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是一部有意创作的对话体著作，记述孟子与其弟子及同时(shi)代人的论学、治国之语，是儒家学派(pai)的代表著作之一。关于作者，古今有三种说法：一为孟子自作，二为孟子弟子万章、公孙(sun)丑(chou)等共(gong)同记述而成，三为孟子与弟子共(gong)作。《四书(shu)》当中，《孟子》的浮沉最大，经历了由“子”到“经”的升(sheng)格过程。战国后(hou)期，形(xing)成势力强大的孟子学派(pai)，但秦始皇焚书(shu)坑儒，烧孟派(pai)之书(shu)，杀孟派(pai)之儒，孟学遭受重创。汉初，由于统治的需要(yao)，孟子及其书(shu)又受到重视(shi)，汉文帝时(shi)曾立“《孟子》博士”。但总起来说地位(wei)尚不足以与后(hou)世相比。这种情形(xing)到宋代发(fa)生了改变，其标志就是经学史上的重大事件，即《孟子》的“升(sheng)经运动”。这一运动大的学术背景(jing)在于肇始于中唐的儒学更新运动，即儒学由训诂之学向义(yi)理之学的演变。就自身(shen)原因而论，儒学自汉代以来的训诂之学已走向极端，变得繁琐，死(si)气沉沉，需要(yao)更新；就外(wai)部原因而论，就是儒学受到了佛道的冲击(ji)，使原有的独尊地位(wei)受到极大挑战。改变这种状况的重大举措之一就是支(zhi)撑儒学“经典”的重新选择(ze)，从《五经》到《四书(shu)》的转变正是这一背景(jing)下的必然结果，而《孟子》升(sheng)格是其中的一个重要(yao)组成部分。经历了韩愈、孙(sun)复、石介、二程、张载、王安(an)石等人对《孟子》的推尊过程，宋徽宗宣和年间(jian)（1119-1125），《孟子》一书(shu)首(shou)次被刻成石经，列为“十三经”之一。而朱熹将《孟子》与《论语》《大学》《中庸》并列，汇集而成《四书(shu)》，影(ying)响中国古代社会(hui)几百年。至此，宣告了《孟子》由子到经“升(sheng)格运动”的完成，以后(hou)的目(mu)录学著作皆(jie)将其列置“经部”，孟子其人也于元(yuan)文宗至顺(shun)元(yuan)年（1330）被加封为“亚圣(sheng)”。

《大学》是《小戴礼记》的第42篇，是一篇论述儒家人生哲学的论文，讲的是在“大学”阶段如何(he)学习修(xiu)身(shen)、治国。传统认为，《大学》的作者是孔门(men)弟子，朱熹则认为是曾子及其弟子共(gong)同完成的。唐代韩愈之前，《大学》只是作为《礼记》一篇，并没有单独受到太大的重视(shi)，也没有单独刊行的本子。韩愈作《原道》曾经引用(yong)《大学》一段，《大学》一篇逐渐受人重视(shi)。较早将《大学》从《礼记》中单独抽(chou)出并为之作注的，是北宋司(si)马光，他曾撰《大学广(guang)义(yi)》一卷。而真正从哲学高度认识到《大学》价(jia)值(zhi)的，当数二程，如程颢(hao)曾言：“《大学》乃孔氏遗(yi)书(shu)，须从此学则不差。”程颐则云：“入德之门(men)，无如《大学》。今之学者，赖(lai)有此一篇书(shu)存(cun)，其他莫如论孟。”不仅(jin)如此，二程还为《大学》改定次序，学术史上称为“大学改本”。不过，二程仍(reng)将《大学》视(shi)为《礼记》的一个组成部分，尚未使之独立于《礼记》体系之外(wai)。至朱熹，《大学》地位(wei)发(fa)生了根本变化，他分经传，划章次，补传文，作章句，提升(sheng)哲学层次。《大学》以及《中庸》二篇，不仅(jin)单独刊行，而且独立于《礼记》体系之外(wai)，纳入了《四书(shu)》体系。

《中庸》是《小戴礼记》第31篇，讲的是儒家的处世哲学。所谓“中庸”，程颐释(shi)曰：“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朱熹释(shi)曰：“中者，不偏不倚、无过不及之名。庸，平常也。”《中庸》的作者，通常认为是孔子的嫡孙(sun)子思(si)。《中庸》单行要(yao)早于《大学》，“至迟在南朝宋的时(shi)候，《中庸》就被人单独从《礼记》中抽(chou)出而为之作注了”。但此后(hou)相当长的时(shi)间(jian)里，《中庸》又不受重视(shi)，直到唐代李翱才重新认识到它的价(jia)值(zhi)。至宋代，有关《中庸》的著作多(duo)了起来，这与理学的兴起直接相关。许多(duo)理学家，如胡瑗、张载、二程、司(si)马光等，纷纷为之作注论说。当然，在这当中，对《中庸》格外(wai)重视(shi)和推崇(chong)的依然是二程。尽管未留下完整的《中庸》注本，但《二程集》中有许多(duo)推崇(chong)《中庸》的论述，并对后(hou)世产生了很(hen)大影(ying)响。朱熹重视(shi)《中庸》，则是继承了北宋以来尤其是二程重视(shi)《中庸》的传统，将其汇入《四书(shu)》，从而使《中庸》获得了更加独立的身(shen)份和更为崇(chong)高的地位(wei)。

贰

从历史的角度考察，古无“四书(shu)”之名，四部典籍在流(liu)传过程中虽偶有“论孟”并称或“学庸”并称的情况，但与后(hou)来的“四书(shu)”差别很(hen)大，因此，《四书(shu)》有一个汇集和定名的问题。通常认为，北宋的二程最先使四书(shu)并行，而朱熹撰《四书(shu)章句集注》，确立四书(shu)学，使《四书(shu)》的地位(wei)空前提高。朱熹是《四书(shu)》汇集工作的最后(hou)完成者，《四书(shu)》的汇集问题，实际又是《四书(shu)章句集注》的成书(shu)过程问题。汇集过程，大端如下：

朱熹早年曾沉浸于佛老之学，并与高僧道谦(qian)交往甚密(mi)，问学延平李侗后(hou)才实现了由佛入儒的转变。大约(yue)在宋高宗绍兴末年，朱熹曾作《论语集解》《孟子集解》《大学集解》以及关于《中庸》的“集说”，可谓之《四书(shu)》的“集解”阶段。这是朱熹全力研治《四书(shu)》的开始，但此时(shi)的“四书(shu)学”思(si)想尚不完备。孝宗隆兴元(yuan)年（1163），朱熹将《论语集解》删(shan)改订(ding)正为《论语要(yao)义(yi)》一书(shu)，详(xiang)于义(yi)理；又在此基(ji)础上删(shan)录而成《论语训蒙口义(yi)》一书(shu)，详(xiang)于训诂，专供儿(er)童(tong)学习使用(yong)。

孝宗乾道八年（1172），朱熹将修(xiu)订(ding)过的《孟子集解》和《论语要(yao)义(yi)》合并为一书(shu)，称为《论孟精义(yi)》。该书(shu)以二程论述《论语》《孟子》之说为主，兼采张载、范祖禹(yu)、吕希哲、吕大临、谢良(liang)佐、游酢、杨时(shi)、侯仲良(liang)、尹(yin)焞九(jiu)家之说，汇于《论》《孟》二书(shu)各条之下。在该书(shu)序文中，朱熹表述了他对“道统”的基(ji)本见(jian)解，反映了他以“四书(shu)”发(fa)明道统的思(si)想。《论孟精义(yi)》是《论孟集注》的重要(yao)原本，后(hou)来又曾改为《论孟要(yao)义(yi)》《论孟集义(yi)》之名。虽是辑录他人言论之作，但朱熹本人对该书(shu)颇为看重。

乾道六年（1170），朱熹在《中庸》“集说”的基(ji)础上修(xiu)订(ding)而成《中庸集解》（又名《中庸详(xiang)说》）一书(shu)。在与石𡼖共(gong)订(ding)的《中庸集解序》中，朱熹以《四书(shu)》发(fa)明道统的观念更系统，更严密(mi)。两年后(hou)（1172），朱熹在《中庸集解》的基(ji)础上撰成了《中庸章句》的初稿。把朱熹乾道九(jiu)年（1173）所作《中庸集解序》与孝宗淳熙十六年（1189）正式序定的《中庸章句序》加以比较，可以发(fa)现朱熹道统观念的发(fa)展。乾道二年（1166），朱熹修(xiu)改《大学集解》；乾道七年（1171），朱熹在《大学集解》的基(ji)础上，去(qu)取诸说，撰成《大学章句》初稿。

至此，朱熹可以说做(zuo)好了《四书(shu)章句集注》的充分的前期工作：其一，自身(shen)对《四书(shu)》的义(yi)理及道统诸问题进行了由浅入深的探索；其二，对前人尤其是北宋理学家的《四书(shu)》解说了如指掌。在经历了与张栻、陆九(jiu)渊等人关于“中和”之说、治学方法等的辩论（如鹅湖之会(hui)）之后(hou)，朱熹的四书(shu)学思(si)想逐渐成熟，于是对以往的四书(shu)学著述进行修(xiu)定，而成著名的《四书(shu)章句集注》。其具体过程是：孝宗淳熙二年（1175），朱熹于年底完成对《大学章句》《中庸章句》的修(xiu)订(ding)，同时(shi)在《论孟精义(yi)》的基(ji)础上完成《论语集注》，又于次年（1176）完成了《孟子集注》。淳熙四年（1177），朱熹序定《大学章句》和《中庸章句》，并撰成《大学或问》《中庸或问》和《论孟集注或问》，由此基(ji)本确立并构筑了一个以《四书(shu)章句集注》为代表的“四书(shu)学新经学体系”。淳熙九(jiu)年（1182），朱熹在浙东提举任上，首(shou)次将四书(shu)合为一集刻于婺州，经学史上的“四书(shu)”之名第一次出现了。

《四书(shu)》合刻之后(hou)，朱熹又于淳熙十三年（1186）对《四书(shu)章句集注》作了修(xiu)改，修(xiu)改后(hou)的本子于同年分别刻印于广(guang)西静(jing)江和四川成都。淳熙十五年（1188），朱熹在以往修(xiu)改的基(ji)础上，对《四书(shu)章句集注》又作了一次重大修(xiu)改。次年，正式序定了《大学章句》《中庸章句》。光宗绍熙三年（1192），时(shi)任南康知(zhi)县的曾集将朱熹序定的《四书(shu)章句集注》刻印于南康，是为“南康本”，这是朱熹生前流(liu)传最广(guang)的本子。朱熹后(hou)来对南康本又作了修(xiu)定，并于宁宗庆元(yuan)五年（1199）刻板于建阳(yang)，这是《四书(shu)章句集注》的最后(hou)定本。

叁(san)

《四书(shu)》的汇集与定名，在经学史上具有重要(yao)意义(yi)。

首(shou)先，朱熹倾毕生之力，研治《四书(shu)》，首(shou)次将原来单行的四部书(shu)汇集为一个整体，并为《大学》《中庸》作《章句》，为《论语》《孟子》作《集注》，将四部书(shu)纳入其严整庞大的理学体系中。同时(shi)，他为《四书(shu)》规定了先《大学》，次《论语》，次《孟子》，次《中庸》的先后(hou)次序；对《四书(shu)》作了“某要(yao)人先读《大学》，以定其规模；次读《论语》，以立其根本；次读《孟子》，以观其发(fa)越；次读《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处”的纲目(mu)论定。这标志着学术史上“四书(shu)学”的正式确立。

其次，《四书(shu)》的汇集有其深刻的历史文化背景(jing)，这主要(yao)是指汉唐以来传统儒学出现日趋烦琐的弊端和儒学面临佛道之学的强烈冲击(ji)。朱熹在解释(shi)《四书(shu)》的过程中，在二程等前代理学家解经的基(ji)础上，恰当吸收佛道心性之学在理论思(si)辨方面的优长，用(yong)以解说《四书(shu)》。这一方面使传统儒学因注入新的营养而获得生机，另一方面也极好地回应了佛道之学的挑战，使儒学重新成为社会(hui)的主流(liu)意识形(xing)态。同时(shi)，朱熹在解说《四书(shu)》过程中，采取了一种既注重文字训诂，更重视(shi)义(yi)理阐发(fa)的模式，呈现出简明、平易、洗练的行文风格。这既体现了宋代经学注重义(yi)理的时(shi)代特色(se)，又不废汉唐旧注。这在一定意义(yi)上超越了汉宋学的对立，开启了中国经学发(fa)展的新方向。

再(zai)次，《四书(shu)》的汇集与定名，标志着中国经学进入到了一个以《四书(shu)》为新的经典系统的新时(shi)代（先秦为“六艺时(shi)代”，汉唐为“五经时(shi)代”）。朱熹汇集《大学》《中庸》《论语》《孟子》而为《四书(shu)》，撰著《四书(shu)章句集注》，集儒家心性学和义(yi)理解经之大成，对中国社会(hui)产生了深远影(ying)响。自此，支(zhi)撑汉唐学术的《五经》逐渐退到历史舞(wu)台的幕后(hou)，取而代之的是程朱等人所汇集的《四书(shu)》。比如元(yuan)仁宗皇庆、延祐年间(jian)恢复科举，科目(mu)规定士子首(shou)当其冲要(yao)考的就是《四书(shu)》，而且答题只能依据朱熹所撰《四书(shu)章句集注》。这一规定为明、清两代所沿袭，影(ying)响中国社会(hui)近(jin)八百年。

综(zong)言之，《四书(shu)》的汇集与定名，既带(dai)来了传统学术的重要(yao)转型(xing)，也给中国后(hou)期封建社会(hui)生活(huo)造成了重要(yao)影(ying)响。

作者简介：周春(chun)健，历史学博士，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山大学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普及教育研究中心副主任，广(guang)东哲学学会(hui)副会(hui)长兼秘书(shu)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