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出(chu)生于美国(guo)的(de)朱迪斯·巴特(te)勒是当代最著名的(de)后现代主义思想家之一，专注于女性主义批评、性别研究、当代政治哲学和伦理学等(deng)领域(yu)，被视为酷儿运动的(de)理论先驱。在《消解性别》中(zhong)，巴特(te)勒第一次将目光(guang)放在普通人(ren)和他们的(de)生活上(shang)，批判男女二元的(de)性别框架，反驳各种形式的(de)性别本质论。

在巴特(te)勒看来，性别规范有着两面性。一方面，如果没有一定的(de)规矩，人(ren)们就无法相互理解和承认，但另一方面，让日子过不下去的(de)正是这些(xie)规矩，因此唯一可行的(de)做(zuo)法是让性别这个概念保持开放性和不可知性。书中(zhong)写道(dao)：“为了要生活，要好好生活，为了能够知晓朝哪个方向前进(jin)才会改变我(wo)们的(de)社会世界(jie)，我(wo)们需(xu)要规范；但是，我(wo)们也会受困于规范，有时规范会对我(wo)们施加暴力，而(er)为了社会公正，我(wo)们必须反对它们。”正如巴特(te)勒所说：“批评的(de)意义在于对束缚生活的(de)规矩提出(chu)质疑，好让生活方式具有更多的(de)可能性。”

《消解性别》

在日常(chang)生活中(zhong)，“男性特(te)质”“女性特(te)质”都是常(chang)见的(de)话术，但它们并不是一种固定标准。你口中(zhong)的(de)定义和七大姑八大姨很(hen)可能不同，甚至完全相反，而(er)在网络上(shang)，这样的(de)碰撞更是常(chang)见。也就是说，这些(xie)话术总会随着社会和文化的(de)变化而(er)变，即(ji)使是某些(xie)看似“约定俗成”的(de)概念，也处于漫长的(de)被制造(zao)过程中(zhong)。

在这种情况下，“性别”的(de)社会规范和一个完整(zheng)的(de)正常(chang)人(ren)之间，难免存在矛盾和束缚，甚至会衍生为政治问(wen)题。同性婚姻就是如此，正如书中(zhong)所言：“政治是由(you)可理解的(de)话语(yu)构成的(de)，它要求我(wo)们采取某个立场(chang)，不论这个立场(chang)是赞同还是反对同性恋婚姻；但是，作为人(ren)和严肃的(de)规范性政治哲学及实践(jian)的(de)一部(bu)分的(de)批判性思考(kao)则要求我(wo)们探问(wen)，这到底为什么以及如何成为了一个问(wen)题——一个决定什么会、什么不会在这里成为有意义的(de)政治问(wen)题。在现有条件下，为什么‘成为政治’的(de)前景恰恰依赖(lai)于我(wo)们在话语(yu)性地构成的(de)二元结(jie)构中(zhong)操作（而(er)不是探问(wen)）的(de)能力，而(er)且努力地不去知晓性领域(yu)就是被迫受制于对这些(xie)条件的(de)接受呢？”

巴特(te)勒继而(er)将这一观点扩大到广义层面。她认为，如果将“理解”视为主流社会规范下的(de)结(jie)果，那么“一定程度上(shang)的(de)不被理解，并不是一件坏事”。

至于应对之道(dao)，书名的(de)“消解性别”就是巴特(te)勒认为的(de)正解。她认为，“为了成全自己，我(wo)们就必须先消解自己：我(wo)们必须成为‘存在’的(de)更大的(de)社会结(jie)构的(de)一部(bu)分，以创造(zao)出(chu)我(wo)们自己。”当然，这一点也存在悖论，“当性别规范开始在不同层次麻痹性别的(de)能动性时，这个悖论就会加剧。”

“消解性别”被巴特(te)勒视为女性主义的(de)重要基(ji)础。她的(de)“酷儿理论”来自于李银河的(de)翻译，英文即(ji)Queer，原意为怪异的(de)、怪癖的(de)。在她看来，没有任何性取向来自某种固定的(de)身(shen)份，而(er)是仿佛演员一般、不断变化的(de)“协(xie)同表演”。基(ji)于这一理论，巴特(te)勒认为性少数群体在社会中(zhong)的(de)孤立是“异性规范化”的(de)后果，社会性别亦非天生生理身(shen)份的(de)表现，而(er)是人(ren)为规范化而(er)成。

被规范的(de)从来不仅仅是少数群体

虽然巴特(te)勒在《消解性别》中(zhong)着重于性少数群体，但若以为她笔下的(de)“规范”仅仅针对少数人(ren)，那就低(di)估了这本书的(de)意义。

人(ren)类社会的(de)“规范”，固然制造(zao)了基(ji)本秩序(xu)和伦理，但反过来也是对人(ren)类的(de)限制。对于女性而(er)言，规训更是无处不在。

在现代文明社会，多数正常(chang)人(ren)会接受与包容(rong)各种少数群体，并不将之视为“异类”。虽然狭隘的(de)人(ren)与观念依然存在，但在人(ren)类历(li)史上(shang)，这已经是特(te)立独行者所面对的(de)最好时代。

人(ren)类走到这一天着实不易，每一步都值得(de)珍惜。仅仅在爱情层面，当人(ren)们习惯自由(you)恋爱时，不要忘记就在一百多年前的(de)中(zhong)国(guo)，盲婚哑嫁(jia)仍是主流，抗(kang)议不但无效，还会被指斥为忤逆不孝，挣(zheng)脱(tuo)家庭枷锁的(de)年轻(qing)人(ren)面对的(de)是千夫(fu)所指。

相比(bi)男性，女性选择离经叛道(dao)，前路会更加崎(qi)岖。哪怕到了17世纪，西方女性地位仍然极低(di)，生活完全依附于男性，生活品质取决于丈夫(fu)的(de)地位。要想衣食无忧，只有两条路径：或者生来是贵族，或者嫁(jia)给贵族。当有女性选择离开家庭、工场(chang)和教堂，离经叛道(dao)的(de)她们面临的(de)命运极为艰难。

娜塔(ta)莉·泽蒙·戴维斯在《边缘女人(ren)：十七世纪的(de)三则人(ren)生故事》中(zhong)就以三位女性为引线，借(jie)助(zhu)各种档案、回忆录、自传(chuan)、账本和画作等(deng)，剖析了那个时代的(de)女性生活。

书中(zhong)的(de)三位女性各有际遇(yu)。格莉克(ke)尔·莱布长于经商，写下七卷本自传(chuan)，玛丽·居雅投身(shen)教育(yu)和慈善，玛利(li)亚(ya)·梅(mei)里安是艺术家和博物学家。她们都是普通女子，但又并不普通。她们既不是贵族，也不是谁的(de)缪斯，她们从未淹没在母亲的(de)身(shen)份中(zhong)，也从未作为妻子而(er)被抹杀。

《边缘女人(ren)：十七世纪的(de)三则人(ren)生故事》

玛利(li)亚(ya)·梅(mei)里安精通水彩画和油画，还细心观察毛虫、蝇、蜘蛛及其他类似生物的(de)习性。1692年，她因其离经叛道(dao)之举引发关(guan)注，“她抛下丈夫(fu)，前往(wang)魏沃特(te)市的(de)拉巴迪团体中(zhong)找寻平静。”这只是人(ren)生转(zhuan)向的(de)开始，“她将满载着标本从美洲航(hang)行归来，将出(chu)版她的(de)伟大作品《苏里南昆虫变态》，将进(jin)一步充实她的(de)《欧洲昆虫》，将成为阿姆斯特(te)丹的(de)植物学家、科学家和收藏家圈子里举足轻(qing)重的(de)人(ren)物，直到1717年去世。”

格莉克(ke)尔·莱布的(de)人(ren)生更难挣(zheng)脱(tuo)，她12岁订婚，14岁结(jie)婚，30年间生了14个孩子，之后成了寡妇。虽然孤儿寡母，但她却也因为这意外挣(zheng)脱(tuo)牢(lao)笼，利(li)用手中(zhong)家业(ye)，做(zuo)生意、放贷，成为那个时代的(de)强(qiang)悍女商人(ren)。更可贵的(de)是，她在自传(chuan)中(zhong)讲述了许多故事，以此教育(yu)自己的(de)孩子。在17世纪，她的(de)教育(yu)已经极为超前，努力呼(hu)唤孩子的(de)独立性，将之置于父母权威之上(shang)。

至于玛丽·居雅，她的(de)内心折(she)磨与宗教有很(hen)大关(guan)系。从全书脉络来看，宗教影(ying)响着三位女性的(de)选择，但并非决定性选择。她们分别是犹太教徒(tu)、天主教徒(tu)和新(xin)教徒(tu)，走上(shang)了同一条追求自我(wo)之路，并最终实现了自我(wo)价值，而(er)且微微撼动了那个男性世界(jie)。

正是这三位在时人(ren)眼中(zhong)离经叛道(dao)的(de)女性，用自己的(de)努力告诉世界(jie)：不管生在什么时代，被如何打(da)压，遭遇(yu)多少不堪(kan)，“自我(wo)”仍然是作为“人(ren)”的(de)最高追求。

但这样的(de)人(ren)终究是少数，在电(dian)影(ying)《西西里的(de)美丽传(chuan)说》中(zhong)，莫妮卡·贝鲁奇以绝(jue)世风姿(zi)成就了影(ying)史上(shang)的(de)经典形象。但也正是因为这份动人(ren)心魄(po)的(de)美，才让影(ying)片尾声(sheng)的(de)摧(cui)毁美更加触目惊心。一个女性在战争期间的(de)求生，在战后成了罪过，人(ren)们通过道(dao)德谴责弱女子，掩饰自己曾经的(de)懦弱与不堪(kan)。

类似的(de)事情在一战同样曾经发生。《女性史：20世纪卷》中(zhong)写道(dao)：“成为妓女还是母亲？对于女性而(er)言，性选择向来都介于两个极端对立的(de)选项之间……在欧洲，对性的(de)双(shuang)重标准却带上(shang)了爱国(guo)主义的(de)色彩……不忠的(de)妻子被贴上(shang)了不爱国(guo)的(de)标签，尤其是那些(xie)与战俘发生关(guan)系的(de)人(ren)。她们在德国(guo)媒体上(shang)受到嘲弄，并被处以罚款和监禁。在法国(guo)，法庭对通奸的(de)妇女实行严厉的(de)判决，对杀害了不忠妻子的(de)士兵却宽大处理。”

与此同时，女性养活自己并不容(rong)易。书中(zhong)写道(dao)：“并不是每个人(ren)都能得(de)到高昂的(de)战时工资，而(er)在报酬较低(di)的(de)岗位工作的(de)女性为其他行业(ye)较高的(de)工资付出(chu)了代价。传(chuan)统(tong)女性职业(ye)仍然收入(ru)微薄(bao)，尤其是那些(xie)在家做(zuo)工的(de)女性。因为人(ren)们很(hen)难在这种情况下执行最低(di)工资法。”

从一战到二战，人(ren)们实际上(shang)都在面对同一个问(wen)题：“男人(ren)在外面丢的(de)面子，回到家庭之后是要找回来的(de)。面对战争也同样如此，在外受到创伤的(de)男人(ren)，战后需(xu)要回到家庭重温其优越感。”

即(ji)使没有战争，在整(zheng)个人(ren)类社会，这种现象至今仍然存在。不少在外面打(da)拼(pin)的(de)男性，面对领导时唯唯诺(nuo)诺(nuo)，面对办公室复杂(za)人(ren)际关(guan)系时忍气(qi)吞声(sheng)，家才是唯一的(de)宣泄渠道(dao)。因此，一战结(jie)束后，复员军(jun)人(ren)的(de)家庭暴力事件多到触目惊心。

所幸的(de)是，这并不是20世纪的(de)全部(bu)。在人(ren)类历(li)史上(shang)，20世纪是一个“女性”身(shen)份彻底被重构和确立的(de)时代。女性从静默的(de)他者和被注视的(de)客体，慢慢在大众(zhong)媒体的(de)影(ying)响下开始融合汇(hui)聚，并在20世纪中(zhong)后期到达了一个文化认同的(de)高潮。在媒介传(chuan)播的(de)影(ying)响下，女性不再是世界(jie)一隅的(de)孤立个体，而(er)成为一个有着相似意识形态的(de)集体。她们享有共同的(de)审(shen)美爱好和世界(jie)观、价值观，具有更为趋同的(de)女性特(te)质，女性事实上(shang)由(you)复数逐渐向单数收缩。

在这个过程中(zhong)，女性反抗(kang)着父权制的(de)枷锁，但在资本主义和商业(ye)媒介的(de)合谋之下，她们也越来越陷入(ru)了另一种单一身(shen)份的(de)陷阱。

法国(guo)史学家、年鉴学派第三代的(de)代表人(ren)物乔治·杜比(bi)，主编(bian)了巨著《女性史》，“20世纪卷”是其第五卷。

《女性史》

书中(zhong)写道(dao)：“了解那些(xie)人(ren)生经历(li)跨越了20世纪的(de)女性，你将被她们的(de)不幸和伟大所震撼。她们受到战争、革命和独裁统(tong)治的(de)打(da)击，也见证了两性关(guan)系的(de)巨变。我(wo)们现在是否已经到达了女性史的(de)‘终点’，到达了多年来稳定的(de)、不可避免的(de)解放进(jin)程的(de)顶点？并非如此。如果诞(dan)生自第一次世界(jie)大战和俄国(guo)革命旋涡之中(zhong)的(de)20世纪地缘政治现在已经告一段落了，东方集团瓦解后自由(you)主义的(de)胜(sheng)利(li)所带来的(de)‘历(li)史的(de)终结(jie)’的(de)概念，也未能幸免于欧洲及其他地区一系列事件的(de)冲(chong)击。‘历(li)史的(de)终结(jie)’对女性而(er)言到底意味着什么呢？是男性主导社会的(de)末路和新(xin)社会黎明的(de)到来？是一个性别分化几(ji)近消失的(de)新(xin)时代？还是一个男性和女性既可以保持自己的(de)独特(te)身(shen)份又享有平等(deng)权利(li)和机会的(de)世界(jie)？”

这些(xie)问(wen)题显(xian)然还没有足够稳定的(de)答案，但变化显(xian)而(er)易见。20世纪女性拥有和过往(wang)女性不一样的(de)人(ren)生，取得(de)的(de)成就也是事实，包括投票权、生育(yu)风险的(de)大幅降(jiang)低(di)、避孕措施和职场(chang)上(shang)的(de)新(xin)机会等(deng)。

可这些(xie)“成就”同样是一种社会构建，在构建的(de)过程中(zhong)，有赞同和推(tui)动者，也有反对者，同时，没有任何成就是一劳永逸的(de)。对女性进(jin)步运动的(de)刻板(ban)认知，很(hen)容(rong)易让人(ren)忽视仍然存在的(de)不公。审(shen)美层面的(de)“规范”，也通过纤瘦的(de)电(dian)影(ying)明星、模特(te)和选美表现出(chu)来。

这导致(zhi)“新(xin)女性”形象被固化：“她是一位专业(ye)的(de)家庭主妇，既是家中(zhong)的(de)女王，又是精明的(de)消费者。广告在贩(fan)卖商品的(de)同时也贩(fan)卖图像(xiang)。新(xin)女性看上(shang)去可能比(bi)以往(wang)的(de)女性更加光(guang)鲜亮(liang)丽，但她们本质上(shang)并没有太大的(de)改变，因为广告同时也将女性自己变成了性对象和令人(ren)渴望的(de)商品。”

被固化的(de)女性，被“规范”的(de)人(ren)生

对女性的(de)固化，在婚姻层面呈现最为明显(xian)。上(shang)野千鹤子的(de)《父权制与资本主义》一书中(zhong)就写道(dao)：“婚姻市场(chang)对女性的(de)局限性极强(qiang)，比(bi)如说女性不能有过多的(de)异性朋(peng)友，不能有过于频繁的(de)社交活动，不能主动去追求性。一个主动的(de)女生意味着她是婚姻市场(chang)外的(de)‘社会女性’，不配作为结(jie)婚考(kao)虑(lu)对象，是被玩(wan)弄宣泄的(de)对象。而(er)一个男性在步入(ru)婚姻前与这样的(de)‘社会女性’游戏，而(er)到谈(tan)论婚姻时要求婚配的(de)女性是白纸一张(zhang)。这种风气(qi)往(wang)越小越偏远的(de)地区越严重。”

上(shang)野千鹤子还曾写道(dao)：“对子宫的(de)统(tong)治本来就是围绕出(chu)生婴儿的(de)归属之争，这正是父权制的(de)核心问(wen)题。”

如果探究问(wen)题的(de)根本，那么上(shang)野千鹤子的(de)另一个发问(wen)或许更为关(guan)键：“原本革命应当是不分性别的(de)自由(you)公民的(de)解放，为何结(jie)果只是男性的(de)解放，女性解放则被搁置了？”直至今日，它仍然没有答案。

在上(shang)野千鹤子看来，性别是太过明显(xian)的(de)阶级对立，以至于容(rong)易被忽略。在日常(chang)生活中(zhong)，这种被忽略甚至被“自然化”的(de)对立无处不在。比(bi)如对性的(de)看法就是如此，维多利(li)亚(ya)时代的(de)性伦理要求女性不能看也不能触碰自己的(de)性器官，在这一要求之下，明明是自己的(de)身(shen)体，对女性而(er)言却是最为疏远的(de)陌生之物。这样的(de)伦理要求，直到今天仍有巨大市场(chang)，许多女性仍误以为对性的(de)无知是“可爱”的(de)表现，甚至谈(tan)“性”色变。

其实这一切的(de)本质是经济问(wen)题，《父权制与资本主义》如同一把手术刀，所剖开的(de)是近现代社会的(de)性别经济结(jie)构。

成书时的(de)1990年，正是日本泡沫经济破灭，开启“失去的(de)三十年”之时，普通家庭无法承受高昂的(de)市场(chang)化外包服务，因此出(chu)现了越来越多的(de)全职妈妈。

全职妈妈带来了一个新(xin)的(de)问(wen)题：她们在家操持家务，却没有相应收入(ru)，许多男性回到家，往(wang)往(wang)还会来一句(ju)“你呆在家里什么也没干”。

这恰恰反映了父权制的(de)经济基(ji)础，也就是男性对女性劳动力的(de)统(tong)治。这种统(tong)治的(de)根本问(wen)题在于生产费用的(de)不平等(deng)，比(bi)如男性在外工作养家，当然很(hen)辛苦，但如果将女性在家操持家务所耗费的(de)时间与精力，对应为市场(chang)化费用（可以想想市场(chang)上(shang)月嫂(sao)和保姆的(de)收入(ru)标准，还有教师的(de)收入(ru)标准），很(hen)多男性的(de)收入(ru)甚至无法承担这笔费用。与此同时，女性的(de)牺牲(sheng)也非常(chang)大，她们或者告别职场(chang)，很(hen)难重返(fan)，或者要牺牲(sheng)事业(ye)，升(sheng)职比(bi)男性更困难。

很(hen)多人(ren)或许会认为，这种比(bi)较并不合理，因为古代女性根本不出(chu)去工作，“男主外女主内”是传(chuan)统(tong)，如今的(de)全职妈妈，或者职场(chang)女性的(de)家庭付出(chu)，不过是对传(chuan)统(tong)的(de)继承，并不是一种新(xin)的(de)剥夺。这个说法当然是荒谬的(de)，因为近代资本主义崛起的(de)依托，就是机器化生产、市民社会和教育(yu)普及，它必然使女性能够接受教育(yu)、参与社会事务并参与社会生产，也必然会打(da)破“男主外女主内”的(de)所谓传(chuan)统(tong)。但与此同时，父权制的(de)存在，使得(de)男性多少成为获益者，往(wang)往(wang)可以享受女性“内外兼顾”所产生的(de)剩余价值。

现代社会继承了传(chuan)统(tong)社会的(de)一种观念，即(ji)刻意强(qiang)调女性的(de)爱与母性。这种将女性推(tui)上(shang)神坛的(de)价值观，几(ji)乎已经成为教科书一般的(de)真理。但正如上(shang)野千鹤子所说，这实际上(shang)是“长久以来榨取女性劳动的(de)意识形态机制”。既然爱是“无条件付出(chu)”，母性是“隐忍和牺牲(sheng)”，那么就可以等(deng)同于无价值劳动。它们看似对女性的(de)赞美，实际上(shang)遮蔽了女性被剥削、被压迫的(de)地位。

即(ji)使无数人(ren)曾提出(chu)女性的(de)“自主权”，但正如《消解性别》中(zhong)所言：“任何一个自主权的(de)概念都有着局限。自主权实际上(shang)是在社会条件制约下生活在这个世界(jie)上(shang)的(de)方式。那些(xie)社会工具可以赋权，但也具有约束力，而(er)在很(hen)多情况下，这两种功能同时发挥着作用。”

不管是否认同巴特(te)勒在《消解性别》中(zhong)提及的(de)“规范”，都不能回避这样的(de)事实：“规范就是那种决定了‘可理解的(de)’生活、‘真正的(de)’男人(ren)和‘真正的(de)’女人(ren)的(de)东西。如果我(wo)们违(wei)背这些(xie)规范，就很(hen)难说我(wo)们是否还能生活下去、是否还应该生活下去，我(wo)们的(de)生活乃至生命是否还有价值、是否能变得(de)有价值，我(wo)们的(de)性别是否是真实的(de)、是否能被看作是真实的(de)。”

上(shang)野千鹤子所批判的(de)父权、所揭露的(de)女性被剥削的(de)隐藏事实，都以这样的(de)“规范”而(er)呈现。具体在社会层面，它被渲染为“女人(ren)一定要结(jie)婚”“不生孩子的(de)人(ren)生就不完整(zheng)”等(deng)常(chang)见话语(yu)。无数人(ren)选择“适(shi)应”，但这并不意味着《消解性别》中(zhong)提到的(de)解决方案并不可行。事实上(shang)，开放的(de)心态和认知，永远是人(ren)类进(jin)步的(de)倚仗，在性别问(wen)题上(shang)同样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