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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二十届(jie)三中全会要求，加强和改(gai)进未成年(nian)人权益保护，强化未成年(nian)人犯罪预防和治理。近年(nian)来，检察(cha)机关作为法律监督机关和参与未成年(nian)人司法保护全过程的政法机关，通过用足用好公益诉讼检察(cha)职能，积极(ji)维(wei)护未成年(nian)人合法权益，守护未成年(nian)人健康(kang)成长。然而，在“全民触网”时代下，网络新业(ye)态发展的多跨(kua)性、风(feng)险性、趋利性，给检察(cha)机关开展未成年(nian)人网络保护公益诉讼带来了现实挑战。
一(yi)、未成年(nian)人网络保护公益诉讼面临(lin)的“五(wu)重”困境
一(yi)是公共(gong)利益标准不明。有观点认为，基于最有利于未成年(nian)人原则或(huo)国家亲权理论，只要涉及多数未成年(nian)人权益的，都属于“公益”范畴。也有观点认为，对于未成年(nian)人公益诉讼所保护的公共(gong)利益之范围边界(jie)，应秉持有特定主体的法律观，聚(ju)焦(jiao)不特定多数未成年(nian)人的利益。此外，检察(cha)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多以造成实际损害结果(guo)为前提，而未成年(nian)人网络保护公益诉讼涉及个人信息保护、网络安全等(deng)新领域，为最大化保护未成年(nian)人利益，是否可(ke)以探索(suo)将网络侵害未成年(nian)人的潜在危(wei)险纳入(ru)公益诉讼范畴，前移预防端口，值得探讨。
二是因(yin)果(guo)关系认定较难。一(yi)些(xie)网络运营平台对不良信息筛查管理措施不力，部分网络产品和网络服务提供者故意规避法律相(xiang)关规定，在未设置时间(jian)、权限、消费等(deng)管理功能的情况下，提供诱导未成年(nian)人沉(chen)迷(mi)的产品和服务等(deng)，此种生产端口和不良信息流入(ru)的无秩序状态容易(yi)造成未成年(nian)人网络权益遭(zao)受侵害，要在混同情形下溯源(yuan)公共(gong)利益受损的直接原因(yin)难度较大。
三是调查核实难度大。网络公益诉讼调查对象主要包括(kuo)网络数据、即时信息、电子(zi)设备等(deng)，具有多样、即时、海量的特点，通常情况下跨(kua)平台、跨(kua)地域，甚至跨(kua)国境。而当前检察(cha)机关办理网络公益诉讼案件的调查核实手段有限，除在证据可(ke)能灭失或(huo)者以后难以取得的情况下可(ke)以申请证据保全外，缺乏查封、扣押等(deng)强制性措施，容易(yi)造成证据变(bian)更、转(zhuan)移、损毁、灭失。
四是监管职责(ze)边界(jie)模糊。互(hu)联网案件普遍具有跨(kua)地域性，企业(ye)注册地、主要营业(ye)地、服务覆盖地以及侵权行(xing)为地、侵害结果(guo)地各(ge)自分离，检察(cha)机关开展公益诉讼常受行(xing)政监管属地原则限制，且涉及网信、公安、文旅(lu)、教育、出版、卫生健康(kang)、市场监督管理等(deng)多部门，范围广、领域多，各(ge)部门间(jian)的职责(ze)界(jie)限有待进一(yi)步厘清。
五(wu)是侵权损害惩戒不足。因(yin)网络公益诉讼涉及未成年(nian)人人数众多，同一(yi)侵权行(xing)为可(ke)能造成不同损害结果(guo)。比如，向未成年(nian)人提供含有暴力、血腥、色情等(deng)不良信息的网络产品，可(ke)能造成未成年(nian)人心理偏差、行(xing)为模仿等(deng)，对心理受损严重的未成年(nian)人需要及时给予心理修复和行(xing)为矫治，目前针对上述问(wen)题尚缺乏统一(yi)认定标准，难以确定具体损失情况。实践中，检察(cha)机关提起公益诉讼的请求主要集中在停止侵害、排除妨害、消除危(wei)险、恢复名誉(yu)、赔礼道(dao)歉等(deng)方面，这些(xie)对网络侵权责(ze)任主体的惩戒性明显不足。
二、提升未成年(nian)人网络保护公益诉讼案件办理质效的建议
一(yi)是采用“二分法”准确界(jie)定未成年(nian)人网络公共(gong)利益受损范围。对于未成年(nian)人网络权益的保护，不仅要重视补救已经受到损害的权益，更要关注可(ke)能受到损害的风(feng)险，防患于未然。一(yi)方面，民事公益诉讼的本质仍然是民事诉讼，检察(cha)机关作为公共(gong)利益代表(biao)人提起民事公益诉讼，虽享(xiang)有原告权利，但(dan)并未打破原被告的平等(deng)诉讼地位，仍应遵循民事裁判原则。另一(yi)方面，行(xing)政公益诉讼的目的是促(cu)进行(xing)政机关全面依法履职，当行(xing)政机关怠于履职、消极(ji)履职使公共(gong)利益遭(zao)受侵害或(huo)存在损害风(feng)险，为避免公共(gong)利益遭(zao)受更大的实际损害，检察(cha)机关可(ke)积极(ji)履行(xing)预防性监督之责(ze)。因(yin)此，可(ke)采取“二分法”从损害实害性、危(wei)险性两个维(wei)度，根据公益诉讼案件不同类型分别予以界(jie)定，即提起民事公益诉讼以未成年(nian)人公共(gong)利益受到实际损害为标准，提起行(xing)政公益诉讼以未成年(nian)人公共(gong)利益陷于损害危(wei)险为标准。
二是依据最有利于未成年(nian)人原则确定责(ze)任归属。最有利于未成年(nian)人原则是未成年(nian)人保护的基本遵循，破解公共(gong)利益损害责(ze)任认定难题，也应当从有利于更好维(wei)护未成年(nian)人公共(gong)利益的角度出发。鉴于网络技(ji)术的专业(ye)性、复杂性，检察(cha)机关要证明未成年(nian)人公共(gong)利益受损与网络运营平台、网络产品提供者的行(xing)为之间(jian)具有直接因(yin)果(guo)关系，常常面临(lin)着“以现有技(ji)术发展水(shui)平难以实现”的抗辩，在现有法律框架下采取举(ju)证责(ze)任倒置也于法无据，但(dan)可(ke)以探索(suo)民事公益诉讼“优势证据”标准，以此降(jiang)低检察(cha)机关证明难度，最大化实现保护公共(gong)利益的目的。就未成年(nian)人行(xing)政公益诉讼而言，针对网络监管职能交叉、多头(tou)管理的问(wen)题，可(ke)按照“确立+概括(kuo)”原则，先从事项到部门、从领域到部门确定具体行(xing)政职能部门；若无法明确，再根据概括(kuo)原则向上溯源(yuan)，将未成年(nian)人保护职责(ze)作为判断标准，也就是说(shuo)，只要法律明确了行(xing)政机关具有未成年(nian)人保护职责(ze)，即便是未规定具体保护措施，也可(ke)以将其(qi)作为公益诉讼监督对象。
三是从身份定位出发赋予检察(cha)机关一(yi)定的强制性调查核实权。公益诉讼中，检察(cha)机关既不能完全等(deng)同于普通原告，也不能完全脱(tuo)离原告身份行(xing)使法律监督权。为充分体现“公共(gong)利益代表(biao)人”的身份属性，确保全面、客(ke)观收集公共(gong)利益受损的证据，从“法律监督者”的身份定位出发，建议在初查立案阶段赋予检察(cha)机关查封、扣押等(deng)强制性调查核实权。同时，应当建立调查核实惩戒机制，对责(ze)任主体应当配合调查而拒不配合的，应明确要求其(qi)承担相(xiang)应法律责(ze)任。如果(guo)违法主体故意隐瞒、转(zhuan)移证据或(huo)证据损毁、灭失后，经恢复不影(ying)响违法事实认定的，可(ke)视程度对其(qi)予以批评训诫、信用降(jiang)级、行(xing)政处罚等(deng)；若证据无法恢复，但(dan)损害后果(guo)持续存在的，可(ke)以降(jiang)低证明标准，辅以其(qi)他证据直接认定违法主体的违法事实，确保公共(gong)利益及时止损。
四是借鉴域外经验(yan)引入(ru)网络侵权惩罚性损害赔偿。惩罚性损害赔偿具有补偿、惩罚、遏制等(deng)功能，该制度在域外被普遍采用。为解决当前未成年(nian)人网络权益保护中，责(ze)任追(zhui)究(jiu)虚化、惩罚弱化的问(wen)题，可(ke)积极(ji)探索(suo)引入(ru)网络侵权惩罚性损害赔偿。一(yi)方面，规范惩罚性赔偿适用情形，明确侵权赔偿的标准和计算方式(shi)，将惩罚性赔偿作为检察(cha)机关提起涉网未成年(nian)人民事公益诉讼的一(yi)项重要请求权，以此加大违法主体的行(xing)为成本。另一(yi)方面，建立完善惩罚性损害赔偿金监管机制，通过设立专门账户、确定修复方式(shi)、监管使用情况等(deng)，促(cu)进受损未成年(nian)人公共(gong)利益的恢复保护，从而实现惩罚与修复的双重目的。
（来源(yuan)：检察(cha)日报，作者单位：重庆(qing)市人民检察(cha)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