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是一部有(you)意创作的对话体著作，记(ji)述孟子与(yu)其弟子及同时代人的论学、治国之语，是儒家(jia)学派的代表(biao)著作之一。关(guan)于(yu)作者(zhe)，古今有(you)三种(zhong)说法：一为孟子自作，二为孟子弟子万章、公孙丑(chou)等共同记(ji)述而成，三为孟子与(yu)弟子共作。《四书》当(dang)中，《孟子》的浮沉最大，经历了由(you)“子”到“经”的升格过程。战国后期，形成势(shi)力强大的孟子学派，但秦始皇焚书坑儒，烧孟派之书，杀孟派之儒，孟学遭受重创。汉初，由(you)于(yu)统治的需要，孟子及其书又受到重视，汉文帝时曾立“《孟子》博士”。但总起来说地位尚不足以与(yu)后世相比。这种(zhong)情形到宋代发(fa)生了改(gai)变(bian)，其标志就是经学史上的重大事件，即《孟子》的“升经运动”。这一运动大的学术背景在于(yu)肇始于(yu)中唐的儒学更新运动，即儒学由(you)训诂之学向义理之学的演变(bian)。就自身原因而论，儒学自汉代以来的训诂之学已走向极端，变(bian)得繁琐(suo)，死气沉沉，需要更新；就外(wai)部原因而论，就是儒学受到了佛(fo)道的冲击，使原有(you)的独尊地位受到极大挑战。改(gai)变(bian)这种(zhong)状况(kuang)的重大举措之一就是支撑儒学“经典”的重新选择，从《五经》到《四书》的转(zhuan)变(bian)正是这一背景下的必(bi)然结果，而《孟子》升格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经历了韩(han)愈、孙复、石介(jie)、二程、张载、王安石等人对《孟子》的推尊过程，宋徽(hui)宗宣和年间（1119-1125），《孟子》一书首次被刻成石经，列为“十三经”之一。而朱熹将《孟子》与(yu)《论语》《大学》《中庸》并列，汇集(ji)而成《四书》，影响(xiang)中国古代社会几百(bai)年。至此，宣告了《孟子》由(you)子到经“升格运动”的完成，以后的目录学著作皆将其列置“经部”，孟子其人也于(yu)元文宗至顺元年（1330）被加封为“亚圣”。

《大学》是《小戴(dai)礼(li)记(ji)》的第42篇，是一篇论述儒家(jia)人生哲学的论文，讲的是在“大学”阶段(duan)如(ru)何学习修身、治国。传统认(ren)为，《大学》的作者(zhe)是孔门弟子，朱熹则认(ren)为是曾子及其弟子共同完成的。唐代韩(han)愈之前，《大学》只是作为《礼(li)记(ji)》一篇，并没有(you)单独受到太大的重视，也没有(you)单独刊行的本子。韩(han)愈作《原道》曾经引用(yong)《大学》一段(duan)，《大学》一篇逐渐受人重视。较早将《大学》从《礼(li)记(ji)》中单独抽出并为之作注的，是北宋司马光，他曾撰《大学广(guang)义》一卷。而真正从哲学高度认(ren)识到《大学》价值的，当(dang)数二程，如(ru)程颢曾言：“《大学》乃孔氏(shi)遗书，须从此学则不差。”程颐则云：“入德(de)之门，无如(ru)《大学》。今之学者(zhe)，赖(lai)有(you)此一篇书存，其他莫(mo)如(ru)论孟。”不仅(jin)如(ru)此，二程还为《大学》改(gai)定次序，学术史上称(cheng)为“大学改(gai)本”。不过，二程仍将《大学》视为《礼(li)记(ji)》的一个组成部分，尚未使之独立于(yu)《礼(li)记(ji)》体系之外(wai)。至朱熹，《大学》地位发(fa)生了根本变(bian)化，他分经传，划章次，补(bu)传文，作章句，提(ti)升哲学层次。《大学》以及《中庸》二篇，不仅(jin)单独刊行，而且独立于(yu)《礼(li)记(ji)》体系之外(wai)，纳入了《四书》体系。

《中庸》是《小戴(dai)礼(li)记(ji)》第31篇，讲的是儒家(jia)的处世哲学。所谓“中庸”，程颐释曰：“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zhe)，天下之正道；庸者(zhe)，天下之定理。”朱熹释曰：“中者(zhe)，不偏不倚、无过不及之名。庸，平常也。”《中庸》的作者(zhe)，通常认(ren)为是孔子的嫡孙子思。《中庸》单行要早于(yu)《大学》，“至迟在南朝宋的时候，《中庸》就被人单独从《礼(li)记(ji)》中抽出而为之作注了”。但此后相当(dang)长的时间里，《中庸》又不受重视，直到唐代李翱才重新认(ren)识到它的价值。至宋代，有(you)关(guan)《中庸》的著作多了起来，这与(yu)理学的兴起直接相关(guan)。许多理学家(jia)，如(ru)胡瑗、张载、二程、司马光等，纷纷为之作注论说。当(dang)然，在这当(dang)中，对《中庸》格外(wai)重视和推崇的依然是二程。尽管(guan)未留下完整的《中庸》注本，但《二程集(ji)》中有(you)许多推崇《中庸》的论述，并对后世产生了很大影响(xiang)。朱熹重视《中庸》，则是继承了北宋以来尤其是二程重视《中庸》的传统，将其汇入《四书》，从而使《中庸》获得了更加独立的身份和更为崇高的地位。

贰

从历史的角度考察，古无“四书”之名，四部典籍(ji)在流传过程中虽偶有(you)“论孟”并称(cheng)或“学庸”并称(cheng)的情况(kuang)，但与(yu)后来的“四书”差别很大，因此，《四书》有(you)一个汇集(ji)和定名的问(wen)题(ti)。通常认(ren)为，北宋的二程最先使四书并行，而朱熹撰《四书章句集(ji)注》，确立四书学，使《四书》的地位空前提(ti)高。朱熹是《四书》汇集(ji)工作的最后完成者(zhe)，《四书》的汇集(ji)问(wen)题(ti)，实际又是《四书章句集(ji)注》的成书过程问(wen)题(ti)。汇集(ji)过程，大端如(ru)下：

朱熹早年曾沉浸于(yu)佛(fo)老之学，并与(yu)高僧道谦(qian)交往甚密，问(wen)学延平李侗(dong)后才实现(xian)了由(you)佛(fo)入儒的转(zhuan)变(bian)。大约在宋高宗绍兴末年，朱熹曾作《论语集(ji)解(jie)》《孟子集(ji)解(jie)》《大学集(ji)解(jie)》以及关(guan)于(yu)《中庸》的“集(ji)说”，可谓之《四书》的“集(ji)解(jie)”阶段(duan)。这是朱熹全力研治《四书》的开始，但此时的“四书学”思想尚不完备。孝宗隆兴元年（1163），朱熹将《论语集(ji)解(jie)》删改(gai)订正为《论语要义》一书，详于(yu)义理；又在此基础上删录而成《论语训蒙口义》一书，详于(yu)训诂，专供(gong)儿童学习使用(yong)。

孝宗乾道八年（1172），朱熹将修订过的《孟子集(ji)解(jie)》和《论语要义》合并为一书，称(cheng)为《论孟精义》。该书以二程论述《论语》《孟子》之说为主，兼采张载、范祖禹、吕(lu)希哲、吕(lu)大临、谢良佐、游酢、杨(yang)时、侯(hou)仲良、尹焞九(jiu)家(jia)之说，汇于(yu)《论》《孟》二书各条之下。在该书序文中，朱熹表(biao)述了他对“道统”的基本见解(jie)，反映了他以“四书”发(fa)明(ming)道统的思想。《论孟精义》是《论孟集(ji)注》的重要原本，后来又曾改(gai)为《论孟要义》《论孟集(ji)义》之名。虽是辑(ji)录他人言论之作，但朱熹本人对该书颇为看重。

乾道六年（1170），朱熹在《中庸》“集(ji)说”的基础上修订而成《中庸集(ji)解(jie)》（又名《中庸详说》）一书。在与(yu)石𡼖共订的《中庸集(ji)解(jie)序》中，朱熹以《四书》发(fa)明(ming)道统的观念更系统，更严密。两年后（1172），朱熹在《中庸集(ji)解(jie)》的基础上撰成了《中庸章句》的初稿。把朱熹乾道九(jiu)年（1173）所作《中庸集(ji)解(jie)序》与(yu)孝宗淳熙十六年（1189）正式(shi)序定的《中庸章句序》加以比较，可以发(fa)现(xian)朱熹道统观念的发(fa)展。乾道二年（1166），朱熹修改(gai)《大学集(ji)解(jie)》；乾道七年（1171），朱熹在《大学集(ji)解(jie)》的基础上，去取诸说，撰成《大学章句》初稿。

至此，朱熹可以说做好了《四书章句集(ji)注》的充(chong)分的前期工作：其一，自身对《四书》的义理及道统诸问(wen)题(ti)进行了由(you)浅入深的探索；其二，对前人尤其是北宋理学家(jia)的《四书》解(jie)说了如(ru)指(zhi)掌。在经历了与(yu)张栻、陆九(jiu)渊等人关(guan)于(yu)“中和”之说、治学方法等的辩论（如(ru)鹅湖之会）之后，朱熹的四书学思想逐渐成熟，于(yu)是对以往的四书学著述进行修定，而成著名的《四书章句集(ji)注》。其具体过程是：孝宗淳熙二年（1175），朱熹于(yu)年底完成对《大学章句》《中庸章句》的修订，同时在《论孟精义》的基础上完成《论语集(ji)注》，又于(yu)次年（1176）完成了《孟子集(ji)注》。淳熙四年（1177），朱熹序定《大学章句》和《中庸章句》，并撰成《大学或问(wen)》《中庸或问(wen)》和《论孟集(ji)注或问(wen)》，由(you)此基本确立并构筑(zhu)了一个以《四书章句集(ji)注》为代表(biao)的“四书学新经学体系”。淳熙九(jiu)年（1182），朱熹在浙东提(ti)举任上，首次将四书合为一集(ji)刻于(yu)婺州，经学史上的“四书”之名第一次出现(xian)了。

《四书》合刻之后，朱熹又于(yu)淳熙十三年（1186）对《四书章句集(ji)注》作了修改(gai)，修改(gai)后的本子于(yu)同年分别刻印(yin)于(yu)广(guang)西静江和四川成都。淳熙十五年（1188），朱熹在以往修改(gai)的基础上，对《四书章句集(ji)注》又作了一次重大修改(gai)。次年，正式(shi)序定了《大学章句》《中庸章句》。光宗绍熙三年（1192），时任南康(kang)知县的曾集(ji)将朱熹序定的《四书章句集(ji)注》刻印(yin)于(yu)南康(kang)，是为“南康(kang)本”，这是朱熹生前流传最广(guang)的本子。朱熹后来对南康(kang)本又作了修定，并于(yu)宁宗庆元五年（1199）刻板于(yu)建(jian)阳(yang)，这是《四书章句集(ji)注》的最后定本。

叁

《四书》的汇集(ji)与(yu)定名，在经学史上具有(you)重要意义。

首先，朱熹倾毕生之力，研治《四书》，首次将原来单行的四部书汇集(ji)为一个整体，并为《大学》《中庸》作《章句》，为《论语》《孟子》作《集(ji)注》，将四部书纳入其严整庞大的理学体系中。同时，他为《四书》规定了先《大学》，次《论语》，次《孟子》，次《中庸》的先后次序；对《四书》作了“某要人先读《大学》，以定其规模；次读《论语》，以立其根本；次读《孟子》，以观其发(fa)越；次读《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处”的纲目论定。这标志着学术史上“四书学”的正式(shi)确立。

其次，《四书》的汇集(ji)有(you)其深刻的历史文化背景，这主要是指(zhi)汉唐以来传统儒学出现(xian)日趋烦琐(suo)的弊端和儒学面(mian)临佛(fo)道之学的强烈冲击。朱熹在解(jie)释《四书》的过程中，在二程等前代理学家(jia)解(jie)经的基础上，恰当(dang)吸收(shou)佛(fo)道心性之学在理论思辨方面(mian)的优长，用(yong)以解(jie)说《四书》。这一方面(mian)使传统儒学因注入新的营养而获得生机，另一方面(mian)也极好地回应了佛(fo)道之学的挑战，使儒学重新成为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同时，朱熹在解(jie)说《四书》过程中，采取了一种(zhong)既注重文字训诂，更重视义理阐发(fa)的模式(shi)，呈现(xian)出简明(ming)、平易、洗练的行文风格。这既体现(xian)了宋代经学注重义理的时代特色，又不废汉唐旧注。这在一定意义上超(chao)越了汉宋学的对立，开启了中国经学发(fa)展的新方向。

再次，《四书》的汇集(ji)与(yu)定名，标志着中国经学进入到了一个以《四书》为新的经典系统的新时代（先秦为“六艺时代”，汉唐为“五经时代”）。朱熹汇集(ji)《大学》《中庸》《论语》《孟子》而为《四书》，撰著《四书章句集(ji)注》，集(ji)儒家(jia)心性学和义理解(jie)经之大成，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xiang)。自此，支撑汉唐学术的《五经》逐渐退到历史舞台的幕(mu)后，取而代之的是程朱等人所汇集(ji)的《四书》。比如(ru)元仁宗皇庆、延祐年间恢(hui)复科(ke)举，科(ke)目规定士子首当(dang)其冲要考的就是《四书》，而且答题(ti)只能依据朱熹所撰《四书章句集(ji)注》。这一规定为明(ming)、清两代所沿袭，影响(xiang)中国社会近八百(bai)年。

综言之，《四书》的汇集(ji)与(yu)定名，既带来了传统学术的重要转(zhuan)型，也给中国后期封建(jian)社会生活造成了重要影响(xiang)。

作者(zhe)简介(jie)：周春(chun)健，历史学博士，中山(shan)大学哲学系教授(shou)、博士生导师，中山(shan)大学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普及教育(yu)研究中心副主任，广(guang)东哲学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