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坛上的中国：民(min)国人文讲演录》 张春田编 南京大(da)学出版社

今天这两本书，第一本是《讲坛上的中国：民(min)国人文讲演录》，它并非著作，是编者(zhe)将民(min)国时(shi)期著名人士的演讲汇编成书，在今天看来属于“史料”。同学们刚开始(shi)读(du)这本书时(shi)，可能会有疑问(wen)，民(min)国时(shi)期的演讲对(dui)我们现在所处的时(shi)代有什么价值？但(dan)读(du)后(hou)就会发现许多问(wen)题是贯通的。这种贯通性，如果用一个具(ju)体(ti)形象去表达，就是人民(min)英(ying)雄纪念碑(bei)。只要纪念碑(bei)在，我们就同处在一个历史纪元。纪念碑(bei)碑(bei)文由毛泽东起草，周恩来手书，正文一共三句话(hua)、114个字。每(mei)句话(hua)都由时(shi)间起始(shi)。第一句话(hua)开头(tou)是“三年(nian)以来”，第二句话(hua)开头(tou)是“三十年(nian)以来”，第三句话(hua)开头(tou)是“由此(ci)上溯到一千八百四(si)十年(nian)”。正是天安门广场和人民(min)英(ying)雄纪念碑(bei)的碑(bei)文，表达了近代中国革命时(shi)间和空间的延续性。也(ye)正是因为碑(bei)文最后(hou)一句话(hua)中的“一千八百四(si)十年(nian)”，揭示了我们同处历史纪元的时(shi)间起点(dian)。可以说(shuo)，这个纪元的启动归于一个命题之中，那么，这个命题是什么？

中华民(min)族(zu)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灿烂(lan)的文化，是世界古文明中唯一延续数千年(nian)至今的文明。但(dan)是，为什么中华文明在19世纪中期与(yu)西方的碰撞中一触即(ji)溃？“由此(ci)上溯到一千八百四(si)十年(nian)”，也(ye)就是第一次鸦片战争开始(shi)的时(shi)间。战争从1840年(nian)6月英(ying)国舰队抵达广东海面开始(shi)，到1842年(nian)8月29日在南京下(xia)关江面结束。为何那时(shi)结束？因为英(ying)军兵临当时(shi)长江下(xia)游最重要的城(cheng)市(shi)、朝廷(ting)在东部的政治和经济中心南京，截断长江和运河(he)，漕粮无法北上，严重危及朝廷(ting)财政。英(ying)军到达南京之前清军抵抗(kang)是否激烈？在第二次定海之战中，三位总兵同日殉国。还有在镇江，江宁(ning)副都统海龄率部死守，八旗兵作战尤(you)其勇猛，一些旗兵上阵前杀死妻儿，以防落入(ru)敌手受辱。然(ran)而，根据英(ying)国的《官方中国战争史稿》（Draft Official History of the Chinese War）记(ji)载，镇江之战，英(ying)军仅(jin)死亡37人，失踪3人，受伤128人。英(ying)军在镇江之战中的死亡人数，还是在两年(nian)战争中所有战役中最多的。虽然(ran)有历史学家质疑英(ying)方故意缩小伤亡人数，做(zuo)了重新估计，但(dan)一般而言，战争伤亡以伤亡方统计为准。中国与(yu)西方的第一次激烈碰撞，就是以这样惨烈的结果收场的。

在阅读(du)《民(min)国人文讲演录》时(shi)，可能大(da)家会有疑问(wen)，那时(shi)不少中国有识之士，为何对(dui)西方如此(ci)倾(qing)慕，认为只要照(zhao)搬西方那一套，一切(qie)问(wen)题可以迎刃而解。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渴求现代化，而现代化起源(yuan)于西方。回想一下(xia)人类的历史进程，科(ke)学和技(ji)术、政治和文化在200多年(nian)前，有一次剧烈的变革。18世纪开始(shi)，两件事情出现在欧洲。一件是科(ke)学和技(ji)术层面的，也(ye)就是起源(yuan)于英(ying)国的工业革命。另一件是政治和文化层面的，就是法国大(da)革命。《民(min)国人文讲演录》中，有识之士不断提到工业革命，章太炎、蔡元培等也(ye)常常讲到法国大(da)革命。“双元革命”推动了人类历史整体(ti)改(gai)变，这就是现代化。现代化毫无疑问(wen)具(ju)有伟(wei)大(da)进步意义，试(shi)想，如果没有抗(kang)生素的发明，人类的寿(shou)命不会有今天这么长。虽然(ran)现代化是好事，但(dan)它却伴随着一件坏事向(xiang)全世界扩散，这就是殖民(min)主义。号称“日不落帝(di)国”的英(ying)国在征服(fu)全世界的过程中，把欧洲的准则赋予(yu)人类的普(pu)遍性，重新定义了“文明”与(yu)“野蛮”、“落后(hou)”与(yu)“先进”。

“由此(ci)上溯到一千八百四(si)十年(nian)”，从那时(shi)起，中国面临的主要问(wen)题是，既要反抗(kang)列强侵略，又要实现现代化。我们可以想象，毛泽东是在何等激动的情绪下(xia)起草了人民(min)英(ying)雄纪念碑(bei)碑(bei)文。周恩来写了40多遍才挑选出最满意的一幅。纪念碑(bei)于1949年(nian)9月30日傍(bang)晚6点(dian)举行奠基仪式，毛主席铲了第一锹土，当纪念碑(bei)建成时(shi)，已是1958年(nian)4月。这座纪念碑(bei)凝聚着中国人民(min)100多年(nian)前赴后(hou)继的牺牲(sheng)和探索(suo)。纪念碑(bei)的北面碑(bei)心石料采自青岛浮山，是一整块最初(chu)重达300多吨的花岗岩，经开采、打磨减重再运到北京，耗费巨(ju)大(da)人力。汉白(bai)玉(yu)主要采自北京房山，浮雕由八块主浮雕和两块装饰(shi)浮雕组成，反映从虎门销烟(yan)到渡江战役的八个历史事件。浮雕中的170个人物，都有真人模特(te)。雕塑(su)家们还特(te)意请来解放军战士，要求他们做(zuo)裸(luo)体(ti)模特(te)，以便(bian)准确把握骨架和肌肉(rou)。许多战士害羞(xiu)，要求保留一条短(duan)裤。此(ci)外，还要训练工匠学习西洋美(mei)术，从基础(chu)理论开始(shi)。就这样，人民(min)英(ying)雄纪念碑(bei)耗时(shi)近9年(nian)才建起来。

近代中国的开场是如此(ci)悲怆，无数仁人志士探寻(xun)救亡图存的道路。一方面，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kang)；另一方面人们又在思考为什么会失败，还要向(xiang)压迫自己(ji)的敌人学习。党的二十大(da)提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min)族(zu)伟(wei)大(da)复兴。如何理解这个命题，需要不断回溯历史。从晚清到民(min)国，无数仁人志士提出各种民(min)族(zu)复兴方案，中国何时(shi)才算找到一条正确的道路？1949年(nian)具(ju)有“创世纪”的重要性，而此(ci)后(hou)30年(nian)，中国筚(bi)路蓝缕，不断探索(suo)，直到迎来改(gai)革开放时(shi)代。而改(gai)革开放，也(ye)并非一帆风顺，从1978年(nian)到1992年(nian)，也(ye)是跌宕起伏。这两本书连接起来，就是中国一个半世纪的探索(suo)之旅，阅读(du)这两本书，就是让大(da)家用历史逻辑(ji)去理解我们所处时(shi)代的历史方位。

看待西化与(yu)守旧之争，要还原具(ju)体(ti)的历史情境

历史强调具(ju)体(ti)情境。丹(dan)尼尔(er)·贝尔(er)（Daniel Bell）曾说(shuo)，一代人为之艰苦奋(fen)斗的事情在另一代人往往看得平淡无奇。你们在阅读(du)《民(min)国人文讲演录》时(shi)可能会认为，一些讲者(zhe)的思想有些“幼稚”，例如他们主张全盘西化。然(ran)而我们需要回到具(ju)体(ti)历史情境去看待这个问(wen)题，那时(shi)的一些人看到东西之间在现代化上的巨(ju)大(da)差异，震(zhen)撼之下(xia)难免会仰(yang)视西方。但(dan)是，也(ye)有一些人亲身(shen)体(ti)验西方文明后(hou)，反而主张坚守中华传统文化。大(da)家有没有看到南大(da)出版社的茶杯上有八个大(da)字？“昌明国粹，融化新知”。之所以有这八个字，是因为南京大(da)学的前身(shen)是民(min)国时(shi)期的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南高师在五四(si)运动之后(hou)，与(yu)北大(da)是中国思想界一南一北两大(da)阵营。北大(da)高举新文化大(da)旗，要求革新，批判传统。南高师守护中华文化，被视为保守。南高师的老师，很多留学欧美(mei)，他们目睹了一个巨(ju)大(da)的灾难——1914－1918年(nian)的第一次世界大(da)战。如果西方文明就代表人类发展方向(xiang)，那么为什么会酿成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如此(ci)惨烈的战争？一战在人类思想史上的意义也(ye)许超过二战，因为在当时(shi)，欧洲一代人没有了。因此(ci)，他们并不觉得西方都是对(dui)的，对(dui)西方有质疑。这种质疑反过来，就是不能抛弃中国传统，而是需要扬弃，主张“昌明国粹，融化新知”，这就是学衡派。

学衡派与(yu)新文化同人看似对(dui)立，但(dan)实际上是互补共进关系。问(wen)题在于，在近代中国的具(ju)体(ti)情境中，传统的东西又很容易(yi)被统治者(zhe)利用。因此(ci)，我们提出“第二个结合”，是马克思主义同什么相结合？请注意不是简(jian)单(dan)的中华传统文化，而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大(da)家阅读(du)《民(min)国人文讲演录》时(shi)，是否注意到鲁迅的演讲《无声的中国》？大(da)家应该都知道这篇(pian)文字，特(te)别是其中一句话(hua)，“譬如你说(shuo)，这屋子(zi)太暗，须在这里开一个窗(chuang)，大(da)家一定不允许的。但(dan)如果你主张拆掉屋顶，他们就会来调和，愿意开窗(chuang)了”。有没有人知道《无声的中国》这场演讲是鲁迅在哪里发表的？是香港。 1927年(nian)鲁迅在香港做(zuo)了两场演讲，其中一场就是《无声的中国》，是鲁迅在香港中华基督教青年(nian)会的演讲。可能大(da)家会有疑问(wen)，鲁迅此(ci)次演讲的内容例如白(bai)话(hua)文运动、文学革命等，到了1927年(nian)已经不是新鲜事，他为什么还在讲呢？这是因为香港之行使他震(zhen)惊(jing)了。内地(di)早已深受新文化运动的洗礼，但(dan)香港还在“尊孔读(du)经”。

1927年(nian)时(shi)，香港在文化领域(yu)发生了一件大(da)事，香港大(da)学设立了中文学院。香港大(da)学于1911年(nian)成立，完全以英(ying)语为教学语言。港督卢吉（Frederick Lugard）说(shuo)，香港大(da)学“为中国而立”，实际含义是将英(ying)帝(di)国思想文化传布(bu)于中国，但(dan)英(ying)国人也(ye)知道中国难以征服(fu)，尤(you)其在思想文化方面。1919年(nian)五四(si)运动如火如荼，到20世纪20年(nian)代，广州(zhou)成为国民(min)革命中心，香港备受冲击。1922年(nian)香港海员大(da)罢工发生，1925年(nian)到1926年(nian)省港大(da)罢工持续近16个月，曾经是人类历史上持续时(shi)间最长的罢工。

省港大(da)罢工期间，一位名叫罗旭龢的香港商绅(shen)提出，中华传统文化是布(bu)尔(er)什维克主义的最佳“解毒剂”，建议港英(ying)政府建立一个中文教育系统。把这个建议落实的是港督金(jin)文泰（Cecil Clementi），他是个中国通，能说(shuo)一口流利的官话(hua)和广东话(hua)，喜欢(huan)结交遗(yi)老遗(yi)少，动辄就讲中国传统文化好。在他推动下(xia)，香港大(da)学成立中文学院，邀请前清翰林授课，讲四(si)书五经。这是什么意思？这就是英(ying)国统治者(zhe)与(yu)华人精英(ying)勾结共谋，对(dui)抗(kang)五四(si)宣扬的爱(ai)国、进步、民(min)主、科(ke)学，阻碍新思想新文化在香港传播，防止革命蔓延。因此(ci)，鲁迅在1927年(nian)看到香港原来是这样的，这才有《无声的中国》和《老调子(zi)已经唱完》两次演讲。

所以，我们不能简(jian)单(dan)地(di)理解“守旧”和“西化”之间的关系。

《邓小平时(shi)代》 [美(mei)] 傅高义 冯克利译 三联书店

中国共产党人孜孜以求的两个革命目标是富(fu)强与(yu)平等

第二本书是傅高义教授写的《邓小平时(shi)代》。要讲清楚邓小平时(shi)代，必须要明白(bai)邓小平时(shi)代之前，中国经历了怎样的探索(suo)。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目标聚焦于近代以来中国人民(min)追求的两个重要理想。第一个是富(fu)强，这个好理解。从1840年(nian)开始(shi)，中国就不断遭受列强欺凌(ling)，先是被英(ying)国打，到了1860年(nian)，中国首都第一次被外国军队占(zhan)领。皇帝(di)病死在承德(de)，回京时(shi)已经成了一具(ju)棺材。1901年(nian)签(qian)订(ding)《辛丑条约》，赔(pei)款4.5亿两白(bai)银，本息9.8亿两。半个世纪里，日本还发动了两次侵略战争。对(dui)于海外青少年(nian)来南京看什么，我们向(xiang)有关部门提过建议，有个地(di)方必须去看——南京大(da)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看了就明白(bai)了，国家为什么要追求富(fu)强。

第二个目标可能大(da)家不一定理解，就是平等。近代中国统治者(zhe)用中华传统文化抗(kang)拒马克思主义，然(ran)而，不少熟读(du)儒家经典的知识分子(zi)却又拥抱马克思主义。儒家有个“大(da)同”的理想，这和共产主义理想，有契合之处。《礼记(ji)·礼运》有云：“大(da)道之行也(ye)，天下(xia)为公，选贤与(yu)能，讲信修睦(mu)。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zi)其子(zi)，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zhe)皆(jie)有所养(yang)。”面对(dui)春秋战国的乱世，儒家把未来设定在过去，从夏商周的“小康”，追溯远古的“大(da)同”。而马克思主义诞生于欧洲资本主义野蛮扩张的那个最血腥、最贪婪的时(shi)代，马克思、恩格斯批判资本主义，也(ye)从共产主义理想的原始(shi)形态阐发人类未来走向(xiang)。

从《邓小平时(shi)代》可以清楚地(di)看到一条线索(suo)，随着中国外部环境的改(gai)善，中国的外向(xiang)型经济发展起来，经济体(ti)制改(gai)革也(ye)随之提上议事日程。关于这些问(wen)题，建议大(da)家除了《邓小平时(shi)代》，还要读(du)一读(du)萧冬连教授的两本书《筚(bi)路维艰：中国社会主义路径的五次选择》和《探路之役：1978－1992年(nian)的中国经济改(gai)革》，尤(you)其是第二本书。改(gai)革并非一帆风顺，特(te)区在1980年(nian)代初(chu)曾引起巨(ju)大(da)争论。而市(shi)场经济的提出，更是一开始(shi)不敢直接说(shuo)经济体(ti)制改(gai)革的目标是建立市(shi)场经济体(ti)制，换了个说(shuo)法叫“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在向(xiang)市(shi)场经济体(ti)制转型的过程中，中国曾采取“增量改(gai)革”路径，即(ji)计划经济部分先不要大(da)动，在计划体(ti)制外另建一条通往市(shi)场之路。结果又产生了“价格双轨制”。一种商品有了两个价格，一个是由国家计划机(ji)关的定价，一个是由市(shi)场决定的价格，后(hou)者(zhe)高于前者(zhe)。这就又产生了社会问(wen)题。第一个问(wen)题是“脑体(ti)倒挂”，吃财政饭的脑力劳动者(zhe)不如小商小贩们赚得多，社会上有顺口溜说(shuo)，“造原子(zi)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拿手术刀的不如拿杀猪(zhu)刀的”。第二个问(wen)题就是倒买倒卖，通过特(te)权(quan)把计划内的商品倒到市(shi)场上去卖，“十亿人民(min)九亿倒，还有一亿在寻(xun)找”。1988年(nian)国家决定搞(gao)“价格闯(chuang)关”，准备“强行并轨”，价格都由市(shi)场决定。原本想法很好，还有配(pei)套措施，例如同时(shi)提升工资水平。但(dan)是忽视了社会心理预(yu)期。其实，前面没有白(bai)付出教训，“价格闯(chuang)关”为后(hou)来价格体(ti)制的理顺做(zuo)了先期准备。

到了1990年(nian)代，邓小平感到改(gai)革开放政策受到质疑，他在1992年(nian)力挽狂澜，以87岁高龄，通过“南方谈话(hua)”拯救改(gai)革开放，确认社会主义初(chu)级阶段总路线不动摇。“南方谈话(hua)”之后(hou)，建立社会主义市(shi)场经济体(ti)制，犹(you)如一层窗(chuang)户纸被捅破。

1992年(nian)之后(hou)，中国飞速发展，尤(you)其是加入(ru)WTO之后(hou)。党领导的举国体(ti)制与(yu)市(shi)场经济相结合，是中国模式的基本特(te)征之一。邓小平“南方谈话(hua)”过去20年(nian)后(hou)，世界步入(ru)“百年(nian)未有之大(da)变局”，原来的全球化进程和国际秩序，遇到了结构性矛盾和历史性问(wen)题，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都面临各自的困境，催生出“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的全球性议题。因此(ci)，中国在反思西方现代化模式的基础(chu)上，提出中国式现代化的新方向(xiang)。从救亡图存走到今天，接下(xia)来的路还很长，需要我们不断回望(wang)历史，从中汲取智慧和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