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与1960年代，那(na)些受惠于布罗代尔(er)的年鉴第三代们，同样沉迷(mi)于对(dui)事件的摒弃、对(dui)社会(hui)经济结(jie)构的执着(zhe)以及对(dui)经济数据等(deng)统计(ji)资料的迷(mi)恋中。彼时的伊曼纽尔(er)·勒华拉杜里极(ji)端强调计(ji)量的重要性以及计(ji)算机处理数据将(jiang)带来的经济社会(hui)史等(deng)总体性研究的进一步拓展，这当然(ran)是(shi)其受拉布鲁斯与布罗代尔(er)影响的结(jie)果。但若联想到勒华拉杜里本人(ren)后来成(cheng)为微观史学转向的先驱，便不能不感到反讽，并意识到布罗代尔(er)之后的年鉴学派的嬗变。

年鉴学派在第一代时除社会(hui)经济研究之外，同样关注对(dui)心态史的研究。布洛(luo)赫的《国王神迹》与费弗(fu)尔(er)的《十六世纪的不信教问题：拉伯雷的宗教》皆是(shi)此中翘楚。而年鉴第三代如同“祖父定律”一般继承(cheng)了这一点——在他们的学术生涯中期，不止(zhi)一人(ren)放弃了曾经的经济基础或人(ren)口研究，转而思(si)考文化(hua)的上层建(jian)筑。有些研究者，如勒华拉杜里的《蒙塔尤》与《罗芒狂欢节》所示，选(xuan)择了微观的研究路径(jing)，这无疑是(shi)对(dui)布罗代尔(er)排斥心态史与强调总体史学的反动。在这一“从(cong)地窖(jiao)到顶楼”的转换中，更多曾经被忽视的现象被“以新的跨学科方法”纳入(ru)史学研究领域之中。然(ran)而伴随这种多样化(hua)而来的，也是(shi)史学的“碎片化(hua)”。即使(shi)庞大如年鉴学派，在这一“文化(hua)转向”与“微观转向”的风潮中，也再(zai)难以像布罗代尔(er)时代那(na)样，以一个大致统一的史学方法论定义学派自身，更多只是(shi)一个松散(san)的联盟。[2]

本书的作者乔治(zhi)·杜比也正是(shi)在这样的背景(jing)下作为历史学家登场的。他虽非布罗代尔(er)的直系(xi)门生，却因与芒德鲁等(deng)人(ren)交好进入(ru)年鉴学派的圈子。从(cong)某种意义上讲，杜比靠近年鉴学派自有其渊源：其人(ren)对(dui)农村社会(hui)的关注接近于布洛(luo)赫，对(dui)地域史的重视亦有费弗(fu)尔(er)的影子，而对(dui)心态史和记忆的重视同样受惠于两者。杜比也受布罗代尔(er)的影响，写下充(chong)分重视结(jie)构的《中世纪西欧的农村经济与乡(xiang)村生活》等(deng)著(zhu)作。不过在新旧典范更替的1970年代，杜比也与年鉴学派第三代的好友与同事勒高夫、勒华拉杜里等(deng)人(ren)共同参与到史学革命之中。而我们今天所要介绍的乔治(zhi)·杜比的这本《布汶的星期天》，正出版于新旧交替时代的1973年。它本身带有新文化(hua)史转向的若干(gan)踪迹，却又(you)牢牢根植于年鉴学派的结(jie)构分析传统中，堪称新旧典范的完美结(jie)合(he)。[3]

事件、结(jie)构与记忆：解评《布汶的星期天》

马克·布洛(luo)赫曾说：“年鉴学派并不天然(ran)地厌恶政治(zhi)史和事件史，只是(shi)在更新观念的过程中需要先涤清旧的思(si)路，所以没有精力来先写事件史。”这种说法暗(an)示了一种对(dui)新的事件史的呼吁，即若在新的史学观念确立之后——在年鉴学派那(na)里，这无疑指对(dui)历史的结(jie)构性分析的确立——那(na)么事件史的书写仍是(shi)可(ke)取(qu)的。而杜比的本书从(cong)某种意义上说正是(shi)对(dui)布洛(luo)赫这一断言迟来的确证。用杜比在引言中的话讲：“只有将(jiang)事件的符(fu)号重新置于当时它所属的文化(hua)系(xi)统中，才(cai)能对(dui)其做出恰当的解释。”基于事件的特殊性，隐(yin)藏其间的深层信息会(hui)揭(jie)露出日常生活中人(ren)们很少或从(cong)不谈及的东西，这也体现出研究事件对(dui)理清历史结(jie)构的意义。除强调事件与结(jie)构的作用外，杜比同样强调了记忆的重要性，他力图探(tan)求对(dui)事件的感知是(shi)如何扩散(san)、失真、被想象或遗忘。因此，我们可(ke)以从(cong)事件、结(jie)构与记忆这三个方面入(ru)手去把握杜比的思(si)想。

《布汶的星期天》书封

在第一部(bu)分“事件”中，乔治(zhi)·杜比试图借助布列塔尼人(ren)纪尧姆的叙述来展开(kai)。纪尧姆是(shi)布汶之战(zhan)的主角菲(fei)利普·奥古斯都身旁的文学近臣，也是(shi)布汶之战(zhan)的亲历者与见证者。在他所续写的里戈的《菲(fei)利普·奥古斯都武(wu)功歌》的后半部(bu)分中，我们能看到来自卡佩王室官方对(dui)这一事件最直接、最清晰的记述。不过在此之前，为了让读(du)者对(dui)此次事件发生的情况大致有所了解，杜比首先介绍了布汶之战(zhan)的舞台与演员。

杜比以纪尧姆对(dui)女人(ren)在这次战(zhan)争中的忽略(lue)谈起，介绍了舞台上的第一个演员——骑(qi)士，既阐释了骑(qi)士三个等(deng)级(ji)理论中执剑征战(zhan)的地位，也说明了彼时骑(qi)士所经历的武(wu)器与装备的革新；其次是(shi)法方阵营的演员：首要的国王菲(fei)利普·奥古斯都，他前半生的功绩、他的血统与合(he)法性以及国王在彼时政治(zhi)秩序中的地位；接着(zhe)是(shi)伯爵与各个大贵族们，他们经由姻(yin)亲与封建(jian)制度构成(cheng)了人(ren)际(ji)关系(xi)网，他们的利益动机与爱恨情仇；然(ran)后是(shi)手持武(wu)器参与战(zhan)争或出谋(mou)划策的教士；最后是(shi)无名的公社民(min)兵(bing)们。接着(zhe)是(shi)联军(jun)阵营：经由英格兰国王无地王约翰资助，由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奥托、佛兰德斯伯爵斐迪南与布洛(luo)涅伯爵雷诺率领的敌对(dui)一方，他们各自的人(ren)际(ji)关系(xi)网以及利益诉求，以及不能出现在“正义”阵营的布拉班特佣兵(bing)们。在简要点出战(zhan)争的空间舞台布汶之后，作者又(you)梳理了战(zhan)争爆发的政治(zhi)背景(jing)：被十字军(jun)东征与遏制摩(mo)尔(er)人(ren)等(deng)事件纠缠起来的，在12世纪后期到13世纪初(chu)不断加强集(ji)权的欧洲基督教世界四大势力——教皇、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法兰西国王与英格兰国王，以及之间的冲(chong)突。教皇与法兰西国王菲(fei)利普·奥古斯都站在一起反对(dui)意志(zhi)对(dui)立的国王奥托，支持霍亨斯陶芬家族的腓特烈(lie)二世；而奥托是(shi)英格兰国王约翰的外甥，出身安茹家族的约翰既是(shi)英格兰国王，同时也是(shi)法兰西国王治(zhi)下最大的封臣与心腹之患。在布汶之战(zhan)十年前，他便被法兰西国王剥夺了诺曼底与安茹的封地，之后便处心积虑地寻求复仇。“是(shi)日”一段直接引述安德烈(lie)·杜比改写的纪尧姆的原始记述，带有鲜明的中世纪武(wu)功歌与通俗化(hua)的王室宣(xuan)传色(se)彩，但同样具有清晰且尽量切近真实的叙述与流畅易读(du)的文学性。

在这本正文内容仅一百九十页的小册子中，第二部(bu)分“解评”占了一半篇幅，可(ke)见这部(bu)分内容实际(ji)才(cai)是(shi)本书的重点。相(xiang)较(jiao)于第一部(bu)分对(dui)舞台和演员的直接刻画，这部(bu)分则(ze)是(shi)对(dui)形成(cheng)这样的舞台与这些演员的社会(hui)处境和思(si)想观念的分析，即年鉴学派一直以来强调的结(jie)构视角与整体性研究。不过“解评”主要研究公元一千年后至十三世纪的政治(zhi)结(jie)构、社会(hui)经济与思(si)想文化(hua)的变动。若用布罗代尔(er)的三时段理论去思(si)考，其实更近于中时段的研究。

杜比从(cong)四个角度展开(kai)本章的写作。其一是(shi)和平。在杜比看来，相(xiang)较(jiao)于公元一千年之前欧洲人(ren)对(dui)战(zhan)争习惯性的接受，在公元一千年之后，人(ren)们的战(zhan)争观发生了巨大变化(hua)。这无疑归因于基督教的普及与巩固——人(ren)们将(jiang)暴力与傲慢视为恶，而和平则(ze)是(shi)上帝应(ying)允的善。在这一时代，唯(wei)有为保护信仰与复仇的战(zhan)争才(cai)符(fu)合(he)正义。然(ran)而，由于加洛(luo)林帝国崩溃到公元十一世纪的封建(jian)革命（杜比称之为“千年之变”），国王与大领主实际(ji)无法承(cheng)担仲(zhong)裁复仇与维护秩序的职责(ze)，人(ren)们只好祈(qi)求教会(hui)出面维护上帝的和平。教士们将(jiang)执剑的权力限制在贵族等(deng)级(ji)之内，并对(dui)这些躁动不安的人(ren)们进行教化(hua)，以十字军(jun)运动为号召，让他们将(jiang)野蛮发泄在对(dui)异教徒(tu)的征战(zhan)中。随着(zhe)教会(hui)阶序化(hua)的发展与教皇的集(ji)权，这一教会(hui)主导下的上帝的和平也扩大了自身的范围。到了十三世纪初(chu)，在法国南部(bu)，由于王权在此处的衰弱与封建(jian)化(hua)的彻底，这里堡垒林立、盗贼(zei)横(heng)行，而教会(hui)只好依赖第三等(deng)级(ji)的劳动者为和平事业做贡献。然(ran)而虔(qian)诚的第三等(deng)级(ji)拿起武(wu)器后便意识到自身的力量，如今他们不再(zai)认可(ke)贵族与等(deng)级(ji)秩序的必要性，这便发展成(cheng)了异端——即纯洁派。为打(da)击这种异端，教会(hui)认可(ke)了来自北部(bu)的王权对(dui)南部(bu)的征服。而在中世纪盛期的法国北部(bu)，虽然(ran)卡佩王室一度沦为“法兰西岛伯爵”，但随着(zhe)其经济实力的扩展，他们也开(kai)始效仿诺曼底公爵等(deng)领主，意图借由实现公共和平的目的，将(jiang)维护秩序与发动战(zhan)争的权力收归己身。在上帝和平的神圣号召下，王权逐渐成(cheng)为公共权力。

在第二小节“战(zhan)争”中，杜比以金钱之于作战(zhan)的方方面面切入(ru)。对(dui)骑(qi)士而言，战(zhan)争是(shi)其获得财富的最佳聚敛方式，而财富也使(shi)得他们可(ke)以借由上缴金钱抵消自身参战(zhan)的封建(jian)义务。这部(bu)分金钱除了落入(ru)仍旧参战(zhan)的贵族手中，还(hai)制造出了一批虽非贵族却参与战(zhan)争的佣兵(bing)。作为三个等(deng)级(ji)的例外，他们被贵族与教士摒弃，但无可(ke)置疑的是(shi)，他们的短刀虽非高贵的象征，但其流动与参战(zhan)却带来了财富的聚集(ji)与转移，以及作战(zhan)能力的提升。杜比接着(zhe)刻画了彼时骑(qi)士阶层的一项重要活动——比武(wu)。在已成(cheng)年但因暂时不能获得领地成(cheng)为领主的青年贵族的过渡(du)时代，比武(wu)成(cheng)为他们最重要的活动。尽管教会(hui)因意外死亡的发生禁止(zhi)了比武(wu)，但由于金钱与荣(rong)誉(yu)的诱惑以及对(dui)勇武(wu)美德的追求，骑(qi)士们仍乐此不疲地参与这一活动。这也成(cheng)为他们磨练武(wu)艺的最佳方式。赌博与赎金使(shi)得这些并不富有的骑(qi)士们甘愿(yuan)冒险，而比武(wu)现场的需要与慷慨的美德要求也使(shi)比武(wu)成(cheng)为一种集(ji)市、一种经济流通手段。不过彼时的骑(qi)士也并非只是(shi)粗俗的武(wu)者，他们有自身的文化(hua)：教会(hui)创建(jian)的骑(qi)士团要求人(ren)们节制并为信仰而战(zhan)，但深受亚瑟王传说、骑(qi)士武(wu)功歌与家族神话影响的骑(qi)士们更在意的是(shi)勇武(wu)、慷慨以及在女性面前施展风度等(deng)骑(qi)士价值。在这一小节的最后，杜比考察了战(zhan)争作为一种劫掠活动——它引起人(ren)们逐利的欲望。为了更好地获得俘虏(lu)身上的赎金，活捉(zhuo)而非杀死敌人(ren)成(cheng)为战(zhan)争的准则(ze)。

与战(zhan)争不同，战(zhan)斗并非掠夺活动，而是(shi)秩序的延伸(shen)，是(shi)作为神意裁判方式的决斗的扩大化(hua)，是(shi)为了以命运的结(jie)果终结(jie)某种纷争，而非通过不断的战(zhan)争与妥协去构成(cheng)这种纷争。作为一种神圣的宗教典礼，战(zhan)斗有自身的仪式：合(he)适(shi)的场地、演说与开(kai)战(zhan)前对(dui)神恩的祈(qi)祷，以及合(he)乎圣三一的排兵(bing)布阵。也正因此，上帝才(cai)能将(jiang)最终的判决显示给命运之争中的双方。

最后则(ze)是(shi)胜(sheng)利。王室和贵族的文学新贵赞(zan)叹于那(na)些在战(zhan)斗中显示出骑(qi)士美德与勇武(wu)的骑(qi)士，记述了他们精湛的技艺。但在这种记述背后，对(dui)利益的考量仍是(shi)参战(zhan)者实际(ji)关注的焦点。布汶之战(zhan)在此体现为两种对(dui)立的教士生活观：在利益驱动下又(you)显示出某种改革精神的奥托与约翰，以及维护教会(hui)与秩序利益的菲(fei)利普·奥古斯都。战(zhan)斗之后，菲(fei)利普获胜(sheng)，他取(qu)得了荣(rong)耀，击败了敌人(ren)，粉碎了阴谋(mou)，从(cong)赎金中获得了财富，并在巴黎(li)民(min)众的欢呼中让王国化(hua)作实体。他的余生都在和平与秩序中度过，法兰西的王权由他大大扩展，而其去世之后卡佩的统治(zhi)已然(ran)稳固。

在第三部(bu)分“传奇”中，杜比从(cong)事件现场，与构成(cheng)这一事件现场的结(jie)构分析中走出，开(kai)始告诉我们事件之后的故事：事件在人(ren)们心中如何演变，而这一演变又(you)体现着(zhe)怎(zen)样的时势。杜比首先介绍了历史学——尤其是(shi)编年史，在中世纪基督教修道文化(hua)中的意义与传承(cheng)，而在王权复兴的背景(jing)下，来自宫廷(ting)的记述也逐渐增加。其后，他用一种历史记述的政治(zhi)地理学考察了布汶之战(zhan)——当时西欧世界留下的文本中对(dui)布汶之战(zhan)记述的集(ji)中、缺失、丰富与简略(lue)的意义，并从(cong)德意志(zhi)与英格兰的文本中看到了来自战(zhan)场另一边的观点。接着(zhe)杜比考察了事件最重要的记述者纪尧姆的另一文本——《菲(fei)利普·奥古斯都史诗》。与武(wu)功歌不同，这一文本中的舞台灯光有所变化(hua)，更倾向于塑造敌人(ren)的邪(xie)恶，并以此召唤出法兰西作为民(min)族身份认同的出场。而在穆斯克、里歇尔(er)与兰斯吟游诗人(ren)的记述中，故事增添了原本并不具有的情节：菲(fei)利普国王将(jiang)王冠置于地，向骑(qi)士们演讲，并要求更有能力之人(ren)成(cheng)为国王以保卫法兰西，而最终在骑(qi)士的拥护下英勇杀敌，显示自身与王冠相(xiang)称。杜比指出，这一情节并非这些作者对(dui)于“骑(qi)士与贵族仍有超越王室权力的政治(zhi)可(ke)能”这一时代的追念，而是(shi)对(dui)因王冠接触(chu)大地成(cheng)为集(ji)体象征，并以胜(sheng)利作为第二次神圣加冕的法兰西君主制的歌颂。

14世纪之后，菲(fei)利普·奥古斯都的伟业被其孙(sun)圣路易所遮蔽，逐渐不再(zai)被人(ren)提及，直至19世纪的奥尔(er)良时代才(cai)再(zai)次浮上水面，而这正是(shi)现代民(min)族国家稳固之时。每一位近代的历史学家都以其自身目的对(dui)布汶之战(zhan)进行了强调与遮蔽：梯也里以之作为过去的中间阶级(ji)与底层阶级(ji)爱国心的确证，米什(shi)莱对(dui)布汶之战(zhan)的不屑则(ze)体现出他的反教权与反君主制情绪。在普法战(zhan)争之后，作为对(dui)德屈辱的心理补(bu)偿(chang)，布汶之战(zhan)成(cheng)为法国人(ren)的民(min)族象征，是(shi)爱国情绪的体现。不过在这个基础教育的共和国里，被强调的并非贵族与国王，而是(shi)那(na)些在战(zhan)役发生时并不受重视的公社民(min)兵(bing)们。1945年二战(zhan)结(jie)束(shu)后，布汶之战(zhan)又(you)逐渐被人(ren)淡忘。无疑，在欧洲联合(he)的大背景(jing)下，这一象征法德民(min)族矛盾(dun)的事件的地位有些尴尬。在本书最后，杜比提出了疑问：如何在战(zhan)争被逐出记忆畛域的时代，去记忆这样一场以战(zhan)斗决定自身命运的事件？

人(ren)类(lei)学、政治(zhi)文化(hua)与记忆的多重综(zong)合(he)：《布汶的星期天》的创新与学术史意义

《布汶的星期天》虽是(shi)一本面向大众读(du)者的小书，但其中的方法论创新与史学写作实践却使(shi)其成(cheng)为一流的史学名作。挪用杜比本人(ren)的话讲，可(ke)谓“一书之微，亦有远旨”。然(ran)而因此，要对(dui)其创新进行总结(jie)也并非易事。好在作者在“序”中给了我们提示：在作者看来，他是(shi)从(cong)三个层面进行这一研究的。

第一点是(shi)人(ren)种学，即人(ren)类(lei)学——“将(jiang)布汶之战(zhan)中的士兵(bing)视作异族部(bu)落，观察他们的行为举止(zhi)、呐喊、激情以及令其癫狂的幻觉中的种种独(du)特之处”。自诞生之初(chu)直至今日，人(ren)类(lei)学的核心特点之一便是(shi)其研究对(dui)象为“异族”。而在杜比进行书写的1960、1970年代，风头正盛的正是(shi)以列维-施特劳斯为代表的结(jie)构主义人(ren)类(lei)学。借助这一视角，人(ren)类(lei)学家得以陌生化(hua)地认识与其自身存(cun)在不同的人(ren)类(lei)社会(hui)，并由此看出这些社会(hui)中的象征与结(jie)构。而在杜比这里，他采取(qu)人(ren)类(lei)学方法的原因便在于这种陌生化(hua)。他反对(dui)那(na)些将(jiang)布汶之战(zhan)中的人(ren)类(lei)心理全然(ran)等(deng)同于现代人(ren)的政治(zhi)史做法，因此试图透过这种陌生化(hua)去考察彼时国王与贵族、骑(qi)士与平民(min)所思(si)所想的独(du)特性与自身的演变逻辑(ji)。当然(ran)，杜比并未陷入(ru)人(ren)类(lei)学方法带来的自我本位主义取(qu)向。在全书的最后，他将(jiang)布汶之战(zhan)时期人(ren)们以信仰之战(zhan)决定命运的行为，与今日以弗(fu)朗哥等(deng)独(du)裁者为代表的在取(qu)得僭主权力后再(zai)借助信仰将(jiang)自身合(he)法化(hua)的行为形成(cheng)对(dui)比，虽未直接提出批评，却暗(an)示了古今之别下的某种共性。

第二点是(shi)政治(zhi)文化(hua)。在杜比那(na)里，将(jiang)事件放在战(zhan)争、休战(zhan)与和平的大序列与长时段分析中，是(shi)为了更精准地界定政治(zhi)的范畴，并更好地理解当时神圣与世俗是(shi)如何交织的。如上文对(dui)全书第二部(bu)分的概括所述，杜比力求在事件背后分析的，是(shi)结(jie)构起事件的人(ren)们的行动与观念何以形成(cheng)。他梳理了在和平号召下王权与教权的演变，以及人(ren)们对(dui)公共权力想象的变化(hua)；梳理了彼时人(ren)们对(dui)神意与虔(qian)诚的理解、将(jiang)战(zhan)斗作为宗教行为的意义。同时，即使(shi)是(shi)在年鉴传统中占据重要地位的“经济”，在本书中也更多作为影响人(ren)们“钱”的观念性存(cun)在，刺(ci)激着(zhe)人(ren)们的想象和欲望，并制约着(zhe)不同阶层人(ren)们对(dui)自身的定位与如何合(he)适(shi)地进行行动与生活。这并不代表杜比忽略(lue)了社会(hui)经济基础——事实上他在本书中多次强调商业发展对(dui)卡佩王室王权的影响——但我们仍不难从(cong)中看出某种更注重意识形态与思(si)维体系(xi)研究的取(qu)向，而这正是(shi)新文化(hua)史进行历史书写的出发点。[4]

第三则(ze)是(shi)记忆。在杜比看来，重大事件之所以有价值，便在于它的影响被“见证者的回忆和历史学家的幻想不断放大”，在于它的影响被人(ren)们长时间地谈论，在于它的爆发所引起的物议沸(fei)腾。因此，若不去考察事件发生后人(ren)们对(dui)它的记忆、遗忘与变形，便可(ke)能错失事件的多重意义。在杜比对(dui)记忆的处理上，我们不仅能看到年鉴学派第一代在斯特拉斯堡时期与社会(hui)心理学家、集(ji)体记忆提出者莫里斯·哈布瓦赫交好并提出心态史研究的踪迹，也能看到80年代后半期，在大革命正统与修正学派的争论中，人(ren)们对(dui)民(min)族记忆的关怀导致的记忆史学的勃兴——如皮埃尔(er)·诺拉主编的巨著(zhu)《记忆之场》——的前奏。[5]当然(ran)，研究历史记述与记忆为我们处理事件的身后史，并将(jiang)作为叙事存(cun)在的事件历史，视作每一个时代的当代史提供了便利，但同时也存(cun)在导致“一切历史都是(shi)叙事”，因而不存(cun)在真实历史的后现代史学质(zhi)疑的风险。[6]杜比虽未直接处理这一问题，但在对(dui)历史书写趣味的强调，以及对(dui)布列塔尼的纪尧姆所做记述“做到最大程度的真实”“清晰详实，没有过度曲(qu)意逢迎，亦不刻意炫(xuan)耀学识或滥用修辞”的肯定性评价中，也侧面坚(jian)守了历史书写有其意义的态度。

《记忆之场》书封

总体而言，尽管本书存(cun)在作为战(zhan)役史却对(dui)战(zhan)争艺术着(zhe)墨不多的遗憾（杜比本人(ren)的建(jian)议是(shi)参考维尔(er)布鲁根的专著(zhu)），《布汶的星期天》仍堪称一部(bu)杰作。如同布汶之战(zhan)本身立足在法兰西君主制发展与中世纪欧洲经由封建(jian)革命走向民(min)族国家的转折点一样，本书的写作本身也立足在史学革命的转折点上。这使(shi)得它有一种难能可(ke)贵的综(zong)合(he)态度：除了勒高夫所称赞(zan)的“结(jie)构与事件的综(zong)合(he)”外，本书也是(shi)优美的写作艺术与严谨的史学分析的综(zong)合(he)——是(shi)中世纪武(wu)功歌与法国小说奠定的叙事传统与布罗代尔(er)式的时段-结(jie)构分析的综(zong)合(he)，社会(hui)经济史研究与文化(hua)史转向的综(zong)合(he)，古典文献与当代跨学科方法的综(zong)合(he)，公众史学与专业历史研究的综(zong)合(he)。相(xiang)较(jiao)于标志(zhi)着(zhe)年鉴学派转型的另一巨著(zhu)《蒙塔尤》，本书一面更加重视总体性分析，没有那(na)么微观；一面却在叙事上远胜(sheng)于后者分门别类(lei)的社会(hui)科学式琐碎叙述。本书继承(cheng)自布罗代尔(er)与年鉴传统却不失之枯燥(zao)，启发新文化(hua)史与记忆史研究诸(zhu)家却未陷入(ru)其后现代困(kun)境之中。《布汶的星期天》在留存(cun)、改写、形塑人(ren)们的忆的同时，其自身也已成(cheng)为法兰西民(min)族记忆之场的一部(bu)分。

注释：

[1]［美］彼得•伯克著(zhu)《法国史学革命：年鉴学派，1929-2014》（第二版）刘永华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55页。

[2]有关年鉴学派的发展历程，参见[美]彼得·伯克：《法国史学革命：年鉴学派，1929-2014》（第二版），刘永华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

[3]关于乔治(zhi)·杜比本人(ren)的生平，参见本书译者后记，[法]乔治(zhi)·杜比：《布汶的星期天》，梁爽、田梦(meng)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262-267页。

[4]有关新文化(hua)史的介绍，可(ke)参[美]林·亨特主编：《新文化(hua)史》，姜进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5]有关记忆史学的研究，参见[法]皮埃尔(er)·诺拉主编：《记忆之场：法国国民(min)意识的文化(hua)社会(hui)史》，黄艳红等(deng)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

[6]有关后现代史学的相(xiang)关问题，参见[美]海登·怀特：《元史学》，陈新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