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zhe)个阴霾密布的冬天(tian)，商务印书馆推出了欧洲近(jin)现代史学家P.M.H.贝尔（P.M.H.Bell）的扛鼎之作《第(di)二次世界大(da)战的起源：欧洲战场》（以下称《二战起源》）的第(di)三版。二战结束(shu)之后的八十年间，研究(jiu)此次大(da)战起源的作品可谓汗牛充栋，国际(ji)史学界最聪明的头脑(nao)几乎全员忖思(si)过(guo)这(zhe)一重大(da)问题，这(zhe)些思(si)想活(huo)动(dong)的精髓(sui)有些凝(ning)练成脍炙人口的作品广为流传，有些囿于学者(zhe)自身的兴趣而未(wei)见诸笔端，但持久地照亮了后续的国际(ji)关系史研究(jiu)。

尽管作为历史学家的贝尔写作《二战起源》的初衷并不是为国际(ji)关系学科提供一部(bu)“教(jiao)辅(fu)材料”，但这(zhe)本书的谋篇完(wan)美地契(qi)合了E.H.卡尔（E.H. Carr）等国际(ji)关系理论家在其核心著作中提出的分析框架。熟悉古(gu)典现实主义理论的读者(zhe)很容易在贝尔和卡尔之间发现近(jin)乎严丝合缝的对照。《二十年危(wei)机》（The Twenty Years’ Crises）和《民(min)族主义及其后》（Nationalism and After）这(zhe)两(liang)部(bu)经(jing)典作品中所列出的战间期的种种危(wei)机在合并同类项之后可以概(gai)括为：自由(you)贸易难(nan)以为继所导致的经(jing)济危(wei)机、集体(ti)安全失败所导致的军备竞赛、意识形态畸变所导致的民(min)主恶果。而这(zhe)三重危(wei)机正好是《二战起源》第(di)二部(bu)分的三个核心主题：意识形态的作用(yong)、经(jing)济问题与战争爆发、战略的作用(yong)与武装力量(liang)。

卡尔认(ren)为，导致战间期混乱状(zhuang)态的根(gen)本原因(yin)是维(wei)持十九世纪和平秩(zhi)序(xu)的前提条件全部(bu)瓦解，这(zhe)些条件包括：领土(tu)和市场的无限扩张；充满自信(xin)但并非高压的英国霸权管理着世界；团结一致的“西方”通(tong)过(guo)不断扩大(da)可以共同开发和利用(yong)新的疆域化解内部(bu)冲突；人们自然(ran)而然(ran)地坚信(xin)经(jing)济上正确的事(shi)情在道德上也(ye)必然(ran)正确；公众意见被认(ren)为是可靠的，可以作为判断的依据。一战之后，所有上述条件都不复(fu)存(cun)在。更(geng)为严重的是，替代方案也(ye)尚不存(cun)在，而且在之后相(xiang)当长一段时间里都不存(cun)在。主要国家在试(shi)图应对这(zhe)一危(wei)机的过(guo)程中采取了极为冲动(dong)、极其有害的方式，有些是迫不得已，有些是主动(dong)为之。贝尔的著作对这(zhe)一过(guo)程如(ru)何发生以及为何会如(ru)此发生给出了详尽而深刻的历史叙述，不仅使用(yong)了大(da)量(liang)一手文献，而且兼收并蓄了前人的研究(jiu)发现。这(zhe)是成篇较早的国际(ji)关系经(jing)典著作所未(wei)能涵盖的。

在第(di)五到第(di)八章对意识形态的讨(tao)论中，贝尔指出，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自由(you)民(min)主被多重危(wei)机所削弱，从(cong)而呈现出裹(guo)足不前的状(zhuang)态，在这(zhe)种困境下诞生的新的意识形态对民(min)众而言充满了诱(you)惑，其中就包括了法西斯主义。事(shi)实上，二三十年代的欧洲有超过(guo)十个国家发生了政府体(ti)制的变化，但为什么(me)发生在意大(da)利的法西斯主义应当被区别看待？贝尔多角度呈现了当时以及后世的思(si)想家对法西斯主义截然(ran)不同的看法：一部(bu)分人认(ren)为法西斯主义除了任性和冲动(dong)之外并没有什么(me)大(da)不了，墨(mo)索里尼和希特勒甚至被视作幸好出现了的“拯救者(zhe)”；另一部(bu)分人则认(ren)为法西斯主义是制造永久冲突的真正有害的思(si)想。这(zhe)种对立和混乱正是战间期意识形态危(wei)机的突出表现。而苏联的诞生从(cong)一开始(shi)就带着对意识形态的强烈诉求，而且由(you)于三十年代末，几乎只有共产主义者(zhe)真正投身于反(fan)法西斯主义的斗争，西班牙内战为苏联吸引到了庞大(da)的境外支持者(zhe)。苏联体(ti)制的追随(sui)者(zhe)对欧洲几乎每一个国家的对外政策都产生了影响(xiang)。

在第(di)九、十两(liang)章中，贝尔分析了大(da)萧条对战争爆发的关键影响(xiang)。大(da)萧条不仅是一场工业领域的危(wei)机，它对农业和农业人口的冲击也(ye)毫不逊(xun)色(se)。突然(ran)的萧条导致了国际(ji)贸易和货币体(ti)系的急剧崩溃，主要货币争相(xiang)贬(bian)值，并连续提高关税水平，这(zhe)些措施导致了世界经(jing)济陷入“自求多福”的状(zhuang)态。值得深思(si)的是，尽管英法两(liang)国都经(jing)历了空(kong)间的失业和破产，政治极端化趋势也(ye)在社会层(ceng)面蔓延，却(que)都没有倒向彻底的极权体(ti)制——法国出现了可怕的政府瘫(tan)痪但将这(zhe)种瘫(tan)痪维(wei)持到了战前，英国甚至尽力保持了政治生活(huo)的正常运转。贝尔没有明确分析为什么(me)不同国家在同样的经(jing)济压力下走上了不同的政治道路，是什么(me)力量(liang)在关键时刻保护了原有制度的存(cun)续。这(zhe)一定程度上超出了战争史学家的学术责任，但值得政治学学者(zhe)进一步关注。

在第(di)二部(bu)分的最后两(liang)章，贝尔分析了与战争爆发关系最为密切的武装力量(liang)与战略选择。贝尔在开篇就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和平和战争到底有没有不同？换言之，和平应该建立在（军事(shi)）实力的基础上，还是只有通(tong)过(guo)限制乃至消除军事(shi)力量(liang)才能实现？一战的惩罚让当时的欧洲国家认(ren)为世界大(da)战是过(guo)度重用(yong)军人的一种报应，因(yin)此，战后的民(min)众充满了对整军经(jing)武的厌恶和排斥。在这(zhe)样的政治氛(fen)围下，国家间的裁军协议接踵而至。《华盛(sheng)顿海军条约》《白里安-凯洛(luo)格公约》（注：也(ye)称《非战公约》，签署于1928年8月，规定缔约国放弃以战争作为国家政策的手段，只能以和平方式解决国际(ji)争端和冲突。）《伦敦海军条约》等的签署被认(ren)为缔造了和平而不是埋(mai)下了祸患，尽管像日本这(zhe)样的国家对此始(shi)终(zhong)怀着愤懑。法国事(shi)实上放弃了再打(da)一场进攻性战争的计划，因(yin)此马奇诺防(fang)线的提案在当时并不像后来那样被看成一种可笑的幼(you)稚。法国为了牵(qian)制德国而与中东欧国家结盟，但并没有捍卫盟约的决心与实力。在德、意、苏三国，起主导作用(yong)的战略观点与英法完(wan)全不同，不管是大(da)谈“人民(min)战争”还是鼓吹“心灵净(jing)化”，这(zhe)三个国家都常态化地看待对武力的使用(yong)，战争与和平不存(cun)在明确的界限，在合适机会出现的时候，武力就可以被使用(yong)。战间期实际(ji)上发生了一场关于和平与战争原则的巨大(da)社会实验(yan)，实验(yan)的结果注定了1939年欧洲战场最初的局面。二战结束(shu)已近(jin)八十年，但关于和平与战争原则的争论，真的尘埃落定了吗？

实际(ji)上，卡尔和贝尔两(liang)位学者(zhe)共同关注的“二十年危(wei)机”，很大(da)程度上并没有因(yin)为二战后世界秩(zhi)序(xu)的建立而得到彻底解决。在二十世纪即将终(zhong)结之时，英国学派出版了一部(bu)名为《八十年危(wei)机》的编著，回应了一战后世界秩(zhi)序(xu)出现的持久动(dong)荡。在二十一世纪的第(di)三个十年，这(zhe)些危(wei)机中的根(gen)本问题没有得到更(geng)好的应对。新冠疫情暴发后，诸多经(jing)济体(ti)采取了限制性措施以控制人员流动(dong)与贸易往来，随(sui)着大(da)国矛盾的加剧，经(jing)济制裁和贸易保护措施层(ceng)出不穷，贸易与和平的良性关系正在被打(da)破。在多重压力下，许多国家出现了政治思(si)潮的突发式转向，表现为支撑战后全球经(jing)济增长和世界秩(zhi)序(xu)大(da)致稳(wen)定的世俗政治意识形态陷入危(wei)机，民(min)粹主义、民(min)族主义、种族主义、新法西斯主义、极端主义等原本处于政治光谱边缘的思(si)想主张重新回到主流政治的视野当中，并深刻改变了一众国家民(min)主制度的运行方式。这(zhe)些剧烈的震荡犹如(ru)令人忧心的“返祖”，再次向当代人发出刺耳的逼问：什么(me)才是新的和平与繁荣的条件？如(ru)何实现？

更(geng)为重要的是，人们必须意识到，战间期的种种混乱具有普遍性。不是意大(da)利倒向了法西斯主义，而是众多国家倒向了法西斯主义；不是张伯伦个人软(ruan)弱绥靖，斯大(da)林、达拉第(di)等一众大(da)国领导人均向轴(zhou)心国做过(guo)妥协，而他(ta)们在各自的政府中都并非少数派；不是苏联民(min)族主义将国家边界等同于道德边界，在这(zhe)一边界之外几乎无所顾及，而是当时几乎所有主要国家都遵从(cong)这(zhe)样的观念，美国在欧洲大(da)陆完(wan)全沦(lun)陷之后依然(ran)难(nan)以做出参战的决定；不是犹太人遭受了反(fan)犹主义的巨大(da)戕害，而是种族主义戕害了众多弱势族群(qun)，和六百(bai)万犹太人一起被推进焚尸炉的还有二十二万罗姆(mu)人（占当时其人口总数的四(si)分之一），而日本战争暴行的重要诱(you)因(yin)是对其他(ta)亚洲国家不加掩饰的人种歧视。难(nan)能可贵的是，贝尔的这(zhe)部(bu)作品在历史学范式所允许的限度内极大(da)地避免了在具体(ti)国家内部(bu)寻找具体(ti)原因(yin)的“还原主义”路径，在历史学与国际(ji)关系学相(xiang)对独立的认(ren)识论和方法论之间推动(dong)了“共同立场”的扩大(da)。

在思(si)想层(ceng)面上，贝尔对二战起源的叙述，渗透着他(ta)对“战胜”与“战败”的辩证思(si)维(wei)，读者(zhe)从(cong)中不仅能读到下一场失败的危(wei)险肇(zhao)始(shi)，还能读到上一场胜利的惨淡后续。法国对捷克斯洛(luo)伐克的残忍背叛被丘吉尔形容为“不惜(xi)一切代价谋求和平”，究(jiu)其根(gen)本原因(yin)是法国在战后的极大(da)虚(xu)弱，以及对再次卷入战争的深度恐惧。在法国看来，一战的胜负好几次都在生死一线间，帮助法国免于溃败的真正因(yin)素与其说是顽(wan)强的战斗，不如(ru)说是关键时刻的“狗(gou)屎运”。接受满目疮痍的战败也(ye)许是艰难(nan)的，但接受岌岌可危(wei)的胜利甚至更(geng)难(nan)。没有人熟悉这(zhe)样的战争，人们期待着从(cong)胜利中得到最大(da)限度的补偿，补偿那些一开始(shi)不曾预料的巨大(da)创伤。然(ran)而，这(zhe)种期待终(zhong)将落空(kong)。早在一战前，诺曼·安吉尔（Norman Angell）在《大(da)幻觉》一书中就已经(jing)指出，十九世纪后半(ban)期工业国家经(jing)历了巨大(da)转变，彼此在贸易和金融方面产生了相(xiang)互依赖。在这(zhe)种条件下，军事(shi)征服不能带来财富，战争会导致相(xiang)互依赖的网络瓦解，使得整个经(jing)济体(ti)系崩塌。德国不可能从(cong)对英战争中获得任何利益，英德之间的冲突只会导致两(liang)方面的灾难(nan)。但在当时，欧洲的国务家和民(min)众对现代战争到底意味着什么(me)还没有真正完(wan)备的认(ren)识，因(yin)此也(ye)没有多少人愿意承认(ren)：即便是战胜国也(ye)不可能收回战争成本的零头。

现代战争到底意味着什么(me)？如(ru)果它是一场核大(da)战又将意味着什么(me)？暴力在什么(me)时候才是绝对必要的？如(ru)果1914年在短短三十七天(tian)里就陷入世界大(da)战的欧洲，尚不能理解现代战争的真实后果，那么(me)一百(bai)一十年后的我们似乎没有理由(you)再抱着同样的无知走向同样的命(ming)运。

尽管隔(ge)着岁月的厚重尘埃，与二战相(xiang)关的争论却(que)从(cong)未(wei)真正离(li)我们远去。很多时候，理解战争甚至比经(jing)历战争更(geng)为重要。二战的战争动(dong)员召唤着数以千万计的年轻(qing)人为了一个甚至从(cong)未(wei)亲眼见过(guo)的国家而战。不管身处哪一个阵营，他(ta)们都相(xiang)信(xin)自己的牺牲终(zhong)将捍卫一种更(geng)为优越的生活(huo)方式、一种更(geng)为高贵的道德信(xin)念。这(zhe)种毫不迟疑、前赴后继的牺牲意味着，为了这(zhe)样的生活(huo)，为了这(zhe)样的信(xin)念，纵使尸骨如(ru)山也(ye)在所不惜(xi)。然(ran)而，这(zhe)样的生活(huo)，这(zhe)样的信(xin)念终(zhong)究(jiu)值得吗？生活(huo)在战后和平中的每一代人，都有义务以当代人最大(da)的智力和道德去努力理解世界大(da)战对暴力的空(kong)前使用(yong)，以及战争道路上那些巨大(da)的诱(you)惑、愚蠢、自欺欺人、持守和背叛。每一代人对这(zhe)些问题的理解丝毫不能改变历史结局，更(geng)不能补偿在恐怖和痛苦中怆然(ran)离(li)去的亡魂，但是，这(zhe)样的理解会深刻影响(xiang)一代人关于“战争与和平”的根(gen)本观念，从(cong)而决定了这(zhe)一代人将如(ru)何回应“战争与和平”的当代挑(tiao)战。我们的回应就是我们的命(ming)运，我们所有人的命(ming)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