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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xue)术午餐会是学(xue)术界常见的“非正(zheng)式”学(xue)术交流方式，无论是普林斯顿高研院、哈佛—燕京学(xue)社，还是国内众多(duo)高校(xiao)和研究机构(gou)，都经常采用(yong)这种开(kai)放自(zi)由的形式开(kai)展讨论和对(dui)话(hua)活动。在温(wen)饱之后转而追寻美(mei)食和精神愉(yu)悦，似乎是刻在人类基因里(li)的天性，作为他人的精心呈献之物，美(mei)食如(ru)此，知识亦然，两者皆不可辜负。
南京大学(xue)“学(xue)术午餐会”的传统(tong)由来已久，最早开(kai)始(shi)于著名(ming)历史学(xue)家许倬云先生在2005年发起的学(xue)术冷餐会，到目前为止已经举办了一百(bai)多(duo)场。今年，南京大学(xue)出版社打造的“南大读书人”文(wen)化空(kong)间正(zheng)式启动。由南京大学(xue)出版社、南京大学(xue)人文(wen)社会科学(xue)高级研究院、新生学(xue)院联(lian)合开(kai)展的“学(xue)术午餐会”延续了南大读书文(wen)化的基因，邀请历史、哲学(xue)、文(wen)学(xue)、社科等领域的学(xue)者，带(dai)领来自(zi)新生学(xue)院的本科生们共(gong)读学(xue)术著作，让(rang)同学(xue)们接触(chu)到一流的学(xue)术资(zi)源，培养他们的阅读兴趣和学(xue)术素养。
本期活动，南京大学(xue)历史学(xue)院的孙(sun)扬副教授(shou)为同学(xue)们导读《讲坛上的中国：民国人文(wen)讲演录》和《邓小平时代》两部有关中国近现代史的书籍(ji)，启发同学(xue)们用(yong)历史的逻(luo)辑思(si)考问(wen)题。以(yi)下是孙(sun)扬导读发言的文(wen)字稿整理(li)。
历史知识的生成(cheng)是“聚沙成(cheng)塔”，强(qiang)调时间、空(kong)间以(yi)及特殊(shu)性
在之前的读书会中，导读老师更多(duo)站在哲学(xue)社会科学(xue)的理(li)论视角讨论问(wen)题。今天这两本书应该是本学(xue)期读书会中最不具理(li)论性的书籍(ji)。这两本书也不是公(gong)认的经典，因为涉及中国近现代史领域，很难(nan)有像古代史那样举世公(gong)认的经典。那么(me)，为什么(me)要(yao)选择这两本书？因为虽然关于历史，却是很近的历史，是大家仍然可以(yi)体验到的历史。中国的历史学(xue)有一个不同于其他学(xue)科的特性，在某些程度(du)上比较经验主义也比较朴素。所谓经验主义是指史学(xue)似乎比较排斥先验性的东西，理(li)论带(dai)有先验性，而历史往往难(nan)以(yi)归纳，即将所有现象归纳起来总结出规律，在逻(luo)辑上也很难(nan)演绎(yi)。它(ta)更强(qiang)调时间、空(kong)间以(yi)及特殊(shu)性。所谓朴素是指历史研究主要(yao)依靠前一个时代积(ji)累的材料，人们往往依据常识去解读。因此，历史知识的生成(cheng)往往是“聚沙成(cheng)塔”的过程。历史思(si)维与其他学(xue)科的思(si)维有所不同。我们经常提到“三大逻(luo)辑”，分别是理(li)论逻(luo)辑、实践逻(luo)辑和历史逻(luo)辑。历史逻(luo)辑是时间和空(kong)间的关联(lian)，任何人物和事件(jian)都发生在特定的时空(kong)中间，受到前面(mian)的影响，也会在未来产生影响。
《讲坛上的中国：民国人文(wen)讲演录》 张春田编 南京大学(xue)出版社
今天这两本书，第(di)一本是《讲坛上的中国：民国人文(wen)讲演录》，它(ta)并非著作，是编者将民国时期著名(ming)人士的演讲汇编成(cheng)书，在今天看来属(shu)于“史料”。同学(xue)们刚开(kai)始(shi)读这本书时，可能(neng)会有疑问(wen)，民国时期的演讲对(dui)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有什么(me)价值？但读后就会发现许多(duo)问(wen)题是贯通(tong)的。这种贯通(tong)性，如(ru)果用(yong)一个具体形象去表(biao)达，就是人民英雄纪念碑。只要(yao)纪念碑在，我们就同处在一个历史纪元。纪念碑碑文(wen)由毛泽东起草，周恩来手书，正(zheng)文(wen)一共(gong)三句话(hua)、114个字。每句话(hua)都由时间起始(shi)。第(di)一句话(hua)开(kai)头是“三年以(yi)来”，第(di)二句话(hua)开(kai)头是“三十年以(yi)来”，第(di)三句话(hua)开(kai)头是“由此上溯到一千(qian)八百(bai)四十年”。正(zheng)是天安门广场和人民英雄纪念碑的碑文(wen)，表(biao)达了近代中国革(ge)命时间和空(kong)间的延续性。也正(zheng)是因为碑文(wen)最后一句话(hua)中的“一千(qian)八百(bai)四十年”，揭示了我们同处历史纪元的时间起点(dian)。可以(yi)说，这个纪元的启动归于一个命题之中，那么(me)，这个命题是什么(me)？
中华民族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wen)化，是世界古文(wen)明中唯一延续数(shu)千(qian)年至今的文(wen)明。但是，为什么(me)中华文(wen)明在19世纪中期与西方的碰撞中一触(chu)即溃(kui)？“由此上溯到一千(qian)八百(bai)四十年”，也就是第(di)一次鸦片战争开(kai)始(shi)的时间。战争从1840年6月英国舰队抵达广东海面(mian)开(kai)始(shi)，到1842年8月29日在南京下关江面(mian)结束。为何那时结束？因为英军兵临当时长江下游最重要(yao)的城市(shi)、朝廷在东部的政治和经济中心南京，截断长江和运河，漕粮无法北上，严重危及朝廷财政。英军到达南京之前清军抵抗是否激烈？在第(di)二次定海之战中，三位总兵同日殉国。还有在镇江，江宁副都统(tong)海龄率部死守，八旗兵作战尤其勇猛，一些旗兵上阵前杀死妻儿(er)，以(yi)防落(luo)入敌手受辱。然而，根据英国的《官方中国战争史稿》（Draft Official History of the Chinese War）记载，镇江之战，英军仅死亡37人，失(shi)踪3人，受伤128人。英军在镇江之战中的死亡人数(shu)，还是在两年战争中所有战役中最多(duo)的。虽然有历史学(xue)家质疑英方故意缩小伤亡人数(shu)，做了重新估计，但一般(ban)而言，战争伤亡以(yi)伤亡方统(tong)计为准。中国与西方的第(di)一次激烈碰撞，就是以(yi)这样惨烈的结果收场的。
在阅读《民国人文(wen)讲演录》时，可能(neng)大家会有疑问(wen)，那时不少中国有识之士，为何对(dui)西方如(ru)此倾(qing)慕，认为只要(yao)照搬西方那一套，一切问(wen)题可以(yi)迎刃而解。很重要(yao)的原(yuan)因就是他们渴求现代化，而现代化起源于西方。回(hui)想一下人类的历史进程，科学(xue)和技术、政治和文(wen)化在200多(duo)年前，有一次剧烈的变(bian)革(ge)。18世纪开(kai)始(shi)，两件(jian)事情出现在欧洲。一件(jian)是科学(xue)和技术层面(mian)的，也就是起源于英国的工业革(ge)命。另一件(jian)是政治和文(wen)化层面(mian)的，就是法国大革(ge)命。《民国人文(wen)讲演录》中，有识之士不断提到工业革(ge)命，章太炎、蔡(cai)元培等也常常讲到法国大革(ge)命。“双元革(ge)命”推动了人类历史整体改变(bian)，这就是现代化。现代化毫无疑问(wen)具有伟大进步意义，试(shi)想，如(ru)果没有抗生素的发明，人类的寿命不会有今天这么(me)长。虽然现代化是好事，但它(ta)却伴随着一件(jian)坏事向全世界扩(kuo)散，这就是殖(zhi)民主义。号(hao)称“日不落(luo)帝国”的英国在征服全世界的过程中，把欧洲的准则赋予人类的普遍性，重新定义了“文(wen)明”与“野蛮”、“落(luo)后”与“先进”。
“由此上溯到一千(qian)八百(bai)四十年”，从那时起，中国面(mian)临的主要(yao)问(wen)题是，既要(yao)反抗列强(qiang)侵略，又要(yao)实现现代化。我们可以(yi)想象，毛泽东是在何等激动的情绪(xu)下起草了人民英雄纪念碑碑文(wen)。周恩来写(xie)了40多(duo)遍才挑选出最满(man)意的一幅。纪念碑于1949年9月30日傍晚6点(dian)举行奠基仪式，毛主席铲了第(di)一锹土，当纪念碑建成(cheng)时，已是1958年4月。这座纪念碑凝聚着中国人民100多(duo)年前赴后继的牺牲和探索。纪念碑的北面(mian)碑心石料采自(zi)青岛浮山，是一整块最初重达300多(duo)吨的花岗岩，经开(kai)采、打磨减(jian)重再运到北京，耗费巨大人力。汉白玉(yu)主要(yao)采自(zi)北京房山，浮雕由八块主浮雕和两块装饰浮雕组成(cheng)，反映从虎(hu)门销烟到渡江战役的八个历史事件(jian)。浮雕中的170个人物，都有真人模(mo)特。雕塑家们还特意请来解放军战士，要(yao)求他们做裸体模(mo)特，以(yi)便准确(que)把握骨架和肌肉。许多(duo)战士害羞，要(yao)求保留一条短裤(ku)。此外，还要(yao)训练工匠学(xue)习西洋(yang)美(mei)术，从基础(chu)理(li)论开(kai)始(shi)。就这样，人民英雄纪念碑耗时近9年才建起来。
近代中国的开(kai)场是如(ru)此悲(bei)怆，无数(shu)仁人志士探寻救亡图存的道路。一方面(mian)，哪(na)里(li)有压迫，哪(na)里(li)就有反抗；另一方面(mian)人们又在思(si)考为什么(me)会失(shi)败(bai)，还要(yao)向压迫自(zi)己的敌人学(xue)习。党的二十大提出，以(yi)中国式现代化全面(mian)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fu)兴。如(ru)何理(li)解这个命题，需要(yao)不断回(hui)溯历史。从晚清到民国，无数(shu)仁人志士提出各种民族复(fu)兴方案(an)，中国何时才算找到一条正(zheng)确(que)的道路？1949年具有“创世纪”的重要(yao)性，而此后30年，中国筚路蓝缕(lu)，不断探索，直到迎来改革(ge)开(kai)放时代。而改革(ge)开(kai)放，也并非一帆风顺，从1978年到1992年，也是跌(die)宕起伏(fu)。这两本书连(lian)接起来，就是中国一个半世纪的探索之旅，阅读这两本书，就是让(rang)大家用(yong)历史逻(luo)辑去理(li)解我们所处时代的历史方位。
看待西化与守旧(jiu)之争，要(yao)还原(yuan)具体的历史情境
历史强(qiang)调具体情境。丹尼尔(er)·贝(bei)尔(er)（Daniel Bell）曾说，一代人为之艰苦奋(fen)斗的事情在另一代人往往看得平淡无奇。你们在阅读《民国人文(wen)讲演录》时可能(neng)会认为，一些讲者的思(si)想有些“幼稚”，例如(ru)他们主张全盘西化。然而我们需要(yao)回(hui)到具体历史情境去看待这个问(wen)题，那时的一些人看到东西之间在现代化上的巨大差异，震撼之下难(nan)免会仰视西方。但是，也有一些人亲身(shen)体验西方文(wen)明后，反而主张坚守中华传统(tong)文(wen)化。大家有没有看到南大出版社的茶杯上有八个大字？“昌明国粹，融化新知”。之所以(yi)有这八个字，是因为南京大学(xue)的前身(shen)是民国时期的南京高等师范学(xue)校(xiao)，南高师在五四运动之后，与北大是中国思(si)想界一南一北两大阵营。北大高举新文(wen)化大旗，要(yao)求革(ge)新，批判(pan)传统(tong)。南高师守护中华文(wen)化，被视为保守。南高师的老师，很多(duo)留学(xue)欧美(mei)，他们目睹了一个巨大的灾难(nan)——1914－1918年的第(di)一次世界大战。如(ru)果西方文(wen)明就代表(biao)人类发展方向，那么(me)为什么(me)会酿(niang)成(cheng)人类历史上第(di)一次如(ru)此惨烈的战争？一战在人类思(si)想史上的意义也许超过二战，因为在当时，欧洲一代人没有了。因此，他们并不觉得西方都是对(dui)的，对(dui)西方有质疑。这种质疑反过来，就是不能(neng)抛弃中国传统(tong)，而是需要(yao)扬弃，主张“昌明国粹，融化新知”，这就是学(xue)衡派。
学(xue)衡派与新文(wen)化同人看似对(dui)立(li)，但实际上是互补共(gong)进关系。问(wen)题在于，在近代中国的具体情境中，传统(tong)的东西又很容易被统(tong)治者利用(yong)。因此，我们提出“第(di)二个结合”，是马克思(si)主义同什么(me)相结合？请注意不是简单的中华传统(tong)文(wen)化，而是“中华优秀传统(tong)文(wen)化”。
大家阅读《民国人文(wen)讲演录》时，是否注意到鲁迅的演讲《无声的中国》？大家应该都知道这篇文(wen)字，特别是其中一句话(hua)，“譬(pi)如(ru)你说，这屋子太暗，须在这里(li)开(kai)一个窗，大家一定不允许的。但如(ru)果你主张拆掉屋顶，他们就会来调和，愿(yuan)意开(kai)窗了”。有没有人知道《无声的中国》这场演讲是鲁迅在哪(na)里(li)发表(biao)的？是香(xiang)港。 1927年鲁迅在香(xiang)港做了两场演讲，其中一场就是《无声的中国》，是鲁迅在香(xiang)港中华基督教青年会的演讲。可能(neng)大家会有疑问(wen)，鲁迅此次演讲的内容例如(ru)白话(hua)文(wen)运动、文(wen)学(xue)革(ge)命等，到了1927年已经不是新鲜事，他为什么(me)还在讲呢？这是因为香(xiang)港之行使他震惊了。内地早已深受新文(wen)化运动的洗礼(li)，但香(xiang)港还在“尊孔读经”。
1927年时，香(xiang)港在文(wen)化领域发生了一件(jian)大事，香(xiang)港大学(xue)设立(li)了中文(wen)学(xue)院。香(xiang)港大学(xue)于1911年成(cheng)立(li)，完全以(yi)英语为教学(xue)语言。港督卢吉（Frederick Lugard）说，香(xiang)港大学(xue)“为中国而立(li)”，实际含义是将英帝国思(si)想文(wen)化传布于中国，但英国人也知道中国难(nan)以(yi)征服，尤其在思(si)想文(wen)化方面(mian)。1919年五四运动如(ru)火如(ru)荼，到20世纪20年代，广州成(cheng)为国民革(ge)命中心，香(xiang)港备受冲击。1922年香(xiang)港海员大罢(ba)工发生，1925年到1926年省港大罢(ba)工持续近16个月，曾经是人类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的罢(ba)工。
省港大罢(ba)工期间，一位名(ming)叫罗(luo)旭龢的香(xiang)港商绅提出，中华传统(tong)文(wen)化是布尔(er)什维克主义的最佳“解毒剂”，建议港英政府建立(li)一个中文(wen)教育系统(tong)。把这个建议落(luo)实的是港督金文(wen)泰（Cecil Clementi），他是个中国通(tong)，能(neng)说一口流利的官话(hua)和广东话(hua)，喜欢结交遗老遗少，动辄就讲中国传统(tong)文(wen)化好。在他推动下，香(xiang)港大学(xue)成(cheng)立(li)中文(wen)学(xue)院，邀请前清翰林授(shou)课，讲四书五经。这是什么(me)意思(si)？这就是英国统(tong)治者与华人精英勾结共(gong)谋，对(dui)抗五四宣扬的爱国、进步、民主、科学(xue)，阻碍新思(si)想新文(wen)化在香(xiang)港传播，防止革(ge)命蔓(man)延。因此，鲁迅在1927年看到香(xiang)港原(yuan)来是这样的，这才有《无声的中国》和《老调子已经唱完》两次演讲。
所以(yi)，我们不能(neng)简单地理(li)解“守旧(jiu)”和“西化”之间的关系。
《邓小平时代》 [美(mei)] 傅高义 冯克利译 三联(lian)书店
中国共(gong)产党人孜孜以(yi)求的两个革(ge)命目标是富(fu)强(qiang)与平等
第(di)二本书是傅高义教授(shou)写(xie)的《邓小平时代》。要(yao)讲清楚邓小平时代，必须要(yao)明白邓小平时代之前，中国经历了怎样的探索。中国共(gong)产党人的革(ge)命目标聚焦于近代以(yi)来中国人民追求的两个重要(yao)理(li)想。第(di)一个是富(fu)强(qiang)，这个好理(li)解。从1840年开(kai)始(shi)，中国就不断遭受列强(qiang)欺凌，先是被英国打，到了1860年，中国首都第(di)一次被外国军队占领。皇(huang)帝病死在承德，回(hui)京时已经成(cheng)了一具棺材。1901年签订《辛(xin)丑条约》，赔款4.5亿两白银(yin)，本息9.8亿两。半个世纪里(li)，日本还发动了两次侵略战争。对(dui)于海外青少年来南京看什么(me)，我们向有关部门提过建议，有个地方必须去看——南京大屠杀遇难(nan)同胞纪念馆。看了就明白了，国家为什么(me)要(yao)追求富(fu)强(qiang)。
第(di)二个目标可能(neng)大家不一定理(li)解，就是平等。近代中国统(tong)治者用(yong)中华传统(tong)文(wen)化抗拒马克思(si)主义，然而，不少熟(shu)读儒(ru)家经典的知识分子却又拥抱马克思(si)主义。儒(ru)家有个“大同”的理(li)想，这和共(gong)产主义理(li)想，有契合之处。《礼(li)记·礼(li)运》有云：“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gong)，选贤与能(neng)，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zhuang)有所用(yong)，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面(mian)对(dui)春秋战国的乱世，儒(ru)家把未来设定在过去，从夏商周的“小康”，追溯远古的“大同”。而马克思(si)主义诞生于欧洲资(zi)本主义野蛮扩(kuo)张的那个最血腥、最贪婪的时代，马克思(si)、恩格(ge)斯批判(pan)资(zi)本主义，也从共(gong)产主义理(li)想的原(yuan)始(shi)形态阐发人类未来走向。
从《邓小平时代》可以(yi)清楚地看到一条线索，随着中国外部环境的改善(shan)，中国的外向型经济发展起来，经济体制改革(ge)也随之提上议事日程。关于这些问(wen)题，建议大家除了《邓小平时代》，还要(yao)读一读萧冬(dong)连(lian)教授(shou)的两本书《筚路维艰：中国社会主义路径的五次选择》和《探路之役：1978－1992年的中国经济改革(ge)》，尤其是第(di)二本书。改革(ge)并非一帆风顺，特区在1980年代初曾引起巨大争论。而市(shi)场经济的提出，更是一开(kai)始(shi)不敢直接说经济体制改革(ge)的目标是建立(li)市(shi)场经济体制，换(huan)了个说法叫“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在向市(shi)场经济体制转型的过程中，中国曾采取“增量改革(ge)”路径，即计划经济部分先不要(yao)大动，在计划体制外另建一条通(tong)往市(shi)场之路。结果又产生了“价格(ge)双轨制”。一种商品有了两个价格(ge)，一个是由国家计划机关的定价，一个是由市(shi)场决(jue)定的价格(ge)，后者高于前者。这就又产生了社会问(wen)题。第(di)一个问(wen)题是“脑体倒挂”，吃(chi)财政饭的脑力劳动者不如(ru)小商小贩们赚得多(duo)，社会上有顺口溜说，“造原(yuan)子弹的不如(ru)卖茶叶蛋的，拿手术刀的不如(ru)拿杀猪刀的”。第(di)二个问(wen)题就是倒买倒卖，通(tong)过特权把计划内的商品倒到市(shi)场上去卖，“十亿人民九亿倒，还有一亿在寻找”。1988年国家决(jue)定搞“价格(ge)闯关”，准备“强(qiang)行并轨”，价格(ge)都由市(shi)场决(jue)定。原(yuan)本想法很好，还有配套措施，例如(ru)同时提升工资(zi)水平。但是忽视了社会心理(li)预期。其实，前面(mian)没有白付出教训，“价格(ge)闯关”为后来价格(ge)体制的理(li)顺做了先期准备。
到了1990年代，邓小平感到改革(ge)开(kai)放政策(ce)受到质疑，他在1992年力挽狂澜(lan)，以(yi)87岁高龄，通(tong)过“南方谈话(hua)”拯救改革(ge)开(kai)放，确(que)认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总路线不动摇。“南方谈话(hua)”之后，建立(li)社会主义市(shi)场经济体制，犹如(ru)一层窗户纸(zhi)被捅破。
1992年之后，中国飞速(su)发展，尤其是加入WTO之后。党领导的举国体制与市(shi)场经济相结合，是中国模(mo)式的基本特征之一。邓小平“南方谈话(hua)”过去20年后，世界步入“百(bai)年未有之大变(bian)局”，原(yuan)来的全球化进程和国际秩序，遇到了结构(gou)性矛盾和历史性问(wen)题，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都面(mian)临各自(zi)的困境，催生出“世界怎么(me)了、我们怎么(me)办”的全球性议题。因此，中国在反思(si)西方现代化模(mo)式的基础(chu)上，提出中国式现代化的新方向。从救亡图存走到今天，接下来的路还很长，需要(yao)我们不断回(hui)望历史，从中汲取智慧和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