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期(qi)间，迁驻重庆沙坪坝的(de)中央大学，一切都很简陋(lou)。当时建筑系的(de)系馆是(shi)用毛竹(zhu)捆绑的(de)，瓦顶(ding)，篱笆墙。尽管如此，每个学生都有一块大图板，一张桌子，一只高脚绘图凳。窗外俯视嘉陵江(jiang)，冬(dong)季江(jiang)水(shui)清碧，春来垂柳成(cheng)荫。系馆门口长(chang)了些灌木(mu)，每逢初(chu)夏，栀子花开，香气袭人……在那里，我度过两年半的(de)时光。往(wang)事如烟，许多事回忆起来已若隔(ge)世，但有一件事至(zhi)今未能忘(wang)怀。

一年暑假，系馆屋顶(ding)被暴风(feng)雨掀(xian)走，整修屋顶(ding)的(de)工人原本歌声不断，但后来一位工人误触(chu)到高压线，不幸(xing)身亡，屋顶(ding)上顿时沉(chen)寂。

当时，我正读到杜(du)甫的(de)《茅屋为秋风(feng)所(suo)破(po)歌》：“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huan)颜，风(feng)雨不动(dong)安如山”，感到分外凄戚。房屋、歌声、建筑工人，常常在心(xin)中串在一起，加深了我对建筑专业的(de)情感，启迪(di)了我的(de)“人居(ju)”之梦。或许这就是(shi)懵懵懂懂的(de)逐梦人生的(de)开始。

1945年，参加了抗日远征军的(de)我又回到重庆。当时意愿很单纯，就是(shi)要回去读书。在1943年大学三年级的(de)时候(hou)，我感觉开始对建筑学开窍，写了《释“阙(jue)”》一文，登载在班里办的(de)《建筑》杂志(zhi)上。回到重庆后，老学长(chang)卢绳找我，说梁思(si)成(cheng)先生希望我去见(jian)他。原来是(shi)梁思(si)成(cheng)和林徽因两位先生看到了《释“阙(jue)”》，想找我谈谈。

梁先生学术视野开阔，走在时代的(de)前面(mian)。这时期(qi)，梁先生已经(jing)开始考虑抗战胜利后的(de)重建工作了。我到的(de)时候(hou)，梁先生正在读沙里宁的(de)《城市：它的(de)发展、衰败与未来》。他询(xun)问了中央大学的(de)教学情况，又问我是(shi)不是(shi)对中国建筑有兴趣。我随感而发，说到过西(xi)南之后有所(suo)转变，战争破(po)坏太厉害，想改为研究城市规划。

原以为梁先生只是(shi)谈谈话，没想到他明确让我留下来，当天中午就让我在那儿吃(chi)饭。后来我每天都去，工作了两个多月。当时，做的(de)事情是(shi)为梁先生的(de)《图像中国建筑史》进(jin)行(xing)完(wan)善。

后来，梁先生邀我去聚兴村看他。梁先生说他已获批在清华大学新办一个建筑系，梁先生希望我去当助教。我本来也模模糊糊地想走学术道路，这令我喜出(chu)望外，立(li)即答应了，从(cong)此开始了在清华大学70多年的(de)教学生涯。

在清华任教期(qi)间，梁先生推荐我去美国匡溪艺术学院学习建筑与城市规划，这是(shi)建筑师沙里宁创(chuang)办的(de)。

沙师的(de)教导重在启发。他热爱东(dong)方艺术，说这是(shi)一个宝库，提醒我注意，不要失去东(dong)方的(de)文化精神。匡溪的(de)规定，学生毕业前，要举行(xing)个展。当地的(de)报纸(zhi)将我的(de)展品作了报道，并列出(chu)沙师的(de)评语：“在他的(de)工作中，灌注了一种称(cheng)之为中国现代性的(de)精神。这种精神不仅来自一般的(de)人类文化发展，而且来自中国实际生活的(de)发展，一种新与旧的(de)结合，基于(yu)中国自身的(de)坚定不移的(de)精神。”

当时，我仅仅将其理解为一般的(de)赞勉之辞，未加多想。在半个多世纪后的(de)今天，重温旧事，回顾几十(shi)年来的(de)道路，不就是(shi)在中与西(xi)、古与今矛盾中徘徊前进(jin)？！而什么是(shi)中国现代性的(de)精神，如何能从(cong)中国实际的(de)发展中发现、探索这种精神，时至(zhi)今日，仍(reng)然是(shi)需要认真思(si)考并严肃探讨的(de)。

阔别祖国两年，收(shou)到一封林徽因口授、罗哲文代笔的(de)信。大意是(shi)国内(nei)形势很好、百废待兴，赶紧回来参加祖国建设的(de)工作。在梁林两位先生的(de)召唤下，我克服重重困难，回到祖国，从(cong)此开始一生为中国城乡建设奋斗的(de)历程。

一个人的(de)一生不知要走过多少“十(shi)字路口”，一个弯转错了就很难回到过去，因此道路的(de)选择至(zhi)关重要。

回顾过往(wang)，有几次重要的(de)“十(shi)字路口”。现在想来，如果(guo)当时留在美国，便(bian)没有此后几十(shi)年在中国建设领域的(de)耕耘和收(shou)获。类似的(de)情况一个人一生不知要经(jing)历多少次。自我审(shen)视之所(suo)以没有“转错”大方向，还是(shi)与早年“立(li)志(zhi)”相关。我很早便(bian)立(li)志(zhi)在建筑与城市的(de)学术领域做一些事，在不同时期(qi)，根(gen)据现实条(tiao)件，做出(chu)相应的(de)选择。

怀着心(xin)花怒放的(de)心(xin)情，我积极(ji)投入到新的(de)工作之中，参与了长(chang)安街规划设计、天安门广场扩建规划设计、毛主席纪念堂规划设计等重大项(xiang)目(mu)。

除了首都北京的(de)规划建设，保定城市规划是(shi)我想特别讲一讲的(de)。

保定自古即是(shi)“畿辅通衢之地”，在历史和地理上具有重要地位。开展规划工作时，保定旧城保存尚完(wan)整，也很繁荣，是(shi)居(ju)民的(de)主要集中地。规划工作的(de)任务(wu)之一是(shi)把旧城与跨(kua)过铁路即将发展的(de)新区联(lian)结为一个整体。

我们对保定旧城保护、新区发展开展了全面(mian)规划，对道路、绿地等也进(jin)行(xing)了深入设计。规划方案不断调整，开始新区的(de)道路网是(shi)斜(xie)向的(de)，后来尊重当地的(de)意见(jian)改为正南正北，最终形成(cheng)了一个比较深入而实际的(de)规划方案：东(dong)西(xi)城有机联(lian)结，有广场、有新中心(xin)、有绿带，空间有序、疏密有致，并且对旧城的(de)大慈阁、南大街、直隶总督署、一亩泉等处的(de)保护也非常关注。

在数十(shi)年的(de)学术人生中，除北京外，我参与了不少地方的(de)规划。但一个中等城市的(de)规划得以较完(wan)整付诸实践的(de)，唯有保定。

改革开放的(de)洪流重新焕发了学术界的(de)热情。中国科(ke)学院院士（当时叫学部委(wei)员）制度恢复后，我选上了学部委(wei)员。这使我有一种强大的(de)学术使命(ming)感，获得了“建筑学要走向科(ke)学”的(de)感悟。

创(chuang)建建筑与城市研究所(suo)，出(chu)版《广义建筑学》，完(wan)成(cheng)菊儿胡同41号院工程，提出(chu)“人居(ju)环境科(ke)学”，主持撰写国际建协《北京宪章(zhang)》，我主要的(de)学术成(cheng)果(guo)基本是(shi)在上世纪80年代初(chu)到90年代末之间的(de)近20年间完(wan)成(cheng)的(de)，很值得怀念。

我为数有限的(de)建筑创(chuang)作实践多与文化遗产有关，菊儿胡同41号院工程比较有代表性。如何与环境保持一致？原则(ze)是(shi)“积极(ji)保护、整体创(chuang)造”。

当时，41号院住了44户人家，但只有一个水(shui)龙头和街道公厕，人均住房面(mian)积只有5平方米左右，改建需求紧迫。

41号院的(de)设计工作从(cong)1987年持续到1991年，十(shi)分用功。四合院的(de)层数进(jin)行(xing)了突破(po)，设计了2层、3层的(de)四合院，在保证每一层都有合理日照的(de)前提下，追求达到最高密度。楼(lou)房的(de)四角(jiao)安置楼(lou)梯，楼(lou)梯下方做开敞布局，使院落间能够形成(cheng)通风(feng)。院子里原有的(de)两棵古树也保留了，周(zhou)边(bian)建筑都围绕这两棵古树布局。此外，在考虑多方面(mian)限制条(tiao)件的(de)基础上，在有限的(de)用地面(mian)积上安置了最多的(de)住户，而且每家都有自己的(de)厨(chu)房与厕所(suo)。菊儿胡同经(jing)改造最终建成(cheng)后，造价控制在每平方米500元以内(nei)，我至(zhi)今还保存着单据。

第一期(qi)工程完(wan)工后，获得多方面(mian)好评，许多人认为菊儿胡同是(shi)“古都新貌”，旋即着手第二(er)期(qi)改造工程。

1993年，菊儿胡同新四合院工程被授予“世界人居(ju)奖”，被认为“开创(chuang)了在北京城中心(xin)进(jin)行(xing)城市更新的(de)一种新的(de)途径”。这是(shi)近代以来中国建筑作品首次在国际上获取的(de)最高荣誉。此后，我又陆续主持曲阜孔子研究院、北京中央美术学院、南京江(jiang)宁织造博物馆等的(de)设计。

建筑当随时代，我们可以从(cong)多种途径发挥创(chuang)造。作为一位中国建筑师，我深信，中国拥有深厚的(de)建筑、风(feng)景园林和城市的(de)文化传统(tong)，以及(ji)丰富的(de)东(dong)方哲学思(si)维与美学精神。如何运用现代设计理念和技术条(tiao)件，吸取多元文化内(nei)涵，探索新的(de)形式，创(chuang)造优美的(de)生活环境，这可能是(shi)避免世界文化趋同、促成(cheng)当今城乡环境丰富多彩的(de)途径之一。

时代需要“大科(ke)学”，也在孕育“大艺术”。2012年，因对人居(ju)环境科(ke)学的(de)贡(gong)献，我荣获2011年度国家最高科(ke)学技术奖。人居(ju)环境科(ke)学是(shi)随着改革开放，随着政治(zhi)、经(jing)济、社(she)会发展应运而生的(de)，涉(she)及(ji)诸多学术领域，“人居(ju)之道”是(shi)科(ke)学、人文、艺术的(de)融(rong)汇(hui)。

未来充满无(wu)限的(de)生机和激情。作为一个建筑学人，毕生秉(bing)持“匠人营国”的(de)精神，致力于(yu)“谋万家居(ju)”的(de)事业，这是(shi)我的(de)“求索之路”，也是(shi)矢志(zhi)不移的(de)“中国人居(ju)梦”。拙匠迈年，豪情未已，我对“明日之人居(ju)”充满期(qi)待！

（吴晨(chen)、郭璐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