华文化圈。这一区域内(nei)诸文化的一体化进(jin)程得到显著加强，在物质文化面貌的“多样性”和“统一性”进(jin)程中，形成了(le)“雏形的中国”。

（王(wang)巍：中国社会科(ke)学院学部委员、一级研究员；徐峰：南京师(shi)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