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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元汴,明代最负盛名的书画收藏(cang)家之一,他的印鉴流布于无数传世名迹之上,见证了中国书画鉴藏(cang)史的重要(yao)篇章。十二年前,《与古同游——项元汴书画鉴藏(cang)研究》初版(ban)问世,很快成为学(xue)界研究项元汴及明清书画鉴藏(cang)史的瞩目之作。近日,《与古同游——项元汴书画鉴藏(cang)研究》修订版(ban)由中国美术学(xue)院出(chu)版(ban)社推出(chu),在新(xin)的史料支撑下,其研究更为丰满细致(zhi),为读者提供更可靠(kao)的参(can)考依据。本文为中国美术学(xue)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范景中为《与古同游——项元汴书画鉴藏(cang)研究》修订版(ban)一书所作序言的选摘。
封治国教授是一位油(you)画家,可他撰(zhuan)写的《与古同游:项元汴书画鉴藏(cang)研究》,却让我想起英国一位大鉴定家对(dui)一位大美术史家的评价:acute, confident, understated, introverted and tactful, but with a sense of humour。用中文说就是敏锐(rui)、自信、低调、内敛、睿智,不过谈到幽默感,封治国走到哪里都是笑语一片,令“忍俊不禁者,缥缈思登华(hua)”。但他的这部(bu)大作让我惊讶的是,他是如何把艺术的个性与学(xue)术的沉思完美地契合在一起,而且含藏(cang)着那么多启人(ren)深思的问题。感动之余(yu),写过一点读书笔记,趁着修订版(ban)付梓,略缀(zhui)几段,以(yi)为附(fu)骥。
一
美术史研究中的社会学(xue)方(fang)法有两种,一种是把艺术看作一种“制度”[institution],即艺术品被委托(tuo)和创作时物质条件变化的一种解释。正是贡(gong)布里希率先把institution一词引入美术史,后来(lai)他又表达为生态学(xue)[ecology],说艺术也(ye)像有机(ji)体(ti)那样,只能在特定的气候和环境中生存。这种艺术生态学(xue)与瓦克纳(na)格尔(er)[M. Wackernagel]的Lebensraum有点类似,不过,他更强调艺术在传统力量和社会环境之间(jian)相互作用下可能发生的进(jin)化,强调生态即艺术的社会环境反过来(lai)对(dui)“为何制作”与“如何制作”艺术品所产生的影响。贡(gong)氏不但把他的研究论文编入《规范与形式》,而且也(ye)用平实的语言写在《艺术的故事》之中。另一种社会学(xue)的美术史即艺术中所反映的社会史,或者说决定论的美术史,早在19世纪下半(ban)叶(ye),普(pu)列汉诺夫就对(dui)之作出(chu)重要(yao)的贡(gong)献。与沃尔(er)夫林(lin)代表的intrinsic perspectives不同,社会学(xue)的美术史是extrinsic perspectives,前者是美术研究的内部(bu)史,后者是外部(bu)史。
社会学(xue)的美术史其主要(yao)成果反映在赞助活(huo)动的研究上,最有名的是哈斯(si)克尔(er)[Francis Haskell]的《赞助人(ren)和画家》[Patrons and Painters](1963)。作者的方(fang)法建基于对(dui)档案和原始数据的收集与评价,而不是预设的经济与阶(jie)级模型,生动地展示了档案和材料在艺术研究中的魅力,提供了一个探(tan)索艺术意(yi)义和功能的社会—文化框架,开拓了研究收藏(cang)史、博物馆、展览史和一般趣味史及其变化的新(xin)视野(ye)。
此前,贡(gong)布里希也(ye)发表过一篇为人(ren)频频引用的论文《身为艺术赞助人(ren)的早期(qi)美迪(di)奇(qi)家族》[The Early Medici as Patrons of Art](1960),这篇论文的含义之一是:“研究某(mou)个特定时期(qi)的艺术家和赞助人(ren)所接受的有形和无形的评价标准,询问一下各种规范对(dui)天(tian)赋(fu)各异的艺术大师创造的各种形式有什么影响。”其中一个细节写美迪(di)奇(qi)小教堂中戈佐利画的三王来(lai)拜的湿壁画,它在某(mou)些地方(fang)承袭(xi)了对(dui)手斯(si)特罗齐委托(tuo)真蒂莱·达·法布里亚(ya)诺画的同名祭坛(tan)画,那幅祭坛(tan)画金(jin)光闪烁,是国际哥特式的典(dian)型风格。由此我们(men)看到佛罗伦萨富(fu)豪们(men)在15世纪中叶(ye)之后的趣味:他们(men)那一代人(ren)都在学(xue)习和接受勃艮第和法国的艺术观念和贵族生活(huo)方(fang)式。
治国先生这部(bu)著作的主人(ren)公(gong)项元汴也(ye)是受了临郡(jun)吴(wu)门趣味的影响,开始了一种新(xin)的生活(huo)。从(cong)某(mou)种意(yi)义上讲,他虽(sui)然不是沿着贡(gong)氏的思考线路放笔而作,也(ye)是把贡(gong)氏论文看成他比肩的对(dui)象,实际上其中确然有一些地方(fang)暗自契合。
《与古同游——项元汴书画鉴藏(cang)研究》。中国美术学(xue)院出(chu)版(ban)社
二
在中国,自宋代以(yi)降,美术收藏(cang)史即与西方(fang)的截然不同,它成了一部(bu)特殊的美术史。收藏(cang)家大都是艺术家或艺术赏鉴家,艺术风气的激荡变化,往往有他们(men)参(can)赞其中,有他们(men)捭(ba)阖张弛的力量。其为赏鉴家,出(chu)其笃好,遍阅记录,既复心得,又自能画,所以(yi)收藏(cang)了不少精品。我们(men)历数一下各个时代的大收藏(cang)家,宋代的米芾,元代的赵孟(meng)頫,明代的文徵明,都是荦荦大者。但有藏(cang)品传世的收藏(cang)家,项元汴可谓昂然独立,任何人(ren)也(ye)无法与他抗行(xing)。古代书画,凡是赫赫名迹,总有他的藏(cang)印,反之,若无他的印痕,倒让人(ren)有点儿蹊跷,我们(men)朦朦胧(long)胧(long)地感到,项元汴以(yi)一己之力几乎收藏(cang)了半(ban)个美术史。
明 马图 《项子京像》(局部(bu)) 40.2cm×27.4cm 上海博物馆藏(cang)
这样一位大收藏(cang)家,除了让人(ren)感觉富(fu)可敌国,是位收藏(cang)狂,既羡慕又妒忌之外,总想从(cong)他身上找些瑕垢,如果能发现(xian)大问题,当(dang)然更好!项元汴去世于1590年,其时闽人(ren)谢(xie)肇(zhao)淛二十出(chu)头,想必和项元汴没有一面之交,然而他在《五杂组》却说项氏“其人(ren)累世富(fu)厚,不惜重资以(yi)购,故江南故家宝藏(cang)皆(jie)入其手。至其纤(xian)啬鄙(bi)吝,世间(jian)所无。且家中广收书画而外,逐(zhu)刀锥之利,牙(ya)签会计,日夜不得休息,若两截人(ren)然”。这些道听途说之言,安在了项元汴头上,让他成了“两截人(ren)”的代称,所以(yi)在历史上,项元汴几乎没有什么美名。幸亏(kui)有董其昌,我们(men)听到了另一种声音,他在《墨(mo)林(lin)项公(gong)墓志铭》说他“夷(yi)然大雅,自远权势,所与游皆(jie)风韵名流”,又说他“恒以(yi)俭为训,被服如寒畯,如野(ye)老,婚嫁燕会,诸所经费(fei),皆(jie)有常(chang)度,至于赡族赈穷,缓急非罪,咸(xian)出(chu)人(ren)望(wang)外”。董其昌还以(yi)具体(ti)例子说:“戊子岁大祲,饥民自分沟壑,不恤扞网。公(gong)为损廪作糜,所全活(huo)以(yi)巨万。郡(jun)县议(yi)且上闻,牢让不应,终不以(yi)为德。”然而,没有多少人(ren)以(yi)董其昌的话为实录,反而视为谀(yu)墓之词。这让我想起了一百多年后的另一位大收藏(cang)家安仪周,安氏也(ye)赈灾放粥(zhou),活(huo)人(ren)无数,还捐钱修城(cheng),同样没落得好名声。
这种对(dui)收藏(cang)艺术的人(ren)的鄙(bi)视,往外蔓延,很容易也(ye)对(dui)艺术家鄙(bi)视,例如柯律格的《雅债》所塑造的文徵明形象,就对(dui)一位大艺术家的创造活(huo)动白眼相视。美术史中的这种取向,我一直认为乃是当(dang)代学(xue)术中的大问题,它在动摇(yao)历史研究的一个不言而喻的原则:议(yi)论古人(ren),须具卓见,须怀善心。因为没有卓见,会把历史写得庸(yong)俗不堪(kan);不怀善心,会把历史涂抹得一片黑暗。我曾经写过这样的话:“今人(ren)写古人(ren),多有用冷笔者。苟且狥人(ren),为解人(ren)颐,甚而翻古人(ren)不堪(kan)之事,以(yi)为难遇,卑(bei)古人(ren)至当(dang)之论,以(yi)为迂(yu)阔。风雅之在今日,岌岌乎危于一线。”我们(men)有时会忘记陈(chen)寅恪先生所说的理解之同情,忘记了要(yao)怀着善意(yi)把逝去的古人(ren)唤起。更何况(kuang)我们(men)对(dui)古人(ren)了解得本来(lai)就不多,例如,对(dui)项元汴的了解,也(ye)不过在近些年,特别是本书作者多年风霜雨雪中的努(nu)力,才勾画出(chu)整体(ti)轮廓。而对(dui)项氏本人(ren)说的“仆自罹家难,受制暴党甚矣”(跋《芝旸(yang)图》),“困处丘隅,踌躇世故,凄(qi)恻家艰”(见《虚(xu)斋名画录》著录之《竹石小山图轴》),仍然不知所以(yi)。项墨(mo)林(lin)先生究竟遭遇到什么,要(yao)发如此孤愤之叹。我们(men)百年之下,读之似犹扼腕,何况(kuang)当(dang)时!而至今学(xue)者们(men)却连一丝影迹都未得稽(ji)索。
以(yi)上所述让我们(men)思考:我们(men)生活(huo)在物质的世界、利益的世界,但也(ye)生活(huo)在精神的世界、道德的世界。在计穷虑迫中,那些心灵(ling)获得深深震动的人(ren),也(ye)许在感怀物质财富(fu)的同时,也(ye)感觉到了其他一些更珍贵的价值。我们(men)要(yao)珍惜前人(ren)发现(xian)的这些价值,而且不能轻视。古代世界对(dui)于道德的要(yao)求不但不比现(xian)在松懈,而且更严格、更真实不虚(xu),它处处渗透(tou)在人(ren)们(men)的举(ju)止(zhi)行(xing)为之中。即使世道衰弱,时代低迷,也(ye)有同情心存在的神圣权利[Auch die Zeiten des Verfalls und Untergangs haben ihr heiliges Recht auf unser Mitgefuehl]。(雅各布·布克哈特)
三
回到项元汴,他究竟在收藏(cang)中发现(xian)了什么价值,以(yi)至不惜一掷千金(jin),奔波(bo)于日晒雨淋,让生命在书画卷轴的收放开合中悄悄地滑过。很遗憾,他没有留下过文字公(gong)开他的抱负和理想,我们(men)只好根据他的行(xing)为大胆地猜想了,他一定在书画世界里洞悉了艺术的价值,隐隐触摸到了艺术所代表的文明之脉;虽(sui)然,艺术来(lai)自古老的往昔,可他不想去购买那种无序的往昔,单纯的无序的往昔没有意(yi)义;他想购买的是代表着往昔价值的正统秩序,负载着这种正统和规范的艺术才是他珍爱的对(dui)象;他似乎意(yi)识到,没有这种正统和规范,美术史就会混乱,文明也(ye)会随之混乱。本书论述了赵孟(meng)頫在项元汴心目中的崇高地位,一再用数字表明,赵孟(meng)頫的作品在项氏收藏(cang)中的压(ya)倒性优势,那正是项元汴寻求的正统,是本书的“书眼”,《与古同游》的书名也(ye)隐喻了此意(yi)。作者翻检旧籍,去伪存真,在琐(suo)琐(suo)纷(fen)纭中,从(cong)杂陈(chen)的小细节中洞见美术史的大关节,写成深刻透(tou)彻的文字,其立论的根据之一,就是作者所援(yuan)引的项元汴友(you)人(ren)何良俊的一段议(yi)论:
元人(ren)之画,远出(chu)南宋诸人(ren)之上。文衡山评赵集贤之画,以(yi)为唐人(ren)品格。倪云林(lin)亦以(yi)高尚(shang)书与石室先生、东坡居士并论,盖二公(gong)神韵最高,能洗去南宋院体(ti)之习;其次则以(yi)黄子久、王叔明、倪云林(lin)、吴(wu)仲圭为四(si)大家,盖子久、叔明、仲圭皆(jie)宗董巨,而云林(lin)专学(xue)荆关。黄之苍古,倪之简远,王之秀润,吴(wu)之深邃,四(si)家之画,其经营位置、气韵生动,无不毕具,即所谓六法兼(jian)备(bei)者也(ye)······乃知昔人(ren)所言,一须人(ren)品高,二要(yao)师古,盖不虚(xu)也(ye)。(《四(si)友(you)斋丛说》卷29)
项元汴的时代,二王代表的书法正统早在唐太宗为王羲之作传,已然确立;但绘画的正统由谁领袖(xiu),却还未取得共识;所以(yi)何良俊表达出(chu)了文徵明,实际也(ye)是项元汴的观点:绘画的正统应由赵孟(meng)頫代表;这不仅由于赵氏为唐人(ren)品格,而且元四(si)家用董其昌的话说,也(ye)都赖赵孟(meng)頫 “提醒品格”。
在一篇精彩的论文《浅谈苏轼、赵孟(meng)頫、董其昌在文人(ren)画发展中的作用》中,王连起先生详细地为我们(men)展现(xian)了文人(ren)画史的这一大脉络。他论述赵孟(meng)頫如何改造五代北宋的董巨派和李郭派,使得没有受过职业画家专门训练的文人(ren)也(ye)能运以(yi)书法之笔,挥毫作画。在文人(ren)画的这一重大转捩中,赵孟(meng)頫正是位于中枢。这就让我们(men)具体(ti)地理解了以(yi)文徵明为首的文化圈为什么如此推崇赵孟(meng)頫,也(ye)理解了项元汴的收藏(cang)中何以(yi)有如此多的赵孟(meng)頫。文与可、苏东坡的竹石母题太单一,与山水有距离,不能满足文人(ren)画的更多要(yao)求;而王世贞所推崇的山水“五变”(《艺苑卮言》:山水,大小李一变也(ye);荆关董巨又一变也(ye);李成范宽(kuan)又一变也(ye);刘李马夏又一变也(ye);大痴黄鹤又一变也(ye))中的画家,唐宋画家占了多数,刘李马夏又是院体(ti),不合意(yi)文人(ren)画业余(yu)遣兴的要(yao)求,因此不能立为正统。何良俊和项元汴当(dang)然不会认为宋画不如元画,然而宋画不能完全适合文人(ren)画的索求,这就需从(cong)元人(ren)画中求取规范和正统。从(cong)这一角(jiao)度看,与其说明代的拥宋派和拥元派是趣味之争,不如说是他们(men)在一个系统中的趣味之争和“正统”之争。
据叶(ye)梅和封治国等人(ren)的粗略统计,项元汴收藏(cang)的赵孟(meng)頫书法79件,绘画25件,是他收藏(cang)的重中之重,突显了项元汴收藏(cang)正统的倾向。我认为这是项元汴的第一个重要(yao)价值。项元汴之后,董其昌想动摇(yao)的就是赵孟(meng)頫的正统地位,这不是因为他否认项元汴的选择,而是因为他心中暗藏(cang)的正统正是赵孟(meng)頫,他却想取而代之,在某(mou)种程度、某(mou)种意(yi)义上,他也(ye)确实达到了目标。
明 项圣谟 《三塔图》 纸本 水墨(mo)设色(se) 24.4cm×13.3cm 上海博物馆藏(cang)
四(si)
中国的收藏(cang)史也(ye)是美术史,不仅体(ti)现(xian)在它对(dui)艺术等级和艺术秩序寻求的文明史大问题上,也(ye)体(ti)现(xian)在它对(dui)美术史的中心问题即艺术品的优劣赏鉴上,用瓦萨里的说法就是能看透(tou)什么是平平之作,什么是卓卓之作。嘉靖三十五年(1556)冬,何良俊冲寒到天(tian)籁阁看画,赏观所得,记录于他的《书画铭心录》(保存于《嘉禾项氏清芬(fen)录》),其云:
王友(you)石山水二卷,长幅甚佳。余(yu)评友(you)石画笔,甚得古法,但用墨(mo)水浓,颇(po)有俗气。此二卷独清脱,观此亦何愧古人(ren)耶?赵松雪《江山萧(xiao)寺》一幅,此幅用旧纸作水墨(mo),左角(jiao)下方(fang)画三层山,每层密密作古木数十株,其第三层绝(jue)顶林(lin)木尽处画一古寺,右边稍高处作远山数层。余(yu)观松雪画卷如余(yu)家《秋原牧马》,仿佛唐人(ren),可谓精绝(jue)。其次如顾方(fang)壶《水村图》、华(hua)东沙《秋牧饮(yin)马图》,皆(jie)佳品。若挂幅,仅见此耳,盖不但气韵与墨(mo)法之妙,至于经营摹写,自觉迥別,诚所谓六法皆(jie)备(bei)者也(ye)。赵松雪竹石,吴(wu)仲圭山水,绢画大幅,皆(jie)平平。
何良俊又在《题书画铭心录》后跋中自称:“苟未必佳,亦须随处指摘,出(chu)其疵类。不矜长,不匿短,则意(yi)见常(chang)新(xin)。”这显然不是炫富(fu)斗(dou)奇(qi)的“清玩会”,而是探(tan)赜讨论,隽(juan)味道腴(yu),亶(chan)识之真,直达真赏的赏奇(qi)析(xi)疑会。它把美术史的中心问题即作品的好坏问题推到了台前。对(dui)于这两位收藏(cang)家来(lai)说,能藏(cang)不能鉴是弊病,同样,能鉴不能赏也(ye)是弊病,只有能鉴能赏,才能意(yi)见常(chang)新(xin)。比项元汴晚十几岁的莫是龙也(ye)是如此心意(yi):
今富(fu)贵之家,亦多好古玩,亦多从(cong)众(zhong)附(fu)会,而不知所以(yi)好也(ye)。且如蓄一古书,便须考校(xiao)字样伪谬,及耳目所不及,见者真似一良友(you);蓄一古画,便须少文澄怀观道,卧以(yi)游之;其如商彝(yi)周鼎(ding)则知古人(ren)制作之精,方(fang)为有益,不然与在贾肆(si)何异?(莫是龙《笔麈》)
莫是龙的这些话可以(yi)简单地表达为,若不懂艺术品的好坏,就像身在古董铺而心在外围,终究茫无所归。还是回到项元汴,他留下的题跋不多,想写的书也(ye)未完成,但从(cong)不多的文字中也(ye)可一窥他在天(tian)籁阁中所为的“无益之事”,《苦笋帖》(现(xian)藏(cang)上海博物馆)跋云:
其用笔婉丽,出(chu)规入矩,未有越于法度之外。畴昔谓之狂僧(seng),甚不解,其藏(cang)正于奇(qi),蕴真于草,含巧于朴,露筋于骨。观其以(yi)怀素称名,藏(cang)真为号(hao),无不心会神解,若徒视形体(ti),以(yi)点划求之,岂能窥其精妙,升堂入室?学(xue)者必以(yi)余(yu)言维则,庶乎得其门矣。
这些话说得如此自信,似乎在告诉我们(men),他的收藏(cang)没有浪掷,而是生活(huo)于其中,三步(bu)九迹,玄冰绛雪,经历了一番陶冶。有意(yi)思的是,他还把莫是龙说的“考校(xiao)字样”用于藏(cang)品,《古诗四(si)帖》的装背错序,正是通过与唐代名臣徐坚《初学(xue)记》的并观勘校(xiao)才解决的。
何良俊在《题书画铭心录》后跋中还说他俩:“相与评校(xiao)真伪,得遇精品,则抚摩爱玩,真若神游其间(jian)。”如果写得再动情些,想必就是米南宫的“展轴不知疾雷在旁,而味可忘”“恐死为蠹书鱼,入金(jin)题玉躞(xie)间(jian)游而不害”。他们(men)对(dui)艺术如此着迷,这与我们(men)当(dang)代人(ren)议(yi)论收藏(cang)家每每说他们(men)的目的主要(yao)就是彰显身份,格格不入。自然,收藏(cang)有炫酷、显身价的因素,但从(cong)彰显身份而言,那比起荣登翰(han)林(lin)、晋身玉堂,简直是匍匐的小巫了。所以(yi),我更强调陶弘景说的愿为主书令史,大是高致(zhi),尤(you)其是张彦远的那句石破天(tian)惊的名言:“不为无益之事,焉能遣有涯之生。”他们(men)为艺术生命,为收藏(cang)生活(huo)确立了一个崭新(xin)的价值维度。
《项元汴致(zhi)范讷庵札》 纸本 28.1cm×40.2cm 约1546年 香港(gang)近墨(mo)堂基金(jin)会藏(cang)
项元汴的高水平收藏(cang)不仅熏习自己的绘事,像翁(weng)方(fang)纲说的那样,“偶尔(er)着笔,即与寻常(chang)画师不同”(杨翰(han)《归石轩画谈》),而且必然会对(dui)到他那里观画析(xi)疑的艺术家也(ye)产生影响,董其昌可称是最显赫的实例。1623年董其昌重题《仿倪云林(lin)山水》,有这么两句淡淡却发人(ren)无限遐想,蕴含着重大信息的文字:
四(si)十年前,嘉禾项子京家藏(cang)名画,余(yu)尝索观殆尽。
那时董其昌二十多岁,他的绘画造诣和鉴定巨眼都是从(cong)天(tian)籁阁建基。项子京本人(ren)收藏(cang)重松雪,作画却更乐意(yi)规摹云林(lin),这都给董其昌偷(tou)学(xue)了过去,然而这还是小端。如果我们(men)注意(yi)到明代以(yi)降的绘画几乎就是绘画史的绘画,满眼都是仿范华(hua)原,仿郭河阳,仿赵松雪,仿黄大痴……就不难看出(chu)由项元汴为首的收藏(cang)对(dui)艺术家的创作产生了多么翻天(tian)覆地的影响。
五
我这里用了“翻天(tian)覆地”的大词,然而古人(ren)或者谦卑(bei)或者鄙(bi)视地把艺术看作“小道”。我猜测,项元汴心中不会这么想。实际上,他不仅收藏(cang)正统,而且他本人(ren)就代表了收藏(cang)的正统,俨然像一个帝王那样建立起自己的“内府”收藏(cang),成为中国历史上绝(jue)无仅有的收藏(cang)家。由于他的出(chu)现(xian),嘉兴成为全国收藏(cang)的中心,并由此塑造了嘉兴的文化,在某(mou)种意(yi)义上,也(ye)在相当(dang)程度上塑造了明朝的文化。这是中国文化史上了不起的大事,因为我们(men)至今还受着他的沾溉。
董其昌一心向苏州挑战,因此,他不必跑去吴(wu)门求艺,嘉兴成了他的朝圣之地。董其昌在天(tian)籁阁几番熏习的结果让我们(men)认识到,不只艺术家影响收藏(cang)家,收藏(cang)家反过头来(lai)也(ye)影响艺术家。单纯地强调前者是片面的。其实,收藏(cang)家不但能创造艺术家,而且能创造赝品高手。正是在项元汴的时代,嘉兴开始吸(xi)引各类艺匠纷(fen)繁登场,吴(wu)门的高手也(ye)腾凑于斯(si),身怀绝(jue)技者、造假作伪者进(jin)进(jin)出(chu)出(chu),是王复元、朱肖(xiao)海和周丹(dan)泉那样的人(ren)大显身手的地方(fang);他们(men)以(yi)我们(men)意(yi)想不到的方(fang)式,参(can)与了美术史的塑造。本书对(dui)此提供了丰富(fu)的材料,有时读来(lai)令人(ren)拊掌击节。我打算在《赝品的魅力》的名下,从(cong)更普(pu)遍更广阔的范围讨论这种伪作和复制品对(dui)文明的意(yi)义。
《与古同游——项元汴书画鉴藏(cang)研究》修订版(ban) 修订手稿(gao)
从(cong)事后的发展来(lai)看,跑到嘉兴寻宝的人(ren)中,最成功的自然是董其昌。他追步(bu)项元汴寻求正统的努(nu)力,不但挤落文徵明,也(ye)极力把赵孟(meng)頫推下第一把交椅,他斟酌古今,编排南宗谱系,把王维推上正统的宝座。不论南北宗论为何人(ren)首倡(参(can)见王安莉(li)的佳作《1537—1610,南北宗论的形成》),都在董其昌的笔下获得千钧雷霆之势,让人(ren)感受到了正统的力量。但是,项元汴寻求的绘画正统,绝(jue)没有完全淡出(chu)历史,项元汴的遗产仍然为人(ren)珍惜,就连他的绘画也(ye)更加为人(ren)赞誉(yu),正如他的后辈书画家、收藏(cang)家李日华(hua)所说的那样:“项子京为三塔僧(seng)慧鉴作行(xing)脚(jiao)图,长卷,潇洒秀逸,与元徐幼文、曹知白相颉颃。自子京没,而东南绘事日入谬习,嗜痂者方(fang)复崇之,甚可叹也(ye)!一时欢(huan)哗之口(kou),可以(yi)簧(huang)鼓,千古目岂尽可朦哉?”
当(dang)代美术史的研究,让我们(men)越来(lai)越认识到赵孟(meng)頫在文人(ren)画统系中的关键作用,前面引用王连起先生深刻而具体(ti)的分析(xi),正是在绘画笔墨(mo)和图式的改造上,把董其昌抢夺(duo)的光环又还给了赵孟(meng)頫。项元汴收藏(cang)赵孟(meng)頫的价值,不知他意(yi)识到与否,还有另外一种更高的价值。为了说明这一点,先引用一句古罗马诗人(ren)贺拉斯(si)的一句名言:Graecia capta ferum victorem cepit et artes/ Intulit agresti Latio[被罗马人(ren)所征服的希腊人(ren)反过来(lai)又征服了粗鲁(lu)的罗马人(ren)]。希腊优雅和罗马粗鲁(lu)的对(dui)比,很像宋和元的对(dui)比,同样,赵孟(meng)頫代表的优雅文化也(ye)征服了粗鲁(lu)的蒙古人(ren)。项元汴的后辈收藏(cang)家安岐也(ye)是一例,他本人(ren)先是被文人(ren)画征服,紧接着,他又用文人(ren)画彻底(di)征服了满族统治者乾隆大帝。美术史一再地告诉我们(men),民族没有高低,但文明却有高低。北宋诗人(ren)王禹偁有言“尔(er)民断发,我有衣(yi)冠;尔(er)民鸟语,我有诗书;将教尔(er)之礼也(ye)”(《小蓄外集》谕交趾(zhi)文,卷八),这就是正统的力量,文明的力量。整个世界文明史已经多次展现(xian)出(chu)这种文明战胜野(ye)蛮的画面。《与古同游》寄寓了这一珍贵的观念,美术史的价值借此赫然显现(xian)。项元汴也(ye)许只有放在这个背景中,我们(men)才能给出(chu)善意(yi)的评价。
15世纪的人(ren)文学(xue)者布鲁(lu)尼[Leonardo Bruni]曾经说:Aliud estlaudation, aliud historia[赞美是一回事,历史是另一回事]。这是研究历史的学(xue)者也(ye)是研究社会学(xue)的美术史学(xue)者都应记住的区别,不过,我也(ye)在前面表达了一点修正的意(yi)见。封治国教授本可以(yi)凭借强大的艺术想象力超越证据允许的范围,但他没有这样做,他把发挥的余(yu)地留给了别人(ren)。他在缀(zhui)合历史碎片与严谨表达之间(jian)获得平衡的同时,把赞美与历史也(ye)做了精微的融合,为进(jin)一步(bu)研究项元汴树立了一个标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