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是一部有意创作(zuo)的对话体著(zhu)作(zuo)，记述孟子与其(qi)弟子及同时代人的论学、治(zhi)国之语，是儒家学派的代表著(zhu)作(zuo)之一。关于作(zuo)者，古今有三种说法：一为孟子自(zi)作(zuo)，二为孟子弟子万章、公孙丑等共(gong)同记述而成，三为孟子与弟子共(gong)作(zuo)。《四书》当中，《孟子》的浮沉最大，经历(li)了由“子”到“经”的升(sheng)格过程(cheng)。战国后期(qi)，形成势力强(qiang)大的孟子学派，但秦(qin)始皇焚书坑儒，烧孟派之书，杀孟派之儒，孟学遭受重创。汉初(chu)，由于统治(zhi)的需要，孟子及其(qi)书又受到重视，汉文帝时曾立“《孟子》博士”。但总起来说地位尚不足(zu)以与后世相比。这(zhe)种情形到宋代发生了改变，其(qi)标志就是经学史(shi)上(shang)的重大事件，即《孟子》的“升(sheng)经运动”。这(zhe)一运动大的学术背景在于肇始于中唐的儒学更(geng)新(xin)运动，即儒学由训诂(gu)之学向义理之学的演变。就自(zi)身原因而论，儒学自(zi)汉代以来的训诂(gu)之学已(yi)走(zou)向极端，变得繁琐，死气沉沉，需要更(geng)新(xin)；就外部原因而论，就是儒学受到了佛道的冲击，使原有的独尊地位受到极大挑(tiao)战。改变这(zhe)种状(zhuang)况的重大举措之一就是支撑儒学“经典(dian)”的重新(xin)选择，从《五经》到《四书》的转变正是这(zhe)一背景下的必然结果，而《孟子》升(sheng)格是其(qi)中的一个(ge)重要组(zu)成部分。经历(li)了韩愈、孙复、石介、二程(cheng)、张载、王安石等人对《孟子》的推尊过程(cheng)，宋徽宗宣和年间(jian)（1119-1125），《孟子》一书首次(ci)被刻(ke)成石经，列为“十三经”之一。而朱熹将《孟子》与《论语》《大学》《中庸》并列，汇集而成《四书》，影响中国古代社会几百年。至此，宣告(gao)了《孟子》由子到经“升(sheng)格运动”的完(wan)成，以后的目录学著(zhu)作(zuo)皆将其(qi)列置“经部”，孟子其(qi)人也于元文宗至顺元年（1330）被加封为“亚圣(sheng)”。

《大学》是《小戴(dai)礼记》的第42篇，是一篇论述儒家人生哲学的论文，讲的是在“大学”阶段如何学习修身、治(zhi)国。传统认为，《大学》的作(zuo)者是孔(kong)门弟子，朱熹则认为是曾子及其(qi)弟子共(gong)同完(wan)成的。唐代韩愈之前，《大学》只(zhi)是作(zuo)为《礼记》一篇，并没有单独受到太大的重视，也没有单独刊行的本子。韩愈作(zuo)《原道》曾经引用《大学》一段，《大学》一篇逐渐受人重视。较(jiao)早将《大学》从《礼记》中单独抽出并为之作(zuo)注的，是北宋司马光，他(ta)曾撰《大学广义》一卷。而真(zhen)正从哲学高度(du)认识到《大学》价值的，当数(shu)二程(cheng)，如程(cheng)颢曾言：“《大学》乃孔(kong)氏遗书，须从此学则不差(cha)。”程(cheng)颐则云(yun)：“入德之门，无如《大学》。今之学者，赖有此一篇书存，其(qi)他(ta)莫如论孟。”不仅如此，二程(cheng)还为《大学》改定次(ci)序，学术史(shi)上(shang)称为“大学改本”。不过，二程(cheng)仍将《大学》视为《礼记》的一个(ge)组(zu)成部分，尚未使之独立于《礼记》体系之外。至朱熹，《大学》地位发生了根(gen)本变化，他(ta)分经传，划章次(ci)，补传文，作(zuo)章句，提升(sheng)哲学层次(ci)。《大学》以及《中庸》二篇，不仅单独刊行，而且独立于《礼记》体系之外，纳入了《四书》体系。

《中庸》是《小戴(dai)礼记》第31篇，讲的是儒家的处(chu)世哲学。所谓“中庸”，程(cheng)颐释曰(yue)：“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朱熹释曰(yue)：“中者，不偏不倚(yi)、无过不及之名。庸，平常也。”《中庸》的作(zuo)者，通常认为是孔(kong)子的嫡孙子思。《中庸》单行要早于《大学》，“至迟在南朝(chao)宋的时候，《中庸》就被人单独从《礼记》中抽出而为之作(zuo)注了”。但此后相当长的时间(jian)里，《中庸》又不受重视，直到唐代李翱才重新(xin)认识到它的价值。至宋代，有关《中庸》的著(zhu)作(zuo)多了起来，这(zhe)与理学的兴起直接相关。许多理学家，如胡瑗、张载、二程(cheng)、司马光等，纷纷为之作(zuo)注论说。当然，在这(zhe)当中，对《中庸》格外重视和推崇的依然是二程(cheng)。尽(jin)管未留下完(wan)整的《中庸》注本，但《二程(cheng)集》中有许多推崇《中庸》的论述，并对后世产生了很大影响。朱熹重视《中庸》，则是继承了北宋以来尤其(qi)是二程(cheng)重视《中庸》的传统，将其(qi)汇入《四书》，从而使《中庸》获(huo)得了更(geng)加独立的身份和更(geng)为崇高的地位。

贰

从历(li)史(shi)的角度(du)考察，古无“四书”之名，四部典(dian)籍在流传过程(cheng)中虽偶有“论孟”并称或“学庸”并称的情况，但与后来的“四书”差(cha)别很大，因此，《四书》有一个(ge)汇集和定名的问题。通常认为，北宋的二程(cheng)最先使四书并行，而朱熹撰《四书章句集注》，确立四书学，使《四书》的地位空前提高。朱熹是《四书》汇集工作(zuo)的最后完(wan)成者，《四书》的汇集问题，实际又是《四书章句集注》的成书过程(cheng)问题。汇集过程(cheng)，大端如下：

朱熹早年曾沉浸于佛老之学，并与高僧道谦交往(wang)甚密，问学延平李侗(dong)后才实现了由佛入儒的转变。大约在宋高宗绍兴末年，朱熹曾作(zuo)《论语集解》《孟子集解》《大学集解》以及关于《中庸》的“集说”，可(ke)谓之《四书》的“集解”阶段。这(zhe)是朱熹全力研治(zhi)《四书》的开(kai)始，但此时的“四书学”思想尚不完(wan)备。孝宗隆兴元年（1163），朱熹将《论语集解》删改订正为《论语要义》一书，详于义理；又在此基(ji)础上(shang)删录而成《论语训蒙口义》一书，详于训诂(gu)，专供儿童学习使用。

孝宗乾道八年（1172），朱熹将修订过的《孟子集解》和《论语要义》合并为一书，称为《论孟精义》。该(gai)书以二程(cheng)论述《论语》《孟子》之说为主，兼采张载、范祖禹(yu)、吕希(xi)哲、吕大临、谢良佐、游酢(cu)、杨时、侯(hou)仲良、尹焞九(jiu)家之说，汇于《论》《孟》二书各(ge)条之下。在该(gai)书序文中，朱熹表述了他(ta)对“道统”的基(ji)本见解，反映了他(ta)以“四书”发明道统的思想。《论孟精义》是《论孟集注》的重要原本，后来又曾改为《论孟要义》《论孟集义》之名。虽是辑(ji)录他(ta)人言论之作(zuo)，但朱熹本人对该(gai)书颇为看(kan)重。

乾道六(liu)年（1170），朱熹在《中庸》“集说”的基(ji)础上(shang)修订而成《中庸集解》（又名《中庸详说》）一书。在与石𡼖共(gong)订的《中庸集解序》中，朱熹以《四书》发明道统的观念更(geng)系统，更(geng)严(yan)密。两年后（1172），朱熹在《中庸集解》的基(ji)础上(shang)撰成了《中庸章句》的初(chu)稿。把朱熹乾道九(jiu)年（1173）所作(zuo)《中庸集解序》与孝宗淳熙十六(liu)年（1189）正式序定的《中庸章句序》加以比较(jiao)，可(ke)以发现朱熹道统观念的发展。乾道二年（1166），朱熹修改《大学集解》；乾道七年（1171），朱熹在《大学集解》的基(ji)础上(shang)，去取诸说，撰成《大学章句》初(chu)稿。

至此，朱熹可(ke)以说做好(hao)了《四书章句集注》的充分的前期(qi)工作(zuo)：其(qi)一，自(zi)身对《四书》的义理及道统诸问题进行了由浅入深的探索；其(qi)二，对前人尤其(qi)是北宋理学家的《四书》解说了如指掌。在经历(li)了与张栻、陆九(jiu)渊等人关于“中和”之说、治(zhi)学方法等的辩论（如鹅湖之会）之后，朱熹的四书学思想逐渐成熟，于是对以往(wang)的四书学著(zhu)述进行修定，而成著(zhu)名的《四书章句集注》。其(qi)具体过程(cheng)是：孝宗淳熙二年（1175），朱熹于年底完(wan)成对《大学章句》《中庸章句》的修订，同时在《论孟精义》的基(ji)础上(shang)完(wan)成《论语集注》，又于次(ci)年（1176）完(wan)成了《孟子集注》。淳熙四年（1177），朱熹序定《大学章句》和《中庸章句》，并撰成《大学或问》《中庸或问》和《论孟集注或问》，由此基(ji)本确立并构筑(zhu)了一个(ge)以《四书章句集注》为代表的“四书学新(xin)经学体系”。淳熙九(jiu)年（1182），朱熹在浙东提举任上(shang)，首次(ci)将四书合为一集刻(ke)于婺州，经学史(shi)上(shang)的“四书”之名第一次(ci)出现了。

《四书》合刻(ke)之后，朱熹又于淳熙十三年（1186）对《四书章句集注》作(zuo)了修改，修改后的本子于同年分别刻(ke)印于广西静江和四川成都。淳熙十五年（1188），朱熹在以往(wang)修改的基(ji)础上(shang)，对《四书章句集注》又作(zuo)了一次(ci)重大修改。次(ci)年，正式序定了《大学章句》《中庸章句》。光宗绍熙三年（1192），时任南康知县的曾集将朱熹序定的《四书章句集注》刻(ke)印于南康，是为“南康本”，这(zhe)是朱熹生前流传最广的本子。朱熹后来对南康本又作(zuo)了修定，并于宁宗庆元五年（1199）刻(ke)板于建阳(yang)，这(zhe)是《四书章句集注》的最后定本。

叁

《四书》的汇集与定名，在经学史(shi)上(shang)具有重要意义。

首先，朱熹倾毕生之力，研治(zhi)《四书》，首次(ci)将原来单行的四部书汇集为一个(ge)整体，并为《大学》《中庸》作(zuo)《章句》，为《论语》《孟子》作(zuo)《集注》，将四部书纳入其(qi)严(yan)整庞大的理学体系中。同时，他(ta)为《四书》规定了先《大学》，次(ci)《论语》，次(ci)《孟子》，次(ci)《中庸》的先后次(ci)序；对《四书》作(zuo)了“某(mou)要人先读《大学》，以定其(qi)规模；次(ci)读《论语》，以立其(qi)根(gen)本；次(ci)读《孟子》，以观其(qi)发越；次(ci)读《中庸》，以求(qiu)古人之微妙处(chu)”的纲目论定。这(zhe)标志着学术史(shi)上(shang)“四书学”的正式确立。

其(qi)次(ci)，《四书》的汇集有其(qi)深刻(ke)的历(li)史(shi)文化背景，这(zhe)主要是指汉唐以来传统儒学出现日趋(qu)烦(fan)琐的弊端和儒学面临佛道之学的强(qiang)烈冲击。朱熹在解释《四书》的过程(cheng)中，在二程(cheng)等前代理学家解经的基(ji)础上(shang)，恰当吸收佛道心性之学在理论思辨方面的优(you)长，用以解说《四书》。这(zhe)一方面使传统儒学因注入新(xin)的营养而获(huo)得生机，另一方面也极好(hao)地回应了佛道之学的挑(tiao)战，使儒学重新(xin)成为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同时，朱熹在解说《四书》过程(cheng)中，采取了一种既注重文字训诂(gu)，更(geng)重视义理阐发的模式，呈现出简明、平易、洗练(lian)的行文风格。这(zhe)既体现了宋代经学注重义理的时代特色，又不废(fei)汉唐旧(jiu)注。这(zhe)在一定意义上(shang)超越了汉宋学的对立，开(kai)启了中国经学发展的新(xin)方向。

再次(ci)，《四书》的汇集与定名，标志着中国经学进入到了一个(ge)以《四书》为新(xin)的经典(dian)系统的新(xin)时代（先秦(qin)为“六(liu)艺时代”，汉唐为“五经时代”）。朱熹汇集《大学》《中庸》《论语》《孟子》而为《四书》，撰著(zhu)《四书章句集注》，集儒家心性学和义理解经之大成，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自(zi)此，支撑汉唐学术的《五经》逐渐退到历(li)史(shi)舞(wu)台的幕(mu)后，取而代之的是程(cheng)朱等人所汇集的《四书》。比如元仁宗皇庆、延祐年间(jian)恢复科举，科目规定士子首当其(qi)冲要考的就是《四书》，而且答题只(zhi)能依据朱熹所撰《四书章句集注》。这(zhe)一规定为明、清两代所沿袭，影响中国社会近(jin)八百年。

综言之，《四书》的汇集与定名，既带(dai)来了传统学术的重要转型，也给中国后期(qi)封建社会生活造成了重要影响。

作(zuo)者简介：周(zhou)春健，历(li)史(shi)学博士，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山大学中国优(you)秀传统文化普及教育(yu)研究中心副主任，广东哲学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