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雷沃其(qi)时年事已高，动作迟缓(huan)，六卷本首部《斯图亚特王朝》直到1760年方才面世，然而许多法(fa)国热心读者已急不可耐，乃转而搜求英(ying)文原(yuan)版。经济学家、《百科全书(shu)》词条编纂者莫雷莱（André Morellet）——他被称为“最后一位启蒙哲人”——在(zai)回忆录(lu)中透(tou)露(lu)，1760年身陷巴士底狱(yu)时，他如(ru)何说服老友、法(fa)国书(shu)报总审查官马勒泽布（Malesherbes）为他“捎去”两部著(zhu)作——塔(ta)西佗的《历史》和休谟的英(ying)文版《英(ying)国史》。法(fa)兰西学院院士、哲人沙特吕侯爵（Marquis de Chastellux）则对友人声称，他自学英(ying)语只为“阅读休谟史书(shu)”。结识(shi)休谟后，沙特吕侯爵在(zai)一封书(shu)信中告诉(su)这位历史学家：他的名字(zi)“在(zai)文坛(tan)，就(jiu)像耶和华在(zai)希伯来人中一样(yang)值得尊敬(jing)”。重农学派(pai)领袖、后出任路易十六财政总监的杜尔哥(ge)（Turgot）对休谟的著(zhu)作也推崇备至，认为“无论从标志性(xing)事件还是从非凡人物来看(kan)，（斯图亚特王朝）都(dou)是英(ying)国现代历史中最有趣的”，其(qi)重要性(xing)非比寻常(chang)——只是普雷沃译本差强人意，倒(dao)不如(ru)他本人“亲自动手翻译”。

普雷沃病逝后，由贝洛夫(fu)人（Mme Belot）主持翻译的《都(dou)铎王朝》和《金雀花(hua)王朝》相继(ji)出版，进一步巩固了(le)休谟的声誉。哲人爱尔维修（Helvétius）于1763年初致信休谟，对他在(zai)历史书(shu)写中展示的“公正的哲学精神(shen)”极为钦佩。同年8月，沙龙男主霍尔巴赫男爵（Baron d’Holbach）赞誉休谟为“史上(shang)最伟大的哲学家之一”——因为休谟在(zai)史书(shu)“序言”中警告说，所有预想(xiang)人类(lei)天性(xing)发生巨大改变的政府计划都(dou)是不切(qie)实际的“虚构”，正中时代之弊病。1764年，著(zhu)名作家、第戎高等法(fa)院德·布罗斯庭长（président de Brosses）——“拜物教”（fetishism）一词的发明者——在(zai)写给休谟的信中评价：“您十分真(zhen)实地描绘了(le)您的国家，不带偏见地呈现出贵(gui)国的社会礼仪、特质和政府的真(zhen)实情况”，并断言其(qi)成就(jiu)甚至“胜过塔(ta)西佗”。

“公正”和“不带偏见”是休谟历史著(zhu)作的重要标志，也是法(fa)国哲人对他赞赏有加(jia)的主要原(yuan)因。正如(ru)《百科全书(shu)报》（Journal Encyclopédique）刊载的一篇评论所言：“光荣革命”之后，在(zai)休谟之前，几乎没有一位英(ying)国历史学家“以(yi)客(ke)观公正的态度写史”——其(qi)中绝大多数(shu)如(ru)伯内特（Gilbert Burnet）之流，一边接受新政府资(zi)助，一边肆意吹捧“新君”奥兰治亲王（即(ji)位后称威廉三世）。相反(fan)，休谟秉笔直书(shu)——他一向主张“历史学家的首要品(pin)德是真(zhen)实和不偏不倚(yi)，其(qi)次（才）是有趣”——称颂查理一世“拥(yong)有一位好国王的美德”，认为这位合法(fa)君主遭受克伦(lun)威尔及其(qi)党羽的政治迫害：他在(zai)缺乏合法(fa)权威的情况下(xia)受到审判，并被无端处以(yi)死刑。休谟宣称，人们发现“这位君王立于断头台(tai)前更显伟大：他在(zai)统治期间(jian)经历了(le)胜利的荣光与失败的不幸，而这些都(dou)不及他此刻的坚定、慷慨与正直”。英(ying)国国内不少人指责休谟为一名被斩首的国王“洒下(xia)同情之泪”，更指责他对苏格(ge)兰女王玛丽·斯图亚特“饱含(han)怜悯”，并据此赠予(yu)他绰号“老妇(fu)人休谟”。而前耶稣会士、法(fa)国著(zhu)名文人切(qie)鲁蒂（Joseph-Antoine Cerutti）则慨然为之辩(bian)护：“休谟先生的史书(shu)可以(yi)被冠以(yi)人类(lei)理性(xing)书(shu)写的《英(ying)国激(ji)情史》（“History of English Passions”）……这种单纯的善良使他的公正更加(jia)高尚，也使他的哲学更加(jia)感人。”

与历史时序不同，《英(ying)国史》采用“倒(dao)叙”手法(fa)：始于斯图亚特王朝历史（两卷），次及都(dou)铎王朝史（两卷），最后是凯撒入(ru)侵英(ying)国史（两卷）。本书(shu)不仅考察时人的生活方式，也详细刻画当(dang)时的贸易和学术(shu)状况、宗教及政治纠纷——远超以(yi)往帝王功业史的范畴。此外，除了(le)忠(zhong)实再(zai)现历史，臧否人物也是本书(shu)题中应有之义，比如(ru)：在(zai)控制欲极强的伊(yi)丽莎白女王治下(xia)，酷爱自由的英(ying)国人逐步“丧(sang)失了(le)所有自由”；首创共和的“护国公”克伦(lun)威尔其(qi)实只是痴迷权力却(que)“昧于大势”的伪君子(zi)。

休谟坚信，自由是培(pei)植心智生活的先决条件。正如(ru)他在(zai)《论艺术(shu)与科学的兴起与进步》（“Of the Rise and Progress of the Arts and Sciences”）一文中所言，“在(zai)任何民族中，如(ru)果这个民族从来不曾享受过一种自由政治的恩惠，它(ta)就(jiu)不可能产生艺术(shu)和科学。”休谟这一观点不仅与启蒙时代精神(shen)相契合，而且也顺应了(le)社会进步的潮流：相对于经济发展而言，艺术(shu)与科学进展较为缓(huan)慢，它(ta)们需(xu)要一个长期稳定且宽松(song)的政治环境才能臻于成熟，步入(ru)其(qi)黄(huang)金时代（如(ru)十四(si)至十六世纪的佛罗伦(lun)萨(sa)和十七世纪的荷兰共和国）。

除了(le)自由之思(si)想(xiang)，休谟也倡导独立之精神(shen)。他秉持史家的良知和责任，下(xia)笔往往独出己见而不肯随(sui)俗，正如(ru)《百科全书(shu)报》评论文章所说，休谟是“第一位敢于宣称君主制与共和国一样(yang)有利于艺术(shu)、哲学和商(shang)业进步的英(ying)国作家”——事实上(shang)，和前辈孟德斯鸠以(yi)及稍后的爱德华·吉本一样(yang)，休谟坚信文人在(zai)君主制下(xia)受到的“礼遇”远胜过其(qi)他政体（如(ru)克伦(lun)威尔的“英(ying)格(ge)兰共和国”或大革命后的“法(fa)兰西共和国”）。他在(zai)探讨英(ying)国内战起因时曾以(yi)冷峻的笔调写道，“让人民不知道他们服从的界限，远比让他们知道君主应该遵守的界限更安全。”

根据传记作家詹姆斯·哈里斯（James Harris）的看(kan)法(fa)，休谟的历史著(zhu)作，就(jiu)像他的随(sui)笔一样(yang)，是“沟(gou)通学术(shu)界和大众对话之间(jian)鸿沟(gou)的尝试”——在(zai)《论随(sui)笔写作》一文中，休谟曾经坦承：作为跨界的文化使者，“我认为推动学术(shu)领域和日常(chang)会话之间(jian)的良好交流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因为这两者息(xi)息(xi)相关相互依存”。休谟选择这一体裁(cai)，显然受到法(fa)国哲人的影响。早在(zai)爱丁堡(bao)大学求学时代，他对蒙田和笛(di)卡(ka)尔等人的著(zhu)作便产生了(le)浓厚兴趣。最早吸引他的是迪博神(shen)甫(fu)（Abbé Dubos）《对诗歌和绘画的批(pi)评性(xing)反(fan)思(si)》（Réflexions critiques sur la poésie et sur la peinture），日后休谟曾引用书(shu)中名言：“灵魂的欲求不下(xia)于肉体的欲求，人类(lei)最大的欲求之一便是让其(qi)心灵始终处于忙碌状态。”

此外，休谟熟读培(pei)尔（Pierre Bayle）的《历史和批(pi)判辞典》，尤其(qi)赞赏培(pei)尔对宗教的批(pi)判态度，曾由衷赞叹“培(pei)尔那里蕴藏着(zhe)多么(me)巨大的宝藏！”照彼得·盖伊(yi)在(zai)《启蒙运动》一书(shu)中的看(kan)法(fa)，休谟不无惊(jing)喜(xi)地“发现培(pei)尔能够与自己相伴(ban)一生”。受培(pei)尔启发，休谟对蒙田著(zhu)作产生浓厚兴趣——1737年，当(dang)休谟首次隐居法(fa)国乡间(jian)写作《人性(xing)论》时，蒙田名篇《为雷蒙德·赛朋德辩(bian)护》是他案头常(chang)备之书(shu)。1742年，休谟发表一篇有关蒙田的随(sui)笔，以(yi)此向蒙田致意。毫无疑问，蒙田启发了(le)他的怀(huai)疑主义精神(shen)：所谓“休谟之叉”（Hume’s fork）——将(jiang)人类(lei)知识(shi)分为两类(lei)，一类(lei)是数(shu)学和逻辑命题知识(shi)，另一类(lei)是经验命题知识(shi)，并且承认后者具有“不确(que)定性(xing)”，很大程度是蒙田“吾何知”（Que sais-je？）的2.0升级版。

相比于蒙田，休谟对笛(di)卡(ka)尔“用力更勤”——为了(le)研(yan)读和批(pi)判其(qi)唯理论（Rationalism）。他的隐居地选择在(zai)拉弗莱舍（La Flèche），据他后来在(zai)《我的自传》中交代，原(yuan)因是此地有一所耶稣会士学院（笛(di)卡(ka)尔曾在(zai)此学习）——学院馆藏图书(shu)四(si)万卷，使得休谟的哲学和历史著(zhu)述如(ru)鱼得水。笛(di)卡(ka)尔以(yi)论辩(bian)形式写就(jiu)的《沉思(si)录(lu)》，对休谟的学术(shu)研(yan)究方法(fa)论影响尤为显著(zhu)：即(ji)以(yi)（自然）科学的精确(que)研(yan)究法(fa)施于历史及哲学等人文学科研(yan)究。在(zai)包括休谟在(zai)内的十八世纪哲人看(kan)来，历史著(zhu)作不仅是一门艺术(shu)，也是一门科学——“历史是智慧的伟大情人”（great mistress of wisdom）——在(zai)人文科学诸门类(lei)中，它(ta)可能也是最有价值的一门：“历史是为了(le)未来而加(jia)以(yi)诠释的过去”（history is the past interpreted for the future），因此，从这个意义上(shang)说，“历史写作本身就(jiu)是一种历史事件”。

休谟为人平和，但他的宗教观相当(dang)激(ji)进，被对手贬称“异端”（The Infidel）。他认为就(jiu)其(qi)本质而言，宗教乃是“一种迷信”——源(yuan)于原(yuan)始人对外界环境（自然）的无知而产生的恐惧(ju)。作为迷信的宗教无论在(zai)道德上(shang)还是政治上(shang)都(dou)“极其(qi)有害”，特别是以(yi)基督教为代表的一神(shen)教，它(ta)比西方古代的多神(shen)教（异教）更具压迫性(xing)，更容易造成人民的分裂。同时，由于宗教信仰并非理性(xing)的产物，因此，无法(fa)基于事实来支持或反(fan)对它(ta)——从这一点来看(kan)，用严(yan)密的论证劝说别人信教或不信教都(dou)是极其(qi)可笑的行为。据此，休谟大力倡导宗教宽容。他的名言是，“一般(ban)来说，哲学错(cuo)误只是荒谬可笑，而宗教错(cuo)误则极其(qi)危险。”

正是在(zai)这一问题上(shang)，以(yi)反(fan)宗教为己任的法(fa)国哲人与休谟共鸣最多。伏尔泰(tai)是当(dang)时最著(zhu)名的历史学家，早先他曾与休谟有过交锋(feng)——伏尔泰(tai)在(zai)史学著(zhu)作中对休谟“恩主”赫特福德勋(xun)爵（Lord Hertford）进行人身攻击，休谟也曾愤然发起反(fan)击。尽管如(ru)此，在(zai)拜读《英(ying)国史》后，伏尔泰(tai)却(que)不计前嫌，主动向休谟示好：“人们无法(fa)再(zai)为《英(ying)国史》增誉，因为这部作品(pin)在(zai)任何一种语言中都(dou)是上(shang)佳之作……人们从未如(ru)此清楚地意识(shi)到，只有哲学家才应该写史书(shu)，因为他们不受任何一个国家与任何一个政治或宗教派(pai)别制约。”在(zai)年迈的德芳夫(fu)人（Madame du Deffand）沙龙中，伏尔泰(tai)曾将(jiang)休谟《英(ying)国史》与爱尔维修的《论精神(shen)》（De l'esprit）进行对比，认为“休谟先生展现出英(ying)国人的智慧和胆识(shi)”，而爱尔维修“没有表现出这些品(pin)质的二十分之一。但他在(zai)法(fa)国却(que)受到迫害，他的书(shu)也被焚(fen)毁”——这一切(qie)都(dou)证明“英(ying)国人是心智成熟的大人，而法(fa)国人不过是幼稚(zhi)的孩童”。

在(zai)启蒙哲人中，孟德斯鸠最早发现并认可休谟的天才。1748年，孟德斯鸠读到休谟近著(zhu)《道德和政治随(sui)笔》，对“论国民性(xing)”一文印(yin)象尤为深刻。次年，在(zai)致休谟信中，孟德斯鸠不吝溢美之词：“在(zai)这篇优秀的论文中，您赋予(yu)道德因（moral causes）而非物理因（physical causes）以(yi)更大的影响力。在(zai)我看(kan)来——如(ru)果我有资(zi)格(ge)评判的话，您直指事物的要害，这是很不容易的：您的写作方式展现了(le)大师(shi)的手笔。”与之相应，休谟对孟德斯鸠也怀(huai)有崇敬(jing)之情。同样(yang)在(zai)1748年，被法(fa)国当(dang)局封禁的《论法(fa)的精神(shen)》在(zai)日内瓦面世，正在(zai)意大利进行外交访(fang)问的休谟第一时间(jian)入(ru)手此书(shu)。他不仅“怀(huai)着(zhe)极大的兴味和关切(qie)”读完此书(shu)，附带还完成一份意见反(fan)馈表。1749年末，休谟以(yi)“某种不为人知的方式”，促成《论法(fa)的精神(shen)》（两个章节）在(zai)爱丁堡(bao)翻译出版。后来，他又以(yi)书(shu)信形式将(jiang)批(pi)评意见反(fan)馈给孟德斯鸠——后者惊(jing)喜(xi)地发现：休谟的评论“充满了(le)真(zhen)知灼见”。于是，孟德斯鸠欣(xin)然接受休谟的通信邀约，直至这位长者于1755年辞世。此后很长一段时间(jian)内，照勒勃朗的看(kan)法(fa)：“在(zai)欧洲，您（休谟）是唯一一个可以(yi)取代孟德斯鸠男爵之人。”

当(dang)然，除了(le)精神(shen)气质的契合和思(si)想(xiang)观念的共鸣，休谟与法(fa)国启蒙哲人也存在(zai)大异其(qi)趣之处。比如(ru)他的宗教观是“温和的不可知论”，而启蒙哲人多奉持无神(shen)论（日后马勒泽布的曾孙托克维尔在(zai)《旧制度与大革命》中论断，正是激(ji)进的反(fan)宗教思(si)想(xiang)促使了(le)大革命兴起）。休谟能够跟法(fa)国耶稣会士友好往来，但启蒙哲人与之不共戴天。此外，更主要的不同在(zai)于，生活在(zai)“理性(xing)时代”的启蒙哲人普遍相信，“人类(lei)的高贵(gui)之处在(zai)于理性(xing)”，而休谟则认为，人类(lei)不过是另一种动物——一种受激(ji)情驱使和主宰的动物——“人的理性(xing)不过是激(ji)情的奴隶”：只是在(zai)激(ji)情过后，为了(le)替自己的行为找一个借(jie)口(kou)，人才会运用到理性(xing)。

正是基于对理性(xing)的盲目崇拜，以(yi)伏尔泰(tai)为代表的启蒙哲人往往乐观地相信人类(lei)社会及道德会不断进步并臻于完善，对此休谟并不认同。根据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惠兰（Frederick G. Whelan）在(zai)《休谟及其(qi)同时代人的政治思(si)想(xiang)》一书(shu)中的观点，受杜尔哥(ge)影响，怀(huai)疑论者休谟并不相信任何“无限趋近完美”（“perpetual progress towards perfection”）的“进步理念”（“idea of progress”）。在(zai)休谟看(kan)来，人类(lei)的行为往往受“信念”驱使，因此若想(xiang)推动社会进步，就(jiu)需(xu)要通过某种方式影响和改变人们的“信念”——照他的看(kan)法(fa)，“大多数(shu)信念之所以(yi)合理，仅仅是因为它(ta)们管用”。从这个意义上(shang)说，强调以(yi)常(chang)理和人情（moeurs）对抗唯理论的休谟不仅是情感主义者，而且也是实用主义者——他号召人们“做哲学家，但做学问的同时，还要堂堂正正做人”。

作为十八世纪的情感主义者，休谟对女性(xing)的友善和尊重是他在(zai)巴黎备受欢迎的重要原(yuan)因。“我的读者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女性(xing)”，他在(zai)一篇随(sui)笔中宣称，“严(yan)肃地说，我支持这样(yang)的观点：女性(xing)尤其(qi)是有思(si)想(xiang)的、受过教育的女性(xing)（我自己也是只对这些读者写作）是所有风雅文学的主要对象——与同等理解程度的男性(xing)相比，女性(xing)是更好的评判者。”事实的确(que)如(ru)此。在(zai)所有法(fa)国读者中，休谟认为最好的评判者是布夫(fu)莱尔伯爵夫(fu)人（Comtesse de Boufflers）。1761年，阅读《英(ying)国史》后，伯爵夫(fu)人致信休谟，“我无法(fa)用言语向您传达我的感受。我太感动了(le)，深深地被感动。这种感动在(zai)我心中久久回荡，以(yi)至于某种意义上(shang)变为一种痛苦。我的灵魂得到了(le)升华，内心充满爱和善意……先生，您是一位技艺高超的画家。您所描绘的画面优雅、真(zhen)实、又充满活力……毫不夸张，我似乎看(kan)到了(le)一位圣人的作品(pin)。”

布夫(fu)莱尔伯爵夫(fu)人是巴黎名媛、沙龙女主，卢梭、狄德罗以(yi)及博马舍（Beaumarchais）等“百科全书(shu)派(pai)”皆是她的座(zuo)上(shang)嘉宾。她和休谟迅速建(jian)立起一种“友谊关系”（且维系终身）——传记作家莫斯纳（Ernest Campbell Mossner）曾意味深长地说，“这种关系要比友谊更加(jia)亲密”——休谟临(lin)终之前分别向亚当(dang)·斯密、达朗贝尔（d’Alembert）等挚(zhi)友致信，其(qi)中便有一封书(shu)信致伯爵夫(fu)人，坦言“我看(kan)到死神(shen)正在(zai)悄悄地逼近，但我既(ji)不感到焦虑(lu)，也没有什么(me)遗憾”，可见这份情感分量之重。1765年，在(zai)外交官休谟离任返回英(ying)伦(lun)之际，正是这位夫(fu)人将(jiang)她的“受保(bao)护人”卢梭托付给“好人大卫”。休谟不顾狄德罗和达朗贝尔等友人劝阻（他们对他讲(jiang)述“农夫(fu)与蛇”的寓言），决定携带其(qi)时受法(fa)国政府通缉的卢梭“私奔”——由此引发日后闹得沸沸扬扬的“卢梭-休谟之争”。二人大打(da)笔战，大半个欧洲的文人哲士各执一端（连普鲁士的腓特烈大帝也牵(qian)涉其(qi)中），由此“文人共和国”（Republic of Letters）面临(lin)土崩瓦解，欧洲启蒙运动亦遭受重创。

1776年，美国革命爆发。休谟的好友富(fu)兰克林作为美国驻法(fa)公使出使巴黎。据目击者声称，这位美洲启蒙哲人（被誉为“美国先生”）在(zai)法(fa)国朝野(ye)大受欢迎的盛况，唯有当(dang)年的休谟“差可比拟”。

同年，休谟在(zai)爱丁堡(bao)家中安然去世。据威廉·卡(ka)伦(lun)（William Cullen）医生所言，休谟在(zai)离开人世之际唯一感到遗憾的是：“他认为自己一直致力于使自己的同胞变得更聪明，特别是把他们从基督教的迷信中解放出来，只是他尚未能完成这项伟大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