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阴霾密布的冬天，商务(wu)印书馆推出了欧洲近现代(dai)史(shi)学家P.M.H.贝尔（P.M.H.Bell）的扛鼎之作《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源(yuan)：欧洲战场》（以下称《二战起源(yuan)》）的第三版。二战结(jie)束之后的八十年间，研究此次大战起源(yuan)的作品(pin)可(ke)谓汗牛充栋，国际史(shi)学界最聪明(ming)的头脑几乎全员忖思过这一重大问(wen)题，这些思想活(huo)动的精(jing)髓有些凝练成(cheng)脍炙人口的作品(pin)广为(wei)流传，有些囿于学者自(zi)身(shen)的兴趣而未见诸笔端，但持(chi)久地照亮(liang)了后续的国际关系史(shi)研究。

尽管作为(wei)历史(shi)学家的贝尔写作《二战起源(yuan)》的初衷并不是为(wei)国际关系学科提供一部“教辅材料”，但这本书的谋篇完美地契合了E.H.卡尔（E.H. Carr）等国际关系理论家在其核心(xin)著作中提出的分析框架。熟(shu)悉古(gu)典(dian)现实主义理论的读者很容易在贝尔和卡尔之间发(fa)现近乎严丝合缝的对照。《二十年危机》（The Twenty Years’ Crises）和《民(min)族主义及其后》（Nationalism and After）这两部经典(dian)作品(pin)中所列出的战间期的种种危机在合并同类项(xiang)之后可(ke)以概括为(wei)：自(zi)由贸易难以为(wei)继所导致的经济危机、集体安全失(shi)败所导致的军备竞(jing)赛、意识形态畸变(bian)所导致的民(min)主恶果。而这三重危机正好(hao)是《二战起源(yuan)》第二部分的三个核心(xin)主题：意识形态的作用、经济问(wen)题与战争爆发(fa)、战略的作用与武装力量。

卡尔认为(wei)，导致战间期混乱状态的根本原因(yin)是维持(chi)十九(jiu)世纪和平秩序的前提条件全部瓦(wa)解，这些条件包括：领(ling)土和市场的无限扩(kuo)张；充满自(zi)信但并非高压的英国霸权管理着(zhe)世界；团结(jie)一致的“西方”通过不断(duan)扩(kuo)大可(ke)以共同开发(fa)和利用新的疆域化解内部冲突；人们自(zi)然而然地坚信经济上正确的事情(qing)在道德上也必然正确；公众意见被认为(wei)是可(ke)靠的，可(ke)以作为(wei)判断(duan)的依据。一战之后，所有上述条件都不复存在。更(geng)为(wei)严重的是，替代(dai)方案(an)也尚不存在，而且在之后相当(dang)长一段时间里都不存在。主要国家在试图应对这一危机的过程中采取了极为(wei)冲动、极其有害的方式，有些是迫不得已(yi)，有些是主动为(wei)之。贝尔的著作对这一过程如何(he)发(fa)生以及为(wei)何(he)会如此发(fa)生给出了详尽而深刻的历史(shi)叙述，不仅使用了大量一手(shou)文献，而且兼收并蓄了前人的研究发(fa)现。这是成(cheng)篇较早的国际关系经典(dian)著作所未能涵盖的。

在第五到第八章对意识形态的讨论中，贝尔指出，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dai)的自(zi)由民(min)主被多重危机所削弱，从而呈现出裹足不前的状态，在这种困境下诞生的新的意识形态对民(min)众而言(yan)充满了诱惑(huo)，其中就(jiu)包括了法西斯主义。事实上，二三十年代(dai)的欧洲有超过十个国家发(fa)生了政府体制的变(bian)化，但为(wei)什(shi)么发(fa)生在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应当(dang)被区别看待？贝尔多角(jiao)度呈现了当(dang)时以及后世的思想家对法西斯主义截然不同的看法：一部分人认为(wei)法西斯主义除了任性和冲动之外并没有什(shi)么大不了，墨索里尼和希特勒(le)甚至被视作幸(xing)好(hao)出现了的“拯救者”；另一部分人则认为(wei)法西斯主义是制造永久冲突的真正有害的思想。这种对立和混乱正是战间期意识形态危机的突出表(biao)现。而苏联的诞生从一开始就(jiu)带着(zhe)对意识形态的强烈诉求，而且由于三十年代(dai)末，几乎只有共产主义者真正投(tou)身(shen)于反法西斯主义的斗争，西班牙内战为(wei)苏联吸(xi)引(yin)到了庞大的境外支持(chi)者。苏联体制的追随者对欧洲几乎每一个国家的对外政策都产生了影(ying)响。

在第九(jiu)、十两章中，贝尔分析了大萧条对战争爆发(fa)的关键影(ying)响。大萧条不仅是一场工业领(ling)域的危机，它(ta)对农业和农业人口的冲击也毫不逊色。突然的萧条导致了国际贸易和货币体系的急剧崩溃，主要货币争相贬值，并连续提高关税水(shui)平，这些措(cuo)施(shi)导致了世界经济陷入“自(zi)求多福”的状态。值得深思的是，尽管英法两国都经历了空间的失(shi)业和破产，政治极端化趋势也在社会层(ceng)面蔓延，却(que)都没有倒向彻底的极权体制——法国出现了可(ke)怕的政府瘫(tan)痪但将这种瘫(tan)痪维持(chi)到了战前，英国甚至尽力保持(chi)了政治生活(huo)的正常运转。贝尔没有明(ming)确分析为(wei)什(shi)么不同国家在同样的经济压力下走上了不同的政治道路，是什(shi)么力量在关键时刻保护了原有制度的存续。这一定程度上超出了战争史(shi)学家的学术(shu)责任，但值得政治学学者进(jin)一步(bu)关注。

在第二部分的最后两章，贝尔分析了与战争爆发(fa)关系最为(wei)密切的武装力量与战略选择。贝尔在开篇就(jiu)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wen)题：和平和战争到底有没有不同？换言(yan)之，和平应该建立在（军事）实力的基础上，还是只有通过限制乃至消除军事力量才能实现？一战的惩罚让当(dang)时的欧洲国家认为(wei)世界大战是过度重用军人的一种报应，因(yin)此，战后的民(min)众充满了对整(zheng)军经武的厌恶和排斥。在这样的政治氛围下，国家间的裁军协议接踵而至。《华盛顿(dun)海军条约》《白里安-凯(kai)洛格公约》（注：也称《非战公约》，签署于1928年8月，规定缔(di)约国放弃以战争作为(wei)国家政策的手(shou)段，只能以和平方式解决国际争端和冲突。）《伦(lun)敦海军条约》等的签署被认为(wei)缔(di)造了和平而不是埋下了祸患，尽管像日(ri)本这样的国家对此始终怀着(zhe)愤(fen)懑。法国事实上放弃了再打一场进(jin)攻性战争的计划，因(yin)此马奇诺防线的提案(an)在当(dang)时并不像后来那样被看成(cheng)一种可(ke)笑的幼稚。法国为(wei)了牵制德国而与中东欧国家结(jie)盟，但并没有捍卫盟约的决心(xin)与实力。在德、意、苏三国，起主导作用的战略观点与英法完全不同，不管是大谈“人民(min)战争”还是鼓吹(chui)“心(xin)灵净化”，这三个国家都常态化地看待对武力的使用，战争与和平不存在明(ming)确的界限，在合适机会出现的时候，武力就(jiu)可(ke)以被使用。战间期实际上发(fa)生了一场关于和平与战争原则的巨大社会实验，实验的结(jie)果注定了1939年欧洲战场最初的局面。二战结(jie)束已(yi)近八十年，但关于和平与战争原则的争论，真的尘埃落定了吗？

实际上，卡尔和贝尔两位学者共同关注的“二十年危机”，很大程度上并没有因(yin)为(wei)二战后世界秩序的建立而得到彻底解决。在二十世纪即将终结(jie)之时，英国学派(pai)出版了一部名(ming)为(wei)《八十年危机》的编著，回应了一战后世界秩序出现的持(chi)久动荡。在二十一世纪的第三个十年，这些危机中的根本问(wen)题没有得到更(geng)好(hao)的应对。新冠疫情(qing)暴发(fa)后，诸多经济体采取了限制性措(cuo)施(shi)以控制人员流动与贸易往来，随着(zhe)大国矛盾的加(jia)剧，经济制裁和贸易保护措(cuo)施(shi)层(ceng)出不穷，贸易与和平的良性关系正在被打破。在多重压力下，许多国家出现了政治思潮(chao)的突发(fa)式转向，表(biao)现为(wei)支撑战后全球(qiu)经济增长和世界秩序大致稳定的世俗政治意识形态陷入危机，民(min)粹(cui)主义、民(min)族主义、种族主义、新法西斯主义、极端主义等原本处于政治光谱边缘的思想主张重新回到主流政治的视野当(dang)中，并深刻改变(bian)了一众国家民(min)主制度的运行方式。这些剧烈的震(zhen)荡犹如令人忧心(xin)的“返祖”，再次向当(dang)代(dai)人发(fa)出刺耳的逼问(wen)：什(shi)么才是新的和平与繁荣的条件？如何(he)实现？

更(geng)为(wei)重要的是，人们必须(xu)意识到，战间期的种种混乱具有普遍(bian)性。不是意大利倒向了法西斯主义，而是众多国家倒向了法西斯主义；不是张伯伦(lun)个人软(ruan)弱绥靖，斯大林、达拉第等一众大国领(ling)导人均向轴心(xin)国做过妥协，而他们在各(ge)自(zi)的政府中都并非少数派(pai)；不是苏联民(min)族主义将国家边界等同于道德边界，在这一边界之外几乎无所顾及，而是当(dang)时几乎所有主要国家都遵从这样的观念，美国在欧洲大陆完全沦陷之后依然难以做出参战的决定；不是犹太人遭受了反犹主义的巨大戕害，而是种族主义戕害了众多弱势族群，和六百万犹太人一起被推进(jin)焚尸炉的还有二十二万罗姆人（占当(dang)时其人口总数的四分之一），而日(ri)本战争暴行的重要诱因(yin)是对其他亚洲国家不加(jia)掩饰的人种歧视。难能可(ke)贵的是，贝尔的这部作品(pin)在历史(shi)学范式所允(yun)许的限度内极大地避免了在具体国家内部寻找(zhao)具体原因(yin)的“还原主义”路径，在历史(shi)学与国际关系学相对独(du)立的认识论和方法论之间推动了“共同立场”的扩(kuo)大。

在思想层(ceng)面上，贝尔对二战起源(yuan)的叙述，渗透着(zhe)他对“战胜”与“战败”的辩证思维，读者从中不仅能读到下一场失(shi)败的危险肇始，还能读到上一场胜利的惨淡后续。法国对捷克斯洛伐克的残忍背叛被丘吉尔形容为(wei)“不惜一切代(dai)价谋求和平”，究其根本原因(yin)是法国在战后的极大虚弱，以及对再次卷入战争的深度恐惧(ju)。在法国看来，一战的胜负好(hao)几次都在生死一线间，帮助(zhu)法国免于溃败的真正因(yin)素与其说是顽强的战斗，不如说是关键时刻的“狗屎运”。接受满目疮痍的战败也许是艰难的，但接受岌岌可(ke)危的胜利甚至更(geng)难。没有人熟(shu)悉这样的战争，人们期待着(zhe)从胜利中得到最大限度的补偿，补偿那些一开始不曾预料的巨大创伤。然而，这种期待终将落空。早在一战前，诺曼·安吉尔（Norman Angell）在《大幻觉》一书中就(jiu)已(yi)经指出，十九(jiu)世纪后半期工业国家经历了巨大转变(bian)，彼此在贸易和金融方面产生了相互依赖。在这种条件下，军事征服不能带来财富，战争会导致相互依赖的网络瓦(wa)解，使得整(zheng)个经济体系崩塌。德国不可(ke)能从对英战争中获得任何(he)利益，英德之间的冲突只会导致两方面的灾难。但在当(dang)时，欧洲的国务(wu)家和民(min)众对现代(dai)战争到底意味着(zhe)什(shi)么还没有真正完备的认识，因(yin)此也没有多少人愿意承认：即便(bian)是战胜国也不可(ke)能收回战争成(cheng)本的零头。

现代(dai)战争到底意味着(zhe)什(shi)么？如果它(ta)是一场核大战又(you)将意味着(zhe)什(shi)么？暴力在什(shi)么时候才是绝(jue)对必要的？如果1914年在短短三十七天里就(jiu)陷入世界大战的欧洲，尚不能理解现代(dai)战争的真实后果，那么一百一十年后的我们似乎没有理由再抱着(zhe)同样的无知(zhi)走向同样的命运。

尽管隔着(zhe)岁月的厚重尘埃，与二战相关的争论却(que)从未真正离我们远去。很多时候，理解战争甚至比经历战争更(geng)为(wei)重要。二战的战争动员召唤着(zhe)数以千万计的年轻人为(wei)了一个甚至从未亲眼见过的国家而战。不管身(shen)处哪(na)一个阵营，他们都相信自(zi)己的牺牲终将捍卫一种更(geng)为(wei)优越的生活(huo)方式、一种更(geng)为(wei)高贵的道德信念。这种毫不迟疑、前赴后继的牺牲意味着(zhe)，为(wei)了这样的生活(huo)，为(wei)了这样的信念，纵使尸骨如山也在所不惜。然而，这样的生活(huo)，这样的信念终究值得吗？生活(huo)在战后和平中的每一代(dai)人，都有义务(wu)以当(dang)代(dai)人最大的智力和道德去努力理解世界大战对暴力的空前使用，以及战争道路上那些巨大的诱惑(huo)、愚蠢、自(zi)欺欺人、持(chi)守和背叛。每一代(dai)人对这些问(wen)题的理解丝毫不能改变(bian)历史(shi)结(jie)局，更(geng)不能补偿在恐怖(bu)和痛苦中怆然离去的亡魂，但是，这样的理解会深刻影(ying)响一代(dai)人关于“战争与和平”的根本观念，从而决定了这一代(dai)人将如何(he)回应“战争与和平”的当(dang)代(dai)挑战。我们的回应就(jiu)是我们的命运，我们所有人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