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zhe)个(ge)阴霾(li)密布的冬天，商务(wu)印书馆推出了欧洲近(jin)现代史学家P.M.H.贝尔（P.M.H.Bell）的扛鼎之(zhi)作《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源：欧洲战场》（以下称《二战起源》）的第三版。二战结束之(zhi)后的八十年间(jian)，研究此次大战起源的作品可谓汗(han)牛充栋(dong)，国际(ji)史学界最聪明的头脑几乎全员忖思过这(zhe)一重大问(wen)题，这(zhe)些思想活动的精髓有些凝练(lian)成脍(kuai)炙人口的作品广(guang)为流传，有些囿于(yu)学者自身(shen)的兴趣而未见诸笔端，但(dan)持(chi)久地照亮了后续的国际(ji)关系史研究。

尽管作为历史学家的贝尔写作《二战起源》的初衷并不是为国际(ji)关系学科提(ti)供一部“教辅(fu)材料”，但(dan)这(zhe)本书的谋篇完美地契(qi)合了E.H.卡尔（E.H. Carr）等(deng)国际(ji)关系理论家在其核心著作中提(ti)出的分析框架。熟悉古(gu)典(dian)现实主(zhu)义理论的读者很容易在贝尔和卡尔之(zhi)间(jian)发现近(jin)乎严丝合缝的对照。《二十年危机》（The Twenty Years’ Crises）和《民族主(zhu)义及其后》（Nationalism and After）这(zhe)两部经典(dian)作品中所列出的战间(jian)期的种种危机在合并同类项之(zhi)后可以概括为：自由贸易难以为继所导致的经济危机、集(ji)体安全失败所导致的军备竞赛、意识形态畸变(bian)所导致的民主(zhu)恶果。而这(zhe)三重危机正好是《二战起源》第二部分的三个(ge)核心主(zhu)题：意识形态的作用(yong)、经济问(wen)题与(yu)战争爆发、战略的作用(yong)与(yu)武(wu)装力量。

卡尔认为，导致战间(jian)期混乱状态的根本原因是维持(chi)十九世纪(ji)和平(ping)秩序的前提(ti)条件(jian)全部瓦(wa)解，这(zhe)些条件(jian)包括：领土和市场的无限扩张；充满自信但(dan)并非高压的英国霸权管理着世界；团结一致的“西方”通过不断扩大可以共同开发和利用(yong)新的疆(jiang)域(yu)化解内部冲突；人们自然而然地坚信经济上正确的事情在道德上也必然正确；公(gong)众意见被认为是可靠的，可以作为判断的依据。一战之(zhi)后，所有上述条件(jian)都不复(fu)存在。更为严重的是，替代方案也尚不存在，而且(qie)在之(zhi)后相(xiang)当长(chang)一段时(shi)间(jian)里都不存在。主(zhu)要国家在试(shi)图(tu)应对这(zhe)一危机的过程中采取了极为冲动、极其有害的方式，有些是迫不得(de)已，有些是主(zhu)动为之(zhi)。贝尔的著作对这(zhe)一过程如何发生以及为何会如此发生给出了详尽而深刻的历史叙述，不仅使用(yong)了大量一手文(wen)献，而且(qie)兼收并蓄了前人的研究发现。这(zhe)是成篇较早的国际(ji)关系经典(dian)著作所未能(neng)涵盖的。

在第五到(dao)第八章对意识形态的讨(tao)论中，贝尔指出，二十世纪(ji)二三十年代的自由民主(zhu)被多(duo)重危机所削弱，从(cong)而呈现出裹足不前的状态，在这(zhe)种困境下诞生的新的意识形态对民众而言充满了诱惑，其中就包括了法西斯主(zhu)义。事实上，二三十年代的欧洲有超(chao)过十个(ge)国家发生了政府(fu)体制的变(bian)化，但(dan)为什么发生在意大利的法西斯主(zhu)义应当被区别看待？贝尔多(duo)角度(du)呈现了当时(shi)以及后世的思想家对法西斯主(zhu)义截然不同的看法：一部分人认为法西斯主(zhu)义除了任性和冲动之(zhi)外并没有什么大不了，墨索里尼和希特勒甚(shen)至被视作幸好出现了的“拯救者”；另一部分人则认为法西斯主(zhu)义是制造永久冲突的真正有害的思想。这(zhe)种对立和混乱正是战间(jian)期意识形态危机的突出表现。而苏(su)联的诞生从(cong)一开始就带着对意识形态的强(qiang)烈诉求，而且(qie)由于(yu)三十年代末，几乎只有共产主(zhu)义者真正投身(shen)于(yu)反法西斯主(zhu)义的斗争，西班牙内战为苏(su)联吸(xi)引到(dao)了庞大的境外支持(chi)者。苏(su)联体制的追(zhui)随者对欧洲几乎每一个(ge)国家的对外政策都产生了影响。

在第九、十两章中，贝尔分析了大萧条对战争爆发的关键影响。大萧条不仅是一场工业领域(yu)的危机，它对农业和农业人口的冲击也毫不逊(xun)色。突然的萧条导致了国际(ji)贸易和货(huo)币(bi)体系的急剧崩溃，主(zhu)要货(huo)币(bi)争相(xiang)贬值，并连(lian)续提(ti)高关税水平(ping)，这(zhe)些措施导致了世界经济陷入“自求多(duo)福”的状态。值得(de)深思的是，尽管英法两国都经历了空间(jian)的失业和破(po)产，政治极端化趋势也在社会层面蔓延，却都没有倒向彻底的极权体制——法国出现了可怕的政府(fu)瘫痪但(dan)将这(zhe)种瘫痪维持(chi)到(dao)了战前，英国甚(shen)至尽力保(bao)持(chi)了政治生活的正常运转(zhuan)。贝尔没有明确分析为什么不同国家在同样的经济压力下走上了不同的政治道路，是什么力量在关键时(shi)刻保(bao)护了原有制度(du)的存续。这(zhe)一定程度(du)上超(chao)出了战争史学家的学术(shu)责任，但(dan)值得(de)政治学学者进一步关注。

在第二部分的最后两章，贝尔分析了与(yu)战争爆发关系最为密切的武(wu)装力量与(yu)战略选择。贝尔在开篇就提(ti)出了一个(ge)尖锐的问(wen)题：和平(ping)和战争到(dao)底有没有不同？换言之(zhi)，和平(ping)应该建立在（军事）实力的基础上，还是只有通过限制乃至消除军事力量才能(neng)实现？一战的惩罚让当时(shi)的欧洲国家认为世界大战是过度(du)重用(yong)军人的一种报应，因此，战后的民众充满了对整(zheng)军经武(wu)的厌(yan)恶和排斥。在这(zhe)样的政治氛(fen)围下，国家间(jian)的裁(cai)军协议(yi)接(jie)踵而至。《华盛顿海军条约》《白里安-凯洛(luo)格公(gong)约》（注：也称《非战公(gong)约》，签署于(yu)1928年8月，规定缔约国放弃以战争作为国家政策的手段，只能(neng)以和平(ping)方式解决(jue)国际(ji)争端和冲突。）《伦敦海军条约》等(deng)的签署被认为缔造了和平(ping)而不是埋下了祸患，尽管像日本这(zhe)样的国家对此始终(zhong)怀着愤(fen)懑。法国事实上放弃了再打(da)一场进攻性战争的计划(hua)，因此马奇诺防线的提(ti)案在当时(shi)并不像后来那样被看成一种可笑的幼稚。法国为了牵制德国而与(yu)中东欧国家结盟，但(dan)并没有捍卫盟约的决(jue)心与(yu)实力。在德、意、苏(su)三国，起主(zhu)导作用(yong)的战略观点与(yu)英法完全不同，不管是大谈“人民战争”还是鼓吹“心灵净化”，这(zhe)三个(ge)国家都常态化地看待对武(wu)力的使用(yong)，战争与(yu)和平(ping)不存在明确的界限，在合适机会出现的时(shi)候，武(wu)力就可以被使用(yong)。战间(jian)期实际(ji)上发生了一场关于(yu)和平(ping)与(yu)战争原则的巨大社会实验，实验的结果注定了1939年欧洲战场最初的局面。二战结束已近(jin)八十年，但(dan)关于(yu)和平(ping)与(yu)战争原则的争论，真的尘埃落定了吗？

实际(ji)上，卡尔和贝尔两位学者共同关注的“二十年危机”，很大程度(du)上并没有因为二战后世界秩序的建立而得(de)到(dao)彻底解决(jue)。在二十世纪(ji)即将终(zhong)结之(zhi)时(shi)，英国学派出版了一部名(ming)为《八十年危机》的编著，回应了一战后世界秩序出现的持(chi)久动荡。在二十一世纪(ji)的第三个(ge)十年，这(zhe)些危机中的根本问(wen)题没有得(de)到(dao)更好的应对。新冠疫情暴发后，诸多(duo)经济体采取了限制性措施以控(kong)制人员流动与(yu)贸易往来，随着大国矛盾的加(jia)剧，经济制裁(cai)和贸易保(bao)护措施层出不穷，贸易与(yu)和平(ping)的良性关系正在被打(da)破(po)。在多(duo)重压力下，许多(duo)国家出现了政治思潮的突发式转(zhuan)向，表现为支撑战后全球经济增长(chang)和世界秩序大致稳定的世俗政治意识形态陷入危机，民粹主(zhu)义、民族主(zhu)义、种族主(zhu)义、新法西斯主(zhu)义、极端主(zhu)义等(deng)原本处于(yu)政治光谱边缘的思想主(zhu)张重新回到(dao)主(zhu)流政治的视野(ye)当中，并深刻改变(bian)了一众国家民主(zhu)制度(du)的运行方式。这(zhe)些剧烈的震荡犹如令人忧心的“返祖”，再次向当代人发出刺耳(er)的逼(bi)问(wen)：什么才是新的和平(ping)与(yu)繁荣的条件(jian)？如何实现？

更为重要的是，人们必须意识到(dao)，战间(jian)期的种种混乱具有普遍性。不是意大利倒向了法西斯主(zhu)义，而是众多(duo)国家倒向了法西斯主(zhu)义；不是张伯(bo)伦个(ge)人软(ruan)弱绥靖，斯大林、达(da)拉第等(deng)一众大国领导人均(jun)向轴心国做(zuo)过妥协，而他们在各自的政府(fu)中都并非少数派；不是苏(su)联民族主(zhu)义将国家边界等(deng)同于(yu)道德边界，在这(zhe)一边界之(zhi)外几乎无所顾及，而是当时(shi)几乎所有主(zhu)要国家都遵从(cong)这(zhe)样的观念，美国在欧洲大陆(lu)完全沦陷之(zhi)后依然难以做(zuo)出参战的决(jue)定；不是犹太(tai)人遭受了反犹主(zhu)义的巨大戕(qiang)害，而是种族主(zhu)义戕(qiang)害了众多(duo)弱势族群，和六百万犹太(tai)人一起被推进焚(fen)尸炉的还有二十二万罗姆人（占当时(shi)其人口总数的四分之(zhi)一），而日本战争暴行的重要诱因是对其他亚洲国家不加(jia)掩(yan)饰的人种歧视。难能(neng)可贵的是，贝尔的这(zhe)部作品在历史学范式所允许的限度(du)内极大地避免了在具体国家内部寻找具体原因的“还原主(zhu)义”路径，在历史学与(yu)国际(ji)关系学相(xiang)对独立的认识论和方法论之(zhi)间(jian)推动了“共同立场”的扩大。

在思想层面上，贝尔对二战起源的叙述，渗透着他对“战胜”与(yu)“战败”的辩证思维，读者从(cong)中不仅能(neng)读到(dao)下一场失败的危险肇始，还能(neng)读到(dao)上一场胜利的惨(can)淡(dan)后续。法国对捷克斯洛(luo)伐克的残忍背叛被丘吉尔形容为“不惜一切代价(jia)谋求和平(ping)”，究其根本原因是法国在战后的极大虚弱，以及对再次卷入战争的深度(du)恐惧。在法国看来，一战的胜负好几次都在生死一线间(jian)，帮助法国免于(yu)溃败的真正因素与(yu)其说是顽强(qiang)的战斗，不如说是关键时(shi)刻的“狗屎运”。接(jie)受满目疮痍的战败也许是艰难的，但(dan)接(jie)受岌岌可危的胜利甚(shen)至更难。没有人熟悉这(zhe)样的战争，人们期待着从(cong)胜利中得(de)到(dao)最大限度(du)的补(bu)偿(chang)，补(bu)偿(chang)那些一开始不曾预料的巨大创伤。然而，这(zhe)种期待终(zhong)将落空。早在一战前，诺曼·安吉尔（Norman Angell）在《大幻觉》一书中就已经指出，十九世纪(ji)后半期工业国家经历了巨大转(zhuan)变(bian)，彼此在贸易和金融方面产生了相(xiang)互依赖。在这(zhe)种条件(jian)下，军事征服不能(neng)带来财富，战争会导致相(xiang)互依赖的网络瓦(wa)解，使得(de)整(zheng)个(ge)经济体系崩塌。德国不可能(neng)从(cong)对英战争中获得(de)任何利益(yi)，英德之(zhi)间(jian)的冲突只会导致两方面的灾难。但(dan)在当时(shi)，欧洲的国务(wu)家和民众对现代战争到(dao)底意味着什么还没有真正完备的认识，因此也没有多(duo)少人愿(yuan)意承认：即便是战胜国也不可能(neng)收回战争成本的零头。

现代战争到(dao)底意味着什么？如果它是一场核大战又将意味着什么？暴力在什么时(shi)候才是绝对必要的？如果1914年在短(duan)短(duan)三十七天里就陷入世界大战的欧洲，尚不能(neng)理解现代战争的真实后果，那么一百一十年后的我们似乎没有理由再抱(bao)着同样的无知走向同样的命运。

尽管隔(ge)着岁月的厚重尘埃，与(yu)二战相(xiang)关的争论却从(cong)未真正离我们远去。很多(duo)时(shi)候，理解战争甚(shen)至比(bi)经历战争更为重要。二战的战争动员召(zhao)唤着数以千万计的年轻人为了一个(ge)甚(shen)至从(cong)未亲眼见过的国家而战。不管身(shen)处哪一个(ge)阵营，他们都相(xiang)信自己的牺牲终(zhong)将捍卫一种更为优越的生活方式、一种更为高贵的道德信念。这(zhe)种毫不迟(chi)疑、前赴后继的牺牲意味着，为了这(zhe)样的生活，为了这(zhe)样的信念，纵使尸骨如山也在所不惜。然而，这(zhe)样的生活，这(zhe)样的信念终(zhong)究值得(de)吗？生活在战后和平(ping)中的每一代人，都有义务(wu)以当代人最大的智力和道德去努力理解世界大战对暴力的空前使用(yong)，以及战争道路上那些巨大的诱惑、愚蠢、自欺欺人、持(chi)守和背叛。每一代人对这(zhe)些问(wen)题的理解丝毫不能(neng)改变(bian)历史结局，更不能(neng)补(bu)偿(chang)在恐怖和痛苦中怆然离去的亡魂，但(dan)是，这(zhe)样的理解会深刻影响一代人关于(yu)“战争与(yu)和平(ping)”的根本观念，从(cong)而决(jue)定了这(zhe)一代人将如何回应“战争与(yu)和平(ping)”的当代挑(tiao)战。我们的回应就是我们的命运，我们所有人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