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找韩(han)国《中央日报》2016年3月4日的新闻，只有(you)题为“러바오·아이바오커플， 연수비자 받고 왔어요（乐宝·爱宝熊(xiong)猫夫妻得到研修(xiu)签证来韩(han)）”的一篇报道(dao)与熊(xiong)猫有(you)关，但是文中没有(you)任何武则天赠送熊(xiong)猫给日本的内(nei)容（https://www.joongang.co.kr/article/19670406）。反(fan)倒是在当天《中央日报》（中文版）网站(zhan)中找到了一篇题为“公元685年武则天向日本送出熊(xiong)猫为‘熊(xiong)猫外交’起源”的报道(dao)，文中提到：“中国的‘熊(xiong)猫外交’起源于公元685年唐朝的武则天向日本皇(huang)室赠送的一对熊(xiong)猫”。（https://chinese.joins.com/news/articleView.html?idxno=73539）但是此篇报道(dao)记者徐尤振却没有(you)在文中给出此说法(fa)的任何依(yi)据与信息(xi)来源。

打开百度百科与维基百科（中文版）对“熊(xiong)猫外交”的词条，提到将“白(bai)熊(xiong)”比定(ding)为大熊(xiong)猫的说法(fa)最早是出自胡锦矗的考证。而将“白(bai)熊(xiong)”比定(ding)为大熊(xiong)猫的理(li)由，胡锦矗在其著(zhu)作《大熊(xiong)猫研究》中写道(dao)：

据日本《皇(huang)家(jia)年鉴》记载，唐代(dai)，我国第一个女皇(huang)帝武则天执政初期，曾于公元685年10月22日，将一对产地称为白(bai)熊(xiong)（现今青川、平(ping)武、北川一带的村民，仍将大熊(xiong)猫称为白(bai)熊(xiong)）的活体和70张(zhang)皮作为大唐的国礼送给了日本天武天皇(huang)。（胡锦矗《大熊(xiong)猫研究》）

胡锦矗根据陆机的《毛(mao)诗草木鸟兽虫(chong)鱼疏》中对“貔”的解释，认为貔就是貔貅，既似虎又似熊(xiong)，也就是大熊(xiong)猫的古称，辽东人(ren)将其称为“白(bai)罴”。其在文中称“罴”就是熊(xiong)，且有(you)马熊(xiong)、棕熊(xiong)之别，“白(bai)罴”就是“白(bai)熊(xiong)”，又因为现今青川、平(ping)武、北川一带的村民，仍将大熊(xiong)猫称为白(bai)熊(xiong)，所以“白(bai)罴”＝“白(bai)熊(xiong)”＝“白(bai)熊(xiong)”。但是以上观点实(shi)在令人(ren)难以信服(fu)。

查找古代(dai)典籍(ji)，大熊(xiong)猫虽有(you)“貔貅、貘、驺虞、食铁(tie)兽”等多种不同称呼，但却从未有(you)过“白(bai)熊(xiong)”的别称。直至近代(dai)，虽然(ran)曾在一段(duan)时期内(nei)“白(bai)熊(xiong)”确(que)实(shi)作为大熊(xiong)猫的别称出现过，但并不能因为四川一些当地人(ren)把(ba)大熊(xiong)猫称为“白(bai)熊(xiong)”，就将“白(bai)熊(xiong)”或“白(bai)罴”认定(ding)为大熊(xiong)猫。事实(shi)上，对于“熊(xiong)罴”二(er)者的不同，三(san)国时期的人(ren)们已有(you)较为清楚地认知。陆机在《毛(mao)诗草木鸟兽虫(chong)鱼疏》中就明确(que)提到“羆有(you)黃羆、有(you)赤羆，与熊(xiong)有(you)别”。

熊(xiong)图(tu)（《钦定(ding)古今图(tu)书(shu)集成(cheng)》卷67，《博物汇(hui)编·禽虫(chong)典》）

羆图(tu)（《钦定(ding)古今图(tu)书(shu)集成(cheng)》卷67，《博物汇(hui)编·禽虫(chong)典》）

另外，胡锦矗所谓“辽东人(ren)谓之白(bai)罴”的辽东不是指今东北辽宁一带，而是指“汉水东北，山西、河南等地区(qu)，如同罗愿《尔雅翼》中记载的貔“出貊国”相同，泛(fan)指北方地区(qu)的观点也很令人(ren)费解。

众所周知，貊国是早期存在于东北地区(qu)的政权，对比罗愿《尔雅翼》貔“出貊国”，和陆机在《毛(mao)诗草木鸟兽虫(chong)鱼疏》中：“貔，似虎或曰似熊(xiong)……辽东人(ren)谓之白(bai)罴”的内(nei)容，无论是“貊国”还是“辽东”，二(er)者恰恰是在地域(yu)指向具(ju)有(you)高度一致(zhi)性。而且三(san)国时期辽东所指代(dai)地域(yu)几已固(gu)定(ding)，作为吴国人(ren)的陆机，实(shi)在想不出有(you)什么理(li)由要用“辽东”一词来代(dai)指汉水东北，山西、河南等地区(qu)。

“白(bai)熊(xiong)”与大熊(xiong)猫

现存中国古籍(ji)中几乎没有(you)找到用“白(bai)熊(xiong)”来称呼熊(xiong)猫的案例。而“白(bai)熊(xiong)”作为熊(xiong)猫的别称之一，是迟至民国时期才出现。近代(dai)以前的中国人(ren)对于熊(xiong)猫的认识其实(shi)并不清楚。1934年，刘虎如在《动(dong)物地理(li)学》杂志(zhi)中提到，川藏(cang)地区(qu)的东部森林中生活着一种“杂色熊(xiong)（Aeluropus melanolencus）”的动(dong)物，这里的“杂色熊(xiong)”指的就是我们今天熟知的大熊(xiong)猫。之后，李(li)慨士(shi)在翻译(yi)欧内(nei)斯特·亨利(li)·威尔逊的著(zhu)作时，将“Panda”一词翻译(yi)成(cheng)为“猫熊(xiong)”，并将其比定(ding)为中国古籍(ji)中的生物“罴（Aeluropus melanoleuc）”，（李(li)慨士(shi)《中国西部动(dong)物志(zhi)》，商务印书(shu)馆，1934年）不过当时在中国并未引起太多关注。

相较于当时中国社会对于熊(xiong)猫的冷淡，美国人(ren)却对熊(xiong)猫表现出了极(ji)大的热忱与兴(xing)趣。1936年12月，美国人(ren)露丝·哈克内(nei)斯（Ruth Harkness）首次将一只活体熊(xiong)猫带回(hui)美国卖给芝加哥的布鲁克菲尔德动(dong)物园。1937年4月20日，布鲁克菲尔德动(dong)物园首次将熊(xiong)猫对外展出，短短三(san)个月内(nei)就吸引了近33万人(ren)次参观，不仅让当时包括美国人(ren)认识了熊(xiong)猫这一珍稀(xi)动(dong)物，更(geng)认识到了熊(xiong)猫所带来的巨大经济效(xiao)益。之后，包括美国人(ren)在内(nei)的外国人(ren)多次前往(wang)中国内(nei)地盗(dao)猎熊(xiong)猫。从1936年到1939年短短3年间，就有(you)至少(shao)11只活体熊(xiong)猫被(bei)贩卖到美国各地动(dong)物园。

1938年，西康建(jian)省委员会对国民政府内(nei)政部提出申请，要求禁止外国人(ren)进入该地区(qu)捕猎熊(xiong)猫等野生动(dong)物，并提交《严(yan)禁射杀白(bai)熊(xiong)（熊(xiong)猫）金线(xian)猴（金丝猴）》的提案。（国史(shi)馆蔵、内(nei)政部档案122-1239号）对此，国民政府内(nei)政部于1939年回(hui)函《准咨关于四川省禁止收买猎捕白(bai)熊(xiong)一案咨复査照由》批复。至此，“白(bai)熊(xiong)”作为熊(xiong)猫的称谓之一才开始(shi)逐渐被(bei)人(ren)们知晓，但就在同年，国民政府下发《行(xing)政院四川省府建(jian)设庁关于严(yan)禁捕杀熊(xiong)猫的训令呈(cheng)》，（四川省建(jian)設(she)庁档案115-5943号）在此之后，熊(xiong)猫一词就作为官方正式名(ming)称固(gu)定(ding)下来。之后“白(bai)熊(xiong)”一词也在官方文件中消失，只在民间作为熊(xiong)猫的俗称流传。

可以看到，作为熊(xiong)猫俗称之一的“白(bai)熊(xiong)”确(que)实(shi)一度出现在中国官方文件当中，但如前文所述，如果但仅仅因为是熊(xiong)猫一度被(bei)称呼为“白(bai)熊(xiong)”，就将文献(xian)资料中的“白(bai)熊(xiong)”或类似“白(bai)熊(xiong)”生物认定(ding)为熊(xiong)猫的结论实(shi)在过于唐突与武断(duan)。

《皇(huang)家(jia)年鉴》与《日本书(shu)纪》

按照胡锦矗的说法(fa)，该说法(fa)是出自于日本史(shi)料《皇(huang)家(jia)年鉴》。可是其在书(shu)中却没有(you)提供任何依(yi)据，不知其资料来源为何。所以胡锦矗所说《皇(huang)家(jia)年鉴》这一资料的真实(shi)性十分令人(ren)怀疑(yi)。查找资料后发现，此一说法(fa)或是出自于德国记者赫(he)伯特·温特的著(zhu)作《世(shi)界动(dong)物发现史(shi)》。书(shu)中这样写道(dao)：

译(yi)文：生活在云南省山地竹林的白(bai)熊(xiong)，早在唐朝初代(dai)皇(huang)帝在位(wei)期间的621年成(cheng)书(shu)的《年代(dai)记》中已有(you)记载。之后根据日本的《皇(huang)室年代(dai)记》记载，685年10月22日，中国的皇(huang)帝向日本天皇(huang)赠送了两只活的白(bai)熊(xiong)和70张(zhang)白(bai)熊(xiong)皮。（Wendt Herbert Auf Noahs Spuren， die Entdeckung der Tiere）

赫(he)伯特·温特写道(dao)，根据一本名(ming)为《皇(huang)室年代(dai)记》的书(shu)籍(ji)记载，公元685年中国皇(huang)帝赠送给了日本皇(huang)帝两头活的白(bai)熊(xiong)与70张(zhang)熊(xiong)皮。关于《皇(huang)室年代(dai)记》，赫(he)伯特·温特在其书(shu)中的原文为“Japanese imperial annal”。可以翻译(yi)为《日本皇(huang)家(jia)纪年》、《日本帝国年鉴》等，这或许就是胡锦矗所说的《皇(huang)家(jia)年鉴》一书(shu)。不过赫(he)伯特·温特在文中并没有(you)提及武则天与天武天皇(huang)，所赠送的动(dong)物也不是大熊(xiong)猫而是白(bai)熊(xiong)。如果说685年是日本天武天皇(huang)的在位(wei)期间，如果胡锦矗将日本皇(huang)帝认为是天武天皇(huang)还情有(you)可原的话，那么将中国皇(huang)帝认为是武则天就过于随意(yi)。诚然(ran)，公元685年武则天临朝称制(zhi)握有(you)实(shi)权，但是当时武则天并未称帝，名(ming)义上的皇(huang)帝还是唐睿(rui)宗李(li)旦，这一点无论是《旧唐书(shu)》、《新唐书(shu)》还是《资治通鉴》，都(dou)称唐睿(rui)宗李(li)旦为皇(huang)帝，称武则天为“太后、皇(huang)太后”就可看出。所以此一时期的对外交流使用中国皇(huang)帝称号的只可能是唐睿(rui)宗李(li)旦而非武则天。另外前文提到，胡锦矗仅依(yi)据“现今青川、平(ping)武、北川一带的村民，仍将大熊(xiong)猫称为白(bai)熊(xiong)”的理(li)由就将此处的“白(bai)熊(xiong)”认为是大熊(xiong)猫也显得过于草率。

那么所谓的“《皇(huang)室年代(dai)记》（Japanese imperial annal）”究竟为什么书(shu)呢？按照德斯蒙德·莫里斯和雷蒙娜·莫里斯的解释，认为赫(he)伯特·温特所说的《皇(huang)室年代(dai)记》大概率是指《日本书(shu)纪》。根据公元685年是日本天武天皇(huang)十四年的时间查看《日本书(shu)纪》，这一年中没有(you)任何中国皇(huang)帝赠送动(dong)物给天武天皇(huang)的记载，甚至在天武天皇(huang)在位(wei)期间（公元673年-686年），中日两国之间也没有(you)任何官方的交流与互(hu)动(dong)。如果按照活熊(xiong)2只与熊(xiong)皮70张(zhang)的内(nei)容查找的话，则可以在日本齐明天皇(huang)时期找到了相似的内(nei)容。《日本书(shu)纪》记载道(dao)：

是岁，越国守(shou)阿部引田臣(chen)比罗夫，讨肃慎，献(xian)生羆二(er)、羆皮七十枚。（《日本书(shu)记》齐明天皇(huang)四年条）

这里提到，齐明天皇(huang)四年（658年），日本越国守(shou)阿倍引田臣(chen)比罗夫征讨肃慎，将“生罴二(er)”与“罴皮七十枚”作为战利(li)品(pin)献(xian)给了齐明天皇(huang)。关于文中提到的肃慎，历来有(you)两种不同解释。一种是指中国东北地区(qu)的少(shao)数(shu)民族；一种是指日本北海道(dao)以及本州(zhou)岛北部地区(qu)与大和朝廷(ting)相对立的地方势力。参照日本越国（今日本福井县与山形县部分地区(qu)）位(wei)于日本北陆地区(qu)，以及越国守(shou)阿倍引田臣(chen)比罗夫多次征讨“虾夷、肃慎”的内(nei)容来看，学界普遍认为此处的“肃慎”应为后者无疑(yi)。

由此可见《日本书(shu)纪》所记载的内(nei)容与赫(he)伯特·温特在《世(shi)界动(dong)物发现史(shi)》中所提及“两只活体白(bai)熊(xiong)和70张(zhang)熊(xiong)皮”的内(nei)容相似程度颇高，除此以外《日本书(shu)纪》再无类似记载，所以赫(he)伯特·温特书(shu)中所写内(nei)容极(ji)有(you)可能是参照此条文献(xian)撰写而成(cheng)。然(ran)而值得注意(yi)的是，二(er)者材料的内(nei)容虽然(ran)相似度极(ji)高，却也有(you)诸多差异，主要有(you)所载年代(dai)、人(ren)物、动(dong)物、以及赠送方式的四点不同。（见表1）

表1 武则天“熊(xiong)猫外交”说之演变

第一是年代(dai)的不同。赫(he)伯特·温特在《世(shi)界动(dong)物发现史(shi)》中提到的时间是在公元685年，而《日本书(shu)纪》的记载则为公元658年。前后相差近30年。此处时间或为赫(he)伯特·温特记录有(you)误所造(zao)成(cheng)。

第二(er)是人(ren)物的不同。《日本书(shu)纪》中是日本越国守(shou)（阿倍引田臣(chen)比罗夫），而《世(shi)界动(dong)物发现史(shi)》中却变成(cheng)了中国皇(huang)帝。如果说赫(he)伯特·温特将“越国”解读为中国的越国、山越（浙江福建(jian)）或南越国（广东）等中国的南部地区(qu)，而非日本的越国，那么将此处理(li)解为广义上的中国还情有(you)可原的话，那么将越国守(shou)（阿倍引田臣(chen)比罗夫）写为中国皇(huang)帝则实(shi)在令人(ren)难以理(li)解。另外或许也存在其对汉字不熟悉，将“越国守(shou)”误当作“唐国主”的可能性。但不管出于何种原因，都(dou)可以看出赫(he)伯特·温特对于中日两国文化历史(shi)知识的匮乏以及解读汉文文献(xian)能力的欠(qian)缺。

第三(san)是方式不同。《日本书(shu)纪》中记载越国守(shou)（阿倍引田臣(chen)比罗夫）征讨肃慎，“献(xian)生罴二(er)、罴皮七十枚”。在古代(dai)汉语中“献(xian)”字具(ju)有(you)明显身份等级差异的含义，一般是指下对上的行(xing)为。如“献(xian)上、献(xian)呈(cheng)、献(xian)纳、进献(xian)、贡献(xian)”等。作为日本天皇(huang)臣(chen)子与下属的越国守(shou)，自然(ran)会使用“献(xian)”字来表达其中所蕴含的君臣(chen)关系。但对于当时积极(ji)学习中国文化并多次派遣遣唐使的日本来说将“献(xian)”字用于他们所称呼的“大国、大唐”自然(ran)是很难想象的。或许是因为这些原因，赫(he)伯特·温特在《世(shi)界动(dong)物发现史(shi)》中则使用了更(geng)为平(ping)等与中性的“赠送”一词。

第四则是动(dong)物不同。在《日本书(shu)纪》中记载的“羆”在《世(shi)界动(dong)物发现史(shi)》被(bei)替换成(cheng)了“生活在云南山地竹林的白(bai)熊(xiong)”。前文提到，越国守(shou)（阿倍引田臣(chen)比罗夫）是在征讨肃慎时获得的“羆”，而此处的“羆”自然(ran)是指生活在日本北海道(dao)以及本州(zhou)岛北部的“ひぐま（棕熊(xiong)）”。而在古代(dai)典籍(ji)中，将“熊(xiong)罴”并用的情况并不少(shao)见，如《尔雅·释兽》中记载就有(you)：“罴如熊(xiong)，黄白(bai)文。注：似熊(xiong)而长头高脚，猛憨多力，能拔树木。关西呼曰豭罴。”按照此记载内(nei)容，赫(he)伯特·温特将“羆”解读为“白(bai)熊(xiong)”倒也不足为奇。

回(hui)顾此一说法(fa)的形成(cheng)过程，除了相关学者对于古文理(li)解能力的不足以及考证的欠(qian)缺，媒体的刻意(yi)渲染与传播(bo)在其中也发挥相当的作用。更(geng)有(you)甚者，一些媒体报道(dao)以此为基础，大肆发挥想象力，捏造(zao)出“公元685年9月18日巳时，武则天命令长安宫廷(ting)卫队和驯兽人(ren)簇拥着两只宽敞(chang)高大、披红戴(dai)花的兽笼，乘着驿站(zhan)快车，从长安出发，向东疾驶，到扬州(zhou)登(deng)上海船，随同日本遣唐使前往(wang)日本”的故事（https://www.sohu.com/a/397503751_120689975），实(shi)在是令人(ren)感到荒唐可笑。

结语

武则天赠送大熊(xiong)猫给日本天皇(huang)开创了“熊(xiong)猫外交”的说法(fa)荒诞性十足，但是却受(shou)到媒体的大肆追捧与报道(dao)，这种现象以及其背后的原因令人(ren)深思。而相关学者在学术上考证上的欠(qian)缺与不严(yan)谨是导致(zhi)这一现象出现的重要原因之一，而媒体更(geng)是负有(you)不可推卸(xie)的责任。诚然(ran)，在中国文化影响力日益增长的当下，发掘历史(shi)材料为更(geng)好地宣传中华文化找到依(yi)据是很必(bi)要的，但是依(yi)然(ran)要坚持“有(you)一分证据讲一分话”的理(li)念，如果不依(yi)据历史(shi)事实(shi)，而是肆意(yi)歪曲，甚至捏造(zao)则是极(ji)不可取的。这样不仅不会帮助提高中国文化影响力，反(fan)而会起到反(fan)效(xiao)果。今后如果要避免类似情况的再发生，除了媒体要客观如实(shi)地宣传报道(dao)外，学者们科学、严(yan)谨、正确(que)地研究则更(geng)为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