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当(dang)·斯密1723年出生(sheng)于苏格(ge)兰(lan)东部海岸的柯科迪。他父(fu)亲也叫(jiao)亚当(dang)，是一位律师，在斯密出生(sheng)前六个月就去(qu)世了。他的母亲（玛格(ge)丽特）没有再婚，在她的漫漫人生(sheng)中，亚当(dang)是她挚爱的儿子，她卒于1788年，只比亚当(dang)早两年。斯密第一本传记的作者(zhe)杜格(ge)尔德·斯图尔特认识斯密，掌(zhang)握的信息比其他人多。这位作者(zhe)说亚当(dang)是个体弱多病的孩子，得到了母亲的悉心照(zhao)料(liao)，而亚当(dang)也穷其一生(sheng)尽心尽责地回报了他母亲。

他约8岁时进(jin)入当(dang)地学校读书，并(bing)从一位新来(lai)的严苛而热忱的男(nan)老师那里受益良多。斯密1737年进(jin)入格(ge)拉斯哥大学学习(xi)，年仅14岁，但在那时候这个年龄上大学并(bing)非(fei)异(yi)乎(hu)寻常。他在中学期间已熟知古希腊与古罗马文化，以至于他实际上可以免修那些初(chu)阶的拉丁(ding)语、希腊语课程。在格(ge)拉斯哥，斯密师从当(dang)时的一些知名学者(zhe)。他最重要的老师是伦理学教(jiao)授弗朗西斯·哈奇森。在他临终前的一封信中，斯密盛赞了哈奇森作为一名教(jiao)师和哲学家的品质，尽管(guan)斯密在《道(dao)德情操论》一书中公开反对哈奇森关于慈善和道(dao)德感(gan)的观点。

1740年，斯密获(huo)得斯内尔奖学金（该(gai)奖学金至今仍(reng)在），到牛津(jin)大学巴利奥尔学院学习(xi)，直至1746年。他并(bing)不是因为被(bei)这个教(jiao)育机会吸引而去(qu)学习(xi)的，实际上他在《国富论》中抨击了该(gai)学院的教(jiao)学质量和教(jiao)师水平。他似(si)乎(hu)在那儿都(dou)是自学。自学的内容大致包括继续研究科学、培(pei)养语言技(ji)巧，继而如(ru)杜格(ge)尔德·斯图尔特所猜测的，发展到“研究与人性相关的所有领域，尤其是人类政治史”（《生(sheng)平》第271页）。可以基本肯定，他那时读过大卫·休谟的《人性论》，休谟后来(lai)成(cheng)为他最好的朋友。

他于1746年回到苏格(ge)兰(lan)，和母亲一起住在柯科迪，1748年搬去(qu)了爱丁(ding)堡。在爱丁(ding)堡，受恩于亨利·霍姆的帮助，他被(bei)聘请去(qu)教(jiao)修辞学，后来(lai)可能还教(jiao)法律、哲学等课程。亨利·霍姆后来(lai)任法官时被(bei)封为卡姆斯勋爵。斯密所教(jiao)的这些课程内容现在没有记录(lu)留存下来(lai)。当(dang)时这些课深(shen)受欢迎，他受邀反复(fu)教(jiao)授这些课。或许是因为授课的成(cheng)功，但更(geng)关键的是伊莱伯爵阿奇博尔德·坎贝尔（后为阿盖尔公爵）的支持，斯密于1751年回到格(ge)拉斯哥大学担任逻(luo)辑学教(jiao)授。

《亚当(dang)·斯密》内页。

阿盖尔可以对许多学术职位插上一手，他运用其任免权来(lai)激励那些倾向于使苏格(ge)兰(lan)社(she)会走上现代化道(dao)路(lu)的人。逻(luo)辑学教(jiao)授还有另一位候选人。尽管(guan)选择斯密毫无争议，但他的竞争者(zhe)（乔(qiao)治·缪尔黑(hei)德）也是一位才华横溢的学者(zhe)，后来(lai)成(cheng)为东方语言学教(jiao)授，去(qu)了格(ge)拉斯哥的人类学系。1752年斯密被(bei)聘为道(dao)德哲学教(jiao)授，没有竞争对手，他在这个职位上又工作了十二年，直到他结束大学学术生(sheng)涯。

斯密教(jiao)过很多科目。除了哲学和法学外，他也教(jiao)授历史、文学和语言。他的学生(sheng)们所记的修辞学和语言学系列课堂(tang)笔记已经被(bei)发掘出来(lai)并(bing)出版了，还有两套内容广博的法学课笔记也出版了。斯密做的是口头演讲，因此这些笔记不仅相互大量重复(fu)，而且成(cheng)为他主旨观点的可靠书面记录(lu)。由于他“在文学领域公认的声望，尤其是他这些年来(lai)在该(gai)校教(jiao)授法学深(shen)受欢迎”，1762年格(ge)拉斯哥大学授予(yu)他法学博士。

斯密出版了两部巨著，他在格(ge)拉斯哥执教(jiao)时就已播下了这两本书的种子。《道(dao)德情操论》最初(chu)现世于1759年，他一生(sheng)中做了六次修订。最后一版，包括增补内容，完(wan)成(cheng)于他去(qu)世的那一年（1790）。这些修改变化表明，斯密在发表他第二部巨著《国富论》（1776年出版）之时和之外，仍(reng)持之以恒地致力于道(dao)德哲学研究。尽管(guan)彼时斯密已经离开格(ge)拉斯哥，从他学生(sheng)的笔记中可以很明显地看到，在格(ge)拉斯哥的课堂(tang)里他已经在构思书中的一些重要主题，比如(ru)劳动分工。他的学生(sheng)、后来(lai)是他同事的约翰·米(mi)勒证实了这一点。据约翰·米(mi)勒回忆，斯密讲过“那些赖以谋生(sheng)的行业，以及促进(jin)财富积累的行业，使法律和政府发生(sheng)了相应的进(jin)步或改变”（见(jian)《生(sheng)平》第275页）。

斯密1764年离开格(ge)拉斯哥大学，但他并(bing)非(fei)从此与该(gai)校断了联系，1787年他被(bei)选为该(gai)校的荣誉校长。在致谢信中，他声称记忆中的执教(jiao)生(sheng)涯是“人生(sheng)中迄今最有益，也是最快乐、最荣耀的时期”（《书信集》第309页）。斯密离开格(ge)拉斯哥是因为他应聘去(qu)了薪资更(geng)高的职位，给18岁的巴克卢公爵当(dang)家庭教(jiao)师兼同伴(ban)。他是通过公爵的继父(fu)查尔斯·汤森德获(huo)得这一职位的。

他的第一个任务是将年轻的公爵带(dai)到法国，他们住在图卢兹，但他们在那度过的时光鲜为人知。可知的是，他们还在日(ri)内瓦(wa)住过一阵子。斯密在那儿遇见(jian)了最有名的法国作家弗朗索瓦(wa)·马里·阿鲁埃（伏尔泰），他住在附近的弗尼，斯密对他评价很高。斯密还到访过巴黎(li)，经引荐，与许多法国启(qi)蒙运动的文化人士交(jiao)际往来(lai)，其中有些是女士。在这些人中，他遇到了经济学家安—罗伯特—雅克·杜尔哥和弗朗索瓦(wa)·魁奈(nai)。后来(lai)他曾感(gan)谢魁奈(nai)帮助他获(huo)得有关法国税务的信息（《书信集》第286页）。魁奈(nai)是一个思想家团(tuan)体（重农学派(pai)）的领袖，其主要观点是农业是经济稳定的基石。斯密十分熟悉重农学派(pai)的观点。魁奈(nai)送给斯密一本他所著的《重农主义》（1767）的影(ying)印本，斯密在《国富论》里评价他是一位“别出心裁而又深(shen)刻的作者(zhe)”（《国富论》第672页）。但是，斯密深(shen)为反对他们的理论体系。要说这些会面、信件对构建斯密自己的研究分析具有决定性作用，是夸大其词了。

由于和他们一起住在法国的他学生(sheng)的兄弟于1766年不幸去(qu)世，斯密的家庭教(jiao)师工作因此中断。尽管(guan)家教(jiao)生(sheng)涯短暂，但斯密得到了一笔可观的补偿（300英镑），这使他不必再忧心于生(sheng)计(ji)。他回到苏格(ge)兰(lan)，重新回到他母亲在柯科迪的家中，在那里，斯密1780年回忆时说道(dao)，他利用那段安静祥和的时光写(xie)成(cheng)了《国富论》。1777年，他搬到爱丁(ding)堡（带(dai)着他母亲一起），再次在巴克卢的帮助下成(cheng)为一名海关专员。这一职位薪水颇(po)丰，斯密得以在一所牢固的房子里安家落户，尽管(guan)这房子不在时髦的新城区（休谟已经搬到了这里），而是在老城区的修士门地区。这份工作不是一份闲差，斯密过于认真负责地履行职责，以至于他认为这份工作妨碍(ai)了他创(chuang)作“文学作品”，尽管(guan)说这话可能有点违心（《书信集》第253页）。

这些作品包括《国富论》和《道(dao)德情操论》的修订版。此时，他还试图完(wan)成(cheng)另外两部手稿。其中一部内容是“关于不同类别文学、哲学、诗歌和修辞法的哲学史”，另一部是“关于法律和政府的理论和历史”（《书信集》第287页）。最终他放弃了。这些手稿的内容已不为人知。斯密要求他的遗嘱执行人毁掉(diao)他的纸稿。然(ran)而，他也的确允许过出版其中的一小(xiao)部分，即1795年他去(qu)世后出版的《哲学论文集》。

虽然(ran)丢失了一些素材(cai)，但他已出版的著作至今仍(reng)广为流传，足以用来(lai)对斯密这位作者(zhe)进(jin)行评价。但评价斯密这个人就不敢这么放言了。他不是个勤于写(xie)信的人，评价他的人品主要得靠他人的说辞。杜格(ge)尔德·斯图尔特所著的《生(sheng)平》里写(xie)得最多。斯图尔特观察认为，可以打包票说斯密的“个人价值(zhi)观”是“信任、尊敬和爱戴，他与一生(sheng)中所有亲朋好友相处时均如(ru)此”。他有“许多怪癖”，言外之意，可能是有些不讨喜，只有他的“知心朋友”才能欣赏到“他言语中无以言表的魅力”，以及“他毫不做作的质朴内心”（《生(sheng)平》第329页）。

随(sui)着斯图尔特的进(jin)一步描述，一幅(fu)画像徐徐展开：这是一个性格(ge)内向、沉(chen)默寡言的男(nan)人，在公共场合往往心不在焉、缄口无言。至于他的外表，斯图尔特只能说“没什么不寻常”，但专门加上了一句，说詹姆斯·塔西制作的侧像圆牌“传神地表现出他的外形”（《生(sheng)平》第329页）。斯密从未坐着让人画像（这本身在他的朋友中就不常见(jian)），除去(qu)塔西的作品外，现存只有一幅(fu)约翰·凯所作的程式(shi)化的纪念(nian)版画。格(ge)拉斯哥大学的雕塑(su)是19世纪“凭想象制作的”，现在爱丁(ding)堡的这座（2008）亦如(ru)此。

斯密时代的苏格(ge)兰(lan)

斯密身处什么样的社(she)会？所有的时代都(dou)可以说是变革的时代，尽管(guan)这是句陈词滥调，但它的确符合18世纪苏格(ge)兰(lan)的情况。

斯密出生(sheng)前发生(sheng)了一系列十分重大的政治事件，这些事件影(ying)响深(shen)远，他一直生(sheng)活在这些事件的影(ying)响之下。事件起因于17世纪晚(wan)期。那时，苏格(ge)兰(lan)有自己的议会，但一直运转不佳(jia)，在“达里恩计(ji)划”（议会试图将苏格(ge)兰(lan)发展为殖(zhi)民强国）毁灭性破产以及与英格(ge)兰(lan)贸易争端等背景下，英格(ge)兰(lan)与苏格(ge)兰(lan)于1707年成(cheng)立(li)联合议会。此次联合是在英国人诱骗下苏格(ge)兰(lan)一些领袖人物的背叛(pan)之举，还是出于“摆脱”眼前窘迫困境之需，至今仍(reng)然(ran)是一个有争议的学术（和政治）问题。

《联合条约》赋予(yu)苏格(ge)兰(lan)人小(xiao)部分直接政治权力（仅有上议院16个席位和下议院约8%的补充席位）。但该(gai)条约允许苏格(ge)兰(lan)保留自己的法律体系、宗教(jiao)管(guan)理方式(shi)（苏格(ge)兰(lan)教(jiao)会）和教(jiao)义。这些例外规定非(fei)常重要，因为这意味(wei)着对大多数人而言，最直接的事务仍(reng)然(ran)掌(zhang)握在苏格(ge)兰(lan)人手里。没有了议会，律师成(cheng)了关键人物。律师们代表他们的主顾，特别是像阿盖尔公爵这样的人物，实际上控制了苏格(ge)兰(lan)的运转。

安妮女王于1714年去(qu)世，英格(ge)兰(lan)和苏格(ge)兰(lan)的王位传给了汉(han)诺威的乔(qiao)治。这次王位继承是《联合条约》里预订的，因为该(gai)条约第二款规定，如(ru)果安妮正(zheng)常死亡，那么君主之位应传给汉(han)诺威的索菲亚及她的“新教(jiao)徒”继承人。该(gai)条款重申了1689年协定的内容。这份文件由威廉和玛丽增订而成(cheng)，此后又被(bei)斯图亚特国王詹姆士二世/七世废黜/放弃，该(gai)文件规定天主教(jiao)徒不可接任王位。乔(qiao)治符合条件，因为他与第一任斯图亚特国王（詹姆士一世和六世）的孙女结了婚，他是关系最密切的新教(jiao)徒。汉(han)诺威继承王位对苏格(ge)兰(lan)有极其重要的政治影(ying)响。

《真正(zheng)的亚当(dang)·斯密》（2016）海报。

一些受过良好教(jiao)育、具有专业技(ji)能的苏格(ge)兰(lan)人写(xie)了许多著作，涉及的领域十分广泛，形成(cheng)了“苏格(ge)兰(lan)启(qi)蒙运动”（正(zheng)如(ru)现在所知），他们都(dou)是汉(han)诺威人。这不仅仅意味(wei)着支持现行体制，因为这种支持彰显出他们对詹姆士党(dang)的反对。詹姆士党(dang)人是斯图亚特王朝的支持者(zhe)，18世纪上半叶经常爆发反对新王朝的活动。反抗活动频(pin)繁(fan)爆发，表明汉(han)诺威的继承权并(bing)非(fei)高枕无忧。

1715年和1745年发生(sheng)了两次最严重的叛(pan)乱。1715年的叛(pan)乱利用了公众积累的对成(cheng)立(li)联合王国后无所获(huo)益的不满，获(huo)得了广泛支持。1745年的叛(pan)乱最初(chu)对英国造成(cheng)了较大的威胁，小(xiao)王位觊觎者(zhe)“英俊王子”查理的军(jun)队向南最远打到英格(ge)兰(lan)的德比，距离伦敦120英里。詹姆士党(dang)人一开始的军(jun)事胜利没有得到苏格(ge)兰(lan)人民的普遍支持，很快形势就反转了。在克劳顿战役（1746）击溃叛(pan)军(jun)之后，当(dang)局有意采取措施破坏苏格(ge)兰(lan)高地的政治独立(li)。

斯密身处英格(ge)兰(lan)，远离这片纷(fen)乱，在克劳顿战役后才回到柯科迪。毫无疑问，他是忠于汉(han)诺威政权的。在《国富论》中，他主要以苏格(ge)兰(lan)高地为例，说明不发达经济体和老套法律体系的情况。他明确地提到洛希尔的卡梅伦，说他没有法律授权却可以“对他的人民进(jin)行刑事管(guan)辖”（《国富论》第416页）。这不是说他这个人恶(e)毒(du)或喜怒无常，而是说由于经济和基础设施未得到改良，因而没有统一和有效的法律体系。

联合背后的动因之一是，苏格(ge)兰(lan)需要获(huo)准自由进(jin)入英格(ge)兰(lan)市场。意识到他们的经济比英格(ge)兰(lan)落后，苏格(ge)兰(lan)的主要机构及其成(cheng)员开始寻求现代化，或者(zhe)说推进(jin)“改良”。最终，到18世纪中叶的时候，联合带(dai)来(lai)了经济效益，苏格(ge)兰(lan)迅速发生(sheng)变化。这些变化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格(ge)拉斯哥的发展。在斯密的学生(sheng)时代，格(ge)拉斯哥的人口约1.7万，到斯密去(qu)世时增长到8万人。除农业外，纺织品尤其是亚麻布生(sheng)产是苏格(ge)兰(lan)的主要工业。烟草贸易大幅(fu)增长，对格(ge)拉斯哥的发展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使之取代布里斯托尔成(cheng)为主要港口。斯密认识一批(pi)格(ge)拉斯哥的“烟草大王”。他是格(ge)拉斯哥文学协会的会员，该(gai)协会主席安德鲁·科克伦就是一位“烟草大王”。至今，格(ge)拉斯哥的街道(dao)名称中还能找到他们的遗迹，比如(ru)格(ge)拉斯福(fu)德、英格(ge)拉姆，还有科克伦。

直到那个世纪的后二十五年，煤炭采掘和炼铁等“重”工业才开始飞速发展。《国富论》中所提出的经济原理不是对应这些产业的。斯密围绕制钉等小(xiao)型(xing)手工作坊阐释其原理。城镇化和纺织品生(sheng)产的确需要实体基础设施和金融基础设施的支撑。交(jiao)通依靠马（斯密就是骑马去(qu)牛津(jin)的）和船。尽管(guan)在爱丁(ding)堡和伦敦之间有服务相当(dang)高效的长途马车，但横贯全(quan)国的旅程仍(reng)是十分艰辛的。从柯科迪到爱丁(ding)堡最便捷的途径是乘船穿越福(fu)斯湾(wan)，而不是经由陆路(lu)和摆渡。

大规模运输必须通过船运，从格(ge)拉斯哥到爱丁(ding)堡（相距约45英里）意味(wei)着要经历一段漫长而危(wei)险的海上航(hang)程。为此实施了一项“改进(jin)”计(ji)划，修建一条连接东部福(fu)斯河各河口和西部克莱德湾(wan)的运河航(hang)道(dao)。该(gai)计(ji)划开始于1768年，至1790年完(wan)成(cheng)。这是一项了不起的工程成(cheng)就。迄今仍(reng)在使用的格(ge)拉斯哥附近开尔文河上的高架桥，被(bei)誉为“世界上该(gai)类工程中最了不起的杰作之一”。当(dang)然(ran)，这些工程建设需要大量资金。许多银行伴(ban)随(sui)着这项投资需求而生(sheng)。1772年艾(ai)尔银行倒闭，使福(fu)斯—克莱德运河的股东面临信心丧失的问题。斯密对这些事件有清晰的认识，在《国富论》中可以看到他对投机商（“项目计(ji)划人”）、银行业和金融监管(guan)的看法。

《猜火车2》（2017）剧照(zhao)。

官方认可的苏格(ge)兰(lan)教(jiao)会政权形式(shi)是长老会，属于严格(ge)的加尔文教(jiao)派(pai)，英联邦(bang)原封不动地保留了这个形式(shi)。强制信奉正(zheng)教(jiao)的历史由来(lai)已久。例如(ru)，1696年有一名19岁的学生(sheng)托马斯·艾(ai)肯黑(hei)德被(bei)判亵渎上帝。然(ran)而，改变已无处不在（至少在精英阶层是如(ru)此）。苏格(ge)兰(lan)不设独立(li)议会强化了苏格(ge)兰(lan)长老会的作用，长老会的大会近似(si)于国家级的辩论论坛。这一作用使其成(cheng)为政治焦点，并(bing)最终促使苏格(ge)兰(lan)教(jiao)会和苏格(ge)兰(lan)启(qi)蒙运动达成(cheng)了某种互谅(liang)。威廉·罗伯逊(xun)本人就是生(sheng)动的体现。他任爱丁(ding)堡大学校长逾(yu)三十年，也是教(jiao)会派(pai)系现代化改革的领袖人物，被(bei)称为“温和派(pai)”。通过斗智斗勇，这群志(zhi)趣(qu)相投的“现代化者(zhe)”致力于“改良”，设法成(cheng)了大会里的多数“派(pai)”。这令温和派(pai)能够(gou)控制教(jiao)会选任的牧师们赞同改良和“启(qi)蒙”。斯密与改良派(pai)的领袖们交(jiao)好，这个圈子里有各色人物，其中包括被(bei)认为是“异(yi)教(jiao)徒”的大卫·休谟。

除了休谟这个特例以及凯姆斯等上议院法官，其他苏格(ge)兰(lan)启(qi)蒙运动的思想家都(dou)像斯密一样是大学教(jiao)授。以苏格(ge)兰(lan)的国土和人口规模而论，这里出现了五所大学—圣安德鲁斯学院、阿伯丁(ding)的国王学院和马修学院、爱丁(ding)堡大学以及格(ge)拉斯哥大学—确实令人震撼。这些大学的传统使命是培(pei)养牧师，这个使命延续了一整个世纪，但到彼时，情况发生(sheng)了变化。

教(jiao)学体系被(bei)重新设计(ji)，授课不再用拉丁(ding)文（哈奇森是先驱(qu)者(zhe)）。法律教(jiao)授职位得以设立(li)，爱丁(ding)堡大学（1740）和格(ge)拉斯哥大学（1760）正(zheng)式(shi)成(cheng)立(li)了医学院（尽管(guan)形式(shi)上是一门课程，但医学教(jiao)育那时已岌岌可危(wei)）。这种“强调职业教(jiao)育的主张(zhang)”，是适应社(she)会需求变化的表现。法律、医学学科发展的同时，化学和植物学等对促进(jin)农业发展（如(ru)化肥）和“工业”发展（如(ru)亚麻染料(liao)）有明显作用的学科也在扩张(zhang)。但这些大学对智识教(jiao)育也持开放态度。课程体系变了，尤其引人注目的是接受并(bing)宣扬艾(ai)萨克·牛顿学说的速度。

苏格(ge)兰(lan)是个小(xiao)社(she)会，其主要的法律、教(jiao)会和学术机构组成(cheng)了一张(zhang)网。这些机构的理事会里全(quan)是知识精英。有了主要机构里这种精英的参与，苏格(ge)兰(lan)启(qi)蒙运动成(cheng)为“建构”现代社(she)会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种参与进(jin)一步表现为俱乐部和辩论会的规模激增，它们为大学、法律界、教(jiao)会、“进(jin)步”贵族和商人（特别是在格(ge)拉斯哥）搭(da)建了思想汇集平台。例如(ru)，“精英”协会（更(geng)正(zheng)式(shi)、含义更(geng)清晰的名称是“爱丁(ding)堡艺术、科学、制造业和农业促进(jin)协会”）的成(cheng)员包括斯密、休谟、凯姆斯和罗伯逊(xun)。尽管(guan)有天性腼腆(tian)的名声在外，但斯密是几个协会里的活跃分子，其中有兼收“市民和大学师生(sheng)”的格(ge)拉斯哥文学俱乐部，还有兼具欢乐与智慧的爱丁(ding)堡牡蛎俱乐部。他是爱丁(ding)堡皇家学会（1783）的创(chuang)始会员之一。

一些俱乐部会关注“礼貌”。这反映了新兴的城市文化，因此“文雅”（以及相关的“文明”）成(cheng)为性格(ge)和行为被(bei)正(zheng)面评价的特征。这些是《道(dao)德情操论》的主要论题。

启(qi)蒙运动：苏格(ge)兰(lan)及其他地区

毫无疑问，斯密是被(bei)彼得·盖伊称为“启(qi)蒙运动之家”里的一员。启(qi)蒙运动是一场自我意识觉醒的运动。参与者(zhe)自然(ran)是受过良好教(jiao)育的社(she)会阶层成(cheng)员，在苏格(ge)兰(lan)就是那些文人学者(zhe)。在苏格(ge)兰(lan)，他们是专业人士，特别是律师、医生(sheng)、大学教(jiao)授，在欧洲其他地方亦如(ru)此，只有法国是个例外。

启(qi)蒙运动没有局限在某个区域，其成(cheng)员遍布欧洲和北美洲。文人学者(zhe)们真心实意地参与这场国际对话，认为自己参加的是同一场辩论。这种对话有一种方式(shi)是直接交(jiao)锋。例如(ru)，斯密1755年为短命的《爱丁(ding)堡评论》写(xie)了关于《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的评论，与让—雅克·卢梭进(jin)行了对话。对话的第二种形式(shi)是广泛传播相关著作和译作。《国富论》和《道(dao)德情操论》两本书被(bei)快速译成(cheng)多国文字，加速了其传播。例如(ru)，意大利人通常通过法语版了解到《国富论》。斯密代表其大学购买(mai)了丹尼斯·狄德罗的《百科全(quan)书》前七卷（始于1755年），很好地诠(quan)释了当(dang)时那种知识共享传播的氛围。所有苏格(ge)兰(lan)人都(dou)受到夏(xia)尔·塞孔达·孟德斯鸠男(nan)爵思想的影(ying)响，尽管(guan)斯密（通常）在其公布的参考书目里鲜有提及孟德斯鸠，但从他的授课笔记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他很熟悉孟德斯鸠的著作。

《诺丁(ding)山(shan)》（1999）剧照(zhao)。

他们自己所作的“光”的比喻，形象地说明了这些自我意识强烈的知识分子关注的核心是什么。光意味(wei)着之前的时代是相对愚昧的。用不那么隐(yin)晦的语言来(lai)解释，这种光明与黑(hei)暗的对照(zhao)，就是知识和理性的一面与无知、偏(pian)见(jian)、迷信的另一面的对照(zhao)。奴(nu)役、折(she)磨、巫术、宗教(jiao)迫害等类似(si)的东西，如(ru)同黑(hei)夜的产物和遗骸，是应当(dang)被(bei)反对的。

斯密的著作表明他同意这个观点。尽管(guan)作为作家他不喜欢表达愤怒，但他清楚奴(nu)隶制是罪恶(e)的，毫不含糊地谴责杀婴(ying)行为，并(bing)猛烈地抨击司法不公。对于最后一种情形，他有切身经历。在图卢兹时，一名加尔文教(jiao)徒吉恩·卡拉斯被(bei)错控谋杀了自己的儿子并(bing)被(bei)处以死刑（斯密在《道(dao)德情操论》的最后一版中补充了有关这一事件的内容）。

科学闪耀的光芒是驱(qu)散黑(hei)暗的关键。艾(ai)萨克·牛顿是那片苍穹中最耀眼的星。牛顿是启(qi)蒙运动的英雄人物。简要概(gai)述他的成(cheng)就，就是从行星运行轨迹到苹果自树上落下等一系列自然(ran)现象中归结出的几条简单(dan)原理（运动定律和万有引力定律）。关键是，这些定律被(bei)证明是正(zheng)确的。牛顿的计(ji)算认为地球更(geng)像一个芜(wu)菁(jing)（两极部分更(geng)为扁平）而不是柠(ning)檬（两极更(geng)长），这与法国数学家、哲学家勒内·笛(di)卡尔的理论体系正(zheng)相反，而去(qu)拉普兰(lan)和赤道(dao)地区的科考团(tuan)证实了牛顿的这个观点。彰显牛顿身份地位的一个标志(zhi)是，称某人的工作堪比牛顿是对该(gai)项工作的最高评价。例如(ru)，约翰·米(mi)勒在《历史评论》（1787）中称斯密是“政治经济学领域的牛顿”，因为他揭示了商业原理。斯密同样具有启(qi)蒙运动式(shi)的热忱，他广博的天文学知识即是力证。

苏格(ge)兰(lan)人信仰进(jin)步。这种信仰要求对经年累月的社(she)会变革作记述，苏格(ge)兰(lan)启(qi)蒙运动的大部分作品践行了这一使命。斯密的大学演讲报告具有这样鲜明的特征，而这也是《国富论》的一个重要主题。苏格(ge)兰(lan)人对进(jin)步的定义相对谨慎。他们认为光芒已经普照(zhao)，而在此进(jin)程中知识增长确为关键因素。然(ran)而，他们不像法国或英格(ge)兰(lan)的同时代人那样有信心，认为进(jin)步总是自然(ran)和必然(ran)的，且在所有方面都(dou)是一种改进(jin)。苏格(ge)兰(lan)人如(ru)此谨慎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看重社(she)会习(xi)俗的作用，习(xi)俗对明显或快速的革新是抵(di)制的。本着这个看法，斯密强调社(she)会应徐徐图变，认为变化本身往往是非(fei)故意的结果。这些重要观点贯穿于他全(quan)部著作之中。

本文选自《亚当(dang)·斯密》，已获(huo)得出版社(she)授权刊(kan)发。小(xiao)标题为编者(zhe)所加，非(fei)原文所有。

原文作者(zhe)/ [英国]克里斯托弗·J.贝里

摘编/何也

编辑/张(zhang)进(jin)

导语校对/赵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