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想一百多年前美(mei)国那场轰轰烈烈的改革(ge)运动，一系列改革(ge)者的面庞(pang)浮现眼前，弗雷德里克·C.豪便是其中之(zhi)一。豪是时(shi)任克利夫(fu)兰市市长汤(tang)姆·L.约翰逊(xun)的幕僚，他们共(gong)同成就了这座城市，使之(zhi)被誉为改革(ge)年代的明星城市。1925年，豪出版了一本著作《一个改革(ge)者的自白》（Confessions of a Reformer），详细描述了内战后几十年里他作为改革(ge)者所经历的一切。从一座美(mei)国小(xiao)镇写起。在(zai)那里，压制正(zheng)统观(guan)念——无论是宗教、政治还(hai)是经济(ji)的——都是常态。再写到巴尔的摩、克利夫(fu)兰和纽约，他在(zai)这些城市参与进步时(shi)代那些波澜壮阔的改革(ge)事业。最后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和战后的红色恐(kong)慌期间政府的镇压行(xing)动带给他的幻灭感。在(zai)政治抱负和非政治的公民团结理想之(zhi)间挣扎，豪摸索都市政治的道路带着困惑和矛盾(dun)，这正(zheng)是十九世纪末二(er)十世纪初美(mei)国中产阶级公民改革(ge)的典型特征(zheng)。而《一个改革(ge)者的自白》反映了豪对老派、清教、中产阶级的美(mei)国及其人(ren)民未能引(yin)领建立(li)一个更加开放、慷(kang)慨和人(ren)道的社会的失望。但他判断，改革(ge)将不断重(zhong)新开启(qi)。

在(zai)《一个改革(ge)者的自白》出版三十年之(zhi)后，美(mei)国历史学家理查德·霍夫(fu)施塔(ta)特发表了《改革(ge)年代：从布赖恩到富兰克林·D.罗斯(si)福(fu)》（以下简称《改革(ge)年代》）。该书自出版以来备受赞(zan)誉和批评。称赞(zan)者认为霍夫(fu)施塔(ta)特关于(yu)镀金时(shi)代和进步时(shi)代至关重(zhong)要(yao)问(wen)题上(shang)的看法过去是、现在(zai)仍然是正(zheng)确的。批评者则关注霍夫(fu)施塔(ta)特对民粹主义、反犹太主义和阴谋论的指控，也不同意他的地位革(ge)命(ming)论。无论怎样，《改革(ge)年代》向人(ren)们展(zhan)示了一段复杂的美(mei)国历史时(shi)期，而这些复杂性“是我们对过去的传统印(yin)象所未能捕捉到的”，霍夫(fu)施塔(ta)特对改革(ge)的研究或是一支序曲，或提供一剂刺激。

关于(yu)改革(ge)的时(shi)代，霍夫(fu)施塔(ta)特表现出温和的现时(shi)主义。他在(zai)《改革(ge)年代》的开端便指出，从内战到1890年代这段美(mei)国历史，可以看成一个主要(yao)以工业化、大陆扩张和政治保守主义为主题的时(shi)期，以此类推(tui)，刚刚过去的这个时(shi)代，即大致从1890年代起，至第二(er)次世界大战结束的这段历史，则可视为一个改革(ge)的时(shi)代。“刚刚过去的这个时(shi)代”的说(shuo)法表明霍夫(fu)施塔(ta)特认为自己所处的时(shi)代与改革(ge)年代十分接近，甚至改革(ge)在(zai)长时(shi)段上(shang)可能从未中断。改革(ge)的洪(hong)潮，尽管在(zai)1890年发生过大规模的回涌，在(zai)1920年代也曾短暂(zan)地消退，却为二(er)十世纪大部分时(shi)间里的美(mei)国政治奠定了基调。霍夫(fu)斯(si)塔(ta)特将过去六(liu)十五年里的改革(ge)运动分为三个阶段，其中两个阶段几乎是前后接续的：首先是农民反抗运动，其最强(qiang)烈的表现是1890年代的平(ping)民主义运动和1896年布赖恩的总统竞选；接着是进步主义运动，覆盖时(shi)间约为1900到1914年；最后是“新政”，其最具活力的阶段集(ji)中在(zai)1930年代的几年中。霍夫(fu)施塔(ta)特接着明确表明，写作这本书的目的，并不是要(yao)把1890年以来美(mei)国主要(yao)改革(ge)运动那些熟悉的故事重(zhong)新讲一遍，而是希望从他自己时(shi)代的角度(du)进行(xing)新的分析(xi)。霍夫(fu)施塔(ta)特也非常清楚，过于(yu)关注当下“是一件(jian)非常危险的事——危险就在(zai)于(yu)因过度(du)聚焦于(yu)当下，而丧失了对历史真实性的确切认知”。毫无疑(yi)问(wen)，《改革(ge)年代》充斥(chi)着作者对现时(shi)政治的担忧。他在(zai)1960年的一次采访中曾说(shuo)：“我之(zhi)所以成为一名历史学家，是因为我参与了当代问(wen)题的研究。”或许正(zheng)是因为他坚定地贯彻现时(shi)主义，使他认定1890年代以来的改革(ge)没有中断。人(ren)们对于(yu)对称性和历史延续性的渴望，会使得改革(ge)的要(yao)求不断被提出。这一点与豪的想法不谋而合。

豪与进步时(shi)代的许多改革(ge)者一样，在(zai)战前认为思想和信息比(bi)利益更强(qiang)大，运用智识(shi)传统可以结束不公平(ping)，促进社会福(fu)祉(zhi)。霍夫(fu)施塔(ta)特显然也更重(zhong)视思想、情感对改革(ge)的意义。关于(yu)“进步主义”，霍夫(fu)施塔(ta)特指的是1900年以后那种随处可见的、倾向于(yu)针砭时(shi)弊和厉行(xing)变革(ge)的更为广(guang)泛的心理冲动；到了这一时(shi)期，农民抗议这条小(xiao)溪(xi)流已变成波澜壮阔的大河，而强(qiang)烈要(yao)求社会、经济(ji)改革(ge)的中产阶级人(ren)民，则凭着他们日(ri)益高涨(zhang)的热情增加了这条大河的水量，并且改变了它的流向。作为一种改革(ge)思想，进步主义从一开始就不是一个共(gong)识(shi)的学说(shuo)；相反，这是对美(mei)国已经成为一个由大企业和大城市主导的工业国家这一认识(shi)的一系列多样化回应。进步主义包括要(yao)求诚实、高效和更广(guang)泛的市政权(quan)力的运动，削弱垄断公司对州立(li)法机构的控制。加强(qiang)公用事业的公共(gong)控制或公有制，推(tui)动政治进程民主化，削弱政党组织，要(yao)求妇女选举权(quan)，扩大政府监管企业的权(quan)力，以及通过社会福(fu)利立(li)法等。这场运动的主旋律是重(zhong)建一种经济(ji)个人(ren)主义和政治民主，人(ren)们普遍相信这些东西在(zai)美(mei)国曾一度(du)存在(zai)，只是已经为大公司和腐败的政治机器所毁(hui)灭；在(zai)重(zhong)建这些理念的同时(shi)，也要(yao)寻回某种道德感和公民纯洁性，这些东西被认为也已丢失了。改革(ge)的冲动来自人(ren)们的怀旧情绪，改革(ge)的目标是找回业已存在(zai)美(mei)国过去社会中的那些美(mei)德和纯真，可见智识(shi)传统要(yao)大于(yu)利益追求。

理查德·霍夫(fu)施塔(ta)特

霍夫(fu)施塔(ta)特进而揭示，是关于(yu)社会地位的认知而不是利益使先前那些广(guang)义上(shang)可以称为“独(du)立(li)派”类型的人(ren)群变成进步派。他认为，主要(yao)并不是因为经济(ji)剥削，而是因为他们是地位变动的受害者，这一变动就发生在(zai)十九世纪的最后十年和二(er)十世纪初。简言之(zhi)，在(zai)相当大的程度(du)上(shang)领导了进步主义运动的这批人(ren)，他们承受的时(shi)代苦难并非源自财富的缩减，而是由于(yu)社会威望和权(quan)力的分配模式发生了变化。回到1870年前后，那时(shi)财富、地位和权(quan)力在(zai)美(mei)国的分布还(hai)相当分散，中等收入的人(ren)也足以享(xiang)有相当高的威望和影响力，在(zai)很多小(xiao)地方这一现象尤为普遍。在(zai)那个地方性名望还(hai)颇具分量的年代，小(xiao)店主、制造业主、杰出的律师、编辑和牧师，都算是地方上(shang)名声(sheng)响亮的人(ren)物(wu)。霍夫(fu)施塔(ta)特最后得出结论说(shuo)，每当现代社会发生重(zhong)大变革(ge)之(zhi)时(shi)，大部分知识(shi)分子、专门职(zhi)业者和民意塑(su)造阶层，总能看清事态走向，于(yu)是全(quan)情投(tou)入他们认为代表着进步和改革(ge)的那一方。罕有哪一次历史运动，这些阶层在(zai)其中起到的作用比(bi)在(zai)进步主义运动中还(hai)要(yao)大。无疑(yi)，这些知识(shi)分子和专门职(zhi)业者之(zhi)所以支持进步主义事业，一部分原因和中产阶级里的其他成员是一样的，然而他们所在(zai)职(zhi)业本身发生的显著变化，社会的日(ri)益复杂化，以及地位革(ge)命(ming)给他们的社会地位带来的改变，也在(zai)影响着他们对事物(wu)的看法。

然而，改革(ge)的事实往往证明：利益比(bi)思想或信息更强(qiang)大。克利夫(fu)兰、芝加哥、纽约等城市的进步主义改革(ge)实践表明，虽然许多商(shang)业和专业人(ren)士准备投(tou)入时(shi)间、精力和金钱来改善他们的城市，但如果他们的基本利益受到威胁，他们会退缩并变得敌对。霍夫(fu)施塔(ta)特在(zai)评论反托拉斯(si)运动时(shi)也指出，毫无疑(yi)问(wen)，相比(bi)其宣传造势的强(qiang)度(du)，反托拉斯(si)运动取得的直接实质性成就是不大的；可是历史上(shang)这样的情形(xing)比(bi)比(bi)皆是——历经了艰苦、激烈的斗争，却只收获了微末的成果。

应该说(shuo)十九世纪末二(er)十世纪初的改革(ge)本身就充满矛盾(dun)，原先属于(yu)平(ping)民主义的改革(ge)主张后来成为进步派的改革(ge)主张，甚至被两党拿(na)过去、写进党的纲领。或许是改革(ge)时(shi)代本身呈现出的这种特点使得霍夫(fu)施塔(ta)特被诟病为“模棱(leng)两可之(zhi)王”，从他在(zai)《改革(ge)年代》的文字里可见到他的矛盾(dun)心理。批评者不满于(yu)他对直接民主改革(ge)的摒弃，但与其说(shuo)是摒弃，毋宁说(shuo)是模棱(leng)两可、未予置(zhi)评。譬如对于(yu)直接初选制、创制权(quan)、复决权(quan)、否决权(quan)等早期改革(ge)成就，霍夫(fu)施塔(ta)特认为这些目标的实现是“重(zhong)建他们想象的存在(zai)于(yu)以往纯真年代的那种大众(zhong)政府”。“想象的”“纯真年代”这类词汇似(si)乎暗示霍夫(fu)施塔(ta)特并不看好这些政治改革(ge)目标。在(zai)评价西奥多·罗斯(si)福(fu)时(shi)，霍夫(fu)施塔(ta)特认为，罗斯(si)福(fu)代表了这样一种类型的进步主义领导者，他们真实的内心冲突是高度(du)保守主义的，如果不是因为有必要(yao)在(zai)建立(li)社会秩序的过程中抵制那些具有威胁性的激进路线，他们可能根本不会成为进步派。这里指明进步派本身的矛盾(dun)性。但霍夫(fu)施塔(ta)特又(you)清楚地意识(shi)到，老罗斯(si)福(fu)时(shi)代的典型进步派思想家或改革(ge)者，一直同社会主义者们进行(xing)着一种宽容的、互有裨益的对话，而且由于(yu)他们的半无产阶级性质，他们比(bi)较同情劳工。他们经受了“社会情绪的检验方式之(zhi)一……无论社会中生活安逸的人(ren)们在(zai)心理上(shang)是更认同那些成功人(ren)士的权(quan)威和成就，还(hai)是更加牵(qian)挂那些不幸者的需求和苦难。相当大的程度(du)上(shang)，正(zheng)是进步派的宣传鼓动，使得人(ren)们的同情心在(zai)社会层面上(shang)是向下的，而非向上(shang)的”。这与民主改革(ge)的目标也是一致的，对霍夫(fu)施塔(ta)特反民主的指责(ze)似(si)乎站不住脚。

矛盾(dun)性也体现在(zai)改革(ge)者身上(shang)。霍夫(fu)施塔(ta)特分析(xi)了所有的专门职(zhi)业和行(xing)业中的律师行(xing)业，他认为很多律师身上(shang)都有一种矛盾(dun)属性，一方面他们为商(shang)业团体服务并从中获益，另一方面，在(zai)人(ren)身关系上(shang)，他们又(you)与之(zhi)保持疏离；这种矛盾(dun)性对于(yu)进步主义思想的塑(su)造，以及进步主义领导群体的构成，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很多律师参与进步主义政治，是因为作为一名合格的法律顾问(wen)，他们必须处处为委(wei)托人(ren)着想，但也有不少律师是由于(yu)从自己所在(zai)行(xing)业的变迁(qian)中，感受到了那种广(guang)泛存在(zai)的改革(ge)诉求的冲击力。所以，进步主义是一场温和而谨慎的运动，其目标不是社会结构的剧烈变革(ge)，而毋宁是形(xing)成一个负责(ze)任的精英群体，这批精英将把民间的冲动导向变革(ge)，并且是导向一系列适度(du)的，用他们的话说(shuo)，“建设性的”渠(qu)道。如同布兰代斯(si)恰如其分的表述，这个领导集(ji)体“将在(zai)富人(ren)和平(ping)民之(zhi)间保持一种独(du)立(li)地位，随时(shi)准备着对任何一方的过度(du)行(xing)为加以制衡。”

实际上(shang)，对于(yu)平(ping)民主义和进步主义的改革(ge)议题、中产阶级的分化，及至新政时(shi)期进步派和保守派的改革(ge)主张呈现的矛盾(dun)性、复杂性，霍夫(fu)施塔(ta)特在(zai)《改革(ge)年代》的前言中阐明了原因。他认为，移民的需求和本地人(ren)的情绪，两相冲撞之(zhi)下，产生了两种有着根本差异的政治伦理体系。霍夫(fu)施塔(ta)特分析(xi)了它们的性质及相互影响。第一种建立(li)在(zai)扬基-新教的本土政治传统，以及中产阶级生活的基础(chu)之(zhi)上(shang)，主张并要(yao)求公民持续地、无私地参与公共(gong)事务；这套(tao)伦理认为，跟(gen)从前相比(bi)，政治生活在(zai)满足个人(ren)需求之(zhi)余，更应该超(chao)越个人(ren)需求，在(zai)更高的程度(du)上(shang)符合普遍原则与抽(chou)象规律；这套(tao)伦理也表达了一种普遍的感受，即认为政府天(tian)然地应当努(nu)力敦促个人(ren)生活的道德化，而经济(ji)生活也应当致力于(yu)个人(ren)品格的磨砺与发展(zhan)。另一套(tao)体系则以移民的欧洲背景(jing)为基础(chu)，移民们对于(yu)独(du)立(li)的政治行(xing)动不甚熟悉，对于(yu)等级和权(quan)威却相对熟悉，由于(yu)背井离乡(xiang)的身份，他们也常常面临各种紧急需求；这套(tao)伦理认为个人(ren)的政治生活理所当然地是产生于(yu)家庭的需求，基本上(shang)将政治和公共(gong)关系解释为一组私人(ren)义务，认为比(bi)起忠(zhong)实于(yu)抽(chou)象的法律或道德规则，稳固的私人(ren)效忠(zhong)关系更为重(zhong)要(yao)。移民、大佬和城市机器的政治生活，便主要(yao)建立(li)在(zai)这套(tao)价值关系之(zhi)上(shang)。对立(li)的双方中，一方是道德高尚的新教社会改革(ge)领导者，另一方则包括大佬、职(zhi)业政客和移民大众(zhong)。因之(zhi)，对霍夫(fu)施塔(ta)特而言，改革(ge)只能是社会各阶层和谐一致的产物(wu)，即便其中充满矛盾(dun)甚至相悖的改革(ge)议题。

霍夫(fu)施塔(ta)特有强(qiang)硬(ying)的道德政治立(li)场，但他对进步派的一些传统价值观(guan)念却有着隐秘的偏(pian)爱。他说(shuo)改革(ge)派的整套(tao)传统反映的是这样一种心态，该心态的基础(chu)在(zai)于(yu)一个本质上(shang)是健康的社会；该心态所主要(yao)关注的内容，并不在(zai)于(yu)如何能让一个经济(ji)体成功应对经济(ji)崩溃(kui)带来的诸多问(wen)题，而是在(zai)一个合理的运行(xing)秩序中，促进该经济(ji)体的民主化。设法令一个经济(ji)体恢复繁荣(rong)，归根结底是一个组织问(wen)题。在(zai)“新的机会主义”中，霍夫(fu)施塔(ta)特揭示改革(ge)派的优势：在(zai)于(yu)他们可以唤醒道德情绪，谴责(ze)不公，将整个社会的义愤汇集(ji)起来，去抗拒那些不能容忍的恶行(xing)。而保守派更倾向于(yu)将其合法性建立(li)在(zai)制度(du)的连(lian)续性、铁的事实、可能性的限度(du)等基础(chu)上(shang)。从进步主义到新政，中产阶级的改革(ge)冲动依然留存。技术官僚新政派与道德进步派之(zhi)间形(xing)成鲜明对比(bi)，霍夫(fu)施塔(ta)特在(zai)此写道：自由派捍卫大公司和产业集(ji)中这一奇特景(jing)象说(shuo)明，曾如此长久地居于(yu)进步主义思维核心的反垄断情绪，如今已不再是进步主义的核心主题。布兰代斯(si)和威尔逊(xun)代表的那一代人(ren)，将经济(ji)生活理解为一个展(zhan)现各自品格的领域；现代自由派似(si)乎完全(quan)认为这是一个可以期待某些结果的领域。最值得注意的似(si)乎是这种道德立(li)场的转变。虽然霍夫(fu)施塔(ta)特认为瑟曼·阿(a)诺德是二(er)战前最具创造力的政治知识(shi)分子，但他认为从阿(a)诺德使用的术语来看，阿(a)诺德的价值体系与美(mei)国进步主义的经典价值之(zhi)间已经有了相当的距离。霍夫(fu)施塔(ta)特认为，进步主义的关键词是爱国主义、公民、民主、法律、品格、良知、灵魂(hun)、道德、服务、责(ze)任、耻辱、羞耻、罪恶和自私……搜(sou)索阿(a)诺德书中的关键词，则是需求、组织、人(ren)道主义、结果、技术、制度(du)、现实主义、规训、士气、技能、专家、习惯、实用和领导力等。前者令人(ren)联想到进步主义运动的道德与知识(shi)根源，这些根源可以追溯(su)到盎格鲁(lu)-撒克逊(xun)新教传统。后者揭示的价值乃是从经济(ji)危机和官僚制的必要(yao)需求当中创生出来的。

霍夫(fu)施塔(ta)特在(zai)他所著的《进步主义历史学家》一书中有一句话：“现时(shi)意识(shi)虽然造成了主要(yao)错误，但通过智识(shi)发现，其往往也是获得新见解的主要(yao)途径——错误和曲解并非出自一意孤行(xing)，而毋宁是拉帮结派的结果。解释性历史学家最好的状(zhuang)态是，带着对未来热情的关切回到过去。”（Richard Hofstadter, The Progressive Historians: Turner, Beard, Parrington,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68, p.465）霍夫(fu)施塔(ta)特以其对道德政治的关切描绘(hui)了承受着地位焦虑的那一代人(ren)的群像，就历史故事而言，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和二(er)十世纪三十年代及六(liu)十年代显然有不同的剧本，也不会如霍夫(fu)施塔(ta)特说(shuo)出“刚刚过去的这个时(shi)代”那般轻松。但进步时(shi)代、新政、二(er)十世纪六(liu)十年代都始于(yu)一股乐(le)观(guan)主义情绪，一种共(gong)同的信念——过时(shi)的思想和政策将被新思维取代的时(shi)刻已经来临；特权(quan)和不公正(zheng)的堡垒将让位于(yu)对创新和更大平(ping)等的要(yao)求。无论如何，在(zai)若干年里，改革(ge)的要(yao)求都会在(zai)立(li)法和制度(du)上(shang)得到体现。如果历史学家无法停止将过去和现在(zai)混为一谈(tan)，那就一定会相信改革(ge)将持续进行(xing)，或者相信人(ren)们会主动出击，将改革(ge)进行(xing)下去。即使我们望着那个渐行(xing)渐远的改革(ge)年代，黯然神伤、唏嘘慨叹(tan)。化用霍夫(fu)施塔(ta)特的话来说(shuo)，对于(yu)相信世界历史上(shang)某个阶段曾是黄金时(shi)代的人(ren)们，我们怀有一份真实的同情，尽管他们的生活境遇要(yao)比(bi)我们好得多。然而，真正(zheng)地回去那个世界里生活，真切地去体会那个世界的人(ren)们所珍惜(xi)的那份希望，去欣赏他们那份想象出来的纯真，今天(tian)的我们已经办不到了。

（注：文中未标明出处的引(yin)文皆出自中文译本理查德·霍夫(fu)施塔(ta)特：《改革(ge)年代》，王禹译，商(shang)务印(yin)书馆(guan)2023年版；英文版Richard Hofstadter, The Age of Reform: from Bryan to F. D. R.,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