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bi)德·斯洛特戴克

诊断的初因

一种愤懑，或者(zhe)说成(cheng)是一种恐惧也未尝不可。斯洛特戴克的视域是极为(wei)开阔的，《蔑视大众》中他对逐渐主体化的大众有着清醒(xing)的认(ren)识(shi)，只不过要(yao)拉(la)上(shang)极富盛名的卡(ka)内蒂来做实人群(qun)之黑的论断，因为(wei)“卡(ka)内蒂的强项在于他一以贯之的不讨好献媚”，这种强调为(wei)哲学家的观察设置了极为(wei)客观的前提，也是他进行大众心理学推演的基础(chu)，卡(ka)内蒂的《群(qun)众与权力》认(ren)为(wei)，20世纪大众心理学的基本问题是被恶和假所裹挟。群(qun)众在成(cheng)为(wei)主体之后变得迟(chi)钝且(qie)不透明，这种聚集不仅形成(cheng)了旋涡，还导(dao)致了“曾经(jing)有着自我欲望认(ren)知的民主主体的理性浪漫形象的完全坍(tan)缩”，“大众”的形成(cheng)是一种退(tui)化，它(ta)不再(zai)顾及单(dan)一个体的自我肉身(shen)感受和空间感受，个人意志在聚集成(cheng)黑色团块中的释(shi)放成(cheng)了一种释(shi)然，平等主义可能会(hui)带来瞬间的幸福感，但其根源并非所有人的平权意愿，而是绝大多数(shu)人的自我放纵。在时代中越行越偏的人群(qun)最后汇(hui)合成(cheng)没(mei)有潜(qian)力的后现代大众，现代性的优质特征(zheng)就快要(yao)烟消(xiao)云散，哲学家在用每个人都参与却不自知的真相敲打(da)着没(mei)有止(zhi)步的脚踝。

大众的形成(cheng)不仅影响了社会(hui)，也改变了学者(zhe)们的研究视角(jiao)。在《思想的假死》中，斯洛特戴克的嘶吼更加清晰明了，本该得到延续(xu)的古代欧洲理论文化，如今却成(cheng)为(wei)一种基于罪行之上(shang)的认(ren)识(shi)论信仰。这种罪行的实施者(zhe)看起(qi)来与常(chang)人无异，可他们却将延续(xu)形而上(shang)学传(chuan)统的理论家暗杀，斯洛特戴克甚(shen)至将其称为(wei)“天使谋(mou)杀案”。实践理论的生活本该不涉及外部(bu)状态或对象，而是发展实践者(zhe)本身(shen)，使其作(zuo)为(wei)能动主体的塑造性练习(xi)，这种生活既(ji)是沉(chen)思的，也应当是积极活跃(yue)的，然而当代作(zuo)者(zhe)却要(yao)引(yin)入区别，最终使实践生活的维度变得愈发不可见(jian)，也让学者(zhe)和知识(shi)分子们无法看清现代社会(hui)中的“人类状况”。本该延续(xu)清晰脉络的理论学术生活却越来越浑浊，未来何为(wei)呢？

作(zuo)为(wei)方法的谱系学

毋庸置疑，斯洛特戴克是一位杰出(chu)的师者(zhe)，无论是在慕尼黑巴伐(fa)利亚艺术学院，还是在图宾根大学，他对时代症(zheng)结的阐述都有理有据。就算(suan)尼采已经(jing)对智识(shi)生活的传(chuan)承产生了极大的干预，他仍愿意沿用经(jing)典(dian)的谱系学方法，告诉观者(zhe)本该作(zuo)为(wei)思考者(zhe)的哲学家最终是如何被杀死的，以至于混(hun)沌复现；而在蔑视的概念之下(xia)，思想和道德又是如何从纵向(xiang)控制(zhi)转(zhuan)向(xiang)了横向(xiang)控制(zhi)，让本来有个性的个体走向(xiang)了普遍性和同质性的大众集结，最后走入几乎再(zai)难以找到差异性的平庸。几乎无人敢(gan)否认(ren)哲学始于柏拉(la)图时代，斯洛特戴克对胡塞尔的惺惺相惜就如同胡塞尔意欲抓住霍夫曼斯塔尔的手臂一样，现象学中最为(wei)哲学家受用的“悬置”概念被摆放在显眼的位置。这时候哲学还没(mei)有和科(ke)学分离，或许这两者(zhe)本就不该分离，被区分开就意味着要(yao)有高低之分，但观察者(zhe)应该是纯(chun)粹(cui)的，胡塞尔一生都在努力创造一种沉(chen)思的生活方式，然而时代改变了，类似苏格拉(la)底“神游症(zheng)”般对理论的纯(chun)粹(cui)思考都卷入了生活问题，胡塞尔最终在晚年领悟到，理论必须克服抽象性，回(hui)到先验性。

现象学的悬置方法似乎并没(mei)有给思想的发展提供解(jie)决之道，反倒是留下(xia)了一个难题，让人们更怀念柏拉(la)图借苏格拉(la)底之口，将灵魂(hun)和身(shen)体进行分离的形而上(shang)化，继而让真正的观察者(zhe)，也就是有悬置能力的人在特定的练习(xi)地点出(chu)现。直至20世纪上(shang)半叶，西欧思想与古希腊最大的不同就是《道德谱系》，尼采以伦理学导(dao)师的姿态让道德的真实根源回(hui)归于怨恨，这不仅实现了对否定世界和生活的基本态度的划(hua)时代重组(zu)，也肯定了美(mei)德的倾向(xiang)。

《思想的假死》一书(shu)虽然用心理政(zheng)治学的方式，将柏拉(la)图主义的城邦生活沿着谱系学的脉络纵向(xiang)行进到当下(xia)，但斯洛特戴克最终不得不承认(ren)，具有悬置能力的人的产生，并非有什(shi)么贵族(zu)非贵族(zu)的差异，也没(mei)有明确的节点来区分，观察者(zhe)的产生与其载(zai)体文化的命运纠缠在了一起(qi)，所有努力追求(qiu)知识(shi)的生活方式都是值得尊(zun)重的。

而《蔑视大众》中，斯洛特戴克回(hui)归到“集体”的流动方向(xiang)，纵横交叉地深挖奉承作(zuo)为(wei)颠倒的蔑视所产生的遗传(chuan)性疾病史，看公共领域如何被斗争和潮流所分裂。从霍布斯开始将大众臣民化，到斯宾诺莎发现了哲学意义上(shang)的大众，直至马克思的阶级论，大众的演变并非是某种进步，而只是蔑视的结构性变化，尼采更是把“人群(qun)对其超越地平线的设施的一切蔑视变成(cheng)了物质以及抵抗的大众，以获(huo)得一种纠正的、增效的蔑视”。走向(xiang)主体性的大众似乎真的丧失了个性，最终在海德格尔狡猾的“此在”中被持(chi)续(xu)观察着、蔑视着，哪怕这是为(wei)了转(zhuan)入非可蔑视性、转(zhuan)入激进的并且(qie)是高贵的生存做准备。

拯救现代主义？

或许未必可行。斯洛特戴克一直是犀(xi)利的时代诊断者(zhe)，而非药剂师。他在《思想的假死》中已经(jing)表明了理论的假死走过古希腊和罗马时代，跳过基督(du)教的中世纪后，已经(jing)走了样，费希特颠倒了活着的人和假死之人中间的关系，主体间性是一种游离状态，人成(cheng)了一种拥有知识(shi)的载(zai)体。在最后一章中，作(zuo)者(zhe)更是大声(sheng)斥责谋(mou)杀假死状态的十(shi)名凶手——哪怕经(jing)典(dian)的批判(pan)方式被这位凶悍的德国老(lao)人使用得游刃(ren)有余，诸多理论先驱在斯洛特戴克这里都难逃其罪。

而《蔑视大众》中仍然在积极走向(xiang)现代化的大众已经(jing)步入了后现代，因为(wei)垂直与水平关系之间的冲突已然造成(cheng)了失败的事实，哲学家们只是在以自己的方式奉承社会(hui)，而非挑(tiao)衅社会(hui)症(zheng)结。诊断以走入死胡同为(wei)终结，哲学家的哲学批判(pan)似乎根本不可能为(wei)社会(hui)带来行之有效的解(jie)决办法，方式和方法似乎都带有先天的缺陷，就连(lian)呼(hu)吁应当积极寻求(qiu)真理的巴迪欧，都被斯洛特戴克嘲笑着其理论适用范围的狭隘。

那么人类命运就再(zai)无出(chu)路了吗？德国哲学家的严谨(jin)不容(rong)小(xiao)觑，尽管在《思想的假死》中，作(zuo)者(zhe)在讨论伊始就将现代艺术中实践生活的复杂(za)性，和古典(dian)时代与中世纪的体育宗教禁欲苦修排除在外，然而行文中不时被引(yin)入的诗歌文学与艺术则被大肆颂(song)扬着，卡(ka)夫卡(ka)预言了假死的必然回(hui)归，霍夫曼斯塔尔对诗人的身(shen)份定位让胡塞尔产生了精神上(shang)的共鸣，从而坚定了自己的理论方法，保罗·瓦莱里通过笔下(xia)的人物建(jian)立了内在观察者(zhe)，并以此拥有了力量，而佩索阿——伟大的佩索阿用诗歌“成(cheng)功地表达了在忧(you)郁的人非自愿的悬置和反传(chuan)统的观察者(zhe)自愿的审慎中的存在”，现代艺术体系更是可以消(xiao)除封建(jian)情感的余孽，对艺术优秀或卓越的鉴赏会(hui)在民主的环(huan)境中以执行性和客观性的方式进行，就算(suan)大众沦为(wei)了无意识(shi)无差异的政(zheng)治工具，艺术仍可以在尴尬和绝望中，成(cheng)为(wei)仅存的避(bi)难所。

结语(yu)

即便是大学中的讲座，斯洛特戴克的哲学语(yu)言依旧显得诘屈聱牙，他的论述绝非基础(chu)性的，而是将观者(zhe)、读者(zhe)的智识(shi)与自己并列，这种讲述并非是自上(shang)而下(xia)的强势灌输，而更像是精英之间的哲思分享。然而如球面一样完整光滑(hua)的论述并非毫无瑕疵，对古典(dian)主义的回(hui)溯可以看成(cheng)是一种礼赞，也可以理解(jie)成(cheng)某种守旧，而在他果断说出(chu)“哲学家们都是宁(ning)可做出(chu)臆(yi)断也不愿意阅读细节的人”之后，也用自身(shen)的话(hua)语(yu)验证着这种结论。

理论的假死和大众主体性的发展仍然没(mei)有跳脱开“全球化”这个虽有些过时但仍然时髦(mao)的话(hua)题。斯洛特戴克的知识(shi)绝对是丰厚(hou)的，他在随笔中不时闪现的文学造诣验证了学生时代接受到的教育成(cheng)果，对现代艺术的态度甚(shen)至比对同行更为(wei)宽容(rong)，然而他对思想演变的接受程度却令人不敢(gan)恭维，就算(suan)几乎所有思想家都对走入后现代的现代性进行着无情的批判(pan)，但鲜少有人敢(gan)公开否认(ren)女权主义的存在——在这一点上(shang)斯洛特戴克的态度只能用“可爱”来形容(rong)，《思想的假死》一书(shu)最后，他直指(zhi)朱迪斯·巴特勒的名字，甚(shen)至惊诧性别研究对无性别境界的摧毁。这位德国老(lao)人是落伍的，却也带有一种先锋性：他对汉娜(na)·阿伦特的频繁引(yin)用确实是一种对女性学者(zhe)的尊(zun)重和肯定，但这种认(ren)识(shi)却是建(jian)立在“天使无性别”的基础(chu)之上(shang)，或许作(zuo)为(wei)连(lian)接人类与真理（上(shang)帝(di)）的天使，本就无性别可言。

哲学家们总(zong)被诟病跳脱于真实生活之外，就像斯洛特戴克说的，他们如今更多的被留在了报告厅、实验室、图书(shu)馆和永(yong)远(yuan)开不完的讨论会(hui)上(shang)，然而这位如今七旬的老(lao)人仍然在劝说着我们，只要(yao)有不断攀登知识(shi)的决心，以学识(shi)、艺术与文学修养，还有思想作(zuo)为(wei)实践的方法论，或许能够打(da)破(po)后形而上(shang)的幻(huan)想，不仅清醒(xing)地重拾道德，也可以让自己在人的普遍性境况中，变得更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