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nian)2月，人民文学出版社举办了一场中长篇(pian)小说作(zuo)家座谈会。那次会议上，茅盾(dun)先生鼓励中青年(nian)作(zuo)家在写出了优秀的短篇(pian)小说和中篇(pian)小说后，要尝试长篇(pian)小说的创作(zuo)。当时(shi)我(wo)只发表(biao)过短篇(pian)小说，开始写中篇(pian)小说，还没打算写长篇(pian)。会上茅盾(dun)先生来了一句——现在这个声音还在我(wo)耳(er)边回响——“刘(liu)心武来了吗？”我(wo)立刻站起来，和茅盾(dun)先生四目相对。我(wo)们对视(shi)的时(shi)间只有几秒，但他的眼神给我(wo)的滋养非常丰富，既有关心，也有鼓励，还有期望，我(wo)感动极了。自那以后，我(wo)就下(xia)定决心要写长篇(pian)。

写长篇(pian)小说面临两个最重要的问题，第一是写什么？第二(er)是怎么写？首先解决写什么。当时(shi)我(wo)从北京出版社调到北京市文联，成为一名专业作(zuo)家。思来想去(qu)，我(wo)要写北京市民生活。因为我(wo)熟悉。我(wo)1950年(nian)8岁时(shi)跟随父(fu)母从重庆来到北京，从此就一直定居(ju)北京。

当时(shi)要求深入(ru)生活，需要蹲点。我(wo)去(qu)了东四人民市场。那里原本是一座寺(si)庙，名为隆福(fu)寺(si)，前门在隆福(fu)寺(si)街，后门位(wei)于钱粮(liang)胡(hu)同。我(wo)少年(nian)时(shi)代就住在钱粮(liang)胡(hu)同，上小学和中学都要穿过隆福(fu)寺(si)，目睹它从一个寺(si)庙变成了一家百货商场。

商场开门之前，我(wo)就和售货员一起去(qu)仓库里搬货、补货，然(ran)后上柜台售货，商场关门了之后继续盘(pan)点、清货，参与了商场营(ying)业的全过程，也接触(chu)到营(ying)业期间在售货员、顾客之间发生的各种各样(yang)的故事。跟售货员熟悉之后，我(wo)还得寸进尺地提出去(qu)人家家里看看。售货员就带我(wo)去(qu)他们居(ju)住的四合院里，这样(yang)我(wo)就对胡(hu)同、杂院有了更多的接触(chu)。我(wo)深入(ru)生活的触(chu)角越来越多，生活积累越来越丰厚。

题材就这样(yang)确定了——北京市民生活。但这只是我(wo)要写的内容(rong)，并不能算“写什么”这个问题的全部(bu)回答。我(wo)究竟要通过这部(bu)作(zuo)品探索和表(biao)达什么呢？后来，我(wo)找到了一个象征(zheng)性(xing)的符码——钟鼓楼。

钟鼓楼位(wei)于北京城中轴线最北端，是两座明代修建的古老建筑，用于报时(shi)，具有充分的符码性(xing)。我(wo)写北京市民生活，而且我(wo)要把(ba)历史与当下(xia)结(jie)合起来写，探讨时(shi)间的意义：时(shi)间流淌(tang)过城市，就形(xing)成了历史；时(shi)间淌(tang)流过个体，就构成了命运。《钟鼓楼》前面有题词(ci)：“谨(jin)将此作(zuo)呈献在流逝的时(shi)间中，已经和即将产生历史感的人们”，我(wo)要在作(zuo)品中表(biao)达一种“历史感”。

“写什么”的问题解决了，接下(xia)来就是“怎么写”。关于“怎么写”，我(wo)有一些体会。我(wo)认为写小小说要注重情趣，以情趣取胜；短篇(pian)小说开始容(rong)纳思想，需要有一个好的主题；中篇(pian)小说前两点都得有，还要把(ba)握整个文本的情调。我(wo)揣摩鲁迅的小说，就特别重视(shi)他每篇(pian)小说所(suo)形(xing)成的不同的叙述调式(shi)，例如《狂人日记》是亢奋(fen)、激昂的调式(shi)：“赵家的狗，何以看我(wo)两眼呢？”“救救孩子！”例如《伤逝》：“如果我(wo)能够，我(wo)要写下(xia)我(wo)的悔恨和悲哀，为子君，为自己”“初春(chun)的夜，还是那么长”，则是惆怅、哀怨和忏悔的调式(shi)。

长篇(pian)小说最要紧的是结(jie)构问题。中外有很多优秀作(zuo)品的结(jie)构都可以参照。如“串珠式(shi)”，把(ba)“我(wo)”的人生中一些重要的生命片(pian)段(duan)像(xiang)珍珠一样(yang)串联起来，例如英国作(zuo)家狄更斯的《大卫·科波菲尔》。还有一种我(wo)将其称为“登楼式(shi)”，法国作(zuo)家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就是这样(yang)写的：主角在少年(nian)时(shi)代初尝情感的甜美，这是一个台阶，后来他进入(ru)音乐界，与父(fu)亲一起去(qu)宫廷(ting)演奏，一级一级往上升，最后到了巴黎，进入(ru)西(xi)方最重要的文化场所(suo)，谱出伟大的乐章。此外还有“横剖式(shi)”等。阅读了大量作(zuo)品后，我(wo)最想学习的是李劼人《死水微澜(lan)》的结(jie)构，我(wo)将其称为“编(bian)辫式(shi)”，三个主要人物的命运纠缠、扭结(jie)在一起，就好像(xiang)把(ba)三缕头发编(bian)成一条美丽的辫子。

但到头来我(wo)不想模仿前人的既有结(jie)构，我(wo)应该在结(jie)构上创新。我(wo)最后独创了一个结(jie)构，我(wo)将其称为“橘瓣式(shi)”。

在人物设(she)置上，我(wo)参照张择端的《清明上河(he)图》。《清明上河(he)图》中有很多人物，你(ni)找不出哪个人物是主角，但你(ni)能找到每个片(pian)段(duan)里的主角。例如船过虹桥那段(duan)，船上的船夫就是主角。我(wo)将《钟鼓楼》的故事设(she)置在1982年(nian)12月12日早上5点到下(xia)午5点，空间是钟鼓楼下(xia)的普通四合院。这个四合院里有十来户人家，每一户人家就好比一个橘子瓣，具有相对的封闭性(xing)，面临着自己的问题。但是他们住在一个院子里，就像(xiang)橘子瓣合拢之后构成了一个总体。

橘子瓣还需要有橘子皮包裹。橘子皮是什么？就是一场婚礼。这场婚礼把(ba)整个四合院的人家都牵连进去(qu)，还把(ba)院外的人也吸进来了。2021年(nian)，美国亚马逊穿越出版社出版了我(wo)的《钟鼓楼》英译本，译名为《The Wedding Party》，即《婚礼派对》。我(wo)同意这样(yang)的译法。

《钟鼓楼》是我(wo)的第一部(bu)长篇(pian)小说，获得了第二(er)届茅盾(dun)文学奖(jiang)。我(wo)在茅盾(dun)先生的鼓励下(xia)，一直坚持长篇(pian)小说的写作(zuo)，后来又写了《四牌楼》《栖凤楼》，与《钟鼓楼》构成“三楼系列”，还写了《风过耳(er)》，本世(shi)纪(ji)又推出了《飘窗》《邮轮碎片(pian)》。我(wo)坚持与时(shi)代同步，以小说形(xing)式(shi)为社会进程留痕，在人性(xing)探索、人生意义的追问以及(ji)结(jie)构创新、文本韵味方面都努力下(xia)功夫。

多年(nian)来，我(wo)在文学大观(guan)园里始终没有消失，在默默劳作(zuo)。我(wo)在写作(zuo)上追求美，同时(shi)也包容(rong)自己，不追求完美。我(wo)是小小的、米粒大的苔花，但是我(wo)也开放(fang)，我(wo)要努力把(ba)自己绽圆了。

《 人民日报 》（ 2025年(nian)02月19日 20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