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当·斯密1723年出生于苏格兰东部海岸的柯科迪。他父亲也叫亚当，是(shi)一位律师，在斯密出生前六个月就去(qu)世了。他的母亲（玛(ma)格丽特）没有再婚，在她的漫漫人生中，亚当是(shi)她挚爱(ai)的儿子，她卒于1788年，只比亚当早两年。斯密第一本传记的作者(zhe)杜格尔德·斯图尔特认识斯密，掌握的信息比其(qi)他人多。这位作者(zhe)说亚当是(shi)个体(ti)弱多病的孩(hai)子，得(de)到了母亲的悉心照料，而亚当也穷其(qi)一生尽心尽责地回报了他母亲。

他约8岁时进入当地学(xue)校读书，并从一位新来的严苛而热(re)忱的男(nan)老师那里受益良多。斯密1737年进入格拉斯哥大学(xue)学(xue)习，年仅(jin)14岁，但在那时候这个年龄上大学(xue)并非异乎(hu)寻常。他在中学(xue)期间已熟知古希腊与古罗马文(wen)化，以至于他实际上可以免修(xiu)那些初阶的拉丁语、希腊语课程。在格拉斯哥，斯密师从当时的一些知名学(xue)者(zhe)。他最重(zhong)要的老师是(shi)伦理学(xue)教授弗朗西斯·哈奇森。在他临终前的一封信中，斯密盛赞了哈奇森作为一名教师和哲学(xue)家(jia)的品质，尽管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一书中公开反对哈奇森关于慈善和道德感的观点。

1740年，斯密获得(de)斯内尔奖学(xue)金（该奖学(xue)金至今(jin)仍在），到牛津大学(xue)巴利奥尔学(xue)院学(xue)习，直至1746年。他并不是(shi)因为被这个教育(yu)机会吸引而去(qu)学(xue)习的，实际上他在《国富论》中抨击了该学(xue)院的教学(xue)质量和教师水(shui)平。他似(si)乎(hu)在那儿都是(shi)自学(xue)。自学(xue)的内容大致包括继续研究科学(xue)、培养(yang)语言技巧，继而如杜格尔德·斯图尔特所猜测的，发(fa)展到“研究与人性相关的所有领域，尤其(qi)是(shi)人类(lei)政(zheng)治史”（《生平》第271页）。可以基(ji)本肯(ken)定，他那时读过(guo)大卫·休谟的《人性论》，休谟后来成为他最好(hao)的朋友。

他于1746年回到苏格兰，和母亲一起住在柯科迪，1748年搬去(qu)了爱(ai)丁堡(bao)。在爱(ai)丁堡(bao)，受恩(en)于亨利·霍(huo)姆的帮助，他被聘(pin)请去(qu)教修(xiu)辞学(xue)，后来可能还教法律、哲学(xue)等(deng)课程。亨利·霍(huo)姆后来任法官时被封为卡姆斯勋爵。斯密所教的这些课程内容现在没有记录留存下来。当时这些课深受欢迎，他受邀(yao)反复教授这些课。或许是(shi)因为授课的成功(gong)，但更(geng)关键的是(shi)伊莱伯爵阿奇博尔德·坎贝尔（后为阿盖尔公爵）的支持，斯密于1751年回到格拉斯哥大学(xue)担任逻辑学(xue)教授。

《亚当·斯密》内页。

阿盖尔可以对许多学(xue)术职位插上一手，他运用(yong)其(qi)任免权来激励那些倾(qing)向于使苏格兰社会走上现代化道路的人。逻辑学(xue)教授还有另一位候选人。尽管选择斯密毫无争议，但他的竞争者(zhe)（乔治·缪(jiu)尔黑(hei)德）也是(shi)一位才(cai)华(hua)横溢的学(xue)者(zhe)，后来成为东方语言学(xue)教授，去(qu)了格拉斯哥的人类(lei)学(xue)系。1752年斯密被聘(pin)为道德哲学(xue)教授，没有竞争对手，他在这个职位上又工(gong)作了十二(er)年，直到他结束大学(xue)学(xue)术生涯。

斯密教过(guo)很多科目。除了哲学(xue)和法学(xue)外，他也教授历史、文(wen)学(xue)和语言。他的学(xue)生们所记的修(xiu)辞学(xue)和语言学(xue)系列(lie)课堂笔记已经被发(fa)掘出来并出版了，还有两套内容广(guang)博的法学(xue)课笔记也出版了。斯密做的是(shi)口头演讲，因此这些笔记不仅(jin)相互大量重(zhong)复，而且成为他主旨(zhi)观点的可靠书面记录。由于他“在文(wen)学(xue)领域公认的声望，尤其(qi)是(shi)他这些年来在该校教授法学(xue)深受欢迎”，1762年格拉斯哥大学(xue)授予他法学(xue)博士。

斯密出版了两部巨著，他在格拉斯哥执教时就已播下了这两本书的种子。《道德情操论》最初现世于1759年，他一生中做了六次修(xiu)订(ding)。最后一版，包括增补(bu)内容，完成于他去(qu)世的那一年（1790）。这些修(xiu)改变化表明，斯密在发(fa)表他第二(er)部巨著《国富论》（1776年出版）之(zhi)时和之(zhi)外，仍持之(zhi)以恒地致力于道德哲学(xue)研究。尽管彼时斯密已经离开格拉斯哥，从他学(xue)生的笔记中可以很明显地看到，在格拉斯哥的课堂里他已经在构(gou)思(si)书中的一些重(zhong)要主题，比如劳动分工(gong)。他的学(xue)生、后来是(shi)他同事的约翰·米勒证实了这一点。据约翰·米勒回忆，斯密讲过(guo)“那些赖以谋生的行业(ye)，以及促(cu)进财富积累的行业(ye)，使法律和政(zheng)府(fu)发(fa)生了相应的进步或改变”（见(jian)《生平》第275页）。

斯密1764年离开格拉斯哥大学(xue)，但他并非从此与该校断了联系，1787年他被选为该校的荣誉校长。在致谢信中，他声称记忆中的执教生涯是(shi)“人生中迄今(jin)最有益，也是(shi)最快乐、最荣耀的时期”（《书信集》第309页）。斯密离开格拉斯哥是(shi)因为他应聘(pin)去(qu)了薪资更(geng)高的职位，给18岁的巴克卢(lu)公爵当家(jia)庭教师兼同伴(ban)。他是(shi)通过(guo)公爵的继父查尔斯·汤森德获得(de)这一职位的。

他的第一个任务是(shi)将年轻的公爵带到法国，他们住在图卢(lu)兹，但他们在那度(du)过(guo)的时光鲜(xian)为人知。可知的是(shi)，他们还在日内瓦住过(guo)一阵子。斯密在那儿遇见(jian)了最有名的法国作家(jia)弗朗索瓦·马里·阿鲁埃（伏尔泰），他住在附近的弗尼，斯密对他评价很高。斯密还到访(fang)过(guo)巴黎，经引荐，与许多法国启蒙(meng)运动的文(wen)化人士交际往来，其(qi)中有些是(shi)女士。在这些人中，他遇到了经济学(xue)家(jia)安—罗伯特—雅克·杜尔哥和弗朗索瓦·魁奈。后来他曾(ceng)感谢魁奈帮助他获得(de)有关法国税务的信息（《书信集》第286页）。魁奈是(shi)一个思(si)想家(jia)团体(ti)（重(zhong)农学(xue)派）的领袖，其(qi)主要观点是(shi)农业(ye)是(shi)经济稳定的基(ji)石。斯密十分熟悉重(zhong)农学(xue)派的观点。魁奈送给斯密一本他所著的《重(zhong)农主义》（1767）的影印本，斯密在《国富论》里评价他是(shi)一位“别出心裁而又深刻的作者(zhe)”（《国富论》第672页）。但是(shi)，斯密深为反对他们的理论体(ti)系。要说这些会面、信件对构(gou)建斯密自己的研究分析具有决定性作用(yong)，是(shi)夸大其(qi)词了。

由于和他们一起住在法国的他学(xue)生的兄弟(di)于1766年不幸去(qu)世，斯密的家(jia)庭教师工(gong)作因此中断。尽管家(jia)教生涯短(duan)暂(zan)，但斯密得(de)到了一笔可观的补(bu)偿（300英镑(bang)），这使他不必再忧心于生计。他回到苏格兰，重(zhong)新回到他母亲在柯科迪的家(jia)中，在那里，斯密1780年回忆时说道，他利用(yong)那段(duan)安静祥和的时光写成了《国富论》。1777年，他搬到爱(ai)丁堡(bao)（带着(zhe)他母亲一起），再次在巴克卢(lu)的帮助下成为一名海关专员。这一职位薪水(shui)颇丰，斯密得(de)以在一所牢固的房(fang)子里安家(jia)落户(hu)，尽管这房(fang)子不在时髦的新城(cheng)区（休谟已经搬到了这里），而是(shi)在老城(cheng)区的修(xiu)士门(men)地区。这份(fen)工(gong)作不是(shi)一份(fen)闲差，斯密过(guo)于认真负责地履行职责，以至于他认为这份(fen)工(gong)作妨碍(ai)了他创(chuang)作“文(wen)学(xue)作品”，尽管说这话可能有点违(wei)心（《书信集》第253页）。

这些作品包括《国富论》和《道德情操论》的修(xiu)订(ding)版。此时，他还试图完成另外两部手稿。其(qi)中一部内容是(shi)“关于不同类(lei)别文(wen)学(xue)、哲学(xue)、诗歌和修(xiu)辞法的哲学(xue)史”，另一部是(shi)“关于法律和政(zheng)府(fu)的理论和历史”（《书信集》第287页）。最终他放弃了。这些手稿的内容已不为人知。斯密要求他的遗嘱执行人毁掉他的纸稿。然而，他也的确允许过(guo)出版其(qi)中的一小部分，即1795年他去(qu)世后出版的《哲学(xue)论文(wen)集》。

虽然丢失了一些素材，但他已出版的著作至今(jin)仍广(guang)为流传，足(zu)以用(yong)来对斯密这位作者(zhe)进行评价。但评价斯密这个人就不敢这么放言了。他不是(shi)个勤于写信的人，评价他的人品主要得(de)靠他人的说辞。杜格尔德·斯图尔特所著的《生平》里写得(de)最多。斯图尔特观察认为，可以打包票说斯密的“个人价值观”是(shi)“信任、尊敬(jing)和爱(ai)戴，他与一生中所有亲朋好(hao)友相处时均如此”。他有“许多怪癖(pi)”，言外之(zhi)意，可能是(shi)有些不讨喜，只有他的“知心朋友”才(cai)能欣(xin)赏到“他言语中无以言表的魅力”，以及“他毫不做作的质朴内心”（《生平》第329页）。

随着(zhe)斯图尔特的进一步描述，一幅(fu)画像徐徐展开：这是(shi)一个性格内向、沉默寡言的男(nan)人，在公共场合往往心不在焉、缄口无言。至于他的外表，斯图尔特只能说“没什么不寻常”，但专门(men)加上了一句，说詹姆斯·塔(ta)西制作的侧像圆牌“传神地表现出他的外形”（《生平》第329页）。斯密从未坐着(zhe)让人画像（这本身在他的朋友中就不常见(jian)），除去(qu)塔(ta)西的作品外，现存只有一幅(fu)约翰·凯所作的程式化的纪念版画。格拉斯哥大学(xue)的雕塑是(shi)19世纪“凭想象制作的”，现在爱(ai)丁堡(bao)的这座（2008）亦如此。

斯密时代的苏格兰

斯密身处什么样的社会？所有的时代都可以说是(shi)变革的时代，尽管这是(shi)句陈词滥调，但它的确符合18世纪苏格兰的情况。

斯密出生前发(fa)生了一系列(lie)十分重(zhong)大的政(zheng)治事件，这些事件影响深远，他一直生活在这些事件的影响之(zhi)下。事件起因于17世纪晚期。那时，苏格兰有自己的议会，但一直运转不佳，在“达里恩(en)计划”（议会试图将苏格兰发(fa)展为殖民(min)强国）毁灭性破(po)产以及与英格兰贸易争端(duan)等(deng)背景下，英格兰与苏格兰于1707年成立联合议会。此次联合是(shi)在英国人诱骗下苏格兰一些领袖人物的背叛之(zhi)举，还是(shi)出于“摆脱”眼前窘迫困(kun)境之(zhi)需，至今(jin)仍然是(shi)一个有争议的学(xue)术（和政(zheng)治）问(wen)题。

《联合条约》赋予苏格兰人小部分直接政(zheng)治权力（仅(jin)有上议院16个席位和下议院约8%的补(bu)充席位）。但该条约允许苏格兰保留自己的法律体(ti)系、宗(zong)教管理方式（苏格兰教会）和教义。这些例外规定非常重(zhong)要，因为这意味着(zhe)对大多数人而言，最直接的事务仍然掌握在苏格兰人手里。没有了议会，律师成了关键人物。律师们代表他们的主顾，特别是(shi)像阿盖尔公爵这样的人物，实际上控制了苏格兰的运转。

安妮女王于1714年去(qu)世，英格兰和苏格兰的王位传给了汉诺威的乔治。这次王位继承是(shi)《联合条约》里预(yu)订(ding)的，因为该条约第二(er)款规定，如果安妮正常死亡，那么君(jun)主之(zhi)位应传给汉诺威的索菲亚及她的“新教徒”继承人。该条款重(zhong)申了1689年协(xie)定的内容。这份(fen)文(wen)件由威廉和玛(ma)丽增订(ding)而成，此后又被斯图亚特国王詹姆士二(er)世/七世废黜(chu)/放弃，该文(wen)件规定天主教徒不可接任王位。乔治符合条件，因为他与第一任斯图亚特国王（詹姆士一世和六世）的孙女结了婚，他是(shi)关系最密切的新教徒。汉诺威继承王位对苏格兰有极其(qi)重(zhong)要的政(zheng)治影响。

《真正的亚当·斯密》（2016）海报。

一些受过(guo)良好(hao)教育(yu)、具有专业(ye)技能的苏格兰人写了许多著作，涉及的领域十分广(guang)泛，形成了“苏格兰启蒙(meng)运动”（正如现在所知），他们都是(shi)汉诺威人。这不仅(jin)仅(jin)意味着(zhe)支持现行体(ti)制，因为这种支持彰显出他们对詹姆士党的反对。詹姆士党人是(shi)斯图亚特王朝的支持者(zhe)，18世纪上半叶经常爆发(fa)反对新王朝的活动。反抗活动频繁爆发(fa)，表明汉诺威的继承权并非高枕(zhen)无忧。

1715年和1745年发(fa)生了两次最严重(zhong)的叛乱。1715年的叛乱利用(yong)了公众积累的对成立联合王国后无所获益的不满，获得(de)了广(guang)泛支持。1745年的叛乱最初对英国造成了较大的威胁，小王位觊觎者(zhe)“英俊王子”查理的军队向南最远打到英格兰的德比，距离伦敦120英里。詹姆士党人一开始的军事胜利没有得(de)到苏格兰人民(min)的普遍支持，很快形势就反转了。在克劳顿战役（1746）击溃叛军之(zhi)后，当局有意采取措施破(po)坏苏格兰高地的政(zheng)治独立。

斯密身处英格兰，远离这片纷(fen)乱，在克劳顿战役后才(cai)回到柯科迪。毫无疑问(wen)，他是(shi)忠于汉诺威政(zheng)权的。在《国富论》中，他主要以苏格兰高地为例，说明不发(fa)达经济体(ti)和老套法律体(ti)系的情况。他明确地提到洛希尔的卡梅伦，说他没有法律授权却可以“对他的人民(min)进行刑(xing)事管辖”（《国富论》第416页）。这不是(shi)说他这个人恶毒或喜怒(nu)无常，而是(shi)说由于经济和基(ji)础设施未得(de)到改良，因而没有统(tong)一和有效(xiao)的法律体(ti)系。

联合背后的动因之(zhi)一是(shi)，苏格兰需要获准自由进入英格兰市场。意识到他们的经济比英格兰落后，苏格兰的主要机构(gou)及其(qi)成员开始寻求现代化，或者(zhe)说推进“改良”。最终，到18世纪中叶的时候，联合带来了经济效(xiao)益，苏格兰迅速发(fa)生变化。这些变化中最引人注目的是(shi)格拉斯哥的发(fa)展。在斯密的学(xue)生时代，格拉斯哥的人口约1.7万，到斯密去(qu)世时增长到8万人。除农业(ye)外，纺(fang)织品尤其(qi)是(shi)亚麻布(bu)生产是(shi)苏格兰的主要工(gong)业(ye)。烟草贸易大幅(fu)增长，对格拉斯哥的发(fa)展起了至关重(zhong)要的作用(yong)，这使之(zhi)取代布(bu)里斯托尔成为主要港口。斯密认识一批格拉斯哥的“烟草大王”。他是(shi)格拉斯哥文(wen)学(xue)协(xie)会的会员，该协(xie)会主席安德鲁·科克伦就是(shi)一位“烟草大王”。至今(jin)，格拉斯哥的街道名称中还能找到他们的遗迹，比如格拉斯福德、英格拉姆，还有科克伦。

直到那个世纪的后二(er)十五年，煤炭采掘和炼铁等(deng)“重(zhong)”工(gong)业(ye)才(cai)开始飞速发(fa)展。《国富论》中所提出的经济原(yuan)理不是(shi)对应这些产业(ye)的。斯密围绕制钉等(deng)小型手工(gong)作坊阐(chan)释其(qi)原(yuan)理。城(cheng)镇化和纺(fang)织品生产的确需要实体(ti)基(ji)础设施和金融(rong)基(ji)础设施的支撑。交通依靠马（斯密就是(shi)骑马去(qu)牛津的）和船。尽管在爱(ai)丁堡(bao)和伦敦之(zhi)间有服务相当高效(xiao)的长途马车，但横贯全国的旅程仍是(shi)十分艰辛的。从柯科迪到爱(ai)丁堡(bao)最便捷的途径是(shi)乘船穿越福斯湾，而不是(shi)经由陆路和摆渡。

大规模运输必须通过(guo)船运，从格拉斯哥到爱(ai)丁堡(bao)（相距约45英里）意味着(zhe)要经历一段(duan)漫长而危险的海上航程。为此实施了一项“改进”计划，修(xiu)建一条连接东部福斯河各河口和西部克莱德湾的运河航道。该计划开始于1768年，至1790年完成。这是(shi)一项了不起的工(gong)程成就。迄今(jin)仍在使用(yong)的格拉斯哥附近开尔文(wen)河上的高架桥，被誉为“世界上该类(lei)工(gong)程中最了不起的杰作之(zhi)一”。当然，这些工(gong)程建设需要大量资金。许多银行伴(ban)随着(zhe)这项投资需求而生。1772年艾尔银行倒闭，使福斯—克莱德运河的股东面临信心丧失的问(wen)题。斯密对这些事件有清晰(xi)的认识，在《国富论》中可以看到他对投机商（“项目计划人”）、银行业(ye)和金融(rong)监管的看法。

《猜火车2》（2017）剧照。

官方认可的苏格兰教会政(zheng)权形式是(shi)长老会，属于严格的加尔文(wen)教派，英联邦原(yuan)封不动地保留了这个形式。强制信奉正教的历史由来已久。例如，1696年有一名19岁的学(xue)生托马斯·艾肯(ken)黑(hei)德被判亵渎上帝。然而，改变已无处不在（至少在精英阶层是(shi)如此）。苏格兰不设独立议会强化了苏格兰长老会的作用(yong)，长老会的大会近似(si)于国家(jia)级的辩(bian)论论坛。这一作用(yong)使其(qi)成为政(zheng)治焦点，并最终促(cu)使苏格兰教会和苏格兰启蒙(meng)运动达成了某种互谅。威廉·罗伯逊本人就是(shi)生动的体(ti)现。他任爱(ai)丁堡(bao)大学(xue)校长逾三十年，也是(shi)教会派系现代化改革的领袖人物，被称为“温和派”。通过(guo)斗智斗勇，这群志趣相投的“现代化者(zhe)”致力于“改良”，设法成了大会里的多数“派”。这令温和派能够控制教会选任的牧师们赞同改良和“启蒙(meng)”。斯密与改良派的领袖们交好(hao)，这个圈子里有各色人物，其(qi)中包括被认为是(shi)“异教徒”的大卫·休谟。

除了休谟这个特例以及凯姆斯等(deng)上议院法官，其(qi)他苏格兰启蒙(meng)运动的思(si)想家(jia)都像斯密一样是(shi)大学(xue)教授。以苏格兰的国土和人口规模而论，这里出现了五所大学(xue)—圣(sheng)安德鲁斯学(xue)院、阿伯丁的国王学(xue)院和马修(xiu)学(xue)院、爱(ai)丁堡(bao)大学(xue)以及格拉斯哥大学(xue)—确实令人震(zhen)撼。这些大学(xue)的传统(tong)使命是(shi)培养(yang)牧师，这个使命延续了一整个世纪，但到彼时，情况发(fa)生了变化。

教学(xue)体(ti)系被重(zhong)新设计，授课不再用(yong)拉丁文(wen)（哈奇森是(shi)先驱者(zhe)）。法律教授职位得(de)以设立，爱(ai)丁堡(bao)大学(xue)（1740）和格拉斯哥大学(xue)（1760）正式成立了医学(xue)院（尽管形式上是(shi)一门(men)课程，但医学(xue)教育(yu)那时已岌岌可危）。这种“强调职业(ye)教育(yu)的主张”，是(shi)适应社会需求变化的表现。法律、医学(xue)学(xue)科发(fa)展的同时，化学(xue)和植物学(xue)等(deng)对促(cu)进农业(ye)发(fa)展（如化肥）和“工(gong)业(ye)”发(fa)展（如亚麻染料）有明显作用(yong)的学(xue)科也在扩张。但这些大学(xue)对智识教育(yu)也持开放态度(du)。课程体(ti)系变了，尤其(qi)引人注目的是(shi)接受并宣扬艾萨克·牛顿学(xue)说的速度(du)。

苏格兰是(shi)个小社会，其(qi)主要的法律、教会和学(xue)术机构(gou)组成了一张网。这些机构(gou)的理事会里全是(shi)知识精英。有了主要机构(gou)里这种精英的参与，苏格兰启蒙(meng)运动成为“建构(gou)”现代社会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种参与进一步表现为俱(ju)乐部和辩(bian)论会的规模激增，它们为大学(xue)、法律界、教会、“进步”贵族和商人（特别是(shi)在格拉斯哥）搭建了思(si)想汇集平台。例如，“精英”协(xie)会（更(geng)正式、含义更(geng)清晰(xi)的名称是(shi)“爱(ai)丁堡(bao)艺术、科学(xue)、制造业(ye)和农业(ye)促(cu)进协(xie)会”）的成员包括斯密、休谟、凯姆斯和罗伯逊。尽管有天性腼腆(tian)的名声在外，但斯密是(shi)几个协(xie)会里的活跃分子，其(qi)中有兼收“市民(min)和大学(xue)师生”的格拉斯哥文(wen)学(xue)俱(ju)乐部，还有兼具欢乐与智慧的爱(ai)丁堡(bao)牡蛎俱(ju)乐部。他是(shi)爱(ai)丁堡(bao)皇(huang)家(jia)学(xue)会（1783）的创(chuang)始会员之(zhi)一。

一些俱(ju)乐部会关注“礼貌(mao)”。这反映了新兴的城(cheng)市文(wen)化，因此“文(wen)雅”（以及相关的“文(wen)明”）成为性格和行为被正面评价的特征。这些是(shi)《道德情操论》的主要论题。

启蒙(meng)运动：苏格兰及其(qi)他地区

毫无疑问(wen)，斯密是(shi)被彼得(de)·盖伊称为“启蒙(meng)运动之(zhi)家(jia)”里的一员。启蒙(meng)运动是(shi)一场自我(wo)意识觉醒的运动。参与者(zhe)自然是(shi)受过(guo)良好(hao)教育(yu)的社会阶层成员，在苏格兰就是(shi)那些文(wen)人学(xue)者(zhe)。在苏格兰，他们是(shi)专业(ye)人士，特别是(shi)律师、医生、大学(xue)教授，在欧洲其(qi)他地方亦如此，只有法国是(shi)个例外。

启蒙(meng)运动没有局限(xian)在某个区域，其(qi)成员遍布(bu)欧洲和北美洲。文(wen)人学(xue)者(zhe)们真心实意地参与这场国际对话，认为自己参加的是(shi)同一场辩(bian)论。这种对话有一种方式是(shi)直接交锋。例如，斯密1755年为短(duan)命的《爱(ai)丁堡(bao)评论》写了关于《论人类(lei)不平等(deng)的起源和基(ji)础》的评论，与让—雅克·卢(lu)梭进行了对话。对话的第二(er)种形式是(shi)广(guang)泛传播相关著作和译作。《国富论》和《道德情操论》两本书被快速译成多国文(wen)字，加速了其(qi)传播。例如，意大利人通常通过(guo)法语版了解到《国富论》。斯密代表其(qi)大学(xue)购买了丹(dan)尼斯·狄德罗的《百科全书》前七卷（始于1755年），很好(hao)地诠释了当时那种知识共享传播的氛围。所有苏格兰人都受到夏尔·塞孔达·孟德斯鸠男(nan)爵思(si)想的影响，尽管斯密（通常）在其(qi)公布(bu)的参考书目里鲜(xian)有提及孟德斯鸠，但从他的授课笔记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他很熟悉孟德斯鸠的著作。

《诺丁山》（1999）剧照。

他们自己所作的“光”的比喻，形象地说明了这些自我(wo)意识强烈(lie)的知识分子关注的核心是(shi)什么。光意味着(zhe)之(zhi)前的时代是(shi)相对愚昧的。用(yong)不那么隐晦的语言来解释，这种光明与黑(hei)暗的对照，就是(shi)知识和理性的一面与无知、偏见(jian)、迷信的另一面的对照。奴役、折磨(mo)、巫术、宗(zong)教迫害等(deng)类(lei)似(si)的东西，如同黑(hei)夜的产物和遗骸，是(shi)应当被反对的。

斯密的著作表明他同意这个观点。尽管作为作家(jia)他不喜欢表达愤怒(nu)，但他清楚奴隶制是(shi)罪恶的，毫不含糊地谴(qian)责杀婴行为，并猛(meng)烈(lie)地抨击司法不公。对于最后一种情形，他有切身经历。在图卢(lu)兹时，一名加尔文(wen)教徒吉恩(en)·卡拉斯被错控谋杀了自己的儿子并被处以死刑(xing)（斯密在《道德情操论》的最后一版中补(bu)充了有关这一事件的内容）。

科学(xue)闪耀的光芒是(shi)驱散黑(hei)暗的关键。艾萨克·牛顿是(shi)那片苍穹中最耀眼的星。牛顿是(shi)启蒙(meng)运动的英雄人物。简要概述他的成就，就是(shi)从行星运行轨迹到苹果自树上落下等(deng)一系列(lie)自然现象中归结出的几条简单原(yuan)理（运动定律和万有引力定律）。关键是(shi)，这些定律被证明是(shi)正确的。牛顿的计算认为地球更(geng)像一个芜菁（两极部分更(geng)为扁(bian)平）而不是(shi)柠檬（两极更(geng)长），这与法国数学(xue)家(jia)、哲学(xue)家(jia)勒内·笛(di)卡尔的理论体(ti)系正相反，而去(qu)拉普兰和赤道地区的科考团证实了牛顿的这个观点。彰显牛顿身份(fen)地位的一个标志是(shi)，称某人的工(gong)作堪比牛顿是(shi)对该项工(gong)作的最高评价。例如，约翰·米勒在《历史评论》（1787）中称斯密是(shi)“政(zheng)治经济学(xue)领域的牛顿”，因为他揭示了商业(ye)原(yuan)理。斯密同样具有启蒙(meng)运动式的热(re)忱，他广(guang)博的天文(wen)学(xue)知识即是(shi)力证。

苏格兰人信仰进步。这种信仰要求对经年累月的社会变革作记述，苏格兰启蒙(meng)运动的大部分作品践(jian)行了这一使命。斯密的大学(xue)演讲报告具有这样鲜(xian)明的特征，而这也是(shi)《国富论》的一个重(zhong)要主题。苏格兰人对进步的定义相对谨慎。他们认为光芒已经普照，而在此进程中知识增长确为关键因素。然而，他们不像法国或英格兰的同时代人那样有信心，认为进步总是(shi)自然和必然的，且在所有方面都是(shi)一种改进。苏格兰人如此谨慎的一个重(zhong)要原(yuan)因是(shi)，他们看重(zhong)社会习俗的作用(yong)，习俗对明显或快速的革新是(shi)抵制的。本着(zhe)这个看法，斯密强调社会应徐徐图变，认为变化本身往往是(shi)非故意的结果。这些重(zhong)要观点贯穿于他全部著作之(zhi)中。

本文(wen)选自《亚当·斯密》，已获得(de)出版社授权刊发(fa)。小标题为编(bian)者(zhe)所加，非原(yuan)文(wen)所有。

原(yuan)文(wen)作者(zhe)/ [英国]克里斯托弗·J.贝里

摘编(bian)/何也

编(bian)辑/张进

导语校对/赵(zhao)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