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当·斯密1723年出生(sheng)于苏格兰东部海岸(an)的柯科迪。他父亲也叫亚当，是一位律师，在斯密出生(sheng)前六(liu)个月就去(qu)世了(le)。他的母亲（玛格丽特）没有再婚，在她的漫漫人(ren)生(sheng)中，亚当是她挚爱的儿子，她卒于1788年，只比亚当早(zao)两年。斯密第一本传记的作者杜格尔德·斯图尔特认识斯密，掌握的信息比其他人(ren)多。这位作者说亚当是个体弱多病的孩子，得到了(le)母亲的悉心照(zhao)料，而亚当也穷其一生(sheng)尽心尽责地回报了(le)他母亲。

他约8岁时进入当地学校读书，并从一位新来(lai)的严苛而热忱的男老师那里受(shou)益良多。斯密1737年进入格拉斯哥大学学习，年仅14岁，但(dan)在那时候(hou)这个年龄上大学并非异乎(hu)寻常。他在中学期(qi)间已熟知古希腊与古罗马(ma)文化，以至于他实际上可(ke)以免修那些初阶(jie)的拉丁语、希腊语课程(cheng)。在格拉斯哥，斯密师从当时的一些知名学者。他最重(zhong)要的老师是伦(lun)理学教授(shou)弗朗西斯·哈奇森。在他临终前的一封信中，斯密盛赞了(le)哈奇森作为一名教师和哲学家的品质，尽管斯密在《道德情操(cao)论》一书中公开(kai)反对哈奇森关于慈(ci)善和道德感的观点(dian)。

1740年，斯密获得斯内尔奖学金（该奖学金至今仍在），到牛津大学巴利奥尔学院学习，直至1746年。他并不(bu)是因为被这个教育机会吸引而去(qu)学习的，实际上他在《国富论》中抨击了(le)该学院的教学质量和教师水平。他似乎(hu)在那儿都是自学。自学的内容(rong)大致(zhi)包括继续研究科学、培养语言技(ji)巧，继而如(ru)杜格尔德·斯图尔特所(suo)猜(cai)测的，发展到“研究与人(ren)性相关的所(suo)有领域，尤其是人(ren)类政治史”（《生(sheng)平》第271页）。可(ke)以基本肯定，他那时读过大卫·休谟的《人(ren)性论》，休谟后来(lai)成为他最好的朋友。

他于1746年回到苏格兰，和母亲一起住在柯科迪，1748年搬去(qu)了(le)爱丁堡。在爱丁堡，受(shou)恩于亨利·霍(huo)姆的帮助(zhu)，他被聘请去(qu)教修辞学，后来(lai)可(ke)能还教法律、哲学等课程(cheng)。亨利·霍(huo)姆后来(lai)任(ren)法官时被封为卡姆斯勋爵。斯密所(suo)教的这些课程(cheng)内容(rong)现在没有记录留存(cun)下来(lai)。当时这些课深受(shou)欢迎，他受(shou)邀反复教授(shou)这些课。或许是因为授(shou)课的成功，但(dan)更关键的是伊莱伯爵阿奇博尔德·坎贝尔（后为阿盖尔公爵）的支持，斯密于1751年回到格拉斯哥大学担任(ren)逻辑(ji)学教授(shou)。

《亚当·斯密》内页。

阿盖尔可(ke)以对许多学术职位插上一手，他运用其任(ren)免权来(lai)激励(li)那些倾向于使苏格兰社会走上现代化道路的人(ren)。逻辑(ji)学教授(shou)还有另(ling)一位候(hou)选人(ren)。尽管选择斯密毫无争议，但(dan)他的竞争者（乔治·缪尔黑德）也是一位才华横溢的学者，后来(lai)成为东方语言学教授(shou)，去(qu)了(le)格拉斯哥的人(ren)类学系(xi)。1752年斯密被聘为道德哲学教授(shou)，没有竞争对手，他在这个职位上又工作了(le)十二年，直到他结束大学学术生(sheng)涯。

斯密教过很多科目。除了(le)哲学和法学外，他也教授(shou)历史、文学和语言。他的学生(sheng)们所(suo)记的修辞学和语言学系(xi)列课堂笔记已经被发掘出来(lai)并出版了(le)，还有两套内容(rong)广博的法学课笔记也出版了(le)。斯密做的是口头演讲，因此这些笔记不(bu)仅相互大量重(zhong)复，而且成为他主旨观点(dian)的可(ke)靠书面(mian)记录。由于他“在文学领域公认的声(sheng)望(wang)，尤其是他这些年来(lai)在该校教授(shou)法学深受(shou)欢迎”，1762年格拉斯哥大学授(shou)予他法学博士。

斯密出版了(le)两部巨著，他在格拉斯哥执教时就已播下了(le)这两本书的种子。《道德情操(cao)论》最初现世于1759年，他一生(sheng)中做了(le)六(liu)次修订。最后一版，包括增补内容(rong)，完(wan)成于他去(qu)世的那一年（1790）。这些修改变化表明，斯密在发表他第二部巨著《国富论》（1776年出版）之时和之外，仍持之以恒地致(zhi)力于道德哲学研究。尽管彼时斯密已经离(li)开(kai)格拉斯哥，从他学生(sheng)的笔记中可(ke)以很明显地看到，在格拉斯哥的课堂里他已经在构思(si)书中的一些重(zhong)要主题，比如(ru)劳(lao)动分工。他的学生(sheng)、后来(lai)是他同事(shi)的约翰·米勒证(zheng)实了(le)这一点(dian)。据约翰·米勒回忆，斯密讲过“那些赖以谋生(sheng)的行业，以及促进财(cai)富积累的行业，使法律和政府发生(sheng)了(le)相应的进步或改变”（见《生(sheng)平》第275页）。

斯密1764年离(li)开(kai)格拉斯哥大学，但(dan)他并非从此与该校断了(le)联系(xi)，1787年他被选为该校的荣誉(yu)校长(chang)。在致(zhi)谢信中，他声(sheng)称记忆中的执教生(sheng)涯是“人(ren)生(sheng)中迄(qi)今最有益，也是最快乐、最荣耀的时期(qi)”（《书信集》第309页）。斯密离(li)开(kai)格拉斯哥是因为他应聘去(qu)了(le)薪资更高的职位，给18岁的巴克卢公爵当家庭(ting)教师兼同伴。他是通过公爵的继父查(cha)尔斯·汤森德获得这一职位的。

他的第一个任(ren)务(wu)是将年轻的公爵带到法国，他们住在图卢兹，但(dan)他们在那度过的时光(guang)鲜为人(ren)知。可(ke)知的是，他们还在日内瓦住过一阵子。斯密在那儿遇见了(le)最有名的法国作家弗朗索瓦·马(ma)里·阿鲁埃（伏(fu)尔泰），他住在附近的弗尼，斯密对他评(ping)价很高。斯密还到访过巴黎，经引荐，与许多法国启蒙运动的文化人(ren)士交际往来(lai)，其中有些是女士。在这些人(ren)中，他遇到了(le)经济(ji)学家安—罗伯特—雅克·杜尔哥和弗朗索瓦·魁奈。后来(lai)他曾感谢魁奈帮助(zhu)他获得有关法国税务(wu)的信息（《书信集》第286页）。魁奈是一个思(si)想家团体（重(zhong)农学派）的领袖(xiu)，其主要观点(dian)是农业是经济(ji)稳定的基石。斯密十分熟悉重(zhong)农学派的观点(dian)。魁奈送给斯密一本他所(suo)著的《重(zhong)农主义》（1767）的影印本，斯密在《国富论》里评(ping)价他是一位“别出心裁而又深刻的作者”（《国富论》第672页）。但(dan)是，斯密深为反对他们的理论体系(xi)。要说这些会面(mian)、信件(jian)对构建斯密自己的研究分析(xi)具有决定性作用，是夸大其词了(le)。

由于和他们一起住在法国的他学生(sheng)的兄弟于1766年不(bu)幸去(qu)世，斯密的家庭(ting)教师工作因此中断。尽管家教生(sheng)涯短暂(zan)，但(dan)斯密得到了(le)一笔可(ke)观的补偿（300英镑(bang)），这使他不(bu)必再忧心于生(sheng)计。他回到苏格兰，重(zhong)新回到他母亲在柯科迪的家中，在那里，斯密1780年回忆时说道，他利用那段安静(jing)祥和的时光(guang)写成了(le)《国富论》。1777年，他搬到爱丁堡（带着他母亲一起），再次在巴克卢的帮助(zhu)下成为一名海关专员。这一职位薪水颇丰，斯密得以在一所(suo)牢固的房(fang)子里安家落户(hu)，尽管这房(fang)子不(bu)在时髦的新城区（休谟已经搬到了(le)这里），而是在老城区的修士门地区。这份工作不(bu)是一份闲差，斯密过于认真负责地履行职责，以至于他认为这份工作妨碍了(le)他创作“文学作品”，尽管说这话可(ke)能有点(dian)违心（《书信集》第253页）。

这些作品包括《国富论》和《道德情操(cao)论》的修订版。此时，他还试图完(wan)成另(ling)外两部手稿。其中一部内容(rong)是“关于不(bu)同类别文学、哲学、诗歌和修辞法的哲学史”，另(ling)一部是“关于法律和政府的理论和历史”（《书信集》第287页）。最终他放弃了(le)。这些手稿的内容(rong)已不(bu)为人(ren)知。斯密要求他的遗嘱执行人(ren)毁掉他的纸稿。然而，他也的确(que)允许过出版其中的一小部分，即1795年他去(qu)世后出版的《哲学论文集》。

虽然丢失(shi)了(le)一些素材，但(dan)他已出版的著作至今仍广为流传，足以用来(lai)对斯密这位作者进行评(ping)价。但(dan)评(ping)价斯密这个人(ren)就不(bu)敢这么放言了(le)。他不(bu)是个勤于写信的人(ren)，评(ping)价他的人(ren)品主要得靠他人(ren)的说辞。杜格尔德·斯图尔特所(suo)著的《生(sheng)平》里写得最多。斯图尔特观察认为，可(ke)以打包票说斯密的“个人(ren)价值观”是“信任(ren)、尊敬和爱戴，他与一生(sheng)中所(suo)有亲朋好友相处时均(jun)如(ru)此”。他有“许多怪癖”，言外之意(yi)，可(ke)能是有些不(bu)讨喜，只有他的“知心朋友”才能欣赏(shang)到“他言语中无以言表的魅力”，以及“他毫不(bu)做作的质朴内心”（《生(sheng)平》第329页）。

随着斯图尔特的进一步描述，一幅画像徐徐展开(kai)：这是一个性格内向、沉默寡(gua)言的男人(ren)，在公共(gong)场合往往心不(bu)在焉、缄(jian)口无言。至于他的外表，斯图尔特只能说“没什么不(bu)寻常”，但(dan)专门加(jia)上了(le)一句，说詹姆斯·塔(ta)西制作的侧(ce)像圆牌“传神(shen)地表现出他的外形”（《生(sheng)平》第329页）。斯密从未坐着让人(ren)画像（这本身在他的朋友中就不(bu)常见），除去(qu)塔(ta)西的作品外，现存(cun)只有一幅约翰·凯所(suo)作的程(cheng)式化的纪念版画。格拉斯哥大学的雕塑是19世纪“凭想象制作的”，现在爱丁堡的这座(zuo)（2008）亦(yi)如(ru)此。

斯密时代的苏格兰

斯密身处什么样的社会？所(suo)有的时代都可(ke)以说是变革的时代，尽管这是句陈词滥调，但(dan)它的确(que)符合18世纪苏格兰的情况(kuang)。

斯密出生(sheng)前发生(sheng)了(le)一系(xi)列十分重(zhong)大的政治事(shi)件(jian)，这些事(shi)件(jian)影响(xiang)深远，他一直生(sheng)活在这些事(shi)件(jian)的影响(xiang)之下。事(shi)件(jian)起因于17世纪晚期(qi)。那时，苏格兰有自己的议会，但(dan)一直运转不(bu)佳，在“达里恩计划(hua)”（议会试图将苏格兰发展为殖民强国）毁灭性破(po)产(chan)以及与英格兰贸易争端等背景(jing)下，英格兰与苏格兰于1707年成立联合议会。此次联合是在英国人(ren)诱骗(pian)下苏格兰一些领袖(xiu)人(ren)物的背叛之举，还是出于“摆脱(tuo)”眼前窘迫困境之需，至今仍然是一个有争议的学术（和政治）问题。

《联合条约》赋予苏格兰人(ren)小部分直接政治权力（仅有上议院16个席位和下议院约8%的补充席位）。但(dan)该条约允许苏格兰保留自己的法律体系(xi)、宗教管理方式（苏格兰教会）和教义。这些例外规定非常重(zhong)要，因为这意(yi)味着对大多数(shu)人(ren)而言，最直接的事(shi)务(wu)仍然掌握在苏格兰人(ren)手里。没有了(le)议会，律师成了(le)关键人(ren)物。律师们代表他们的主顾，特别是像阿盖尔公爵这样的人(ren)物，实际上控(kong)制了(le)苏格兰的运转。

安妮(ni)女王于1714年去(qu)世，英格兰和苏格兰的王位传给了(le)汉诺威的乔治。这次王位继承是《联合条约》里预订的，因为该条约第二款规定，如(ru)果安妮(ni)正常死亡，那么君主之位应传给汉诺威的索菲亚及她的“新教徒”继承人(ren)。该条款重(zhong)申了(le)1689年协定的内容(rong)。这份文件(jian)由威廉和玛丽增订而成，此后又被斯图亚特国王詹姆士二世/七世废黜/放弃，该文件(jian)规定天主教徒不(bu)可(ke)接任(ren)王位。乔治符合条件(jian)，因为他与第一任(ren)斯图亚特国王（詹姆士一世和六(liu)世）的孙(sun)女结了(le)婚，他是关系(xi)最密切的新教徒。汉诺威继承王位对苏格兰有极其重(zhong)要的政治影响(xiang)。

《真正的亚当·斯密》（2016）海报。

一些受(shou)过良好教育、具有专业技(ji)能的苏格兰人(ren)写了(le)许多著作，涉及的领域十分广泛，形成了(le)“苏格兰启蒙运动”（正如(ru)现在所(suo)知），他们都是汉诺威人(ren)。这不(bu)仅仅意(yi)味着支持现行体制，因为这种支持彰显出他们对詹姆士党的反对。詹姆士党人(ren)是斯图亚特王朝的支持者，18世纪上半叶经常爆发反对新王朝的活动。反抗活动频繁爆发，表明汉诺威的继承权并非高枕无忧。

1715年和1745年发生(sheng)了(le)两次最严重(zhong)的叛乱。1715年的叛乱利用了(le)公众积累的对成立联合王国后无所(suo)获益的不(bu)满，获得了(le)广泛支持。1745年的叛乱最初对英国造成了(le)较大的威胁，小王位觊觎者“英俊王子”查(cha)理的军队向南最远打到英格兰的德比，距离(li)伦(lun)敦120英里。詹姆士党人(ren)一开(kai)始的军事(shi)胜利没有得到苏格兰人(ren)民的普遍支持，很快形势就反转了(le)。在克劳(lao)顿战(zhan)役（1746）击溃叛军之后，当局(ju)有意(yi)采取措施破(po)坏苏格兰高地的政治独立。

斯密身处英格兰，远离(li)这片纷乱，在克劳(lao)顿战(zhan)役后才回到柯科迪。毫无疑问，他是忠于汉诺威政权的。在《国富论》中，他主要以苏格兰高地为例，说明不(bu)发达经济(ji)体和老套法律体系(xi)的情况(kuang)。他明确(que)地提到洛希尔的卡梅伦(lun)，说他没有法律授(shou)权却可(ke)以“对他的人(ren)民进行刑事(shi)管辖”（《国富论》第416页）。这不(bu)是说他这个人(ren)恶毒或喜怒无常，而是说由于经济(ji)和基础设施未得到改良，因而没有统(tong)一和有效的法律体系(xi)。

联合背后的动因之一是，苏格兰需要获准自由进入英格兰市(shi)场。意(yi)识到他们的经济(ji)比英格兰落后，苏格兰的主要机构及其成员开(kai)始寻求现代化，或者说推(tui)进“改良”。最终，到18世纪中叶的时候(hou)，联合带来(lai)了(le)经济(ji)效益，苏格兰迅速发生(sheng)变化。这些变化中最引人(ren)注(zhu)目的是格拉斯哥的发展。在斯密的学生(sheng)时代，格拉斯哥的人(ren)口约1.7万，到斯密去(qu)世时增长(chang)到8万人(ren)。除农业外，纺织品尤其是亚麻(ma)布生(sheng)产(chan)是苏格兰的主要工业。烟草贸易大幅增长(chang)，对格拉斯哥的发展起了(le)至关重(zhong)要的作用，这使之取代布里斯托尔成为主要港口。斯密认识一批(pi)格拉斯哥的“烟草大王”。他是格拉斯哥文学协会的会员，该协会主席安德鲁·科克伦(lun)就是一位“烟草大王”。至今，格拉斯哥的街道名称中还能找到他们的遗迹，比如(ru)格拉斯福德、英格拉姆，还有科克伦(lun)。

直到那个世纪的后二十五年，煤炭(tan)采掘和炼铁等“重(zhong)”工业才开(kai)始飞速发展。《国富论》中所(suo)提出的经济(ji)原理不(bu)是对应这些产(chan)业的。斯密围绕制钉等小型手工作坊阐释其原理。城镇化和纺织品生(sheng)产(chan)的确(que)需要实体基础设施和金融基础设施的支撑。交通依靠马(ma)（斯密就是骑(qi)马(ma)去(qu)牛津的）和船。尽管在爱丁堡和伦(lun)敦之间有服务(wu)相当高效的长(chang)途马(ma)车，但(dan)横贯(guan)全国的旅(lu)程(cheng)仍是十分艰辛的。从柯科迪到爱丁堡最便(bian)捷的途径(jing)是乘船穿越福斯湾，而不(bu)是经由陆(lu)路和摆渡。

大规模运输必须通过船运，从格拉斯哥到爱丁堡（相距约45英里）意(yi)味着要经历一段漫长(chang)而危险的海上航程(cheng)。为此实施了(le)一项“改进”计划(hua)，修建一条连接东部福斯河各河口和西部克莱德湾的运河航道。该计划(hua)开(kai)始于1768年，至1790年完(wan)成。这是一项了(le)不(bu)起的工程(cheng)成就。迄(qi)今仍在使用的格拉斯哥附近开(kai)尔文河上的高架(jia)桥，被誉(yu)为“世界上该类工程(cheng)中最了(le)不(bu)起的杰作之一”。当然，这些工程(cheng)建设需要大量资金。许多银行伴随着这项投资需求而生(sheng)。1772年艾尔银行倒闭，使福斯—克莱德运河的股东面(mian)临信心丧失(shi)的问题。斯密对这些事(shi)件(jian)有清晰的认识，在《国富论》中可(ke)以看到他对投机商（“项目计划(hua)人(ren)”）、银行业和金融监管的看法。

《猜(cai)火车2》（2017）剧照(zhao)。

官方认可(ke)的苏格兰教会政权形式是长(chang)老会，属于严格的加(jia)尔文教派，英联邦原封不(bu)动地保留了(le)这个形式。强制信奉(feng)正教的历史由来(lai)已久。例如(ru)，1696年有一名19岁的学生(sheng)托马(ma)斯·艾肯黑德被判亵(xie)渎上帝。然而，改变已无处不(bu)在（至少在精英阶(jie)层是如(ru)此）。苏格兰不(bu)设独立议会强化了(le)苏格兰长(chang)老会的作用，长(chang)老会的大会近似于国家级的辩论论坛。这一作用使其成为政治焦点(dian)，并最终促使苏格兰教会和苏格兰启蒙运动达成了(le)某种互谅(liang)。威廉·罗伯逊本人(ren)就是生(sheng)动的体现。他任(ren)爱丁堡大学校长(chang)逾三十年，也是教会派系(xi)现代化改革的领袖(xiu)人(ren)物，被称为“温和派”。通过斗智斗勇，这群志趣相投的“现代化者”致(zhi)力于“改良”，设法成了(le)大会里的多数(shu)“派”。这令温和派能够控(kong)制教会选任(ren)的牧师们赞同改良和“启蒙”。斯密与改良派的领袖(xiu)们交好，这个圈子里有各色(se)人(ren)物，其中包括被认为是“异教徒”的大卫·休谟。

除了(le)休谟这个特例以及凯姆斯等上议院法官，其他苏格兰启蒙运动的思(si)想家都像斯密一样是大学教授(shou)。以苏格兰的国土和人(ren)口规模而论，这里出现了(le)五所(suo)大学—圣(sheng)安德鲁斯学院、阿伯丁的国王学院和马(ma)修学院、爱丁堡大学以及格拉斯哥大学—确(que)实令人(ren)震撼。这些大学的传统(tong)使命(ming)是培养牧师，这个使命(ming)延(yan)续了(le)一整个世纪，但(dan)到彼时，情况(kuang)发生(sheng)了(le)变化。

教学体系(xi)被重(zhong)新设计，授(shou)课不(bu)再用拉丁文（哈奇森是先驱者）。法律教授(shou)职位得以设立，爱丁堡大学（1740）和格拉斯哥大学（1760）正式成立了(le)医学院（尽管形式上是一门课程(cheng)，但(dan)医学教育那时已岌岌可(ke)危）。这种“强调职业教育的主张”，是适应社会需求变化的表现。法律、医学学科发展的同时，化学和植物学等对促进农业发展（如(ru)化肥）和“工业”发展（如(ru)亚麻(ma)染料）有明显作用的学科也在扩张。但(dan)这些大学对智识教育也持开(kai)放态度。课程(cheng)体系(xi)变了(le)，尤其引人(ren)注(zhu)目的是接受(shou)并宣(xuan)扬艾萨克·牛顿学说的速度。

苏格兰是个小社会，其主要的法律、教会和学术机构组成了(le)一张网。这些机构的理事(shi)会里全是知识精英。有了(le)主要机构里这种精英的参与，苏格兰启蒙运动成为“建构”现代社会中不(bu)可(ke)或缺的一部分。这种参与进一步表现为俱乐部和辩论会的规模激增，它们为大学、法律界、教会、“进步”贵族和商人(ren)（特别是在格拉斯哥）搭建了(le)思(si)想汇集平台。例如(ru)，“精英”协会（更正式、含义更清晰的名称是“爱丁堡艺术、科学、制造业和农业促进协会”）的成员包括斯密、休谟、凯姆斯和罗伯逊。尽管有天性腼(mian)腆的名声(sheng)在外，但(dan)斯密是几个协会里的活跃分子，其中有兼收(shou)“市(shi)民和大学师生(sheng)”的格拉斯哥文学俱乐部，还有兼具欢乐与智慧(hui)的爱丁堡牡蛎俱乐部。他是爱丁堡皇(huang)家学会（1783）的创始会员之一。

一些俱乐部会关注(zhu)“礼貌”。这反映(ying)了(le)新兴的城市(shi)文化，因此“文雅”（以及相关的“文明”）成为性格和行为被正面(mian)评(ping)价的特征。这些是《道德情操(cao)论》的主要论题。

启蒙运动：苏格兰及其他地区

毫无疑问，斯密是被彼得·盖伊称为“启蒙运动之家”里的一员。启蒙运动是一场自我意(yi)识觉醒的运动。参与者自然是受(shou)过良好教育的社会阶(jie)层成员，在苏格兰就是那些文人(ren)学者。在苏格兰，他们是专业人(ren)士，特别是律师、医生(sheng)、大学教授(shou)，在欧洲其他地方亦(yi)如(ru)此，只有法国是个例外。

启蒙运动没有局(ju)限在某个区域，其成员遍布欧洲和北美洲。文人(ren)学者们真心实意(yi)地参与这场国际对话，认为自己参加(jia)的是同一场辩论。这种对话有一种方式是直接交锋。例如(ru)，斯密1755年为短命(ming)的《爱丁堡评(ping)论》写了(le)关于《论人(ren)类不(bu)平等的起源和基础》的评(ping)论，与让—雅克·卢梭进行了(le)对话。对话的第二种形式是广泛传播相关著作和译作。《国富论》和《道德情操(cao)论》两本书被快速译成多国文字，加(jia)速了(le)其传播。例如(ru)，意(yi)大利人(ren)通常通过法语版了(le)解到《国富论》。斯密代表其大学购买了(le)丹尼斯·狄德罗的《百科全书》前七卷（始于1755年），很好地诠释了(le)当时那种知识共(gong)享传播的氛(fen)围。所(suo)有苏格兰人(ren)都受(shou)到夏尔·塞孔达·孟德斯鸠男爵思(si)想的影响(xiang)，尽管斯密（通常）在其公布的参考书目里鲜有提及孟德斯鸠，但(dan)从他的授(shou)课笔记中可(ke)以清楚地看到他很熟悉孟德斯鸠的著作。

《诺丁山》（1999）剧照(zhao)。

他们自己所(suo)作的“光(guang)”的比喻，形象地说明了(le)这些自我意(yi)识强烈的知识分子关注(zhu)的核心是什么。光(guang)意(yi)味着之前的时代是相对愚昧的。用不(bu)那么隐晦的语言来(lai)解释，这种光(guang)明与黑暗的对照(zhao)，就是知识和理性的一面(mian)与无知、偏见、迷(mi)信的另(ling)一面(mian)的对照(zhao)。奴役、折磨、巫术、宗教迫害等类似的东西，如(ru)同黑夜的产(chan)物和遗骸，是应当被反对的。

斯密的著作表明他同意(yi)这个观点(dian)。尽管作为作家他不(bu)喜欢表达愤怒，但(dan)他清楚奴隶制是罪恶的，毫不(bu)含糊地谴责杀(sha)婴行为，并猛烈地抨击司(si)法不(bu)公。对于最后一种情形，他有切身经历。在图卢兹时，一名加(jia)尔文教徒吉恩·卡拉斯被错(cuo)控(kong)谋杀(sha)了(le)自己的儿子并被处以死刑（斯密在《道德情操(cao)论》的最后一版中补充了(le)有关这一事(shi)件(jian)的内容(rong)）。

科学闪耀的光(guang)芒(mang)是驱散黑暗的关键。艾萨克·牛顿是那片苍穹中最耀眼的星。牛顿是启蒙运动的英雄人(ren)物。简要概述他的成就，就是从行星运行轨迹到苹果自树上落下等一系(xi)列自然现象中归结出的几条简单原理（运动定律和万有引力定律）。关键是，这些定律被证(zheng)明是正确(que)的。牛顿的计算认为地球更像一个芜菁（两极部分更为扁平）而不(bu)是柠檬(meng)（两极更长(chang)），这与法国数(shu)学家、哲学家勒内·笛卡尔的理论体系(xi)正相反，而去(qu)拉普兰和赤道地区的科考团证(zheng)实了(le)牛顿的这个观点(dian)。彰显牛顿身份地位的一个标志是，称某人(ren)的工作堪比牛顿是对该项工作的最高评(ping)价。例如(ru)，约翰·米勒在《历史评(ping)论》（1787）中称斯密是“政治经济(ji)学领域的牛顿”，因为他揭示了(le)商业原理。斯密同样具有启蒙运动式的热忱，他广博的天文学知识即是力证(zheng)。

苏格兰人(ren)信仰(yang)进步。这种信仰(yang)要求对经年累月的社会变革作记述，苏格兰启蒙运动的大部分作品践行了(le)这一使命(ming)。斯密的大学演讲报告具有这样鲜明的特征，而这也是《国富论》的一个重(zhong)要主题。苏格兰人(ren)对进步的定义相对谨慎。他们认为光(guang)芒(mang)已经普照(zhao)，而在此进程(cheng)中知识增长(chang)确(que)为关键因素。然而，他们不(bu)像法国或英格兰的同时代人(ren)那样有信心，认为进步总是自然和必然的，且在所(suo)有方面(mian)都是一种改进。苏格兰人(ren)如(ru)此谨慎的一个重(zhong)要原因是，他们看重(zhong)社会习俗(su)的作用，习俗(su)对明显或快速的革新是抵(di)制的。本着这个看法，斯密强调社会应徐徐图变，认为变化本身往往是非故(gu)意(yi)的结果。这些重(zhong)要观点(dian)贯(guan)穿于他全部著作之中。

本文选自《亚当·斯密》，已获得出版社授(shou)权刊发。小标题为编(bian)者所(suo)加(jia)，非原文所(suo)有。

原文作者/ [英国]克里斯托弗·J.贝里

摘(zhai)编(bian)/何也

编(bian)辑(ji)/张进

导(dao)语校对/赵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