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出生于美国的朱迪斯·巴特勒是当代(dai)最著名的后(hou)现代(dai)主义思想家之一，专注于女性主义批评、性别研究、当代(dai)政治哲学和伦理学等领域，被视为酷儿运动的理论先(xian)驱。在《消解性别》中，巴特勒第(di)一次(ci)将目光放在普(pu)通人和他们的生活上，批判男女二元的性别框架，反驳各种形(xing)式的性别本质论。

在巴特勒看(kan)来，性别规范有(you)着两面性。一方面，如果没有(you)一定的规矩，人们就无法(fa)相互(hu)理解和承认，但另一方面，让日子过不下去(qu)的正(zheng)是这些规矩，因此唯一可行的做法(fa)是让性别这个概念保持开放性和不可知性。书中写道：“为了(le)要生活，要好好生活，为了(le)能够知晓朝哪个方向前进才会改变我们的社会世(shi)界，我们需要规范；但是，我们也(ye)会受困于规范，有(you)时规范会对我们施加暴力，而为了(le)社会公正(zheng)，我们必须反对它们。”正(zheng)如巴特勒所说：“批评的意义在于对束缚生活的规矩提出质疑(yi)，好让生活方式具有(you)更多的可能性。”

《消解性别》

在日常生活中，“男性特质”“女性特质”都是常见(jian)的话术(shu)，但它们并不是一种固(gu)定标准。你口中的定义和七大姑八大姨很可能不同，甚至完全相反，而在网络上，这样的碰撞更是常见(jian)。也(ye)就是说，这些话术(shu)总会随着社会和文(wen)化的变化而变，即使是某(mou)些看(kan)似“约定俗成(cheng)”的概念，也(ye)处于漫长的被制(zhi)造过程中。

在这种情况下，“性别”的社会规范和一个完整的正(zheng)常人之间，难免存在矛盾和束缚，甚至会衍生为政治问题。同性婚姻就是如此，正(zheng)如书中所言(yan)：“政治是由(you)可理解的话语(yu)构成(cheng)的，它要求我们采取某(mou)个立(li)场，不论这个立(li)场是赞同还是反对同性恋婚姻；但是，作为人和严肃的规范性政治哲学及(ji)实践的一部分的批判性思考(kao)则要求我们探问，这到底为什么以及(ji)如何成(cheng)为了(le)一个问题——一个决定什么会、什么不会在这里成(cheng)为有(you)意义的政治问题。在现有(you)条件下，为什么‘成(cheng)为政治’的前景(jing)恰恰依赖于我们在话语(yu)性地构成(cheng)的二元结构中操作（而不是探问）的能力，而且努力地不去(qu)知晓性领域就是被迫受制(zhi)于对这些条件的接受呢？”

巴特勒继而将这一观点扩(kuo)大到广义层面。她认为，如果将“理解”视为主流社会规范下的结果，那么“一定程度上的不被理解，并不是一件坏事”。

至于应对之道，书名的“消解性别”就是巴特勒认为的正(zheng)解。她认为，“为了(le)成(cheng)全自己，我们就必须先(xian)消解自己：我们必须成(cheng)为‘存在’的更大的社会结构的一部分，以创造出我们自己。”当然，这一点也(ye)存在悖论，“当性别规范开始在不同层次(ci)麻痹性别的能动性时，这个悖论就会加剧。”

“消解性别”被巴特勒视为女性主义的重要基础。她的“酷儿理论”来自于李(li)银河的翻译(yi)，英文(wen)即Queer，原意为怪异的、怪癖的。在她看(kan)来，没有(you)任何性取向来自某(mou)种固(gu)定的身份，而是仿佛(fo)演员一般、不断变化的“协同表演”。基于这一理论，巴特勒认为性少数群体在社会中的孤立(li)是“异性规范化”的后(hou)果，社会性别亦(yi)非天生生理身份的表现，而是人为规范化而成(cheng)。

被规范的从来不仅仅是少数群体

虽然巴特勒在《消解性别》中着重于性少数群体，但若以为她笔下的“规范”仅仅针对少数人，那就低估了(le)这本书的意义。

人类社会的“规范”，固(gu)然制(zhi)造了(le)基本秩序和伦理，但反过来也(ye)是对人类的限制(zhi)。对于女性而言(yan)，规训更是无处不在。

在现代(dai)文(wen)明社会，多数正(zheng)常人会接受与包(bao)容各种少数群体，并不将之视为“异类”。虽然狭隘的人与观念依然存在，但在人类历史上，这已经(jing)是特立(li)独行者(zhe)所面对的最好时代(dai)。

人类走到这一天着实不易，每一步(bu)都值得珍惜。仅仅在爱情层面，当人们习惯自由(you)恋爱时，不要忘记就在一百多年前的中国，盲婚哑嫁(jia)仍(reng)是主流，抗议不但无效，还会被指斥为忤逆不孝，挣(zheng)脱家庭枷锁(suo)的年轻人面对的是千(qian)夫所指。

相比男性，女性选择离经(jing)叛道，前路会更加崎岖。哪怕到了(le)17世(shi)纪，西方女性地位仍(reng)然极(ji)低，生活完全依附于男性，生活品质取决于丈夫的地位。要想衣食无忧，只有(you)两条路径：或者(zhe)生来是贵族，或者(zhe)嫁(jia)给贵族。当有(you)女性选择离开家庭、工场和教堂，离经(jing)叛道的她们面临的命运极(ji)为艰难。

娜塔(ta)莉(li)·泽蒙·戴维斯在《边缘女人：十(shi)七世(shi)纪的三则人生故(gu)事》中就以三位女性为引线，借助各种档案(an)、回忆录、自传、账本和画作等，剖析了(le)那个时代(dai)的女性生活。

书中的三位女性各有(you)际(ji)遇。格莉(li)克尔·莱布长于经(jing)商，写下七卷本自传，玛丽·居雅投身教育和慈善，玛利亚·梅(mei)里安是艺术(shu)家和博(bo)物学家。她们都是普(pu)通女子，但又并不普(pu)通。她们既不是贵族，也(ye)不是谁的缪斯，她们从未(wei)淹没在母(mu)亲的身份中，也(ye)从未(wei)作为妻子而被抹杀。

《边缘女人：十(shi)七世(shi)纪的三则人生故(gu)事》

玛利亚·梅(mei)里安精通水彩画和油画，还细心观察毛虫、蝇、蜘蛛及(ji)其他类似生物的习性。1692年，她因其离经(jing)叛道之举引发关注，“她抛下丈夫，前往魏沃特市的拉巴迪团(tuan)体中找寻平静。”这只是人生转(zhuan)向的开始，“她将满载着标本从美洲航行归来，将出版她的伟大作品《苏里南(nan)昆虫变态》，将进一步(bu)充实她的《欧洲昆虫》，将成(cheng)为阿姆斯特丹的植物学家、科学家和收藏家圈子里举足轻重的人物，直(zhi)到1717年去(qu)世(shi)。”

格莉(li)克尔·莱布的人生更难挣(zheng)脱，她12岁订婚，14岁结婚，30年间生了(le)14个孩子，之后(hou)成(cheng)了(le)寡妇。虽然孤儿寡母(mu)，但她却也(ye)因为这意外挣(zheng)脱牢笼，利用手中家业(ye)，做生意、放贷(dai)，成(cheng)为那个时代(dai)的强悍女商人。更可贵的是，她在自传中讲述了(le)许多故(gu)事，以此教育自己的孩子。在17世(shi)纪，她的教育已经(jing)极(ji)为超前，努力呼唤(huan)孩子的独立(li)性，将之置于父母(mu)权威之上。

至于玛丽·居雅，她的内心折磨与宗教有(you)很大关系。从全书脉络来看(kan)，宗教影响着三位女性的选择，但并非决定性选择。她们分别是犹太教徒、天主教徒和新教徒，走上了(le)同一条追(zhui)求自我之路，并最终(zhong)实现了(le)自我价值，而且微(wei)微(wei)撼动了(le)那个男性世(shi)界。

正(zheng)是这三位在时人眼中离经(jing)叛道的女性，用自己的努力告诉世(shi)界：不管生在什么时代(dai)，被如何打压，遭遇多少不堪，“自我”仍(reng)然是作为“人”的最高追(zhui)求。

但这样的人终(zhong)究是少数，在电影《西西里的美丽传说》中，莫妮卡·贝鲁奇以绝世(shi)风(feng)姿成(cheng)就了(le)影史上的经(jing)典形(xing)象。但也(ye)正(zheng)是因为这份动人心魄(po)的美，才让影片尾声的摧(cui)毁(hui)美更加触目惊心。一个女性在战争期间的求生，在战后(hou)成(cheng)了(le)罪过，人们通过道德(de)谴责弱女子，掩饰自己曾(ceng)经(jing)的懦弱与不堪。

类似的事情在一战同样曾(ceng)经(jing)发生。《女性史：20世(shi)纪卷》中写道：“成(cheng)为妓女还是母(mu)亲？对于女性而言(yan)，性选择向来都介于两个极(ji)端对立(li)的选项之间……在欧洲，对性的双重标准却带上了(le)爱国主义的色彩……不忠的妻子被贴上了(le)不爱国的标签，尤其是那些与战俘发生关系的人。她们在德(de)国媒体上受到嘲弄，并被处以罚款和监禁。在法(fa)国，法(fa)庭对通奸的妇女实行严厉的判决，对杀害了(le)不忠妻子的士兵却宽大处理。”

与此同时，女性养活自己并不容易。书中写道：“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得到高昂的战时工资，而在报酬较低的岗位工作的女性为其他行业(ye)较高的工资付出了(le)代(dai)价。传统女性职业(ye)仍(reng)然收入微(wei)薄，尤其是那些在家做工的女性。因为人们很难在这种情况下执行最低工资法(fa)。”

从一战到二战，人们实际(ji)上都在面对同一个问题：“男人在外面丢的面子，回到家庭之后(hou)是要找回来的。面对战争也(ye)同样如此，在外受到创伤的男人，战后(hou)需要回到家庭重温其优越感。”

即使没有(you)战争，在整个人类社会，这种现象至今(jin)仍(reng)然存在。不少在外面打拼的男性，面对领导时唯唯诺(nuo)诺(nuo)，面对办公室复杂人际(ji)关系时忍气吞声，家才是唯一的宣泄渠道。因此，一战结束后(hou)，复员军人的家庭暴力事件多到触目惊心。

所幸的是，这并不是20世(shi)纪的全部。在人类历史上，20世(shi)纪是一个“女性”身份彻(che)底被重构和确立(li)的时代(dai)。女性从静默的他者(zhe)和被注视的客体，慢慢在大众(zhong)媒体的影响下开始融合汇(hui)聚，并在20世(shi)纪中后(hou)期到达了(le)一个文(wen)化认同的高潮。在媒介传播的影响下，女性不再是世(shi)界一隅的孤立(li)个体，而成(cheng)为一个有(you)着相似意识(shi)形(xing)态的集体。她们享有(you)共同的审美爱好和世(shi)界观、价值观，具有(you)更为趋同的女性特质，女性事实上由(you)复数逐渐向单数收缩。

在这个过程中，女性反抗着父权制(zhi)的枷锁(suo)，但在资本主义和商业(ye)媒介的合谋之下，她们也(ye)越来越陷入了(le)另一种单一身份的陷阱。

法(fa)国史学家、年鉴学派(pai)第(di)三代(dai)的代(dai)表人物乔治·杜(du)比，主编了(le)巨著《女性史》，“20世(shi)纪卷”是其第(di)五卷。

《女性史》

书中写道：“了(le)解那些人生经(jing)历跨越了(le)20世(shi)纪的女性，你将被她们的不幸和伟大所震撼。她们受到战争、革命和独裁(cai)统治的打击，也(ye)见(jian)证了(le)两性关系的巨变。我们现在是否已经(jing)到达了(le)女性史的‘终(zhong)点’，到达了(le)多年来稳(wen)定的、不可避(bi)免的解放进程的顶点？并非如此。如果诞生自第(di)一次(ci)世(shi)界大战和俄(e)国革命旋涡之中的20世(shi)纪地缘政治现在已经(jing)告一段(duan)落了(le)，东(dong)方集团(tuan)瓦解后(hou)自由(you)主义的胜利所带来的‘历史的终(zhong)结’的概念，也(ye)未(wei)能幸免于欧洲及(ji)其他地区一系列事件的冲击。‘历史的终(zhong)结’对女性而言(yan)到底意味着什么呢？是男性主导社会的末路和新社会黎明的到来？是一个性别分化几近消失的新时代(dai)？还是一个男性和女性既可以保持自己的独特身份又享有(you)平等权利和机会的世(shi)界？”

这些问题显然还没有(you)足够稳(wen)定的答(da)案(an)，但变化显而易见(jian)。20世(shi)纪女性拥有(you)和过往女性不一样的人生，取得的成(cheng)就也(ye)是事实，包(bao)括投票(piao)权、生育风(feng)险的大幅(fu)降低、避(bi)孕(yun)措施和职场上的新机会等。

可这些“成(cheng)就”同样是一种社会构建，在构建的过程中，有(you)赞同和推动者(zhe)，也(ye)有(you)反对者(zhe)，同时，没有(you)任何成(cheng)就是一劳永逸的。对女性进步(bu)运动的刻板认知，很容易让人忽视仍(reng)然存在的不公。审美层面的“规范”，也(ye)通过纤瘦的电影明星、模特和选美表现出来。

这导致“新女性”形(xing)象被固(gu)化：“她是一位专业(ye)的家庭主妇，既是家中的女王，又是精明的消费者(zhe)。广告在贩卖商品的同时也(ye)贩卖图像。新女性看(kan)上去(qu)可能比以往的女性更加光鲜亮丽，但她们本质上并没有(you)太大的改变，因为广告同时也(ye)将女性自己变成(cheng)了(le)性对象和令人渴望(wang)的商品。”

被固(gu)化的女性，被“规范”的人生

对女性的固(gu)化，在婚姻层面呈现最为明显。上野千(qian)鹤子的《父权制(zhi)与资本主义》一书中就写道：“婚姻市场对女性的局限性极(ji)强，比如说女性不能有(you)过多的异性朋友，不能有(you)过于频繁的社交活动，不能主动去(qu)追(zhui)求性。一个主动的女生意味着她是婚姻市场外的‘社会女性’，不配作为结婚考(kao)虑对象，是被玩(wan)弄宣泄的对象。而一个男性在步(bu)入婚姻前与这样的‘社会女性’游戏，而到谈论婚姻时要求婚配的女性是白纸一张(zhang)。这种风(feng)气往越小越偏(pian)远的地区越严重。”

上野千(qian)鹤子还曾(ceng)写道：“对子宫的统治本来就是围(wei)绕出生婴儿的归属之争，这正(zheng)是父权制(zhi)的核心问题。”

如果探究问题的根本，那么上野千(qian)鹤子的另一个发问或许更为关键：“原本革命应当是不分性别的自由(you)公民的解放，为何结果只是男性的解放，女性解放则被搁(ge)置了(le)？”直(zhi)至今(jin)日，它仍(reng)然没有(you)答(da)案(an)。

在上野千(qian)鹤子看(kan)来，性别是太过明显的阶级对立(li)，以至于容易被忽略。在日常生活中，这种被忽略甚至被“自然化”的对立(li)无处不在。比如对性的看(kan)法(fa)就是如此，维多利亚时代(dai)的性伦理要求女性不能看(kan)也(ye)不能触碰自己的性器官，在这一要求之下，明明是自己的身体，对女性而言(yan)却是最为疏远的陌生之物。这样的伦理要求，直(zhi)到今(jin)天仍(reng)有(you)巨大市场，许多女性仍(reng)误以为对性的无知是“可爱”的表现，甚至谈“性”色变。

其实这一切的本质是经(jing)济问题，《父权制(zhi)与资本主义》如同一把手术(shu)刀，所剖开的是近现代(dai)社会的性别经(jing)济结构。

成(cheng)书时的1990年，正(zheng)是日本泡沫经(jing)济破灭，开启“失去(qu)的三十(shi)年”之时，普(pu)通家庭无法(fa)承受高昂的市场化外包(bao)服务，因此出现了(le)越来越多的全职妈妈。

全职妈妈带来了(le)一个新的问题：她们在家操持家务，却没有(you)相应收入，许多男性回到家，往往还会来一句“你呆在家里什么也(ye)没干(gan)”。

这恰恰反映了(le)父权制(zhi)的经(jing)济基础，也(ye)就是男性对女性劳动力的统治。这种统治的根本问题在于生产费用的不平等，比如男性在外工作养家，当然很辛苦(ku)，但如果将女性在家操持家务所耗费的时间与精力，对应为市场化费用（可以想想市场上月嫂和保姆的收入标准，还有(you)教师的收入标准），很多男性的收入甚至无法(fa)承担这笔费用。与此同时，女性的牺牲也(ye)非常大，她们或者(zhe)告别职场，很难重返，或者(zhe)要牺牲事业(ye)，升职比男性更困难。

很多人或许会认为，这种比较并不合理，因为古代(dai)女性根本不出去(qu)工作，“男主外女主内”是传统，如今(jin)的全职妈妈，或者(zhe)职场女性的家庭付出，不过是对传统的继承，并不是一种新的剥夺。这个说法(fa)当然是荒谬的，因为近代(dai)资本主义崛起的依托，就是机器化生产、市民社会和教育普(pu)及(ji)，它必然使女性能够接受教育、参与社会事务并参与社会生产，也(ye)必然会打破“男主外女主内”的所谓传统。但与此同时，父权制(zhi)的存在，使得男性多少成(cheng)为获益者(zhe)，往往可以享受女性“内外兼顾”所产生的剩余价值。

现代(dai)社会继承了(le)传统社会的一种观念，即刻意强调女性的爱与母(mu)性。这种将女性推上神坛的价值观，几乎(hu)已经(jing)成(cheng)为教科书一般的真理。但正(zheng)如上野千(qian)鹤子所说，这实际(ji)上是“长久以来榨取女性劳动的意识(shi)形(xing)态机制(zhi)”。既然爱是“无条件付出”，母(mu)性是“隐忍和牺牲”，那么就可以等同于无价值劳动。它们看(kan)似对女性的赞美，实际(ji)上遮蔽了(le)女性被剥削、被压迫的地位。

即使无数人曾(ceng)提出女性的“自主权”，但正(zheng)如《消解性别》中所言(yan)：“任何一个自主权的概念都有(you)着局限。自主权实际(ji)上是在社会条件制(zhi)约下生活在这个世(shi)界上的方式。那些社会工具可以赋(fu)权，但也(ye)具有(you)约束力，而在很多情况下，这两种功能同时发挥着作用。”

不管是否认同巴特勒在《消解性别》中提及(ji)的“规范”，都不能回避(bi)这样的事实：“规范就是那种决定了(le)‘可理解的’生活、‘真正(zheng)的’男人和‘真正(zheng)的’女人的东(dong)西。如果我们违(wei)背这些规范，就很难说我们是否还能生活下去(qu)、是否还应该生活下去(qu)，我们的生活乃至生命是否还有(you)价值、是否能变得有(you)价值，我们的性别是否是真实的、是否能被看(kan)作是真实的。”

上野千(qian)鹤子所批判的父权、所揭露的女性被剥削的隐藏事实，都以这样的“规范”而呈现。具体在社会层面，它被渲染为“女人一定要结婚”“不生孩子的人生就不完整”等常见(jian)话语(yu)。无数人选择“适应”，但这并不意味着《消解性别》中提到的解决方案(an)并不可行。事实上，开放的心态和认知，永远是人类进步(bu)的倚(yi)仗，在性别问题上同样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