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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唐国库》——
从国库看唐朝
李鸿宾 《人民日报》（2025年02月(yue)21日第 20 版）
《大唐国库》：葛承雍著；浙江古籍出(chu)版社出(chu)版。
在日本奈良正仓院的深处，一把唐代螺(luo)钿紫檀五弦琵琶静卧千年。这件承载盛唐气象的文物，与葛承雍《大唐国库》一书收录(lu)的敦煌(huang)“和籴”文书、西(xi)安大明宫银锭形成了跨越时空的对话。《大唐国库》不同于(yu)以(yi)往的账(zhang)簿式写(xie)作，以(yi)跨文明的宏阔视野、文物与文献互证的双重维度，将我们引入(ru)更为(wei)立体的大唐财政图景。
国库意味着国家资源的再分(fen)配(pei)，唐朝国库的功能主要体现(xian)在三方(fang)面：一是(shi)供给以(yi)皇帝为(wei)代表(biao)的宗室(shi)成员，还有宫室(shi)营造、庙宇广建、服辇配(pei)备(bei)等；二是(shi)国家的行政开支，主要是(shi)管(guan)理人员的工资薪俸，包括职田(tian)、禄米和俸钱诸项；三是(shi)军队的供奉，以(yi)军粮、军衣、军费的支出(chu)为(wei)主。唐朝从公元618年建政之后的130多(duo)年，国家的财政收支大致呈(cheng)现(xian)由低向中到(dao)高的发展趋势，到(dao)玄宗时达到(dao)顶(ding)峰(feng)。这方(fang)面不断被传世、出(chu)土文献和文物遗迹所证实。该书在解(jie)读唐代制度条文的基础(chu)上，将百余幅唐代文物图像予以(yi)学理化编排(pai)。从含嘉(jia)仓铭砖的刻字(zi)到(dao)敦煌(huang)文书中的“和籴”账(zhang)目，从西(xi)安大明宫遗址(zhi)出(chu)土的杨国忠进奉银铤到(dao)何家村(cun)窖藏中的庸调银饼，这些沉默的器物在作者笔下转化为(wei)制度的鲜活注(zhu)脚。
若(ruo)与历史(shi)上其他王朝和国家比(bi)较，唐朝中国以(yi)皇权为(wei)中心、行政管(guan)理和军队构筑相(xiang)得益彰，巍然(ran)屹立于(yu)亚欧大陆东部，其特性不言而喻。作者具有国际视野，引入(ru)日本正仓院管(guan)理制度作为(wei)参(can)照，通过对正仓院现(xian)存的唐式账(zhang)簿、仓储木简、封印制度的细致比(bi)对，揭(jie)示出(chu)奈良时代日本如何将唐朝的“律令”进行本土化改造，印证了《唐六典》中“凡库藏出(chu)纳，皆行文榜(bang)”的记载。正因为(wei)国家和官府的行政能力突出(chu)，税收管(guan)辖社会的广度和深度也超出(chu)了其他政权，国库制度得以(yi)长久(jiu)持续，这构成了《大唐国库》叙事的根基。《大唐国库》也为(wei)唐朝的经济(ji)与社会走势提供了令人信服的学术论述，这是(shi)本书的贡献所在。
书中对安史(shi)之乱后财政转型的阐释尤为(wei)精妙。唐朝后期两税法替代租庸调制，变革财政以(yi)应对新局面。此时内外压力之下的国库职能，与前(qian)期迥异：时刻筹措军费以(yi)应对藩镇(zhen)。作为(wei)制度，国库随着唐朝的命(ming)运而兴衰，《大唐国库》对此进行了研讨(tao)，通过比(bi)对开元天宝年间庸调布与两税钱的物质形态变迁，在绢(juan)帛的纹样(yang)渐变与钱币的成色波动中，观察帝国从实物财政向货币财政艰难转身的历史(shi)褶(die)皱。
在数字(zi)化浪(lang)潮席卷史(shi)学的今天，《大唐国库》坚守物质文化的研究(jiu)进路，显现(xian)出(chu)独特价值(zhi)。那些泛黄的文书残片、锈蚀的钱币、褪(tui)色的壁画(hua)，经过作者考古学眼光的淬(cui)炼，展现(xian)出(chu)制度史(shi)研究(jiu)不可或缺的实证意义。这种(zhong)将文物考古、域外文献、图像资料熔铸一炉的研究(jiu)范式，为(wei)唐史(shi)研究(jiu)开辟了新境，也为(wei)当下全球(qiu)史(shi)视野下的比(bi)较制度研究(jiu)提供了方(fang)法论启示。
（作者为(wei)中央民族大学历史(shi)文化学院教授(sho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