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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转自【中国(guo)经济网(wang)-《经济日报》】；
图(tu)为美国(guo)新奥尔(er)良的街景。（新华(hua)社发(fa)）
从2018年(nian)第一个任期开始(shi)，美国(guo)总统特朗(lang)普及其政府高级官员就(jiu)不断宣称发(fa)动贸易战是为美国(guo)普通劳动者赢回工作岗位，民主党的拜登政府也附和了这一叙事。“制造业回归”似乎成为美国(guo)提高关税、大行贸易保(bao)护主义的某种正当理由，似乎美国(guo)“铁锈带”的衰朽(xiu)和普通民众的生(sheng)活水平下降完(wan)全是国(guo)际(ji)竞争造成的。情况真是这样(yang)吗？美国(guo)通过贸易战真的能够实现(xian)制造业重新振(zhen)兴吗？
从20世纪七(qi)八(ba)十年(nian)代开始(shi)，欧美政府放弃凯恩斯主义，重拾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的思(si)想工具，欧美制造业从这一时期大规模向东(dong)亚转移。这一产业转移进程不是偶(ou)然的，而是美西方国(guo)家刻意推(tui)动实现(xian)的。
除了环境保(bao)护、劳动力价格因素，美西方推(tui)动制造业转移有两个不容忽视的重要原因：
首先，金融(rong)资本代替产业资本成为欧美资本扩张(zhang)的主要形式。与产业资本的增殖模式不同，金融(rong)资本追求的是轻(qing)固定资产，通过资本市场的交易获(huo)得快速资本回报。金融(rong)资本在经济波动的适(shi)应性方面更具有优势，其在经济周期的任何阶段都能盈利，甚至有时还利用资本故意制造经济波动，波动越大获(huo)利越丰。相比之下，产业资本的盈利模式要保(bao)守得多，故而逐渐(jian)被(bei)金融(rong)资本排(pai)挤而被(bei)迫向外转移。
其次，缓解劳资矛盾。一般而言，强大的制造业会创造庞大的产业工人群体，易引发(fa)激烈的劳资矛盾。在二战结束至20世纪70年(nian)代期间，欧洲实行重视福(fu)利的社会政策，一定程度(du)上缓和了阶级矛盾；同时，由于缺少国(guo)际(ji)竞争的压力，美国(guo)工人阶级生(sheng)活相对富足(zu)，阶级矛盾也较为缓和。但到了20世纪80年(nian)代，情况发(fa)生(sheng)了改变，欧洲掀起私有化浪(lang)潮，西方工人阶级生(sheng)活水平有所下降。为避免再次出现(xian)尖锐的阶级矛盾，西方国(guo)家有意识地(di)将劳动密(mi)集型产业向外转移。
如今，上述这两个重要因素并没有发(fa)生(sheng)根本性变化，那么，美国(guo)怎能有条件和动力真正推(tui)动实现(xian)制造业回归呢？
不仅(jin)如此，美国(guo)所谓的制造业回归还面临着(zhe)一系列深刻而棘手的困难：
一是基础设施建设滞后。如果把制造业重新带回美国(guo)，需要大规模更新改造其基础设施。但无论是供电供水还是铁路公路，美国(guo)当前都不具备制造业大规模回归的基础。这些基础设施改造不仅(jin)需要巨额投资，而且需要相当长时间才能完(wan)成。以美国(guo)当下的财力和建设效率，这几乎是不可能完(wan)成的任务。
二是产业结构难以大作调整。美国(guo)经济以第三产业为主，国(guo)内生(sheng)产总值（GDP）的主要来(lai)源是服务业，占到GDP的80%以上。近年(nian)来(lai)，美国(guo)GDP增长主要是靠服务价格增长，而不是服务数量提升。按照汇率计(ji)算，2024年(nian)中国(guo)GDP是美国(guo)的65%，但中国(guo)发(fa)电量几乎是美国(guo)的一倍。美国(guo)在电力供应基本没有增长的情况下，GDP居然持续增长，说明其产业结构已严重脱(tuo)离制造业。推(tui)动制造业回归，意味着(zhe)美必须进行大规模的产业结构调整。在资本主义政治(zhi)主导之下，不符合资本增殖规律(lu)的改变如何得以实现(xian)？
三是美元政策定位存在矛盾。如果制造业回归，企(qi)业必须降低产品成本，以获(huo)得更强的国(guo)际(ji)竞争力，从而需要实施弱美元政策。但为了吸引国(guo)际(ji)资本填补经常项目赤(chi)字、抑制美国(guo)国(guo)内通货(huo)膨胀及巩固美元的国(guo)际(ji)地(di)位，则需要强美元政策。这二者是彼此冲突的。毫无疑(yi)问，美国(guo)会选择强美元政策，因为强美元是美国(guo)拥(yong)有全球霸权的基石。在强美元约(yue)束下，制造业大规模回归美国(guo)是不现(xian)实的。
因此，美宣称加征(zheng)关税、大搞贸易保(bao)护是为了避免其他国(guo)家的工人抢走美国(guo)国(guo)内工人的饭碗，显然只是政治(zhi)上的托词。作为二战后世界经济秩序的主导者和规则制定者，美国(guo)无疑(yi)获(huo)得了世界经济再生(sheng)产中最丰厚的回报，但由于其将大量资源用于对外战争而非重视民生(sheng)，加上在国(guo)内二次分配时缺乏调节，才导致了富者愈富、贫者愈贫。
19世纪70年(nian)代后，保(bao)护性关税逐渐(jian)成为国(guo)际(ji)政治(zhi)的重要工具。美国(guo)自19世纪晚期到一战之前一直采用高关税保(bao)护自己的工业发(fa)展(zhan)。1890年(nian)至1913年(nian)，美国(guo)的平均关税在40%以上，而同时期其他主要工业国(guo)的关税都很低，当时的世界经济霸主英国(guo)更是接近于零关税。1930年(nian)美国(guo)通过了《斯姆特—霍利关税法》，引发(fa)其他国(guo)家针锋相对的报复，进一步(bu)加剧了世界性的大萧条。20世纪80年(nian)代，激烈的美日贸易摩擦(ca)后签署“广场协议(yi)”，被(bei)大多数学者认为是导致日本后来(lai)长期经济低迷的主要原因。在这些案例中，作为制造业大国(guo)的美国(guo)制造贸易摩擦(ca)是为了与他国(guo)竞争，保(bao)护本国(guo)相关产业，避免在竞争中被(bei)外国(guo)企(qi)业击败。
然而，自2018年(nian)开始(shi)的中美经贸摩擦(ca)与之前的案例大为不同，美国(guo)在很多生(sheng)产领域已经丧失竞争优势。按照联合国(guo)《工业化的未来(lai)》报告统计(ji)，中国(guo)在2023年(nian)全球工业产值中占比为35%，名列首位，美国(guo)次之（12%），日本第三（6%）。美通过提高关税限制从中国(guo)进口的相当比例产品，其自身并没有能替代的产品，且中国(guo)之外也同样(yang)没有可替代的选择。不仅(jin)如此，很多中国(guo)输美产品的价格弹性很小，从经济学角度(du)而言，美国(guo)提高关税几乎无法对中国(guo)造成实质性影响，但将被(bei)动增加美国(guo)消费者的成本，推(tui)高美通货(huo)膨胀。
总之，由于没有可替代方案和国(guo)内有效供给，美国(guo)提高关税难以实质性影响中国(guo)对美贸易；受制于自身经济架(jia)构和政治(zhi)体制，提高关税也无法有效促(cu)进制造业回归。美如今经济困境的形成有着(zhe)资本主义发(fa)展(zhan)规律(lu)本身的深刻原因，与过去(qu)数十年(nian)的经济全球化进程和美国(guo)霸权的盛衰密(mi)切(qie)相关，不可能通过一个简单的关税政策就(jiu)能扭转。
（本文来(lai)源：经济日报 作者：陈 琪 薛 静 作者分别系清华(hua)大学中美关系研究中心主任、教授，清华(hua)大学中美关系研究中心特约(yue)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