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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隆正邦融资租赁有限公司退款客服电话
2025-02-24 06:4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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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别界(jie)定(ding)”是(shi)人类(lei)社会(hui)身份认同的基本要(yao)素之一,从社会(hui)体系到社群关(guan)系,再到人际(ji)相处,性别都是(shi)一个人们早已习惯的界(jie)定(ding)标准。从出(chu)生到死亡,人的一生要(yao)填写大大小小、不计其数的资料表,“性别”总是(shi)排名靠前的一栏。

但这(zhe)种身份认同有时也会(hui)呈现模糊(hu)的一面或制造刻板(ban)印(yin)象,比如地铁女性车厢和女性停(ting)车位,就呈现着某种争议。一个驾驶技术出(chu)众的女司机或许会(hui)认为(wei)女性停(ting)车位意(yi)味着对女性的歧视,一个总是(shi)为(wei)了停(ting)车手忙脚乱的男司机可能会(hui)觉得女性停(ting)车位是(shi)对自己的不公平。同样道理,性骚扰的受害者固然绝大多数是(shi)女性,但当有男性也深受困扰时,那么将“性骚扰受害者”默认为(wei)女性的刻板(ban)印(yin)象,就会(hui)让这(zhe)部分男性受害者无所(suo)适(shi)从。

在中国社会(hui),这(zhe)种刻板(ban)也无处不在。比如“男主内女主外”“男孩子必须有阳刚之气”,都是(shi)刻板(ban)印(yin)象的呈现。

也就是(shi)说,性别是(shi)人类(lei)固有认知的客观呈现,但如果将之视为(wei)一种不可撼动的规范,反而会(hui)在某些情境下制造束(shu)缚。

对束(shu)缚生活的规矩提出(chu)质疑,才会(hui)让生活有更多可能性

在《消解性别》一书中,朱迪斯·巴特勒借用福柯的理论,诠释(shi)性别束(shu)缚:“正像福柯说的那样,一个人必须屈从于一种控(kong)制性机器,以使得自由的行使能够成为(wei)可能。一个人要(yao)屈从于标签和名称,屈从于侵犯和侵略;一个人要(yao)受限于常(chang)态的种种标准;一个人要(yao)通过对自己的测试。有时候,这(zhe)就意(yi)味着一个人需要(yao)变得对这(zhe)些标准了如指掌,知道应该如何(he)呈现自己,以使自己成为(wei)貌似合适(shi)的候选人。”

1956年出(chu)生于美国的朱迪斯·巴特勒是(shi)当代最著名的后现代主义思(si)想家之一,专注于女性主义批评、性别研(yan)究、当代政治哲学和伦理学等(deng)领域,被(bei)视为(wei)酷儿运动的理论先驱。在《消解性别》中,巴特勒第一次(ci)将目光放(fang)在普通人和他(ta)们的生活上,批判男女二元的性别框架,反驳各种形式的性别本质论。

在巴特勒看来,性别规范有着两面性。一方面,如果没有一定(ding)的规矩,人们就无法相互理解和承认,但另一方面,让日子过不下去的正是(shi)这(zhe)些规矩,因此唯一可行的做法是(shi)让性别这(zhe)个概念保持开放(fang)性和不可知性。书中写道:“为(wei)了要(yao)生活,要(yao)好好生活,为(wei)了能够知晓朝哪个方向前进(jin)才会(hui)改变我(wo)们的社会(hui)世界(jie),我(wo)们需要(yao)规范;但是(shi),我(wo)们也会(hui)受困于规范,有时规范会(hui)对我(wo)们施(shi)加暴(bao)力,而为(wei)了社会(hui)公正,我(wo)们必须反对它们。”正如巴特勒所(suo)说:“批评的意(yi)义在于对束(shu)缚生活的规矩提出(chu)质疑,好让生活方式具有更多的可能性。”

《消解性别》

在日常(chang)生活中,“男性特质”“女性特质”都是(shi)常(chang)见的话术,但它们并不是(shi)一种固定(ding)标准。你口中的定(ding)义和七大姑八大姨很可能不同,甚至完全相反,而在网络上,这(zhe)样的碰撞更是(shi)常(chang)见。也就是(shi)说,这(zhe)些话术总会(hui)随着社会(hui)和文化的变化而变,即使是(shi)某些看似“约(yue)定(ding)俗成”的概念,也处于漫长(chang)的被(bei)制造过程中。

在这(zhe)种情况下,“性别”的社会(hui)规范和一个完整的正常(chang)人之间,难免存在矛盾和束(shu)缚,甚至会(hui)衍生为(wei)政治问题。同性婚姻就是(shi)如此,正如书中所(suo)言:“政治是(shi)由可理解的话语构成的,它要(yao)求我(wo)们采取(qu)某个立场(chang),不论这(zhe)个立场(chang)是(shi)赞同还是(shi)反对同性恋婚姻;但是(shi),作(zuo)为(wei)人和严肃的规范性政治哲学及(ji)实(shi)践的一部分的批判性思(si)考则要(yao)求我(wo)们探(tan)问,这(zhe)到底为(wei)什(shi)么以及(ji)如何(he)成为(wei)了一个问题——一个决定(ding)什(shi)么会(hui)、什(shi)么不会(hui)在这(zhe)里成为(wei)有意(yi)义的政治问题。在现有条件下,为(wei)什(shi)么‘成为(wei)政治’的前景恰恰依赖于我(wo)们在话语性地构成的二元结构中操(cao)作(zuo)(而不是(shi)探(tan)问)的能力,而且努力地不去知晓性领域就是(shi)被(bei)迫受制于对这(zhe)些条件的接受呢?”

巴特勒继而将这(zhe)一观点扩大到广义层面。她认为(wei),如果将“理解”视为(wei)主流(liu)社会(hui)规范下的结果,那么“一定(ding)程度上的不被(bei)理解,并不是(shi)一件坏事”。

至于应对之道,书名的“消解性别”就是(shi)巴特勒认为(wei)的正解。她认为(wei),“为(wei)了成全自己,我(wo)们就必须先消解自己:我(wo)们必须成为(wei)‘存在’的更大的社会(hui)结构的一部分,以创造出(chu)我(wo)们自己。”当然,这(zhe)一点也存在悖论,“当性别规范开始在不同层次(ci)麻痹性别的能动性时,这(zhe)个悖论就会(hui)加剧。”

“消解性别”被(bei)巴特勒视为(wei)女性主义的重要(yao)基础。她的“酷儿理论”来自于李银河的翻译,英文即Queer,原意(yi)为(wei)怪异的、怪癖的。在她看来,没有任何(he)性取(qu)向来自某种固定(ding)的身份,而是(shi)仿佛演员一般、不断变化的“协(xie)同表演”。基于这(zhe)一理论,巴特勒认为(wei)性少数群体在社会(hui)中的孤立是(shi)“异性规范化”的后果,社会(hui)性别亦非天(tian)生生理身份的表现,而是(shi)人为(wei)规范化而成。

被(bei)规范的从来不仅仅是(shi)少数群体

虽然巴特勒在《消解性别》中着重于性少数群体,但若以为(wei)她笔下的“规范”仅仅针对少数人,那就低估了这(zhe)本书的意(yi)义。

人类(lei)社会(hui)的“规范”,固然制造了基本秩序和伦理,但反过来也是(shi)对人类(lei)的限制。对于女性而言,规训(xun)更是(shi)无处不在。

在现代文明社会(hui),多数正常(chang)人会(hui)接受与包容各种少数群体,并不将之视为(wei)“异类(lei)”。虽然狭隘的人与观念依然存在,但在人类(lei)历史上,这(zhe)已经(jing)是(shi)特立独行者所(suo)面对的最好时代。

人类(lei)走到这(zhe)一天(tian)着实(shi)不易,每(mei)一步都值得珍惜。仅仅在爱(ai)情层面,当人们习惯自由恋爱(ai)时,不要(yao)忘记就在一百多年前的中国,盲婚哑嫁仍是(shi)主流(liu),抗议不但无效,还会(hui)被(bei)指斥为(wei)忤逆不孝,挣(zheng)脱(tuo)家庭枷锁的年轻人面对的是(shi)千夫所(suo)指。

相比男性,女性选择离经(jing)叛道,前路会(hui)更加崎岖。哪怕到了17世纪,西方女性地位仍然极低,生活完全依附于男性,生活品质取(qu)决于丈夫的地位。要(yao)想衣食无忧,只有两条路径:或者生来是(shi)贵族,或者嫁给贵族。当有女性选择离开家庭、工场(chang)和教堂,离经(jing)叛道的她们面临的命运极为(wei)艰难。

娜塔莉·泽蒙·戴维斯在《边缘女人:十(shi)七世纪的三则人生故事》中就以三位女性为(wei)引线,借助各种档案(an)、回(hui)忆录、自传(chuan)、账本和画作(zuo)等(deng),剖析了那个时代的女性生活。

书中的三位女性各有际(ji)遇。格莉克尔·莱布长(chang)于经(jing)商,写下七卷本自传(chuan),玛丽·居(ju)雅投身教育和慈善,玛利(li)亚(ya)·梅(mei)里安是(shi)艺术家和博物学家。她们都是(shi)普通女子,但又并不普通。她们既不是(shi)贵族,也不是(shi)谁的缪斯,她们从未(wei)淹没在母(mu)亲的身份中,也从未(wei)作(zuo)为(wei)妻子而被(bei)抹(mo)杀。

《边缘女人:十(shi)七世纪的三则人生故事》

玛利(li)亚(ya)·梅(mei)里安精通水(shui)彩画和油画,还细心观察毛虫、蝇、蜘蛛及(ji)其他(ta)类(lei)似生物的习性。1692年,她因其离经(jing)叛道之举引发关(guan)注,“她抛(pao)下丈夫,前往魏沃特市的拉巴迪团(tuan)体中找寻平静。”这(zhe)只是(shi)人生转(zhuan)向的开始,“她将满载着标本从美洲航行归来,将出(chu)版她的伟大作(zuo)品《苏里南昆虫变态》,将进(jin)一步充(chong)实(shi)她的《欧洲昆虫》,将成为(wei)阿姆斯特丹的植(zhi)物学家、科学家和收(shou)藏家圈子里举足(zu)轻重的人物,直到1717年去世。”

格莉克尔·莱布的人生更难挣(zheng)脱(tuo),她12岁订婚,14岁结婚,30年间生了14个孩子,之后成了寡妇。虽然孤儿寡母(mu),但她却也因为(wei)这(zhe)意(yi)外挣(zheng)脱(tuo)牢笼,利(li)用手中家业,做生意(yi)、放(fang)贷,成为(wei)那个时代的强悍女商人。更可贵的是(shi),她在自传(chuan)中讲述了许多故事,以此教育自己的孩子。在17世纪,她的教育已经(jing)极为(wei)超前,努力呼唤孩子的独立性,将之置于父母(mu)权威之上。

至于玛丽·居(ju)雅,她的内心折磨与宗教有很大关(guan)系。从全书脉(mai)络来看,宗教影响着三位女性的选择,但并非决定(ding)性选择。她们分别是(shi)犹太教徒、天(tian)主教徒和新教徒,走上了同一条追求自我(wo)之路,并最终实(shi)现了自我(wo)价(jia)值,而且微微撼动了那个男性世界(jie)。

正是(shi)这(zhe)三位在时人眼中离经(jing)叛道的女性,用自己的努力告诉世界(jie):不管生在什(shi)么时代,被(bei)如何(he)打压,遭遇多少不堪,“自我(wo)”仍然是(shi)作(zuo)为(wei)“人”的最高追求。

但这(zhe)样的人终究是(shi)少数,在电影《西西里的美丽传(chuan)说》中,莫妮卡·贝鲁奇以绝世风姿成就了影史上的经(jing)典形象。但也正是(shi)因为(wei)这(zhe)份动人心魄的美,才让影片尾(wei)声的摧毁美更加触目惊心。一个女性在战争期间的求生,在战后成了罪过,人们通过道德谴责弱女子,掩饰自己曾(ceng)经(jing)的懦弱与不堪。

类(lei)似的事情在一战同样曾(ceng)经(jing)发生。《女性史:20世纪卷》中写道:“成为(wei)妓女还是(shi)母(mu)亲?对于女性而言,性选择向来都介于两个极端对立的选项之间……在欧洲,对性的双(shuang)重标准却带上了爱(ai)国主义的色彩……不忠的妻子被(bei)贴上了不爱(ai)国的标签,尤(you)其是(shi)那些与战俘发生关(guan)系的人。她们在德国媒体上受到嘲弄(nong),并被(bei)处以罚款和监(jian)禁。在法国,法庭对通奸的妇女实(shi)行严厉(li)的判决,对杀害了不忠妻子的士兵却宽大处理。”

与此同时,女性养活自己并不容易。书中写道:“并不是(shi)每(mei)个人都能得到高昂(ang)的战时工资,而在报酬较低的岗位工作(zuo)的女性为(wei)其他(ta)行业较高的工资付出(chu)了代价(jia)。传(chuan)统女性职业仍然收(shou)入微薄(bao),尤(you)其是(shi)那些在家做工的女性。因为(wei)人们很难在这(zhe)种情况下执行最低工资法。”

从一战到二战,人们实(shi)际(ji)上都在面对同一个问题:“男人在外面丢的面子,回(hui)到家庭之后是(shi)要(yao)找回(hui)来的。面对战争也同样如此,在外受到创伤的男人,战后需要(yao)回(hui)到家庭重温其优(you)越感(gan)。”

即使没有战争,在整个人类(lei)社会(hui),这(zhe)种现象至今仍然存在。不少在外面打拼(pin)的男性,面对领导时唯唯诺诺,面对办公室复杂人际(ji)关(guan)系时忍气吞声,家才是(shi)唯一的宣泄渠道。因此,一战结束(shu)后,复员军人的家庭暴(bao)力事件多到触目惊心。

所(suo)幸的是(shi),这(zhe)并不是(shi)20世纪的全部。在人类(lei)历史上,20世纪是(shi)一个“女性”身份彻(che)底被(bei)重构和确立的时代。女性从静默的他(ta)者和被(bei)注视的客体,慢慢在大众媒体的影响下开始融合汇聚,并在20世纪中后期到达了一个文化认同的高潮。在媒介传(chuan)播的影响下,女性不再是(shi)世界(jie)一隅的孤立个体,而成为(wei)一个有着相似意(yi)识形态的集体。她们享有共同的审美爱(ai)好和世界(jie)观、价(jia)值观,具有更为(wei)趋同的女性特质,女性事实(shi)上由复数逐(zhu)渐向单数收(shou)缩。

在这(zhe)个过程中,女性反抗着父权制的枷锁,但在资本主义和商业媒介的合谋之下,她们也越来越陷入了另一种单一身份的陷阱(jing)。

法国史学家、年鉴学派(pai)第三代的代表人物乔治·杜比,主编了巨著《女性史》,“20世纪卷”是(shi)其第五卷。

《女性史》

书中写道:“了解那些人生经(jing)历跨越了20世纪的女性,你将被(bei)她们的不幸和伟大所(suo)震撼。她们受到战争、革命和独裁统治的打击(ji),也见证了两性关(guan)系的巨变。我(wo)们现在是(shi)否已经(jing)到达了女性史的‘终点’,到达了多年来稳定(ding)的、不可避免的解放(fang)进(jin)程的顶点?并非如此。如果诞生自第一次(ci)世界(jie)大战和俄国革命旋涡之中的20世纪地缘政治现在已经(jing)告一段落了,东方集团(tuan)瓦解后自由主义的胜利(li)所(suo)带来的‘历史的终结’的概念,也未(wei)能幸免于欧洲及(ji)其他(ta)地区一系列事件的冲击(ji)。‘历史的终结’对女性而言到底意(yi)味着什(shi)么呢?是(shi)男性主导社会(hui)的末路和新社会(hui)黎明的到来?是(shi)一个性别分化几近消失的新时代?还是(shi)一个男性和女性既可以保持自己的独特身份又享有平等(deng)权利(li)和机会(hui)的世界(jie)?”

这(zhe)些问题显然还没有足(zu)够稳定(ding)的答案(an),但变化显而易见。20世纪女性拥有和过往女性不一样的人生,取(qu)得的成就也是(shi)事实(shi),包括投票权、生育风险的大幅(fu)降低、避孕措施(shi)和职场(chang)上的新机会(hui)等(deng)。

可这(zhe)些“成就”同样是(shi)一种社会(hui)构建,在构建的过程中,有赞同和推动者,也有反对者,同时,没有任何(he)成就是(shi)一劳(lao)永逸的。对女性进(jin)步运动的刻板(ban)认知,很容易让人忽视仍然存在的不公。审美层面的“规范”,也通过纤瘦的电影明星、模特和选美表现出(chu)来。

这(zhe)导致“新女性”形象被(bei)固化:“她是(shi)一位专业的家庭主妇,既是(shi)家中的女王,又是(shi)精明的消费者。广告在贩卖(mai)商品的同时也贩卖(mai)图像。新女性看上去可能比以往的女性更加光鲜亮(liang)丽,但她们本质上并没有太大的改变,因为(wei)广告同时也将女性自己变成了性对象和令人渴望的商品。”

被(bei)固化的女性,被(bei)“规范”的人生

对女性的固化,在婚姻层面呈现最为(wei)明显。上野千鹤子的《父权制与资本主义》一书中就写道:“婚姻市场(chang)对女性的局限性极强,比如说女性不能有过多的异性朋友,不能有过于频繁的社交活动,不能主动去追求性。一个主动的女生意(yi)味着她是(shi)婚姻市场(chang)外的‘社会(hui)女性’,不配作(zuo)为(wei)结婚考虑对象,是(shi)被(bei)玩弄(nong)宣泄的对象。而一个男性在步入婚姻前与这(zhe)样的‘社会(hui)女性’游戏,而到谈论婚姻时要(yao)求婚配的女性是(shi)白纸一张。这(zhe)种风气往越小越偏远的地区越严重。”

上野千鹤子还曾(ceng)写道:“对子宫(gong)的统治本来就是(shi)围绕出(chu)生婴儿的归属之争,这(zhe)正是(shi)父权制的核心问题。”

如果探(tan)究问题的根本,那么上野千鹤子的另一个发问或许更为(wei)关(guan)键:“原本革命应当是(shi)不分性别的自由公民的解放(fang),为(wei)何(he)结果只是(shi)男性的解放(fang),女性解放(fang)则被(bei)搁置了?”直至今日,它仍然没有答案(an)。

在上野千鹤子看来,性别是(shi)太过明显的阶级对立,以至于容易被(bei)忽略。在日常(chang)生活中,这(zhe)种被(bei)忽略甚至被(bei)“自然化”的对立无处不在。比如对性的看法就是(shi)如此,维多利(li)亚(ya)时代的性伦理要(yao)求女性不能看也不能触碰自己的性器官,在这(zhe)一要(yao)求之下,明明是(shi)自己的身体,对女性而言却是(shi)最为(wei)疏远的陌生之物。这(zhe)样的伦理要(yao)求,直到今天(tian)仍有巨大市场(chang),许多女性仍误以为(wei)对性的无知是(shi)“可爱(ai)”的表现,甚至谈“性”色变。

其实(shi)这(zhe)一切(qie)的本质是(shi)经(jing)济问题,《父权制与资本主义》如同一把手术刀,所(suo)剖开的是(shi)近现代社会(hui)的性别经(jing)济结构。

成书时的1990年,正是(shi)日本泡沫(mo)经(jing)济破灭(mie),开启(qi)“失去的三十(shi)年”之时,普通家庭无法承受高昂(ang)的市场(chang)化外包服务,因此出(chu)现了越来越多的全职妈妈。

全职妈妈带来了一个新的问题:她们在家操(cao)持家务,却没有相应收(shou)入,许多男性回(hui)到家,往往还会(hui)来一句“你呆(dai)在家里什(shi)么也没干”。

这(zhe)恰恰反映了父权制的经(jing)济基础,也就是(shi)男性对女性劳(lao)动力的统治。这(zhe)种统治的根本问题在于生产费用的不平等(deng),比如男性在外工作(zuo)养家,当然很辛(xin)苦,但如果将女性在家操(cao)持家务所(suo)耗费的时间与精力,对应为(wei)市场(chang)化费用(可以想想市场(chang)上月嫂和保姆的收(shou)入标准,还有教师(shi)的收(shou)入标准),很多男性的收(shou)入甚至无法承担这(zhe)笔费用。与此同时,女性的牺牲也非常(chang)大,她们或者告别职场(chang),很难重返,或者要(yao)牺牲事业,升职比男性更困难。

很多人或许会(hui)认为(wei),这(zhe)种比较并不合理,因为(wei)古代女性根本不出(chu)去工作(zuo),“男主外女主内”是(shi)传(chuan)统,如今的全职妈妈,或者职场(chang)女性的家庭付出(chu),不过是(shi)对传(chuan)统的继承,并不是(shi)一种新的剥(bao)夺。这(zhe)个说法当然是(shi)荒谬的,因为(wei)近代资本主义崛起的依托(tuo),就是(shi)机器化生产、市民社会(hui)和教育普及(ji),它必然使女性能够接受教育、参与社会(hui)事务并参与社会(hui)生产,也必然会(hui)打破“男主外女主内”的所(suo)谓传(chuan)统。但与此同时,父权制的存在,使得男性多少成为(wei)获益者,往往可以享受女性“内外兼顾”所(suo)产生的剩余价(jia)值。

现代社会(hui)继承了传(chuan)统社会(hui)的一种观念,即刻意(yi)强调女性的爱(ai)与母(mu)性。这(zhe)种将女性推上神坛的价(jia)值观,几乎已经(jing)成为(wei)教科书一般的真理。但正如上野千鹤子所(suo)说,这(zhe)实(shi)际(ji)上是(shi)“长(chang)久以来榨取(qu)女性劳(lao)动的意(yi)识形态机制”。既然爱(ai)是(shi)“无条件付出(chu)”,母(mu)性是(shi)“隐忍和牺牲”,那么就可以等(deng)同于无价(jia)值劳(lao)动。它们看似对女性的赞美,实(shi)际(ji)上遮蔽了女性被(bei)剥(bao)削、被(bei)压迫的地位。

即使无数人曾(ceng)提出(chu)女性的“自主权”,但正如《消解性别》中所(suo)言:“任何(he)一个自主权的概念都有着局限。自主权实(shi)际(ji)上是(shi)在社会(hui)条件制约(yue)下生活在这(zhe)个世界(jie)上的方式。那些社会(hui)工具可以赋权,但也具有约(yue)束(shu)力,而在很多情况下,这(zhe)两种功(gong)能同时发挥着作(zuo)用。”

不管是(shi)否认同巴特勒在《消解性别》中提及(ji)的“规范”,都不能回(hui)避这(zhe)样的事实(shi):“规范就是(shi)那种决定(ding)了‘可理解的’生活、‘真正的’男人和‘真正的’女人的东西。如果我(wo)们违(wei)背这(zhe)些规范,就很难说我(wo)们是(shi)否还能生活下去、是(shi)否还应该生活下去,我(wo)们的生活乃至生命是(shi)否还有价(jia)值、是(shi)否能变得有价(jia)值,我(wo)们的性别是(shi)否是(shi)真实(shi)的、是(shi)否能被(bei)看作(zuo)是(shi)真实(shi)的。”

上野千鹤子所(suo)批判的父权、所(suo)揭(jie)露的女性被(bei)剥(bao)削的隐藏事实(shi),都以这(zhe)样的“规范”而呈现。具体在社会(hui)层面,它被(bei)渲染为(wei)“女人一定(ding)要(yao)结婚”“不生孩子的人生就不完整”等(deng)常(chang)见话语。无数人选择“适(shi)应”,但这(zhe)并不意(yi)味着《消解性别》中提到的解决方案(an)并不可行。事实(shi)上,开放(fang)的心态和认知,永远是(shi)人类(lei)进(jin)步的倚(yi)仗,在性别问题上同样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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