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wei)“汉译名著”120年纪念版的“彩虹墙(qiang)”。（商(shang)务(wu)印书馆供图）

素白封面一角印着烫金(jin)的蒲公英(ying)灯标志，橙(cheng)、绿、黄、蓝、赭5种颜色的书脊，区分(fen)出不同学科(ke)的分(fen)类，也在书架上(shang)筑起一面面“彩虹墙(qiang)”，成为(wei)几代中国学人(ren)记忆中共有的风景。

时(shi)任商(shang)务(wu)印书馆总经理兼总编(bian)辑陈原在发刊词(ci)中不无豪迈(mai)地写道：“通过(guo)这些(xie)著作，人(ren)们(men)有可能接触到迄(qi)今为(wei)止人(ren)类已经达到过(guo)的精神世界……这套丛书的出版说(shuo)得(de)大一些(xie)，标志着一个时(shi)代的开端。”

而这，也是(shi)一个出版传奇的开端。

蒲公英(ying)种子随风播撒(sa)，1996年“汉译名著”出齐300种，2011年500种，2017年700种，到2024年出版至1000种……

攀升的数字背后，是(shi)中国人(ren)对世界从未停歇的求索，和一个古老民族在开放包(bao)容中重构精神坐标的努力。

2025年，作为(wei)中国现代出版史上(shang)规模最大也极为(wei)重要(yao)的学术(shu)翻译工程，“汉译名著”正式迈(mai)向第二(er)个“1000种”。

站在新起点上(shang)，人(ren)们(men)难免要(yao)回顾过(guo)往，也难免好奇，当第1001颗种子启程，它还(hai)能否找到属于这个时(shi)代的土壤？

在信息爆炸(zha)、短视频主导注(zhu)意力的时(shi)代，这套丛书还(hai)能找到它的读(du)者吗？经典又(you)还(hai)能否影(ying)响普(pu)通人(ren)的生活？

前 奏(zou)

尽管“汉译名著”正式推出于1981年，其出版渊(yuan)源却能追溯(su)到晚清。彼时(shi)，被后世誉为(wei)“中国出版第一人(ren)”的张(zhang)元济，怀着“以扶助教育为(wei)己任”的热忱，出任商(shang)务(wu)印书馆编(bian)译所(suo)所(suo)长，开始有计划地引介国外学术(shu)著作。

“赫胥黎独处一室之中，在英(ying)伦之南，背山而面野。槛外诸境，历历如在几下……”

1905年，严复译《天演论》由商(shang)务(wu)印书馆首(shou)次出版铅印本，到1921年，重印20次，成为(wei)轰(hong)动一时(shi)的“名著”。

“物竞天择、适(shi)者生存”的思想，给睁眼看世界、求索救亡图存之道的国人(ren)带来巨大冲(chong)击。许多人(ren)甚至因此改名。有人(ren)改叫陈竞存，有人(ren)改叫杨(yang)天择，一个胡姓少年改名为(wei)“适(shi)”，字“适(shi)之”，在之后的新文化运动中成为(wei)旗手。

20多年后，王(wang)云五主持商(shang)务(wu)印书馆编(bian)译所(suo)时(shi)，留意到新学书籍“虽零(ling)零(ling)星星间有出版，却鲜系统”，于是(shi)“广延专家，选世界名著多种而汉译之”，在1929年推出颇具影(ying)响的西学译丛《汉译世界名著丛书》。

今天，“汉译世界学术(shu)名著”这一丛书名便是(shi)由此沿袭而来，以示对先行者的继承与发扬。

这场跨(kua)越世纪的译事接力从未中断(duan)。

1962年，商(shang)务(wu)印书馆总经理兼总编(bian)辑陈翰(han)伯背着自己的铺(pu)盖住进北大“蹲(dun)点”。他密集走访(fang)了哲、经、政、法、史、中文、地理各系共21位学者，记录下40页笔记。

那些(xie)年，为(wei)探讨(tao)外国学术(shu)名著出版的选题、寻找合适(shi)的翻译人(ren)选，陈翰(han)伯遍访(fang)各地学者。在他的主持下，从1958年到1966年，商(shang)务(wu)印书馆以惊人(ren)的魄(po)力持续翻译出版了近400种外国哲学、社会科(ke)学名著，又(you)储存下大量译稿，成为(wei)后来“汉译名著”的选题“水库(ku)”。

陈原曾回忆，在“汉译名著”推出前夕，1980年，他去医院探望住院的陈翰(han)伯，两人(ren)多次商(shang)议“如何加速(su)翻译出版世界名著，如何能将张(zhang)元济、严复、林纾(shu)以及所(suo)有文化先驱的著译传播人(ren)间”。

这是(shi)百年译事背后的精神图谱。不同时(shi)代的出版人(ren)，以相似的热忱、担当和文化自觉(jue)，回应时(shi)代所(suo)需，搭建贯通古今东西的学术(shu)津梁。

正是(shi)因为(wei)有这些(xie)前奏(zou)，改革开放之初，当陈原在商(shang)务(wu)印书馆组(zu)织(zhi)翻译出版工作时(shi)，“汉译名著”方能如他形容得(de)那般，“霹雳一声(sheng)”“像(xiang)变魔术(shu)一样”，亮相于读(du)者眼前。

当第一辑“小白本”被送到商(shang)务(wu)印书馆琉璃厂门(men)市部时(shi)，求知热情久经压(ya)抑的人(ren)群挤破了柜台。

那个将丛书出版与“恋爱”作比(bi)的读(du)者不会料到，他信中的形容会成为(wei)时(shi)代精神的注(zhu)脚。

上(shang)世纪八十年代，读(du)者在选购阅读(du)“汉译名著”。（商(shang)务(wu)印书馆供图）

传 承

在纪念“汉译名著”出版至1000种之际，常(chang)有人(ren)提到这样一句话：“汉译名著”是(shi)一套没有主编(bian)，也没有编(bian)委会的丛书。

这句话有怎样的深意？

商(shang)务(wu)印书馆副总编(bian)辑李霞说(shuo)：“这意味着它不是(shi)几个人(ren)一段(duan)时(shi)间的功绩，而是(shi)一代又(you)一代人(ren)集体(ti)的传承。”

少有丛书能持续出版几十年，但“汉译名著”最初便有此预期。其规模之巨、持续之久，决定了它不可能由几个人(ren)主持，也不可能由一代人(ren)完(wan)成。

在过(guo)去40余年里，这套丛书历经几代编(bian)者、学人(ren)之手，但始终保持着一脉相承的气质，其背后是(shi)一套严格又(you)饱(bao)含匠心的程序与“道统”。

1984年冬，商(shang)务(wu)印书馆召开专家座谈会。102名专家学者齐聚一堂，就“汉译名著”的选书标准达成共识：“凡在世界学术(shu)史上(shang)有反响、有定评，是(shi)某(mou)一学科(ke)里程碑式的作品，即可视为(wei)名著。它们(men)的作者应是(shi)一个时(shi)代、一个民族、一个阶级、一种思潮的先驱者、代表者，积累了那个时(shi)代文明的精华。”

“汉译名著”没有主编(bian)和编(bian)委会，所(suo)收书目须经专家论证等做法也自此确立，延续至今。

读(du)者们(men)或许并不知晓，每(mei)本“汉译名著”的诞生都历经层层“严选”——

译著须先以单行本或其他译丛的形式出版，经数年时(shi)间考验(yan)，获(huo)得(de)社会和学界好评，才有资格入选“汉译名著”的选题“水库(ku)”。

每(mei)隔(ge)几年，规划新一辑“汉译名著”时(shi)，编(bian)辑要(yao)进行书情调研，召开选题规划会，听取学术(shu)界的意见，从“水库(ku)”中筛出100种备选书目，随后，召开学术(shu)论证会，邀请各学科(ke)学者为(wei)这些(xie)书评级。最终，约半数书目可以入选新一辑丛书。

遴选的主要(yao)原则只有两个：一是(shi)备选著作是(shi)否符合“名著”的标准，二(er)是(shi)其翻译质量是(shi)否过(guo)硬。

早在丛书第一辑发刊词(ci)中，陈原就郑重写道：“这套书的选录是(shi)严谨的，原著是(shi)有代表性的，译文是(shi)认真的（其中有迄(qi)今为(wei)止最好的译本……是(shi)代表了我们(men)这个时(shi)代的翻译水平(ping)的）。”

这是(shi)“汉译名著”坚守至今的传统。

在坚守的一端，是(shi)几代学人(ren)一往情深、倾尽心血的付出。

左：李稼年译蒙森著《罗马史》手稿，右(you)：何兆(zhao)武译康(kang)德著《论优美(mei)感和崇高感》誊写稿（新华每(mei)日电讯记者王(wang)京雪 摄）

“汉译名著”的译者多为(wei)相应领(ling)域学者，兼具专业学术(shu)背景和高水准的语言能力，其中不乏朱光潜、贺麟、费孝通、何兆(zhao)武、厉以宁等学界名宿，还(hai)有更多学界之外少为(wei)人(ren)知的学者，怀揣同样的担当与赤诚，责(ze)无旁贷地投身于这项事业。

李霞曾为(wei)了解“汉译名著”的历史查(cha)阅资料、请教馆里的老编(bian)辑，听过(guo)许多动人(ren)往事。

1980年，83岁的美(mei)学家朱光潜决心翻译18世纪启蒙运动著名学者维柯的代表作《新科(ke)学》，历时(shi)数年，译稿完(wan)成。1986年，在临终的前几天，老人(ren)神志稍有清醒，就挣扎着往楼上(shang)书房爬。被家人(ren)劝阻时(shi)，他嗫嚅着说(shuo)，想赶(gan)在死前把译稿的注(zhu)释部分(fen)做完(wan)。

历史学家戚国淦(gan)90多岁仍热心参与“汉译名著”的选题规划，帮忙审校译稿，撰写多篇序言，自言是(shi)这座“世界精神公园”忠诚的“义务(wu)灌(guan)园叟”。新中国成立之初，他旁听老一辈师(shi)长论史，谈及名著翻译，老师(shi)们(men)感叹时(shi)不我与，嘱咐他多做一些(xie)，“这种期许，使我毕生难忘(wang)。”

一批译者年事渐(jian)高，新一批译者便向前接力，薪尽火传，像(xiang)履行一个古老的密约。有些(xie)师(shi)门(men)，上(shang)下几代都是(shi)“汉译名著”的译者。

李霞说(shuo)，在稿费微薄、学术(shu)翻译不算学术(shu)成果的今天，仍有不少青年学者愿(yuan)意参与名著翻译工作。“大家认为(wei)这是(shi)值(zhi)得(de)做的事情，在这一点上(shang)，我们(men)互相高度认同。”

坚守的另一端，是(shi)丛书编(bian)辑们(men)日复一日、严谨细致(zhi)的劳作。

商(shang)务(wu)印书馆向来有给新编(bian)辑安排导师(shi)的传统。2002年，李霞取得(de)北大人(ren)类学博士学位，来到馆里工作，被分(fen)配到哲学和政法学术(shu)背景的两位编(bian)审导师(shi)手下，他们(men)手把手地带着她掌握编(bian)辑这门(men)手艺。

“遇到任何问题都可以问导师(shi)，我们(men)去问的时(shi)候，他们(men)都很(hen)高兴。我能感觉(jue)到老编(bian)辑身上(shang)有种责(ze)任感，想把自己知道的全(quan)部传给年轻人(ren)，就这样一代代传下去。”李霞说(shuo)。

她至今清晰地记得(de)，20多年前，导师(shi)徐奕(yi)春跟她一再(zai)叮嘱，编(bian)辑要(yao)始终想着读(du)者、方便读(du)者。为(wei)了索引按中文音序还(hai)是(shi)按外文音序排序更方便，他们(men)在办公室里据理力争、互不相让(rang)，逗得(de)路(lu)过(guo)的同事哈哈大笑。

后来，李霞自己也会跟年轻编(bian)辑们(men)一遍遍强调，做编(bian)辑，心里必须时(shi)刻装着读(du)者。

负责(ze)牵头“汉译名著”编(bian)辑工作的商(shang)务(wu)印书馆学术(shu)编(bian)辑中心主任李婷婷记得(de)，编(bian)辑傅雷的译作《艺术(shu)哲学》时(shi)，因为(wei)年代久远，书中一些(xie)人(ren)名的译法有别于当下通用译法。

李霞带着编(bian)辑们(men)反复探讨(tao)，决定在书后增加人(ren)名对应表，列出书中人(ren)物的外文原名、傅雷的译名和当代通行译名，既保留了傅雷译本的原汁原味，又(you)便于读(du)者阅读(du)。

李婷婷回忆，书里人(ren)名众多，为(wei)这个表，编(bian)辑花了一两个月(yue)做笨功夫(fu)。“但从读(du)者角度来权衡(heng)一件事情做不做、怎么做，这对我的编(bian)辑生涯是(shi)一个很(hen)大的启发。”

“汉译名著”的编(bian)辑以专业性著称。学术(shu)编(bian)辑按人(ren)文社科(ke)的不同学科(ke)专业方向招聘。译稿到了馆里，会安排给相应专业出身的编(bian)辑负责(ze)。编(bian)辑自身必须有翻译能力，编(bian)校译稿要(yao)对照原文核(he)对。

经过(guo)几十年积累，“汉译名著”从注(zhu)释、文献等体(ti)例规范，到学术(shu)著作的翻译规范，形成了一套标准做法，如同标杆，推动了中国学术(shu)规范的确立。

编(bian)辑这套丛书，了解它的历史，一位资深编(bian)审深深感叹：“我们(men)这个民族，无论在什么时(shi)候都有一股清流，都有一群人(ren)在埋头做事。”

站在“1000种”的里程碑前回望，所(suo)谓专业，所(suo)谓经典，所(suo)谓传奇，是(shi)一代代学者与编(bian)辑用各自的方式坚守接续，合力写就的一部集体(ti)传记。

突(tu) 围

浙江大学图书馆馆长、敦和讲席教授孙周兴，是(shi)目前译著入选“汉译名著”最多的译者。在“汉译名著”（1000种）出版研讨(tao)会上(shang)，他抛出两个问题，激起与会者的共鸣：“这1000种怎么卖出去？后1000种怎么做？”

时(shi)代在变。人(ren)们(men)如今获(huo)取信息的渠(qu)道如此多元，阅读(du)习惯和需求也大异于前。出版者们(men)并不讳(hui)言，“汉译名著”正面临不小的挑战。

李婷婷感觉(jue)，对“汉译名著”高度认同、感情最深的读(du)者已是(shi)较为(wei)年长的群体(ti)。

李霞时(shi)常(chang)被问，现在的年轻人(ren)是(shi)不是(shi)已经不读(du)这些(xie)书了？

学术(shu)编(bian)辑中心的“90后”编(bian)辑龚李萱逛书店(dian)时(shi)发现，北京几家颇受文艺青年喜爱的人(ren)文社科(ke)书店(dian)里，竟然(ran)找不到一本“汉译名著”……

令编(bian)辑们(men)尤为(wei)苦恼的是(shi)，当“汉译名著”以品质经典的形象深入人(ren)心，不知不觉(jue)间，也被贴(tie)上(shang)“学术(shu)专供，生人(ren)勿近”的标签，被局限在狭窄的圈层。

有年轻人(ren)觉(jue)得(de)，我不做学术(shu)研究，这套书跟我无关。也有读(du)者直言，看封面和书名，就觉(jue)得(de)读(du)不懂，买回去也不会看。

“这是(shi)我们(men)特别想避免的情况，我们(men)不希望它成为(wei)古董，让(rang)读(du)者敬(jing)而远之。”李霞提起一份触动过(guo)她的美(mei)国高中生必读(du)书目，其中几十本书都收录在“汉译名著”中。

“首(shou)先，要(yao)让(rang)读(du)者知道，这些(xie)书是(shi)他们(men)可以去读(du)的。”在她看来，如果说(shuo)张(zhang)元济、王(wang)云五时(shi)期引介域外经典，是(shi)给进步知识分(fen)子提供思想火种；改革开放后的“汉译名著”，是(shi)推动学科(ke)建设的基石；那么，在人(ren)们(men)眼界和知识水平(ping)不断(duan)提高的今天，“汉译名著”已经到了走出象牙(ya)塔的时(shi)候，其新的定位应当是(shi)“全(quan)社会的通识读(du)本”。

“1000种里，至少100种能走出学术(shu)圈，扩展到通识教育领(ling)域。特别是(shi)学科(ke)分(fen)科(ke)成熟前的著作，普(pu)遍比(bi)较好读(du)。蒙森的《罗马史》还(hai)获(huo)过(guo)诺贝(bei)尔(er)文学奖。对于读(du)者反映读(du)不懂、读(du)不出好在哪(na)的著作，我们(men)也在想办法做开发。”李霞正带队开展读(du)者调查(cha)，了解广大读(du)者对“汉译名著”有什么期待，阅读(du)中的难点是(shi)什么，以及对出版社的建议。

让(rang)她倍感欣(xin)慰(wei)的是(shi)，“汉译名著”的新老编(bian)辑们(men)都在为(wei)让(rang)经典“破圈”而积极探索。学界和业界也提出许多有价值(zhi)的建议，从增加专家导读(du)，推出针对青少年、职场人(ren)等不同群体(ti)的版本，到以AI技术(shu)开发学术(shu)翻译大模型、创办线(xian)上(shang)学校等。

李婷婷从办公室里翻出几样小物件：“汉译名著”的日程本、书签、新书书单……这些(xie)都是(shi)团队里的年轻编(bian)辑们(men)自己设计、自费制作的，其中部分(fen)已经作为(wei)抽奖奖品送给读(du)者。

“他们(men)在这方面没有任何绩效考核(he)，完(wan)全(quan)是(shi)自发进行各种尝试。”李婷婷说(shuo)，“编(bian)辑这些(xie)书籍、深入了解它们(men)，会觉(jue)得(de)这些(xie)书这么好，跟人(ren)的关系这么贴(tie)近，可就是(shi)送不到更多人(ren)群身边(bian)。这是(shi)让(rang)年轻编(bian)辑最沮丧也最迫切想改变的事。”

新书书单是(shi)龚李萱设计的。发现一些(xie)不错的书店(dian)里没有“汉译名著”后，去年起，她每(mei)个季度都制作这种书单，跑去送到书店(dian)。

因为(wei)MBTI人(ren)格测(ce)试这两年备受年轻人(ren)青睐，龚李萱还(hai)制作了一副“汉译名著”的MBTI卡牌。康(kang)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里的句子被印在“指挥(hui)官（ENTJ）”人(ren)格的卡面上(shang)。

所(suo)有尝试，都是(shi)为(wei)重新联结读(du)者与经典。

李婷婷指出，经典之所(suo)以能成为(wei)经典，往往是(shi)因为(wei)回应了人(ren)类所(suo)面临的重大问题，“跟每(mei)个人(ren)都切身相关”。

2024年末，商(shang)务(wu)印书馆推出“汉译名著·经典五十种”，从1000种“汉译名著”中精选哲学、历史、政治(zhi)、经济、艺术(shu)5大学科(ke)各10种经典中的经典，做成分(fen)学科(ke)的小套装，邀请专家撰写名家导读(du)，并附赠手提袋、护书袋等文创产品。

作为(wei)一次从内容到形式推陈出新的尝试，编(bian)辑们(men)绞(jiao)尽脑汁，试图想出一句口号向读(du)者展示这套书的魅力。

最后，被印在文创产品上(shang)的是(shi)这样一句话：“每(mei)一页都是(shi)突(tu)围，每(mei)一页都是(shi)回归。”

经典不提供答案，却能提供抵御焦虑与虚无感的铠甲。李霞的期许是(shi)：“希望书中的思想和智慧(hui)能让(rang)人(ren)们(men)有力量突(tu)破茧房，同时(shi)又(you)回归自己真正的内心。”

新 章

商(shang)务(wu)印书馆执行董事、党委书记顾青表示，“汉译名著”已经向着2000种重新启航。做学术(shu)出版是(shi)为(wei)天下人(ren)做事，商(shang)务(wu)人(ren)不怕规模大、时(shi)间长、难度高，会投入更多力量，将这项传承数代的事业继续做下去。

“这个承诺有点超出我的想象，但它非常(chang)重要(yao)。”丛书译者、清华历史系教授刘北成认为(wei)，“汉译名著”要(yao)出版2000种的承诺背后，体(ti)现着我们(men)对世界的开放态度，也检验(yan)着我们(men)能否在时(shi)代流转中始终凝聚共识。

近年来，“汉译名著”顺应时(shi)代所(suo)需，将收录作品的时(shi)间下限从二(er)战前延伸到20世纪末，以更好地展现当代重要(yao)学术(shu)成果；所(suo)涉学科(ke)领(ling)域也拓展到各细分(fen)学科(ke)、前沿学科(ke)和交叉学科(ke)；选题上(shang)，更多非西方名著被引入，呈现文明互鉴的丰富图景。

从第一本“小白本”到现在的1000种之后，“汉译名著”似乎(hu)在一圈圈描画越来越大的圆周，顺应时(shi)代潮流，又(you)锚定精神坐标。

李霞注(zhu)意到，“阅读(du)原典、回到原典”的读(du)书风尚正在许多学校兴起。从市场表现也能看出，“汉译名著”拥有一批忠实拥趸。《理想国》等书籍可观的销量，表明它们(men)已经在走向大众。

经典始终显示着永恒的价值(zhi)与生命力。

“有些(xie)事物无论在哪(na)个时(shi)代都是(shi)发光的。虽然(ran)书业面临很(hen)多挑战，我还(hai)是(shi)相信最终会迎来一种回归。毕竟，不管以什么形式，人(ren)总还(hai)是(shi)会渴望得(de)到有营养的东西。”她思索片刻，“我们(men)要(yao)做的，可能还(hai)是(shi)在形式上(shang)不断(duan)创新，用年轻人(ren)能接受的方式，把经典中的思想和智慧(hui)传达出去。”

新一辑“汉译名著”的编(bian)译工作正在有条不紊地推进。“每(mei)一页都是(shi)突(tu)围，每(mei)一页都是(shi)回归。”只要(yao)人(ren)类文明的大地广袤(mao)无垠(ken)，蒲公英(ying)的种子总能乘风找到新的土壤，续写新的生命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