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内容出(chu)自新京报·书评周刊2月(yue)21日专题《变(bian)迁(qian)中的延续：秦汉中国的文明演变(bian)》B04-05版。

B01「主题」变(bian)迁(qian)中的延续：秦汉中国的文明演变(bian)

B02-03「主题」从封(feng)邦建国到编户齐民：共同体(ti)视角下的秦汉中国

B04-B05「主题」秦汉史的“复调”：汉承(cheng)秦制下的儒法国家

B06-B07「文学(xue)」《你们去荒野》：如果“脱落”是我们的命运

B08「文学(xue)」三十年写一本书，序言占了一百页(ye)

小共同体(ti)到大共同体(ti)

以下先行概述《讲义(yi)》内容，随(sui)文调取《儒法国家》一书中对类似问(wen)题的阐释和判断。《讲义(yi)》在强调了“周秦之(zhi)变(bian)”是足以与“晚清到我们现在面临的时代”（18页(ye)）相提并论的深刻变(bian)动，以及秦汉文明的轴心特(te)征、与罗马帝国比(bi)较研究的意义(yi)之(zhi)后，在第(di)一章融会前人“封(feng)建时代到统一时代”（梁启超语）、“宗(zong)法社会向军(jun)国社会”（严复语）、“奴隶制导封(feng)建制”（郭沫若语）的历史分期论，开宗(zong)明义(yi)地对周秦之(zhi)变(bian)重(zhong)下定义(yi)，即从西周“小共同体(ti)”到秦汉“大共同体(ti)”的转变(bian)，这个过程伴(ban)随(sui)着国家能力增强，以及主导性的意识形态从儒家到法家的转移(yi)。作者用学(xue)派互动的思想史，来展现经典思想家对于国家形态的解释权争(zheng)夺背(bei)后的社会剧变(bian)，或可称为“思想史的政(zheng)治经济学(xue)批判”。

作者认为，小共同体(ti)是建立在“信息对称、反复博弈”（45页(ye)）的自然形成的熟人社会和直接的人际关系之(zhi)上的，其特(te)征在于：（1）伦理表现为“孝高于忠”（52页(ye)），也就是忠于小共同体(ti)的尊长和封(feng)建关系中的主君，而不是大一统时代后的唯一君主。（2）治理方式上，偏向于“小圈子”内的道德感化、伦理约束和在此基础上的乡里(li)选举，从而熏陶、选拔(ba)出(chu)为小共同体(ti)的道德良治尽心尽责的领袖。（3）是“伦理化的权责对应(ying)”（64页(ye)），也就是伦理身份和政(zheng)治身份的天然重(zhong)合，父权与父责直接挂钩。小共同体(ti)的经济基础是耦耕，也即成员的共同劳动和并不明确私有产权的土地制度。带有一定温情色彩的“小共同体(ti)本位”，其价值观念转化为知识体(ti)系和意识形态制度，就是所谓儒家思想和周制；而来自小共同体(ti)的伦理形态和社会关系，成为了后世儒家想象天下格局、理想政(zheng)治的思维框架和概念工具。

《秦汉史讲义(yi)》，作者：秦晖，版本：汉唐阳光 | 山(shan)西人民出(chu)版社2024年11月(yue)。

小共同体(ti)会以强者政(zheng)治或共和政(zheng)治两种路(lu)径解体(ti)，对应(ying)的历史模式是从西周到秦汉、希腊-罗马社会。东周的小共同体(ti)可谓内外交困，内有个人主义(yi)的离心倾向，被杨朱表述为“不拔(ba)一毛以利(li)天下”；外有道德普世论者的破坏，也就是韩非的“兼恨”和墨子的“兼爱”；小共同体(ti)伦理的拥护者孟子，则义(yi)愤填膺地以辟除(chu)杨墨为己任。作者发挥了赵岐、孙奭对“杨近墨远”的解读，认为个人主义(yi)离心倾向毕竟与小共同体(ti)本位相去更近，比(bi)如“不拔(ba)一毛”尚可理解成“身体(ti)发肤，不敢毁伤”，但(dan)是兼爱根本否定了小共同体(ti)的原则。

虽(sui)然墨子信徒众多、组(zu)织严密，最终(zhong)向暴力机器(qi)投诚效忠故而更加汹涌的法家，不幸被原本就蔑视礼仪、视贵族如奴仆的“西戎之(zhi)秦”全盘接纳，结果就是秦帝国肢解了周制。比(bi)起以铁器(qi)和牛耕为典型的生产技术突破和生产关系的重(zhong)组(zu)，政(zheng)治力量对小共同体(ti)的破坏更加无从遏制且难以恢复的。虽(sui)然在作者看(kan)来杨朱“为己”这一超前之(zhi)论，意在阻拦“公共权力及以公权代表自命的统治者以利(li)天下为由(you)屠杀少数”，但(dan)它终(zhong)究在儒法夹击下销声匿迹。对此，赵鼎新评论道，诸(zhu)子的思想家们“社会与政(zheng)治活动仅仅有助于扩大国家的权力”，而且“历史理性主义(yi)的早(zao)熟降(jiang)低了哲人，将私域导向的工具理性正面化的可能性”（《儒法国家》，215页(ye)）。

东汉，车马出(chu)行图（山(shan)东沂南出(chu)土）。　图/IC photo

法家和秦制的崛起

第(di)二、三章展开了对法家和秦制的研究。法家的理想制度就是绝对权力面前的人人平等。名义(yi)上虽(sui)人人平等，但(dan)受信任的奴才还是高人一等，白(bai)起战(zhan)功累累但(dan)爵不过大良造(zao)，专宠宫闱的嫪毐却被封(feng)最高等的彻侯，可见秦奉行的军(jun)功爵和绩(ji)效论是限用于普通民众的军(jun)事动员的障眼法。于是，法家对人性中“幽暗传统”（张灏语）的早(zao)熟体(ti)认，非但(dan)没有导出(chu)一套制衡最高权力的策略，反而酿出(chu)利(li)用人性恶来破坏共同体(ti)内部的信任网络，以保证(zheng)皇权的不可被撼动和唯一性的“治理术”。

坚持小共同体(ti)本位的儒家同样分化出(chu)了现实主义(yi)者，也就是用“性恶论”“法后王”“隆君不隆父”为韩非、李斯等后学(xue)张本的荀子，以及为汉家制礼作乐的“识时务者”叔孙通，作者看(kan)来他们都是“儒表法里(li)”“周表秦里(li)”的典型。在他们的推动下，用法取代礼、“以法入礼”在三个层(ceng)面得到实施，（1）强调单向服从的军(jun)法，（2）制礼来强化皇权，以及（3）浓厚秦制色彩的《周官》用国家层(ceng)面政(zheng)治权力的规范，取代了小共同体(ti)内部行用的礼。而周官中蕴含的经济资源垄断管制的国家立场，经过汉初名义(yi)上休养生息、实则用犬儒主义(yi)逢迎国家机器(qi)和严刑苛法的黄(huang)老之(zhi)学(xue)后，于汉武帝时得到“波浪式强化”，最终(zhong)极(ji)端化为新莽的暴政(zheng)。

作者用小共同体(ti)本位的视角，将封(feng)建西周的“礼不下庶(shu)人”原则解读为天子应(ying)当礼遇诸(zhu)侯、诸(zhu)侯礼遇大夫，而庶(shu)人应(ying)被小共同体(ti)的尊长礼遇，而“刑不上大夫”则是礼遇的一种。不过作者未分析为何要(yao)启用儒学(xue)理论，对此赵鼎新有一个的扼要(yao)说明，就是“对于前现代社会秩序，急功近利(li)的国家主义(yi)意识形态都难以成为一种合法化的力量，基于工具主义(yi)的社会秩序长远也经不起价值层(ceng)面的挑战(zhan)”（《儒法国家》，215页(ye)）。换(huan)言之(zhi)，法家的理论体(ti)系不负责解决统治合法性的问(wen)题。

第(di)四章中，作者借(jie)盐铁论战(zhan)申述了西汉的强国家主义(yi)的知识立场和意识形态。大夫与文学(xue)的辩论，看(kan)似是国家干预或自由(you)放任的对峙，其实是秦制的实现程度问(wen)题。桑弘羊秉承(cheng)法家一贯态度，主张不提供(gong)社会福利(li)，以及国家垄断经济活动的“重(zhong)商(shang)主义(yi)”；贤良文学(xue)则要(yao)求(qiu)国家垄断资源的经营(ying)权，要(yao)完全下放给地方精英和权贵诸(zhu)侯们，用井(jing)田旧制取代土地私有，将社会福利(li)的提供(gong)权返还给小共同体(ti)。然而日薄(bao)西山(shan)的小共同体(ti)本位时来运转，两汉之(zhi)际的地方豪族日益做大，重(zhong)拾了某(mou)些“道德共同体(ti)”的特(te)征（谷川道雄语）。对此作者描述为“尺蠖效应(ying)”：朝廷(ting)无为会导致土地兼并和地方割据，但(dan)是摇摆(bai)到过度有为就会横征暴敛。比(bi)如王安石(shi)要(yao)求(qiu)朝廷(ting)自行兼并，设法将老百姓的钱转移(yi)到朝廷(ting)口袋，但(dan)高举“与士大夫治天下”的司马光却对权贵聚敛不赞一词，而北宋(song)国家机器(qi)在新旧党争(zheng)下如同尺蠖一般过度屈伸(shen)，最终(zhong)失去弹性。

共同体(ti)复兴与儒学(xue)成为汉帝国的意识形态密不可分，赵鼎新形容为“帝制儒学(xue)不仅强调君主对官员和其他被统治者的支配权，同样强调精英对其下级(ji)与平民百姓也拥有类似的支配权”（《儒法国家》，318页(ye)），也就是说儒学(xue)伦理为地域社会的共同体(ti)运作和对国家权力的部分抵制和转嫁(jia)提供(gong)了合法性。

第(di)五章，秦晖讨论了强国家主义(yi)环环相扣的制度设计，包括（1）乡里(li)制严密基层(ceng)政(zheng)权，同时部分保留小共同体(ti)的伦理秩序。（2）在各地设置传递文书行政(zheng)的交通线(xian)路(lu)和邮厅(ting)。（3）强大到可以收(shou)缴人头税（算赋）的财政(zheng)能力。（4）用酷吏来确保秦制的运行。酷吏们是善(shan)于“深文周纳”、灵活运用法律条文的专业官僚，用暴力屠戮来打压地方豪强和小共同体(ti)，即便面对冤(yuan)假错案也要(yao)残酷到底的高度“绩(ji)效主义(yi)”。但(dan)作为汉代皇权工具的郅都、张汤等酷吏典型，却处在一个随(sui)时会被抛弃(qi)或取代的危险境地。随(sui)着东汉循吏的崛起，剑拔(ba)弩张的国家-社会关系有所松动，但(dan)这仍不妨碍秦制在历朝历代批量生产出(chu)“唯上不唯实”的酷吏。

秦制的路(lu)径依赖造(zao)成了新的循环怪圈，其一是内朝和外朝的循环，对此和田清有类似的观察，内朝转化为宰(zai)相后，秦汉时期的皇帝身边又(you)出(chu)现新的、和宰(zai)相分庭抗(kang)礼的内朝官。其二是钦差大臣变(bian)为“诸(zhu)侯”，临时派遣官员变(bian)为地方行政(zheng)机构，等到地方行政(zheng)层(ceng)级(ji)太多叠床架屋又(you)再行裁撤，呈现出(chu)一种周振鹤指出(chu)的“二三级(ji)循环”。其三，是地方行政(zheng)机构的集权或者分权，以宋(song)为分野，汉唐之(zhi)间地方行政(zheng)机构大致保有完整的军(jun)事、民政(zheng)权力，但(dan)是宋(song)代以后财政(zheng)、民事、军(jun)事被分割给不同官员。作者评论道，秦制的胜利(li)，不能以成王败寇的方式评价之(zhi)。

《儒法国家：中国历史新论》作者：赵鼎新，译者：徐峰(feng)　巨桐(tong)，版本：浙江大学(xue)出(chu)版社2022年6月(yue)

东汉魏晋的小共同体(ti)问(wen)题

第(di)六章作者处理了东汉以降(jiang)的宗(zong)法复兴，对“魏晋封(feng)建论”给出(chu)了一个旧瓶装新酒的解释。作为豪族代言人的刘秀建立的东汉在国家能力上相对低下，再加上“法律儒家化”（瞿(ji)同祖语），用春秋决狱的历史理性主义(yi)，将小共同体(ti)本位的价值观引入到作为国家统治工具的法律中。较之(zhi)法家法律的政(zheng)治挂帅和伪个人主义(yi)，强调“十恶八议”的儒家法律至少建立起了从法后王到法先王，以及不可轻易改动“祖宗(zong)之(zhi)法”的原则，在皇权面前争(zheng)取到了一定的转圜余地。

另一方面，是以儒学(xue)伦理为归依的察举制度的全面推行，作者认为这意味着“官员选拔(ba)标准(zhun)的道德化”（341页(ye)），以及乡里(li)议论的道德评判重(zhong)新上扬和绩(ji)效主义(yi)的相对退潮，结果就是小共同体(ti)的治理原则逐步(bu)扩大到大共同体(ti)的广域国家。但(dan)此推广下的“政(zheng)治逻辑的泛道德化”，一方面未能保留官僚治理的优势，一方面也使得选拔(ba)标准(zhun)趋向于虚伪造(zao)假，为朝廷(ting)地方连结的权力关系网络的经营(ying)和利(li)益集团的滋(zi)生大开方便之(zhi)门。

另一方面，小共同体(ti)复兴的经济前提是朝廷(ting)财政(zheng)弱化，跨地域市场的货币经济向自然经济转变(bian)，小共同体(ti)庄园(yuan)经济生产的自给自足，以及依附者的卑微化和低贱(jian)化。小共同体(ti)在战(zhan)乱中聚集自保为坞(wu)堡，其领袖并非朝廷(ting)命官，而是地方有实力和道德名望之(zhi)人，有显著的整体(ti)性和小共同体(ti)本位的特(te)征。魏晋以降(jiang)的国家屡屡索阅括户，与寺院和庄园(yuan)抢夺纳税人口，也每每激起反抗(kang)。作者认为，国家对用刑罚加以区别的贱(jian)民的迫害更加无所不用其极(ji)，故国家立场的括户（乃至编户齐民制度）并不具备正当性，而无论是可能以坞(wu)壁为原型的桃花源，还是白(bai)居易笔下的两姓村，都是面对秦制进(jin)行着些微抗(kang)争(zheng)但(dan)前仆后继的勇者。

第(di)七章作者分析的是秦汉时期的古典商(shang)品/市场经济，也就是古典时期一种受到价值规律、市场法则支配和调节的经济形式。得益于耕种技术和作物区域的成熟，复种革命，水利(li)工程灌溉等，以及小共同体(ti)解体(ti)带来的跨区域商(shang)业活动，耕种粮食有了转化为商(shang)品的余裕，至劳动力也可以作为一种商(shang)品被买(mai)卖交易。在古典商(shang)品经济的高潮中，赋税货币化程度极(ji)高，货币政(zheng)策多变(bian)又(you)为商(shang)人提供(gong)投机获利(li)的机会，而统治者和民间富豪的穷奢(she)极(ji)欲(yu)又(you)构成了“奢(she)侈经济学(xue)”。甚至秦汉时期已(yi)经出(chu)现经营(ying)利(li)润和借(jie)贷收(shou)息的平均化倾向，商(shang)品经济的成熟可见一斑。此氛(fen)围更催生了“千古奇(qi)文”《货殖列传》，司马迁(qian)明确指出(chu)了供(gong)需规律的存在，以及统治者需要(yao)正视人类追逐利(li)益的本能和天性。

汉代商(shang)品经济的水准(zhun)甚至到了唐代难以企及的高度，作者比(bi)较汉唐两代情形，发现汉代的货币在物价、地租、劳务报酬和借(jie)贷关系中的大量使用，甚至还有提高粮价发展农业这种市场性策略。与罗马帝国的借(jie)贷情况进(jin)行比(bi)较能看(kan)出(chu)，汉代的借(jie)贷（1）大量使用货币，（2）出(chu)现了平均利(li)润率，（3）开始向经营(ying)资本转化，（4）宗(zong)法时代的奴役(yi)型借(jie)贷被契约借(jie)贷关系取代且纯经济因素有所提升，（5）对借(jie)贷关系的评价提高。但(dan)罗马租佃发展水平更加远离奴役(yi)型借(jie)贷。

作者也补充了强国家主义(yi)的抑制商(shang)业倾向，其中所谓“名田”“授田”关键不在于所有制和土地是谁的私人财产，而是一种用登记土地的手段将土地资源和编户齐民紧紧绑定，然后强制要(yao)求(qiu)获得土地的农民承(cheng)担赋税徭役(yi)的财政(zheng)手段和经济权力。经济权力边缘化，使得商(shang)人们面对东汉到魏晋的地域社会小共同体(ti)的复归，只(zhi)能束手无策，秦汉的古典商(shang)品经济高潮也就随(sui)之(zhi)落幕。而且作者似乎暗示与汉帝国相比(bi)，罗马帝国的经济权力的地位和重(zhong)要(yao)性颇有不同，但(dan)是特(te)性的来龙去脉(mai)和对后来的影(ying)响可惜(xi)语焉不详。

东汉市楼画像砖（四川广汉出(chu)土）。图/IC photo

来自《儒法国家》的批评，或者反批评

如果参照赵鼎新的《儒法国家》，不难看(kan)出(chu)《讲义(yi)》在以下几(ji)点上需要(yao)更多概念工具的“校准(zhun)”。

第(di)一，作者对推动西周封(feng)建-儒学(xue)伦理到秦汉的郡县(xian)制-国家主义(yi)意识形态转变(bian)的结构机制性动因语焉不详，也就是要(yao)解释为何各国相互攻伐(fa)、秦要(yao)消灭六国，为何春秋时代的礼仪战(zhan)争(zheng)逐步(bu)变(bian)成战(zhan)国时期的消灭战(zhan)争(zheng)，战(zhan)争(zheng)与秦制、汉制的建立有何关联。秦晖的答案是，法家和秦制是牺牲(sheng)民众福利(li)来提升军(jun)队战(zhan)力的军(jun)国传统。赵鼎新的回答有完整的前因后果，宏观理论上“竞争(zheng)与竞争(zheng)结果的制度化的辩证(zheng)互动是历史变(bian)迁(qian)的动力”，具体(ti)是“军(jun)事竞争(zheng)推动了公域导向的工具理性”（《儒法国家》，12页(ye)），这种工具理性结晶就是官僚机器(qi)。与秦晖不同的是，赵虽(sui)用“儒法国家”中的“法”来描述官僚制的政(zheng)治权力，但(dan)并未将法家思想与官僚行政(zheng)画上等号，也未进(jin)行道德批判，而是陈述了工具理性和军(jun)事绩(ji)效追求(qiu)在东周时期的兴起，基于此，各国不断追求(qiu)扩军(jun)和争(zheng)夺领土，最终(zhong)政(zheng)治制度和军(jun)事动员协(xie)同关系最优的秦国消灭了其他国家，也因为其国家社会关系的僵硬、规范性共识的匮乏而速朽。

引申而言，大共同体(ti)取代小共同体(ti)的周秦汉之(zhi)变(bian)，是需要(yao)考虑变(bian)迁(qian)机制和历史语境的关联，只(zhi)有在军(jun)事权力导向工具理性的情况下才能够完成。但(dan)是关注军(jun)事政(zheng)治的另一面是，赵书对思想知识结构与社会政(zheng)治结构的关联性，以及对诸(zhu)子百家的思想价值的诠释，还停留在实用主义(yi)和流动知识人群的层(ceng)面，也无从给出(chu)类似于《讲义(yi)》中“儒学(xue)伦理的小共同体(ti)本位”这种精彩的知识社会学(xue)式论断。

第(di)二，《讲义(yi)》未说明抵抗(kang)猃狁、犬戎、匈奴、鲜卑、西羌等生生不息的敌人对周制秦制可能存在的影(ying)响，虽(sui)然可以用强国家主义(yi)更能抵御外敌的申论一笔带过，但(dan)考虑到作者汲引斯科特(te)（James Scott）的逃避统治和弱者武器(qi)的理论，以表达对不愿被秦制剥削的小共同体(ti)的同情与理解，或许更应(ying)当观照到，因推行秦制-儒法国家而高度领土化/郡县(xian)化的平原和交通线(xian)路(lu)以外的游牧流动空间。游牧者的共同体(ti)可大可小，伦理却与儒学(xue)规范大不相同，或许因不便将他们融入到“小共同体(ti)”的解释框架中，作者对这些同样反抗(kang)秦制统治的群体(ti)避而不谈，更无从分析游牧者建构的统治方式和国家形态。当然，偏重(zhong)国家理论的赵书关注的同样是“统治的逻辑”而非“逃避统治的艺术”，这使得《儒法国家》仅提及游牧者和定居者政(zheng)权之(zhi)间“相互学(xue)习(xi)与适(shi)应(ying)”的规律（《儒法国家》，373页(ye)），而低估了来自游牧者的异质性权力结构。

第(di)三，作者用货币使用来推测古典商(shang)品/市场经济的发展程度，存在一个“将国家财政(zheng)使用的等价物视作在市场上流动的货币”的破绽，也就是说，运输成本更低、有国家信用作担保的铜钱，在其铸造(zao)质量、贵重(zhong)金属(shu)含量能够得到保证(zheng)的情况下，可以被大量用于赋税缴纳，采购军(jun)需和朝廷(ting)物资，发放朝廷(ting)俸禄(lu)，或者作为财富收(shou)藏家中，但(dan)这恐怕(pa)只(zhi)能说明跨区域、跨阶层(ceng)的市场是高度依赖国家财政(zheng)体(ti)系的正常运作，而非市场经济就需要(yao)数量庞大的货币。《货殖列传》提到的富商(shang)们更像是经营(ying)盐、铁、马、朱砂等大规模战(zhan)略性物资而与政(zheng)府建立稳定合作关系的官商(shang)，这恐怕(pa)证(zheng)明的是赵鼎新所强调的“经济权力长期边缘化”。而汉魏以降(jiang)货币不再通行，更多是因为一方面战(zhan)争(zheng)频仍、南北分割，长距离贸易受阻，另一方面是市场上缺乏优质铸币、长期通货紧缩，以及国家层(ceng)面的滥发粗糙货币带来的通货膨胀的两面夹击，汉代的强大国家财政(zheng)和货币储(chu)备都不可复制。

第(di)四，面对帝制时代强国家主义(yi)和大共同体(ti)“以法杀人”，民众固然有“苛政(zheng)猛于虎(hu)”的喟叹，但(dan)是自命为道德化身的小共同体(ti)及其首(shou)领，未必不精通于更加密不透风的规训手段。所谓“上士杀人用笔端”，提倡“一字(zi)之(zhi)贬重(zhong)于斧钺”的春秋经世之(zhi)道中潜藏着不亚于法家严刑峻(jun)法的血腥气。正如赵鼎新反复说明的，成为官方学(xue)说的儒学(xue)终(zhong)究是用来提供(gong)合法性和“强制性普及”的“意识形态权力”。作者未能一视同仁(ren)地批判小共同体(ti)的伦理，或许是一种针砭时弊的“为尊者讳(hui)”。

《讲义(yi)》不是对中国古代史具体(ti)史事的爬(pa)梳考订，具体(ti)论证(zheng)当然也值得商(shang)榷(que)，但(dan)这不妨碍读者们拨开专业研究的脚注和引用资料后看(kan)到的，为求(qiu)索解答而被念兹(zi)在兹(zi)的问(wen)题意识。

撰(zhuan)文/邱雨

编辑/罗东

校对/薛(xue)京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