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是一部(bu)有意创作的对话体著作，记述孟子与其弟子及同时代人(ren)的论学、治国之语，是儒家学派的代表著作之一。关于作者，古今(jin)有三种说法：一为孟子自(zi)作，二为孟子弟子万章、公孙(sun)丑(chou)等共同记述而成，三为孟子与弟子共作。《四书(shu)》当中，《孟子》的浮(fu)沉最大，经历了由“子”到“经”的升(sheng)格(ge)过程。战国后(hou)期，形成势力强大的孟子学派，但秦始皇焚(fen)书(shu)坑儒，烧孟派之书(shu)，杀孟派之儒，孟学遭受重创。汉初，由于统治的需要，孟子及其书(shu)又受到重视，汉文(wen)帝时曾立(li)“《孟子》博士”。但总起来说地位尚不足以与后(hou)世(shi)相比。这种情形到宋代发生了改变，其标(biao)志就是经学史上的重大事件，即《孟子》的“升(sheng)经运动”。这一运动大的学术背景在于肇始于中唐的儒学更新(xin)运动，即儒学由训诂之学向义理之学的演变。就自(zi)身原因而论，儒学自(zi)汉代以来的训诂之学已走向极端，变得繁琐，死气沉沉，需要更新(xin)；就外部(bu)原因而论，就是儒学受到了佛道的冲击，使原有的独(du)尊地位受到极大挑战。改变这种状况的重大举措之一就是支撑儒学“经典(dian)”的重新(xin)选择，从《五经》到《四书(shu)》的转变正是这一背景下的必然结果，而《孟子》升(sheng)格(ge)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bu)分。经历了韩(han)愈、孙(sun)复、石介、二程、张(zhang)载(zai)、王安石等人(ren)对《孟子》的推尊过程，宋徽宗宣和年间（1119-1125），《孟子》一书(shu)首(shou)次被刻成石经，列为“十三经”之一。而朱熹将《孟子》与《论语》《大学》《中庸》并列，汇集(ji)而成《四书(shu)》，影响中国古代社会几(ji)百年。至此，宣告了《孟子》由子到经“升(sheng)格(ge)运动”的完成，以后(hou)的目录学著作皆将其列置“经部(bu)”，孟子其人(ren)也于元文(wen)宗至顺元年（1330）被加(jia)封为“亚圣”。

《大学》是《小戴礼记》的第42篇，是一篇论述儒家人(ren)生哲学的论文(wen)，讲的是在“大学”阶段如何学习修身、治国。传统认为，《大学》的作者是孔(kong)门弟子，朱熹则认为是曾子及其弟子共同完成的。唐代韩(han)愈之前，《大学》只是作为《礼记》一篇，并没有单独(du)受到太大的重视，也没有单独(du)刊行的本子。韩(han)愈作《原道》曾经引用《大学》一段，《大学》一篇逐(zhu)渐受人(ren)重视。较早(zao)将《大学》从《礼记》中单独(du)抽出并为之作注的，是北宋司马光，他曾撰《大学广义》一卷。而真正从哲学高度认识到《大学》价值的，当数(shu)二程，如程颢曾言：“《大学》乃孔(kong)氏遗书(shu)，须从此学则不差。”程颐则云：“入(ru)德之门，无如《大学》。今(jin)之学者，赖有此一篇书(shu)存，其他莫如论孟。”不仅如此，二程还为《大学》改定(ding)次序，学术史上称为“大学改本”。不过，二程仍将《大学》视为《礼记》的一个组成部(bu)分，尚未使之独(du)立(li)于《礼记》体系(xi)之外。至朱熹，《大学》地位发生了根本变化，他分经传，划章次，补传文(wen)，作章句，提升(sheng)哲学层次。《大学》以及《中庸》二篇，不仅单独(du)刊行，而且独(du)立(li)于《礼记》体系(xi)之外，纳入(ru)了《四书(shu)》体系(xi)。

《中庸》是《小戴礼记》第31篇，讲的是儒家的处世(shi)哲学。所谓“中庸”，程颐释曰：“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ding)理。”朱熹释曰：“中者，不偏不倚、无过不及之名。庸，平常也。”《中庸》的作者，通常认为是孔(kong)子的嫡孙(sun)子思。《中庸》单行要早(zao)于《大学》，“至迟在南(nan)朝宋的时候，《中庸》就被人(ren)单独(du)从《礼记》中抽出而为之作注了”。但此后(hou)相当长的时间里，《中庸》又不受重视，直(zhi)到唐代李翱才重新(xin)认识到它的价值。至宋代，有关《中庸》的著作多了起来，这与理学的兴(xing)起直(zhi)接(jie)相关。许多理学家，如胡瑗、张(zhang)载(zai)、二程、司马光等，纷纷为之作注论说。当然，在这当中，对《中庸》格(ge)外重视和推崇的依然是二程。尽管(guan)未留(liu)下完整的《中庸》注本，但《二程集(ji)》中有许多推崇《中庸》的论述，并对后(hou)世(shi)产(chan)生了很(hen)大影响。朱熹重视《中庸》，则是继承了北宋以来尤其是二程重视《中庸》的传统，将其汇入(ru)《四书(shu)》，从而使《中庸》获得了更加(jia)独(du)立(li)的身份和更为崇高的地位。

贰

从历史的角度考(kao)察，古无“四书(shu)”之名，四部(bu)典(dian)籍在流传过程中虽偶(ou)有“论孟”并称或“学庸”并称的情况，但与后(hou)来的“四书(shu)”差别很(hen)大，因此，《四书(shu)》有一个汇集(ji)和定(ding)名的问题。通常认为，北宋的二程最先(xian)使四书(shu)并行，而朱熹撰《四书(shu)章句集(ji)注》，确立(li)四书(shu)学，使《四书(shu)》的地位空前提高。朱熹是《四书(shu)》汇集(ji)工作的最后(hou)完成者，《四书(shu)》的汇集(ji)问题，实际又是《四书(shu)章句集(ji)注》的成书(shu)过程问题。汇集(ji)过程，大端如下：

朱熹早(zao)年曾沉浸(jin)于佛老之学，并与高僧道谦交往甚(shen)密(mi)，问学延平李侗后(hou)才实现了由佛入(ru)儒的转变。大约在宋高宗绍兴(xing)末(mo)年，朱熹曾作《论语集(ji)解》《孟子集(ji)解》《大学集(ji)解》以及关于《中庸》的“集(ji)说”，可谓之《四书(shu)》的“集(ji)解”阶段。这是朱熹全力研治《四书(shu)》的开始，但此时的“四书(shu)学”思想尚不完备。孝宗隆(long)兴(xing)元年（1163），朱熹将《论语集(ji)解》删改订正为《论语要义》一书(shu)，详于义理；又在此基础(chu)上删录而成《论语训蒙口义》一书(shu)，详于训诂，专供儿童学习使用。

孝宗乾道八年（1172），朱熹将修订过的《孟子集(ji)解》和《论语要义》合并为一书(shu)，称为《论孟精义》。该书(shu)以二程论述《论语》《孟子》之说为主，兼采(cai)张(zhang)载(zai)、范祖禹、吕希哲、吕大临、谢良佐(zuo)、游酢、杨时、侯仲良、尹焞(jun)九家之说，汇于《论》《孟》二书(shu)各条之下。在该书(shu)序文(wen)中，朱熹表述了他对“道统”的基本见解，反映了他以“四书(shu)”发明道统的思想。《论孟精义》是《论孟集(ji)注》的重要原本，后(hou)来又曾改为《论孟要义》《论孟集(ji)义》之名。虽是辑录他人(ren)言论之作，但朱熹本人(ren)对该书(shu)颇为看(kan)重。

乾道六年（1170），朱熹在《中庸》“集(ji)说”的基础(chu)上修订而成《中庸集(ji)解》（又名《中庸详说》）一书(shu)。在与石𡼖共订的《中庸集(ji)解序》中，朱熹以《四书(shu)》发明道统的观(guan)念更系(xi)统，更严密(mi)。两年后(hou)（1172），朱熹在《中庸集(ji)解》的基础(chu)上撰成了《中庸章句》的初稿。把朱熹乾道九年（1173）所作《中庸集(ji)解序》与孝宗淳熙十六年（1189）正式序定(ding)的《中庸章句序》加(jia)以比较，可以发现朱熹道统观(guan)念的发展。乾道二年（1166），朱熹修改《大学集(ji)解》；乾道七年（1171），朱熹在《大学集(ji)解》的基础(chu)上，去取诸说，撰成《大学章句》初稿。

至此，朱熹可以说做好了《四书(shu)章句集(ji)注》的充分的前期工作：其一，自(zi)身对《四书(shu)》的义理及道统诸问题进行了由浅入(ru)深的探索；其二，对前人(ren)尤其是北宋理学家的《四书(shu)》解说了如指掌。在经历了与张(zhang)栻、陆九渊(yuan)等人(ren)关于“中和”之说、治学方法等的辩论（如鹅湖之会）之后(hou)，朱熹的四书(shu)学思想逐(zhu)渐成熟，于是对以往的四书(shu)学著述进行修定(ding)，而成著名的《四书(shu)章句集(ji)注》。其具体过程是：孝宗淳熙二年（1175），朱熹于年底(di)完成对《大学章句》《中庸章句》的修订，同时在《论孟精义》的基础(chu)上完成《论语集(ji)注》，又于次年（1176）完成了《孟子集(ji)注》。淳熙四年（1177），朱熹序定(ding)《大学章句》和《中庸章句》，并撰成《大学或问》《中庸或问》和《论孟集(ji)注或问》，由此基本确立(li)并构筑了一个以《四书(shu)章句集(ji)注》为代表的“四书(shu)学新(xin)经学体系(xi)”。淳熙九年（1182），朱熹在浙东提举任上，首(shou)次将四书(shu)合为一集(ji)刻于婺州，经学史上的“四书(shu)”之名第一次出现了。

《四书(shu)》合刻之后(hou)，朱熹又于淳熙十三年（1186）对《四书(shu)章句集(ji)注》作了修改，修改后(hou)的本子于同年分别刻印(yin)于广西静江和四川成都。淳熙十五年（1188），朱熹在以往修改的基础(chu)上，对《四书(shu)章句集(ji)注》又作了一次重大修改。次年，正式序定(ding)了《大学章句》《中庸章句》。光宗绍熙三年（1192），时任南(nan)康知县的曾集(ji)将朱熹序定(ding)的《四书(shu)章句集(ji)注》刻印(yin)于南(nan)康，是为“南(nan)康本”，这是朱熹生前流传最广的本子。朱熹后(hou)来对南(nan)康本又作了修定(ding)，并于宁宗庆元五年（1199）刻板(ban)于建阳，这是《四书(shu)章句集(ji)注》的最后(hou)定(ding)本。

叁

《四书(shu)》的汇集(ji)与定(ding)名，在经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首(shou)先(xian)，朱熹倾毕生之力，研治《四书(shu)》，首(shou)次将原来单行的四部(bu)书(shu)汇集(ji)为一个整体，并为《大学》《中庸》作《章句》，为《论语》《孟子》作《集(ji)注》，将四部(bu)书(shu)纳入(ru)其严整庞大的理学体系(xi)中。同时，他为《四书(shu)》规定(ding)了先(xian)《大学》，次《论语》，次《孟子》，次《中庸》的先(xian)后(hou)次序；对《四书(shu)》作了“某(mou)要人(ren)先(xian)读《大学》，以定(ding)其规模；次读《论语》，以立(li)其根本；次读《孟子》，以观(guan)其发越；次读《中庸》，以求(qiu)古人(ren)之微(wei)妙(miao)处”的纲目论定(ding)。这标(biao)志着学术史上“四书(shu)学”的正式确立(li)。

其次，《四书(shu)》的汇集(ji)有其深刻的历史文(wen)化背景，这主要是指汉唐以来传统儒学出现日趋(qu)烦琐的弊端和儒学面临佛道之学的强烈冲击。朱熹在解释《四书(shu)》的过程中，在二程等前代理学家解经的基础(chu)上，恰当吸收佛道心性之学在理论思辨方面的优长，用以解说《四书(shu)》。这一方面使传统儒学因注入(ru)新(xin)的营养而获得生机，另一方面也极好地回应了佛道之学的挑战，使儒学重新(xin)成为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同时，朱熹在解说《四书(shu)》过程中，采(cai)取了一种既注重文(wen)字训诂，更重视义理阐发的模式，呈现出简明、平易、洗练的行文(wen)风格(ge)。这既体现了宋代经学注重义理的时代特色，又不废汉唐旧注。这在一定(ding)意义上超越了汉宋学的对立(li)，开启了中国经学发展的新(xin)方向。

再次，《四书(shu)》的汇集(ji)与定(ding)名，标(biao)志着中国经学进入(ru)到了一个以《四书(shu)》为新(xin)的经典(dian)系(xi)统的新(xin)时代（先(xian)秦为“六艺时代”，汉唐为“五经时代”）。朱熹汇集(ji)《大学》《中庸》《论语》《孟子》而为《四书(shu)》，撰著《四书(shu)章句集(ji)注》，集(ji)儒家心性学和义理解经之大成，对中国社会产(chan)生了深远影响。自(zi)此，支撑汉唐学术的《五经》逐(zhu)渐退到历史舞台的幕后(hou)，取而代之的是程朱等人(ren)所汇集(ji)的《四书(shu)》。比如元仁宗皇庆、延祐年间恢复科举，科目规定(ding)士子首(shou)当其冲要考(kao)的就是《四书(shu)》，而且答题只能依据朱熹所撰《四书(shu)章句集(ji)注》。这一规定(ding)为明、清两代所沿袭，影响中国社会近八百年。

综言之，《四书(shu)》的汇集(ji)与定(ding)名，既带来了传统学术的重要转型，也给中国后(hou)期封建社会生活造成了重要影响。

作者简介：周春健，历史学博士，中山大学哲学系(xi)教授(shou)、博士生导师，中山大学中国优秀(xiu)传统文(wen)化普及教育研究中心副(fu)主任，广东哲学学会副(fu)会长兼秘书(shu)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