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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龙(long)大洞遗址出土的细石叶(ye)技术产品。 辽宁大学供图
下汤遗址发现的食物加工场所。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供图
寺洼遗址出土的马家窑(yao)类(lei)型彩陶钵。 中国社会(hui)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供图
周原遗址出土的“胐”刻辞甲骨(gu)。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供图
武王墩一(yi)号墓出土的三(san)件(jian)一(yi)组的箍口鼎(ding)。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供图
景德镇市元明清制(zhi)瓷业遗址群出土的永乐青花大盘。 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供图
“万年下汤远古村落的图景是怎样的”“武王墩一(yi)号墓墓主人是谁”……日前,“2024年中国考古新发现”在(zai)“中国社会(hui)科学院考古学论坛·2024年中国考古新发现”上揭晓,吉林和龙(long)市大洞旧(jiu)石器时(shi)代遗址、浙江仙居县下汤新石器时(shi)代遗址、甘肃临洮县寺洼遗址马家窑(yao)文化聚落、陕西宝鸡市周原遗址、安徽淮南市武王墩战国晚(wan)期一(yi)号墓、江西景德镇市元明清制(zhi)瓷业遗址群6个项目(mu)入选。这些项目(mu)时(shi)代跨度从旧(jiu)石器时(shi)代到明清时(shi)期,展现了我国考古工作发掘(jue)与研究并重(zhong)等特(te)点,刷新了相关历史认知。
吉林和龙(long)市大洞旧(jiu)石器时(shi)代遗址
勾勒长白山远古人类(lei)之家面貌(mao)
残雪还在(zai),体(ti)型不同(tong)的动物正在(zai)活(huo)动……这是辽宁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jiao)授徐廷在(zai)汇报(bao)和龙(long)大洞遗址考古发掘(jue)成果(guo)时(shi)展示的一(yi)张图,将大家的目(mu)光拉回至数万年前。
和龙(long)大洞遗址位于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和龙(long)市崇善镇大洞村,坐落在(zai)长白山东麓,图们江与红旗河(he)交汇的玄武岩熔岩台地之上,是目(mu)前东北亚(ya)地区(qu)规模最大的旧(jiu)石器时(shi)代晚(wan)期旷野遗址,年代距今5万至1.5万年,文化层分为3个阶段。
“经过连续(xu)4年的主动性考古发掘(jue),目(mu)前为止(zhi),出土石制(zhi)品及动物化石2万余件(jian)。”徐廷说,“其中,出土了东北亚(ya)最早的压制(zhi)细石叶(ye)技术产品和刃部磨光石器,以及具有象征意义的带刻划痕迹骨(gu)片和石雕塑,发现了可能(neng)与古人类(lei)居住相关的石圈遗迹以及对于动物骨(gu)骼的利用行为。”
距今5万年至3万年,这里就开始(shi)使用黑曜岩原料制(zhi)作石制(zhi)品,是目(mu)前世界(jie)范围(wei)内最早开发利用黑曜岩原料的遗址之一(yi)。“黑曜岩原料的来源(yuan)主要(yao)是长白山,但也有少(shao)量(liang)外来原料。”徐廷说,“值得注意的是,这一(yi)时(shi)期发现了大量(liang)哺(bu)乳动物化石,保存状况较好,可鉴定(ding)种属包括鹿、野牛、野马等。另外在(zai)1件(jian)长骨(gu)碎片表面清晰可见浅线条刻划痕迹,将骨(gu)片分为上下两部分,是目(mu)前东北亚(ya)地区(qu)发现年代最早的线雕骨(gu)器。”
距今2.8万年至2.4万年,已经采用压制(zhi)法进(jin)行剥片,是目(mu)前东北亚(ya)地区(qu)发现年代最早的采用压制(zhi)法剥制(zhi)细石叶(ye)的遗址之一(yi)。“2024年,我们还发现了一(yi)组人工石圈遗迹,初步分析应为古人类(lei)简易棚(peng)屋遗存。”徐廷说。
时(shi)间来到距今1.7万年至1.5万年,包括楔形、船形等多种类(lei)型的细石核和压制(zhi)剥片的石叶(ye)石核等,预制(zhi)精细,形态稳定(ding),工具以雕刻器、端刮器为主,标准化程(cheng)度高。此外,该阶段发现的赤(chi)铁矿材质的石雕塑以及疑似石容器残片,均是同(tong)时(shi)期东北亚(ya)地区(qu)同(tong)类(lei)遗存中最早的。
徐廷表示,和龙(long)大洞遗址拥有中国长白山地区(qu)乃至东北亚(ya)地区(qu)年代最早、最清晰的旧(jiu)石器时(shi)代晚(wan)期文化序列。“石制(zhi)品形态规整、制(zhi)作精美、技术成熟(shu),是开展石器技术、功能(neng)研究的绝佳载体(ti)。此外,线雕骨(gu)制(zhi)品、疑似棚(peng)屋、局部磨光石器石质雕刻品等遗迹遗物的发现也是古人类(lei)技术革新、文化发展的重(zhong)要(yao)见证。”
专(zhuan)家表示,和龙(long)大洞遗址考古发现不断刷新学界(jie)关于旧(jiu)石器时(shi)代晚(wan)期东北亚(ya)古代人群生产生活(huo)方式的既(ji)有认识,对于探(tan)讨东北亚(ya)史前文化演化与互动、人群扩散与环境适应以及细石叶(ye)技术的起源(yuan)等关键学术问题具有重(zhong)要(yao)价值。
浙江仙居县下汤新石器时(shi)代遗址
初步呈现万年下汤远古村落的图景
“作为稻作文明摇(yao)篮(lan)的长江流域,从河(he)姆渡文化的发现,到湖(hu)南彭头山、八十垱等遗址的发掘(jue),再到21世纪初上山文化的石破天惊,不断刷新人们对长江流域史前历史的认知。”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馆员仲(zhong)召兵的汇报(bao)从下汤遗址开展考古发掘(jue)的学术背景说起,“上山文化的发现,明确展示了万年之际,人类(lei)定(ding)居与水稻栽培(pei)的紧密结合和同(tong)步跨越。”
近年,上山文化在(zai)稻作农业溯源(yuan)演进(jin),衢州皇朝墩、澧县李(li)家岗在(zai)早期水稻田体(ti)系等方面取(qu)得了重(zhong)要(yao)进(jin)展。“但是,早期稻作文化遗址面临的一(yi)个关键问题是:因发掘(jue)面积小(xiao)、保存状况差等原因,其聚落形态成为我们深入认识其社会(hui)结构的制(zhi)约,需要(yao)选择典型遗址进(jin)行‘解(jie)剖麻雀’的探(tan)索。下汤遗址就是在(zai)这一(yi)背景下开展工作的。”仲(zhong)召兵说。
下汤遗址位于浙江省台州市仙居县,是目(mu)前上山文化中分布最南端的遗址。遗址四面环山,东西临水,发现于1984年,面积约3万平方米,目(mu)前已累计考古发掘(jue)面积达2250平方米,发现了壕(hao)沟(gou)、人工土台、器物坑(keng)、房址、食物加工场所、红烧土“广场”、沟(gou)渠等遗迹,出土上山文化时(shi)期遗物400余件(jian),初步呈现了万年下汤远古村落的图景。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jiao)授戴向明点评表示,这一(yi)遗址全景式地展现了早期稻作农业社会(hui)的丰富场景。
遗址文化层堆(dui)积厚达2.5米,包括上山文化、跨湖(hu)桥(qiao)文化、河(he)姆渡文化、好川文化四大阶段,纵贯新石器时(shi)代的始(shi)终。
考古发掘(jue)通过多学科合作研究揭示出更多的细节。据介绍,下汤遗址植物遗存的分析结果(guo)显示:下汤遗址整个新石器时(shi)代利用的主要(yao)植物资源(yuan)为水稻,果(guo)实是重(zhong)要(yao)的补充性资源(yuan)。在(zai)杂(za)草组合方面,莎草科在(zai)上山至河(he)姆渡阶段占据着主导地位,到了好川时(shi)期藜(li)属的大量(liang)出现才改变(bian)这一(yi)格局。“这或许(xu)暗示了作物种植策略(lue)的某种变(bian)化。而相关分析则显示,上山阶段就已达到了较高的驯化率。”仲(zhong)召兵说。
专(zhuan)家表示,下汤遗址是我国万年文化史的重(zhong)要(yao)实证,为研究区(qu)域文化演变(bian)和万年稻作农业史提(ti)供了连续(xu)性的新材料;它展示了上山文化时(shi)期土台林立(li)的全新聚落格局和社会(hui)组织结构,是中国新石器时(shi)代早期遗址中聚落要(yao)素最为完备、结构最为清晰的定(ding)居村落之一(yi),为研究我国南方地区(qu)早期稻作农业社会(hui)的形成提(ti)供了极(ji)其重(zhong)要(yao)的样本。
甘肃临洮县寺洼遗址马家窑(yao)文化聚落
展现5000年前黄土高原西部早期社会(hui)发展水平
从地理位置上看,寺洼遗址位于甘肃省定(ding)西市临洮县寺洼山村。遗址西靠九龙(long)山,面向洮河(he),遗存主要(yao)分布在(zai)山前平缓坡地上,发现有马家窑(yao)文化、齐家文化、寺洼文化以及辛店文化遗存,面积约200万平方米。
“1924年,安特(te)生首次发现该遗址,1945年夏鼐在(zai)此开展考古发掘(jue)。”中国社会(hui)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郭志委说,“2018年至2024年,中国社会(hui)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对寺洼遗址进(jin)行了7次发掘(jue),揭露面积近4000平方米,发掘(jue)出马家窑(yao)文化大型聚落和寺洼文化大型墓地。”
郭志委介绍,马家窑(yao)文化是仰韶文化的继承者和发扬者,以高水平专(zhuan)业化彩陶生产、交换和贸易为特(te)色,重(zhong)视商业和城市的发展,创造了史前彩陶艺(yi)术的巅峰,孕育了西部诸多考古学文化,开辟(pi)了东、西方交流的早期通道(dao)。它作为黄河(he)上游一(yi)支重(zhong)要(yao)考古学文化,涉及地域广、影响范围(wei)大,距今约5000年至4000年。“寺洼遗址的考古发现,首次确认了马家窑(yao)文化高等级、中心性聚落。该聚落是目(mu)前已知规模最大、内涵最丰富、级别最高的马家窑(yao)文化大型聚落。”
从考古收获来说,寺洼遗址马家窑(yao)文化聚落首次发现史前时(shi)期三(san)重(zhong)近方形布局的大型“围(wei)壕(hao)(沟(gou))”,其始(shi)建和主要(yao)使用年代为马家窑(yao)类(lei)型时(shi)期,距今约5000年,是国内已知最早的多重(zhong)近方形“围(wei)壕(hao)(沟(gou))”结构。“此外,还发现近百(bai)座房址、大量(liang)灰坑(keng)和窖穴、十余座陶窑(yao)及数座墓葬,另有疑似‘道(dao)路’和大面积‘人工堆(dui)土’的线索,体(ti)现出寺洼遗址马家窑(yao)文化大型聚落的丰富内涵。”郭志委说,“‘围(wei)壕(hao)’内侧发现多处手工业生产生活(huo)区(qu),凸显出手工业生产在(zai)马家窑(yao)社会(hui)中的独特(te)地位。制(zhi)陶区(qu)布局新颖,很可能(neng)是区(qu)域性制(zhi)陶中心。”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jiao)授韩建业表示,马家窑(yao)文化被发现距今已有百(bai)年,但人们对马家窑(yao)文化仅知大概时(shi)空框架,其聚落形态、社会(hui)组织、文明进(jin)程(cheng)模糊不清。寺洼遗址的发掘(jue),对于完善马家窑(yao)文化的年代分期谱系、深入了解(jie)其手工业状况和对外扩散动因有重(zhong)要(yao)价值。它展现了5000年前黄土高原西部早期社会(hui)的发展水平和文明化程(cheng)度,填补了中华文明探(tan)源(yuan)研究中黄河(he)上游核心腹地关键时(shi)期的空白,极(ji)大丰富了中华文明起源(yuan)和早期发展的内容及模式。
陕西宝鸡市周原遗址
为判(pan)断其为灭商前周人都邑提(ti)供了关键证据
“古公亶父,来朝走马。率西水浒,至于岐下。”《诗经·大雅》记录了周人迁岐的故(gu)事,此处“岐下”即为岐山之南的周原地区(qu)。自此,周人在(zai)岐下生产生活(huo),步步壮大,为周的兴盛与伐商,奠定(ding)了基础。
周原遗址位于陕西岐山、扶风两县北部交接处,是从先(xian)周时(shi)期开始(shi)一(yi)直延续(xu)整个西周时(shi)期的一(yi)处大型都邑聚落,是周王朝崛起和建立(li)后(hou)最重(zhong)要(yao)的遗址。从1942年起,几代考古人接续(xu)探(tan)索,逐步揭开该遗址的神秘面纱,让历史记载得到了考古的呼应。1982年,周原遗址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二批全国重(zhong)点文物保护单位。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院长种建荣介绍,为进(jin)一(yi)步揭示周原遗址商周时(shi)期聚落结构,近年来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和中国社会(hui)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联合对周原遗址进(jin)行了考古发掘(jue),以寻找墙垣体(ti)系与先(xian)周文化大型建筑为重(zhong)点,通过“大范围(wei)追踪(zong)性钻探(tan)”与“重(zhong)点部位针对性发掘(jue)”,实现了聚落考古的重(zhong)要(yao)突破,取(qu)得了一(yi)系列考古成果(guo)——发现了先(xian)周文化大型夯土建筑群以及西周时(shi)期宫城、小(xiao)城、大城三(san)重(zhong)城墙,出土了200余片卜甲、卜骨(gu),初步辨识出刻辞180字(zi),这些甲骨(gu)文涉及天文历法、历史地理等方面,对解(jie)开相关历史谜题有着极(ji)高的学术价值。
建筑遗址是记录文明的载体(ti),也是认识文明的维度。“先(xian)周文化大型夯土建筑的发现,填补了以往(wang)周原遗址先(xian)周时(shi)期高等级遗迹的空白。通过一(yi)系列考古证据可以判(pan)定(ding),周原遗址就是古公亶父迁岐之地。”种建荣说,“三(san)座城垣的发现,揭示了周原都邑的空间结构和布局,将以往(wang)零散的大型建筑、铜器窖藏、墓葬等纳入了不同(tong)层次的城市空间。这是周原遗址和西周都邑结构与形态的重(zhong)大突破。”
值得关注的是,出土的甲骨(gu)中,卜甲、卜骨(gu)共存,背甲多、腹甲少(shao),文字(zi)方向多样。“从内容上来说,包括周王‘呼令’诸侯等。首次发现月相名‘朏’,这证实了传世文献记载的可靠性,对于研究早期月相与历日、复原西周年代等问题有重(zhong)要(yao)价值。此外,首次在(zai)甲骨(gu)文发现的‘秦人’刻辞,是迄今对秦的最早记载。”种建荣说。
专(zhuan)家表示,先(xian)周时(shi)期大型夯土建筑群的发现,为判(pan)断周原遗址为灭商前周人都邑提(ti)供了关键证据。周原大城、小(xiao)城、宫城三(san)重(zhong)城墙的发现,特(te)别是宫城南门(men)与大城东门(men)的发掘(jue),不仅促进(jin)了对周原聚落形态与性质的认识,更提(ti)供了中国城市发展史不可或缺的研究资料。
安徽淮南市武王墩战国晚(wan)期一(yi)号墓
墓主人初步确定(ding)为战国晚(wan)期的楚考烈王
武王墩墓位于安徽省淮南市三(san)和镇,是一(yi)处战国晚(wan)期楚国的高等级大型墓地。“2020年,武王墩考古工作启动。前期勘探(tan)100万平方米,基本摸清陵园布局……2024年11月至12月,拆解(jie)提(ti)取(qu)木椁室椁墙及底板,清理墓坑(keng)底部。”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馆员方玲介绍了从2020年至今的考古发掘(jue)工作。
这期间,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协调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厦门(men)大学、山东大学等考古机构、高校参与,开展武王墩主墓(一(yi)号墓)的考古工作,对其进(jin)行了发掘(jue),确认该墓为一(yi)座大型的“甲”字(zi)形竖穴土坑(keng)墓,由封土、墓道(dao)、墓圹、椁室(棺室、边室)组成。
据方玲介绍,武王墩一(yi)号墓的木椁室,是考古发掘(jue)首见的结构完整的九室多重(zhong)棺椁,是讨论战国时(shi)期楚王棺椁分室制(zhi)度和多重(zhong)棺椁的重(zhong)要(yao)样本;一(yi)号墓的棺椁所用木材上均写有墨书文字(zi),格式大体(ti)一(yi)致,内容存在(zai)差异,是目(mu)前发现数量(liang)最多、等级最高、内容最丰富的楚国墨书文字(zi);一(yi)号墓还出土了基本完整的礼容器、礼乐器组合,是讨论楚王丧葬礼制(zhi)中“器用制(zhi)度”的重(zhong)要(yao)资料。
“其中,出土的九件(jian)束腰(yao)平底升鼎(ding)与八件(jian)铜方座簋搭配,构成了九鼎(ding)八簋最高等级的器用组合。此外,目(mu)前已在(zai)礼容器的内容物中鉴定(ding)出动物遗存17种、植物遗存13种,动植物遗存保存状况良好,为了解(jie)楚国丧葬祭(ji)祀活(huo)动中的鼎(ding)实制(zhi)度、楚国生业经济、饮食情况提(ti)供了重(zhong)要(yao)资料。”方玲说,“乐器面貌(mao)与战国早、中期高等级楚墓相比变(bian)化较大,大型组合编钟被数量(liang)庞大的丝竹类(lei)乐器取(qu)代,生动呈现了战国时(shi)代楚国礼乐文化的发展演变(bian)。”
数据显示,经过近五年的考古发掘(jue)与近半年的资料整理工作,武王墩一(yi)号墓编号文物已过1万件(jian),数量(liang)十分庞大,种类(lei)包罗万象。其中,武王墩一(yi)号墓中出土的文物中,有大量(liang)非楚国文化因素的器物,比如以铜豆、铜圆壶为代表的三(san)晋文化器物,以漆木耳杯为代表的秦文化器物等。这些文物生动地反映出了战国时(shi)代各区(qu)域文化间的密切交流,是中华文明多元一(yi)体(ti)的生动体(ti)现。
武王墩一(yi)号墓是经科学发掘(jue)的迄今规模最大、等级最高、结构最复杂(za)的大型楚国高等级墓葬,墓主人是谁?据方玲介绍,综合墓葬规模、棺椁结构、出土器物风格与组合、古文字(zi)资料、人骨(gu)初步鉴定(ding)结果(guo)、历史文献等资料,初步确定(ding)一(yi)号墓墓主人是战国晚(wan)期迁都寿春的楚考烈王熊元。
中国社会(hui)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徐良高表示,武王墩墓的考古发现为研究战国晚(wan)期楚国高等级陵墓制(zhi)度,以及楚国东迁后(hou)的历史文化,提(ti)供了系统性的考古资料。
江西景德镇市元明清制(zhi)瓷业遗址群
揭示了明清两代御(yu)窑(yao)厂的历史变(bian)迁
位于江西的景德镇因瓷而生,因瓷而名。其域内分布有大量(liang)瓷窑(yao)址遗存,这些遗存描绘了当时(shi)的瓷业发展面貌(mao)。
据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研究馆员李(li)兆云介绍,景德镇市元明清制(zhi)瓷业遗址群2024年度考古发掘(jue)涉及14个遗址点,分别关注镇区(qu)瓷业发展、原料来源(yuan)产区(qu)、燃料来源(yuan)产区(qu)、道(dao)路交通网络、多元宗教(jiao)信(xin)仰等方面,具体(ti)包括御(yu)窑(yao)厂遗址、落马桥(qiao)遗址、高岭瓷土矿遗址、东埠明清码头和古街、建溪码头、刘(liu)家下弄、泗王庙等,发掘(jue)面积超过2000平方米,遗存时(shi)代从南宋晚(wan)期到近现代。
目(mu)前为止(zhi),各发掘(jue)点均取(qu)得重(zhong)要(yao)收获——御(yu)窑(yao)厂遗址、落马桥(qiao)遗址和观音阁窑(yao)址的考古发掘(jue),揭示了明清两代御(yu)窑(yao)厂的历史变(bian)迁和南宋至近代镇区(qu)民窑(yao)的发展脉络;原料产区(qu)和燃料产区(qu)是景德镇地区(qu)此类(lei)遗存首次进(jin)行的科学考古发掘(jue)。其中高岭瓷土矿遗址的发掘(jue),发现了3期与瓷土开采加工相关的实物遗存;刘(liu)家下弄、詹家下弄、狮子下弄道(dao)路交通网络的考古发掘(jue),揭示了景德镇因瓷业发展导致的城市变(bian)迁;泗王庙、天后(hou)宫和清真寺的发掘(jue),说明因瓷业发展,区(qu)域间的文化交互加强,因而产生了多元的宗教(jiao)信(xin)仰。
值得一(yi)提(ti)的是,建溪河(he)是景德镇窑(yao)柴(chai)的重(zhong)要(yao)产区(qu),通过对建溪码头和樟村坞码头的发掘(jue),揭示了码头的建筑结构。“窑(yao)柴(chai)供应地的扩大实证明清以来景德镇瓷业的持续(xu)兴盛。”李(li)兆云说。
李(li)兆云表示,通过此次考古发掘(jue),首次考古证实了景德镇的城市布局;证实了宋朝景德镇全镇区(qu)已经存在(zai)广泛瓷器生产,同(tong)时(shi)从宋代至清初因瓷器生产和窑(yao)业垃圾(ji)填埋导致前街(中山路)以西江滩的地貌(mao)变(bian)化情况;厘清了从宋到清的瓷业手工业发展不同(tong)阶段在(zai)景德镇的变(bian)化情况,尤其是明代中期到晚(wan)期和清代前期的两次社会(hui)大分工,实现了瓷器生产内部的分工和原料加工外迁以及产品销(xiao)售的分工;进(jin)一(yi)步证实御(yu)窑(yao)技术对景德镇瓷器生产在(zai)明代晚(wan)期后(hou)的深刻影响:带动了景德镇瓷器生产技术的整体(ti)提(ti)高,为景德镇成为“瓷都”奠定(ding)了技术基础。
专(zhuan)家表示,上述发现可为研究600余年间景德镇瓷业面貌(mao)、聚落扩展、城市结构与管理、人群组成和信(xin)仰、原料开采与加工运输、景德镇市内手工业分工与形态的变(bian)化、御(yu)窑(yao)和民窑(yao)的关系、市场需求对景德镇产品的影响等内容提(ti)供第一(yi)手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