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内容出自(zi)新京报·书评周刊2月21日专题《变迁中的延续：秦(qin)汉中国的文明演变》B04-05版。

B01「主(zhu)题」变迁中的延续：秦(qin)汉中国的文明演变

B02-03「主(zhu)题」从封邦建国到编户(hu)齐民：共(gong)同体视(shi)角下的秦(qin)汉中国

B04-B05「主(zhu)题」秦(qin)汉史的“复调”：汉承秦(qin)制下的儒法国家

B06-B07「文学」《你们去荒野》：如果(guo)“脱落”是(shi)我们的命运

B08「文学」三(san)十年写一本书，序言占了一百页

小共(gong)同体到大共(gong)同体

以下先行概(gai)述(shu)《讲义》内容，随文调取《儒法国家》一书中对类似问(wen)题的阐释和判断。《讲义》在强调了“周秦(qin)之变”是(shi)足以与“晚清到我们现在面临的时代(dai)”（18页）相提并论(lun)的深(shen)刻变动，以及秦(qin)汉文明的轴心特征、与罗马帝国比较研究的意义之后，在第一章融会前人“封建时代(dai)到统一时代(dai)”（梁启(qi)超语）、“宗法社会向军国社会”（严复语）、“奴隶(li)制导封建制”（郭沫若语）的历史分期论(lun)，开宗明义地对周秦(qin)之变重下定义，即从西周“小共(gong)同体”到秦(qin)汉“大共(gong)同体”的转变，这个过程伴(ban)随着(zhe)国家能(neng)力增强，以及主(zhu)导性的意识形态从儒家到法家的转移。作者用学派互动的思想史，来展现经典思想家对于国家形态的解释权争夺背后的社会剧变，或(huo)可称为“思想史的政治经济学批判”。

作者认为，小共(gong)同体是(shi)建立在“信息对称、反复博弈”（45页）的自(zi)然形成的熟(shu)人社会和直接的人际关系之上的，其特征在于：（1）伦(lun)理表现为“孝高于忠”（52页），也就是(shi)忠于小共(gong)同体的尊长和封建关系中的主(zhu)君，而(er)不是(shi)大一统时代(dai)后的唯一君主(zhu)。（2）治理方式上，偏向于“小圈子”内的道德感化、伦(lun)理约束和在此基础上的乡(xiang)里选(xuan)举，从而(er)熏陶、选(xuan)拔出为小共(gong)同体的道德良治尽心尽责(ze)的领袖。（3）是(shi)“伦(lun)理化的权责(ze)对应”（64页），也就是(shi)伦(lun)理身(shen)份和政治身(shen)份的天然重合，父权与父责(ze)直接挂钩(gou)。小共(gong)同体的经济基础是(shi)耦耕，也即成员的共(gong)同劳动和并不明确私有产权的土地制度。带有一定温情(qing)色彩的“小共(gong)同体本位”，其价值观念转化为知识体系和意识形态制度，就是(shi)所谓儒家思想和周制；而(er)来自(zi)小共(gong)同体的伦(lun)理形态和社会关系，成为了后世儒家想象天下格局、理想政治的思维框(kuang)架和概(gai)念工具。

《秦(qin)汉史讲义》，作者：秦(qin)晖(hui)，版本：汉唐阳光 | 山西人民出版社2024年11月。

小共(gong)同体会以强者政治或(huo)共(gong)和政治两种路径解体，对应的历史模式是(shi)从西周到秦(qin)汉、希腊(la)-罗马社会。东周的小共(gong)同体可谓内外交困，内有个人主(zhu)义的离心倾(qing)向，被(bei)杨朱表述(shu)为“不拔一毛以利天下”；外有道德普世论(lun)者的破坏，也就是(shi)韩(han)非的“兼恨”和墨子的“兼爱”；小共(gong)同体伦(lun)理的拥护(hu)者孟子，则义愤填(tian)膺(ying)地以辟除杨墨为己任。作者发挥了赵岐、孙奭(shi)对“杨近墨远”的解读(du)，认为个人主(zhu)义离心倾(qing)向毕(bi)竟与小共(gong)同体本位相去更近，比如“不拔一毛”尚可理解成“身(shen)体发肤，不敢毁伤”，但是(shi)兼爱根本否定了小共(gong)同体的原则。

虽(sui)然墨子信徒众多、组(zu)织严密，最(zui)终向暴力机器投诚效忠故而(er)更加汹(xiong)涌的法家，不幸被(bei)原本就蔑视(shi)礼仪、视(shi)贵族如奴仆(pu)的“西戎之秦(qin)”全盘接纳，结果(guo)就是(shi)秦(qin)帝国肢解了周制。比起以铁(tie)器和牛耕为典型的生产技术突破和生产关系的重组(zu)，政治力量对小共(gong)同体的破坏更加无从遏(e)制且难以恢复的。虽(sui)然在作者看来杨朱“为己”这一超前之论(lun)，意在阻(zu)拦“公共(gong)权力及以公权代(dai)表自(zi)命的统治者以利天下为由屠杀少数”，但它终究在儒法夹击(ji)下销(xiao)声匿迹。对此，赵鼎新评论(lun)道，诸子的思想家们“社会与政治活动仅仅有助于扩大国家的权力”，而(er)且“历史理性主(zhu)义的早熟(shu)降低(di)了哲人，将私域导向的工具理性正面化的可能(neng)性”（《儒法国家》，215页）。

东汉，车马出行图(tu)（山东沂南出土）。　图(tu)/IC photo

法家和秦(qin)制的崛起

第二、三(san)章展开了对法家和秦(qin)制的研究。法家的理想制度就是(shi)绝对权力面前的人人平等。名义上虽(sui)人人平等，但受信任的奴才(cai)还是(shi)高人一等，白起战功累(lei)累(lei)但爵(jue)不过大良造(zao)，专宠宫闱的嫪毐却被(bei)封最(zui)高等的彻侯，可见(jian)秦(qin)奉行的军功爵(jue)和绩(ji)效论(lun)是(shi)限用于普通民众的军事动员的障眼法。于是(shi)，法家对人性中“幽暗传(chuan)统”（张灏语）的早熟(shu)体认，非但没有导出一套制衡(heng)最(zui)高权力的策(ce)略，反而(er)酿出利用人性恶来破坏共(gong)同体内部的信任网络，以保证皇权的不可被(bei)撼动和唯一性的“治理术”。

坚持小共(gong)同体本位的儒家同样分化出了现实主(zhu)义者，也就是(shi)用“性恶论(lun)”“法后王”“隆君不隆父”为韩(han)非、李斯(si)等后学张本的荀子，以及为汉家制礼作乐的“识时务者”叔孙通，作者看来他们都是(shi)“儒表法里”“周表秦(qin)里”的典型。在他们的推动下，用法取代(dai)礼、“以法入礼”在三(san)个层面得(de)到实施，（1）强调单向服从的军法，（2）制礼来强化皇权，以及（3）浓厚秦(qin)制色彩的《周官(guan)》用国家层面政治权力的规范，取代(dai)了小共(gong)同体内部行用的礼。而(er)周官(guan)中蕴含的经济资(zi)源(yuan)垄(long)断管制的国家立场，经过汉初名义上休养生息、实则用犬儒主(zhu)义逢迎(ying)国家机器和严刑苛法的黄老之学后，于汉武帝时得(de)到“波(bo)浪式强化”，最(zui)终极端化为新莽的暴政。

作者用小共(gong)同体本位的视(shi)角，将封建西周的“礼不下庶人”原则解读(du)为天子应当礼遇诸侯、诸侯礼遇大夫，而(er)庶人应被(bei)小共(gong)同体的尊长礼遇，而(er)“刑不上大夫”则是(shi)礼遇的一种。不过作者未分析为何要启(qi)用儒学理论(lun)，对此赵鼎新有一个的扼要说明，就是(shi)“对于前现代(dai)社会秩序，急功近利的国家主(zhu)义意识形态都难以成为一种合法化的力量，基于工具主(zhu)义的社会秩序长远也经不起价值层面的挑(tiao)战”（《儒法国家》，215页）。换(huan)言之，法家的理论(lun)体系不负(fu)责(ze)解决统治合法性的问(wen)题。

第四章中，作者借盐铁(tie)论(lun)战申述(shu)了西汉的强国家主(zhu)义的知识立场和意识形态。大夫与文学的辩论(lun)，看似是(shi)国家干预或(huo)自(zi)由放任的对峙，其实是(shi)秦(qin)制的实现程度问(wen)题。桑弘羊秉(bing)承法家一贯态度，主(zhu)张不提供(gong)社会福利，以及国家垄(long)断经济活动的“重商主(zhu)义”；贤良文学则要求国家垄(long)断资(zi)源(yuan)的经营权，要完全下放给地方精(jing)英和权贵诸侯们，用井田旧制取代(dai)土地私有，将社会福利的提供(gong)权返还给小共(gong)同体。然而(er)日薄西山的小共(gong)同体本位时来运转，两汉之际的地方豪族日益做大，重拾了某些“道德共(gong)同体”的特征（谷川道雄语）。对此作者描述(shu)为“尺蠖效应”：朝廷无为会导致土地兼并和地方割据，但是(shi)摇摆到过度有为就会横(heng)征暴敛。比如王安石要求朝廷自(zi)行兼并，设法将老百姓的钱转移到朝廷口袋，但高举“与士大夫治天下”的司马光却对权贵聚敛不赞一词，而(er)北宋(song)国家机器在新旧党争下如同尺蠖一般过度屈伸，最(zui)终失(shi)去弹(dan)性。

共(gong)同体复兴与儒学成为汉帝国的意识形态密不可分，赵鼎新形容为“帝制儒学不仅强调君主(zhu)对官(guan)员和其他被(bei)统治者的支配权，同样强调精(jing)英对其下级(ji)与平民百姓也拥有类似的支配权”（《儒法国家》，318页），也就是(shi)说儒学伦(lun)理为地域社会的共(gong)同体运作和对国家权力的部分抵制和转嫁提供(gong)了合法性。

第五章，秦(qin)晖(hui)讨论(lun)了强国家主(zhu)义环(huan)环(huan)相扣的制度设计，包括（1）乡(xiang)里制严密基层政权，同时部分保留(liu)小共(gong)同体的伦(lun)理秩序。（2）在各地设置传(chuan)递文书行政的交通线路和邮厅。（3）强大到可以收缴人头税（算赋）的财政能(neng)力。（4）用酷吏来确保秦(qin)制的运行。酷吏们是(shi)善于“深(shen)文周纳”、灵活运用法律条文的专业官(guan)僚(liao)，用暴力屠戮来打压地方豪强和小共(gong)同体，即便面对冤假(jia)错案也要残(can)酷到底的高度“绩(ji)效主(zhu)义”。但作为汉代(dai)皇权工具的郅(ji)都、张汤等酷吏典型，却处在一个随时会被(bei)抛弃或(huo)取代(dai)的危险境地。随着(zhe)东汉循吏的崛起，剑拔弩张的国家-社会关系有所松动，但这仍不妨碍秦(qin)制在历朝历代(dai)批量生产出“唯上不唯实”的酷吏。

秦(qin)制的路径依赖造(zao)成了新的循环(huan)怪圈，其一是(shi)内朝和外朝的循环(huan)，对此和田清有类似的观察，内朝转化为宰相后，秦(qin)汉时期的皇帝身(shen)边又出现新的、和宰相分庭(ting)抗(kang)礼的内朝官(guan)。其二是(shi)钦差大臣变为“诸侯”，临时派遣官(guan)员变为地方行政机构，等到地方行政层级(ji)太多叠床(chuang)架屋又再行裁撤(che)，呈现出一种周振鹤指出的“二三(san)级(ji)循环(huan)”。其三(san)，是(shi)地方行政机构的集(ji)权或(huo)者分权，以宋(song)为分野，汉唐之间地方行政机构大致保有完整的军事、民政权力，但是(shi)宋(song)代(dai)以后财政、民事、军事被(bei)分割给不同官(guan)员。作者评论(lun)道，秦(qin)制的胜利，不能(neng)以成王败寇的方式评价之。

《儒法国家：中国历史新论(lun)》作者：赵鼎新，译(yi)者：徐(xu)峰　巨桐，版本：浙江(jiang)大学出版社2022年6月

东汉魏晋的小共(gong)同体问(wen)题

第六章作者处理了东汉以降的宗法复兴，对“魏晋封建论(lun)”给出了一个旧瓶装(zhuang)新酒的解释。作为豪族代(dai)言人的刘秀建立的东汉在国家能(neng)力上相对低(di)下，再加上“法律儒家化”（瞿同祖语），用春秋决狱的历史理性主(zhu)义，将小共(gong)同体本位的价值观引入到作为国家统治工具的法律中。较之法家法律的政治挂帅和伪个人主(zhu)义，强调“十恶八议”的儒家法律至少建立起了从法后王到法先王，以及不可轻易改动“祖宗之法”的原则，在皇权面前争取到了一定的转圜余地。

另一方面，是(shi)以儒学伦(lun)理为归依的察举制度的全面推行，作者认为这意味着(zhe)“官(guan)员选(xuan)拔标准的道德化”（341页），以及乡(xiang)里议论(lun)的道德评判重新上扬(yang)和绩(ji)效主(zhu)义的相对退潮，结果(guo)就是(shi)小共(gong)同体的治理原则逐步扩大到大共(gong)同体的广域国家。但此推广下的“政治逻辑的泛道德化”，一方面未能(neng)保留(liu)官(guan)僚(liao)治理的优势，一方面也使得(de)选(xuan)拔标准趋向于虚伪造(zao)假(jia)，为朝廷地方连结的权力关系网络的经营和利益集(ji)团的滋生大开方便之门(men)。

另一方面，小共(gong)同体复兴的经济前提是(shi)朝廷财政弱化，跨地域市场的货币经济向自(zi)然经济转变，小共(gong)同体庄园经济生产的自(zi)给自(zi)足，以及依附者的卑微化和低(di)贱化。小共(gong)同体在战乱中聚集(ji)自(zi)保为坞堡，其领袖并非朝廷命官(guan)，而(er)是(shi)地方有实力和道德名望之人，有显著的整体性和小共(gong)同体本位的特征。魏晋以降的国家屡屡索(suo)阅括户(hu)，与寺院和庄园抢夺纳税人口，也每(mei)每(mei)激起反抗(kang)。作者认为，国家对用刑罚加以区别的贱民的迫害更加无所不用其极，故国家立场的括户(hu)（乃至编户(hu)齐民制度）并不具备正当性，而(er)无论(lun)是(shi)可能(neng)以坞壁为原型的桃花源(yuan)，还是(shi)白居易笔下的两姓村，都是(shi)面对秦(qin)制进(jin)行着(zhe)些微抗(kang)争但前仆(pu)后继的勇者。

第七章作者分析的是(shi)秦(qin)汉时期的古典商品(pin)/市场经济，也就是(shi)古典时期一种受到价值规律、市场法则支配和调节的经济形式。得(de)益于耕种技术和作物区域的成熟(shu)，复种革命，水(shui)利工程灌溉等，以及小共(gong)同体解体带来的跨区域商业活动，耕种粮食有了转化为商品(pin)的余裕，至劳动力也可以作为一种商品(pin)被(bei)买(mai)卖交易。在古典商品(pin)经济的高潮中，赋税货币化程度极高，货币政策(ce)多变又为商人提供(gong)投机获利的机会，而(er)统治者和民间富(fu)豪的穷奢极欲又构成了“奢侈经济学”。甚至秦(qin)汉时期已经出现经营利润和借贷收息的平均化倾(qing)向，商品(pin)经济的成熟(shu)可见(jian)一斑。此氛围更催生了“千古奇文”《货殖(zhi)列传(chuan)》，司马迁明确指出了供(gong)需规律的存在，以及统治者需要正视(shi)人类追逐利益的本能(neng)和天性。

汉代(dai)商品(pin)经济的水(shui)准甚至到了唐代(dai)难以企及的高度，作者比较汉唐两代(dai)情(qing)形，发现汉代(dai)的货币在物价、地租、劳务报酬和借贷关系中的大量使用，甚至还有提高粮价发展农业这种市场性策(ce)略。与罗马帝国的借贷情(qing)况进(jin)行比较能(neng)看出，汉代(dai)的借贷（1）大量使用货币，（2）出现了平均利润率(lu)，（3）开始向经营资(zi)本转化，（4）宗法时代(dai)的奴役型借贷被(bei)契约借贷关系取代(dai)且纯经济因素有所提升，（5）对借贷关系的评价提高。但罗马租佃发展水(shui)平更加远离奴役型借贷。

作者也补(bu)充了强国家主(zhu)义的抑制商业倾(qing)向，其中所谓“名田”“授田”关键不在于所有制和土地是(shi)谁的私人财产，而(er)是(shi)一种用登记土地的手段将土地资(zi)源(yuan)和编户(hu)齐民紧紧绑定，然后强制要求获得(de)土地的农民承担赋税徭役的财政手段和经济权力。经济权力边缘化，使得(de)商人们面对东汉到魏晋的地域社会小共(gong)同体的复归，只能(neng)束手无策(ce)，秦(qin)汉的古典商品(pin)经济高潮也就随之落幕。而(er)且作者似乎暗示(shi)与汉帝国相比，罗马帝国的经济权力的地位和重要性颇有不同，但是(shi)特性的来龙去脉和对后来的影响可惜语焉不详。

东汉市楼画像砖(zhuan)（四川广汉出土）。图(tu)/IC photo

来自(zi)《儒法国家》的批评，或(huo)者反批评

如果(guo)参照赵鼎新的《儒法国家》，不难看出《讲义》在以下几点上需要更多概(gai)念工具的“校准”。

第一，作者对推动西周封建-儒学伦(lun)理到秦(qin)汉的郡(jun)县(xian)制-国家主(zhu)义意识形态转变的结构机制性动因语焉不详，也就是(shi)要解释为何各国相互攻伐、秦(qin)要消灭六国，为何春秋时代(dai)的礼仪战争逐步变成战国时期的消灭战争，战争与秦(qin)制、汉制的建立有何关联。秦(qin)晖(hui)的答案是(shi)，法家和秦(qin)制是(shi)牺牲民众福利来提升军队(dui)战力的军国传(chuan)统。赵鼎新的回答有完整的前因后果(guo)，宏观理论(lun)上“竞争与竞争结果(guo)的制度化的辩证互动是(shi)历史变迁的动力”，具体是(shi)“军事竞争推动了公域导向的工具理性”（《儒法国家》，12页），这种工具理性结晶就是(shi)官(guan)僚(liao)机器。与秦(qin)晖(hui)不同的是(shi)，赵虽(sui)用“儒法国家”中的“法”来描述(shu)官(guan)僚(liao)制的政治权力，但并未将法家思想与官(guan)僚(liao)行政画上等号，也未进(jin)行道德批判，而(er)是(shi)陈(chen)述(shu)了工具理性和军事绩(ji)效追求在东周时期的兴起，基于此，各国不断追求扩军和争夺领土，最(zui)终政治制度和军事动员协同关系最(zui)优的秦(qin)国消灭了其他国家，也因为其国家社会关系的僵硬、规范性共(gong)识的匮乏而(er)速朽(xiu)。

引申而(er)言，大共(gong)同体取代(dai)小共(gong)同体的周秦(qin)汉之变，是(shi)需要考虑变迁机制和历史语境的关联，只有在军事权力导向工具理性的情(qing)况下才(cai)能(neng)够完成。但是(shi)关注军事政治的另一面是(shi)，赵书对思想知识结构与社会政治结构的关联性，以及对诸子百家的思想价值的诠释，还停留(liu)在实用主(zhu)义和流动知识人群(qun)的层面，也无从给出类似于《讲义》中“儒学伦(lun)理的小共(gong)同体本位”这种精(jing)彩的知识社会学式论(lun)断。

第二，《讲义》未说明抵抗(kang)猃狁(yun)、犬戎、匈奴、鲜卑、西羌等生生不息的敌人对周制秦(qin)制可能(neng)存在的影响，虽(sui)然可以用强国家主(zhu)义更能(neng)抵御外敌的申论(lun)一笔带过，但考虑到作者汲引斯(si)科特（James Scott）的逃(tao)避统治和弱者武器的理论(lun)，以表达对不愿被(bei)秦(qin)制剥削的小共(gong)同体的同情(qing)与理解，或(huo)许更应当观照到，因推行秦(qin)制-儒法国家而(er)高度领土化/郡(jun)县(xian)化的平原和交通线路以外的游牧流动空间。游牧者的共(gong)同体可大可小，伦(lun)理却与儒学规范大不相同，或(huo)许因不便将他们融入到“小共(gong)同体”的解释框(kuang)架中，作者对这些同样反抗(kang)秦(qin)制统治的群(qun)体避而(er)不谈，更无从分析游牧者建构的统治方式和国家形态。当然，偏重国家理论(lun)的赵书关注的同样是(shi)“统治的逻辑”而(er)非“逃(tao)避统治的艺术”，这使得(de)《儒法国家》仅提及游牧者和定居者政权之间“相互学习与适(shi)应”的规律（《儒法国家》，373页），而(er)低(di)估了来自(zi)游牧者的异(yi)质性权力结构。

第三(san)，作者用货币使用来推测(ce)古典商品(pin)/市场经济的发展程度，存在一个“将国家财政使用的等价物视(shi)作在市场上流动的货币”的破绽，也就是(shi)说，运输成本更低(di)、有国家信用作担保的铜(tong)钱，在其铸造(zao)质量、贵重金属含量能(neng)够得(de)到保证的情(qing)况下，可以被(bei)大量用于赋税缴纳，采购军需和朝廷物资(zi)，发放朝廷俸禄，或(huo)者作为财富(fu)收藏家中，但这恐怕只能(neng)说明跨区域、跨阶层的市场是(shi)高度依赖国家财政体系的正常运作，而(er)非市场经济就需要数量庞大的货币。《货殖(zhi)列传(chuan)》提到的富(fu)商们更像是(shi)经营盐、铁(tie)、马、朱砂等大规模战略性物资(zi)而(er)与政府建立稳定合作关系的官(guan)商，这恐怕证明的是(shi)赵鼎新所强调的“经济权力长期边缘化”。而(er)汉魏以降货币不再通行，更多是(shi)因为一方面战争频仍、南北分割，长距离贸易受阻(zu)，另一方面是(shi)市场上缺乏优质铸币、长期通货紧缩，以及国家层面的滥发粗糙货币带来的通货膨胀(zhang)的两面夹击(ji)，汉代(dai)的强大国家财政和货币储备都不可复制。

第四，面对帝制时代(dai)强国家主(zhu)义和大共(gong)同体“以法杀人”，民众固(gu)然有“苛政猛于虎”的喟叹，但是(shi)自(zi)命为道德化身(shen)的小共(gong)同体及其首领，未必不精(jing)通于更加密不透(tou)风的规训手段。所谓“上士杀人用笔端”，提倡“一字之贬重于斧(fu)钺”的春秋经世之道中潜(qian)藏着(zhe)不亚于法家严刑峻(jun)法的血腥气。正如赵鼎新反复说明的，成为官(guan)方学说的儒学终究是(shi)用来提供(gong)合法性和“强制性普及”的“意识形态权力”。作者未能(neng)一视(shi)同仁地批判小共(gong)同体的伦(lun)理，或(huo)许是(shi)一种针砭(bian)时弊的“为尊者讳”。

《讲义》不是(shi)对中国古代(dai)史具体史事的爬(pa)梳考订，具体论(lun)证当然也值得(de)商榷，但这不妨碍读(du)者们拨开专业研究的脚注和引用资(zi)料后看到的，为求索(suo)解答而(er)被(bei)念兹在兹的问(wen)题意识。

撰文/邱雨

编辑/罗东

校对/薛京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