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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dang)的二十届三中全(quan)会要求，加(jia)强和改进(jin)未成年人权(quan)益保护，强化未成年人犯罪预(yu)防和治(zhi)理。近年来，检察(cha)机关作为法律监督机关和参与未成年人司法保护全(quan)过程的政法机关，通过用足用好公益诉讼(song)检察(cha)职能，积极维护未成年人合(he)法权(quan)益，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然而，在(zai)“全(quan)民触网”时代下，网络新业态(tai)发(fa)展(zhan)的多跨性、风险性、趋利性，给检察(cha)机关开展(zhan)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公益诉讼(song)带来了现实挑战(zhan)。
一(yi)、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公益诉讼(song)面临的“五(wu)重”困境
一(yi)是公共利益标(biao)准不明。有观(guan)点认为，基于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或国家亲权(quan)理论，只要涉及多数未成年人权(quan)益的，都属于“公益”范畴(chou)。也有观(guan)点认为，对(dui)于未成年人公益诉讼(song)所保护的公共利益之范围边界，应秉持有特定(ding)主体的法律观(guan)，聚焦不特定(ding)多数未成年人的利益。此外，检察(cha)机关提起公益诉讼(song)多以造成实际(ji)损害结果为前提，而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公益诉讼(song)涉及个人信息保护、网络安全(quan)等新领域，为最大化保护未成年人利益，是否可以探索将网络侵害未成年人的潜在(zai)危(wei)险纳入公益诉讼(song)范畴(chou)，前移预(yu)防端口，值得探讨(tao)。
二是因果关系认定(ding)较难。一(yi)些(xie)网络运营平台对(dui)不良信息筛(shai)查管理措施不力(li)，部分网络产品和网络服务提供(gong)者故意规避法律相(xiang)关规定(ding)，在(zai)未设置时间、权(quan)限、消费等管理功能的情况下，提供(gong)诱导未成年人沉迷的产品和服务等，此种生产端口和不良信息流入的无秩序状态(tai)容易造成未成年人网络权(quan)益遭受(shou)侵害，要在(zai)混同情形下溯源公共利益受(shou)损的直接原因难度较大。
三是调查核实难度大。网络公益诉讼(song)调查对(dui)象主要包括网络数据、即时信息、电子设备等，具有多样、即时、海量的特点，通常(chang)情况下跨平台、跨地域，甚至跨国境。而当前检察(cha)机关办理网络公益诉讼(song)案件的调查核实手段有限，除在(zai)证据可能灭失或者以后难以取得的情况下可以申请证据保全(quan)外，缺乏查封、扣押等强制性措施，容易造成证据变更、转移、损毁、灭失。
四是监管职责边界模糊。互联网案件普(pu)遍具有跨地域性，企(qi)业注册地、主要营业地、服务覆盖地以及侵权(quan)行为地、侵害结果地各自分离，检察(cha)机关开展(zhan)公益诉讼(song)常(chang)受(shou)行政监管属地原则限制，且涉及网信、公安、文旅、教育、出版、卫生健康、市场(chang)监督管理等多部门，范围广、领域多，各部门间的职责界限有待进(jin)一(yi)步厘清。
五(wu)是侵权(quan)损害惩戒不足。因网络公益诉讼(song)涉及未成年人人数众(zhong)多，同一(yi)侵权(quan)行为可能造成不同损害结果。比如，向未成年人提供(gong)含有暴力(li)、血(xue)腥、色情等不良信息的网络产品，可能造成未成年人心理偏差、行为模仿等，对(dui)心理受(shou)损严重的未成年人需(xu)要及时给予心理修复和行为矫治(zhi)，目前针对(dui)上述(shu)问题尚缺乏统一(yi)认定(ding)标(biao)准，难以确定(ding)具体损失情况。实践中，检察(cha)机关提起公益诉讼(song)的请求主要集中在(zai)停止侵害、排除妨害、消除危(wei)险、恢复名誉、赔礼道歉等方面，这些(xie)对(dui)网络侵权(quan)责任主体的惩戒性明显不足。
二、提升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公益诉讼(song)案件办理质效的建议
一(yi)是采用“二分法”准确界定(ding)未成年人网络公共利益受(shou)损范围。对(dui)于未成年人网络权(quan)益的保护，不仅要重视补救已经受(shou)到损害的权(quan)益，更要关注可能受(shou)到损害的风险，防患(huan)于未然。一(yi)方面，民事公益诉讼(song)的本质仍然是民事诉讼(song)，检察(cha)机关作为公共利益代表人提起民事公益诉讼(song)，虽享有原告(gao)权(quan)利，但并未打破原被告(gao)的平等诉讼(song)地位，仍应遵循民事裁判原则。另一(yi)方面，行政公益诉讼(song)的目的是促进(jin)行政机关全(quan)面依法履(lu)职，当行政机关怠于履(lu)职、消极履(lu)职使公共利益遭受(shou)侵害或存在(zai)损害风险，为避免公共利益遭受(shou)更大的实际(ji)损害，检察(cha)机关可积极履(lu)行预(yu)防性监督之责。因此，可采取“二分法”从(cong)损害实害性、危(wei)险性两个维度，根据公益诉讼(song)案件不同类型分别予以界定(ding)，即提起民事公益诉讼(song)以未成年人公共利益受(shou)到实际(ji)损害为标(biao)准，提起行政公益诉讼(song)以未成年人公共利益陷于损害危(wei)险为标(biao)准。
二是依据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确定(ding)责任归属。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是未成年人保护的基本遵循，破解公共利益损害责任认定(ding)难题，也应当从(cong)有利于更好维护未成年人公共利益的角度出发(fa)。鉴于网络技术的专业性、复杂性，检察(cha)机关要证明未成年人公共利益受(shou)损与网络运营平台、网络产品提供(gong)者的行为之间具有直接因果关系，常(chang)常(chang)面临着“以现有技术发(fa)展(zhan)水平难以实现”的抗辩，在(zai)现有法律框架下采取举证责任倒置也于法无据，但可以探索民事公益诉讼(song)“优势证据”标(biao)准，以此降低检察(cha)机关证明难度，最大化实现保护公共利益的目的。就未成年人行政公益诉讼(song)而言(yan)，针对(dui)网络监管职能交叉、多头管理的问题，可按照“确立(li)+概括”原则，先从(cong)事项到部门、从(cong)领域到部门确定(ding)具体行政职能部门；若无法明确，再根据概括原则向上溯源，将未成年人保护职责作为判断(duan)标(biao)准，也就是说，只要法律明确了行政机关具有未成年人保护职责，即便是未规定(ding)具体保护措施，也可以将其作为公益诉讼(song)监督对(dui)象。
三是从(cong)身份定(ding)位出发(fa)赋予检察(cha)机关一(yi)定(ding)的强制性调查核实权(quan)。公益诉讼(song)中，检察(cha)机关既不能完全(quan)等同于普(pu)通原告(gao)，也不能完全(quan)脱离原告(gao)身份行使法律监督权(quan)。为充(chong)分体现“公共利益代表人”的身份属性，确保全(quan)面、客观(guan)收集公共利益受(shou)损的证据，从(cong)“法律监督者”的身份定(ding)位出发(fa)，建议在(zai)初查立(li)案阶段赋予检察(cha)机关查封、扣押等强制性调查核实权(quan)。同时，应当建立(li)调查核实惩戒机制，对(dui)责任主体应当配合(he)调查而拒不配合(he)的，应明确要求其承担(dan)相(xiang)应法律责任。如果违法主体故意隐瞒(man)、转移证据或证据损毁、灭失后，经恢复不影响违法事实认定(ding)的，可视程度对(dui)其予以批评训诫、信用降级、行政处罚等；若证据无法恢复，但损害后果持续存在(zai)的，可以降低证明标(biao)准，辅以其他证据直接认定(ding)违法主体的违法事实，确保公共利益及时止损。
四是借鉴域外经验引入网络侵权(quan)惩罚性损害赔偿。惩罚性损害赔偿具有补偿、惩罚、遏(e)制等功能，该(gai)制度在(zai)域外被普(pu)遍采用。为解决当前未成年人网络权(quan)益保护中，责任追究虚化、惩罚弱化的问题，可积极探索引入网络侵权(quan)惩罚性损害赔偿。一(yi)方面，规范惩罚性赔偿适用情形，明确侵权(quan)赔偿的标(biao)准和计算方式，将惩罚性赔偿作为检察(cha)机关提起涉网未成年人民事公益诉讼(song)的一(yi)项重要请求权(quan)，以此加(jia)大违法主体的行为成本。另一(yi)方面，建立(li)完善惩罚性损害赔偿金监管机制，通过设立(li)专门账户、确定(ding)修复方式、监管使用情况等，促进(jin)受(shou)损未成年人公共利益的恢复保护，从(cong)而实现惩罚与修复的双重目的。
（来源：检察(cha)日报，作者单位：重庆市人民检察(cha)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