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现实却并不总向经典机型倾斜。747-8在商业市场上并不如(ru)波音预期那般受青(qing)睐，原因主要在于航空公司(si)对于四(si)发宽体客机的需求急速下降。相较之下，双(shuang)发远程客机（例如(ru)波音777、787以及(ji)空客A350）凭借更低的运营成本和更灵活的航线编排，日渐成为主流，进一步挤压了747-8在市场上的生存空间。波音最终不得不在2022年正式宣布结(jie)束747系列(lie)的生产线，这也让747-8成为该机型的“绝唱版本”。

在飞机内部(bu)空间和飞行距离方面，747-8能(neng)够满足总统(tong)专机对空中指(zhi)挥、通讯，以及(ji)安全防护的高要求。但(dan)是，随着波音的产线停工，一旦需要增加或替换(huan)零件，或者对机身进行大(da)规模(mo)改造，难度便陡然上升。此(ci)外(wai)，由于该机型已退市，零部(bu)件供应商逐渐关闭或转型，也令生产与维护成本水涨船高。

特朗普(pu)想(xiang)要个不一样的涂装

涂装“甩锅”站不住脚

在舆论场上，一种流传甚广的说法是：新“空军一号”迟迟无法交付，部(bu)分原因在于特朗普(pu)曾提出要将传统(tong)的蓝白涂装改成红、白、蓝三色方案(an)，拜登(deng)上台后又把涂装方案(an)改回传统(tong)配(pei)色，因而造成生产延(yan)误(wu)。乍听之下，这似乎能(neng)解(jie)释一些推迟现象，但(dan)事实上，这样的“甩锅”不仅有失偏颇(po)，更难以经得起实际(ji)检验。

首先，飞机涂装通常是整个制(zhi)造或改装工序的最后一步。对于一架定制(zhi)化的专机而言，最耗时也最具技术含量的部(bu)分，往往集中在结(jie)构加固、航电系统(tong)升级、防护与通讯设备安装等复杂工序上。等飞机的核(he)心机体和关键设备都已调试完毕，才会进入外(wai)观(guan)涂装环节。从时间占比(bi)来看，涂装所需的周期通常以周计，远远无法与机体改造和部(bu)件集成的漫长工时相提并论。

其次，从前总统(tong)特朗普(pu)的“红白蓝”方案(an)回归到传统(tong)的蓝白方案(an)，虽然会在配(pei)色与喷涂流程上进行一定调整，但(dan)相比(bi)整体机体改装，其对改装项目工期的影响基本可以忽略(lue)不计。更何况，在项目初期波音与政府(fu)签订合同时，关于涂装设计的讨论就已纳入整体方案(an)之中。即便中途涂装有变，大(da)部(bu)分生产工序都可以平行推进，并不会导致整机进度停摆。将“空军一号”交付推迟简单归咎于涂装纠纷，显然是在转移人们的关注焦点，掩盖技术与管理(li)的真正难题。

因此(ci)，所谓“涂装导致拖(tuo)延(yan)”的说法，不过是将错就错的流言。

波音能(neng)把空军一号干亏钱，也是个本事

从挣39亿到亏20亿

特朗普(pu)首次当选后，曾强烈批评波音在“空军一号”改装项目中的报价“高得离谱”，直言若不降价就取消(xiao)订单。随后，波音与政府(fu)签订了39亿美元(yuan)的定价合同，看似得到了一个“政治(zhi)胜利”，但(dan)在现实面前却逐渐演变成一桩得不偿失的买卖。波音财报显示，2023年该项目亏损已超22亿，供应链断裂是主因之一。

究其根本，这笔“政治(zhi)订单”原本就带着某种隐患——在特朗普(pu)的强势“砍价”之下，波音实际(ji)上承受了巨大(da)的成本压力。军方对于新“空军一号”在安全防护、电子对抗、通讯系统(tong)等方面有极高要求，往往需要定制(zhi)化的精密设备和改装工艺。而且随着全球局势的变化，这些要求还在不断升级，带动成本进一步上扬。波音为了赢得合同而选择了“低价竞标”，在后续执行时不可避免地面临进退两难的境(jing)地。

也正因如(ru)此(ci)，波音既要面对政府(fu)可能(neng)的“要求加码”，又要承担来自(zi)军方工期、质量的刚性压力；既要安抚(fu)一层层外(wai)包商，也要平衡自(zi)家财务与股(gu)东(dong)利益。看似庞大(da)的军工订单却如(ru)同“烫手山芋”，企业稍有不慎就可能(neng)落得“双(shuang)输”局面：延(yan)误(wu)导致的违约风(feng)险与成本超支，拖(tuo)累公司(si)整体利润和市场形象。

这桩亏损连(lian)连(lian)、争议不断的“政治(zhi)交易”也为外(wai)界敲响警(jing)钟：当商业逻辑与政治(zhi)考虑交织在一起时，企业往往失去在项目报价与执行进度上的灵活性，很容易在舆论和利润之间被逼至死角。

那年奥巴马和空军一号还年轻

谁在为新“空军一号”加戏？

在谈到新“空军一号”项目频频延(yan)期时，美国(guo)官方给出的解(jie)释之一是“需求变化”。然而，这种需求上的“层层加码”，也在无形中加重(zhong)了项目负担。军方和政府(fu)希望在机上集成最先进的通讯、电子对抗、防护系统(tong)，甚至要求飞机具备在突发状况下保持自(zi)给自(zi)足的能(neng)力。每一项新需求都意味着要对原设计进行适配(pei)，牵扯到零部(bu)件更新、线路改动、软件升级等一整套(tao)复杂流程。

不仅如(ru)此(ci)，项目越复杂，越需要多个部(bu)门(men)乃至不同公司(si)协作。美国(guo)军方内部(bu)对安全等级、信息保密及(ji)防卫能(neng)力有严格标准，波音、政府(fu)实验室和各种零部(bu)件承包商要反复评估并升级方案(an)。在这个过程中，任何一方出现技术难关或决策滞后，都会让“空军一号”改装工作卡在关键节点。层层审批之下，时间和资金的投入都迅速膨胀，令波音的亏损数(shu)字与延(yan)误(wu)风(feng)险一路攀升。

对于外(wai)界而言，质疑的声音在于：真的是技术需求不得不不断升级，还是政府(fu)和军方对“无所不能(neng)”专机的理(li)想(xiang)过于膨胀？在当代航空技术条件下，把一架飞机改装成“空中堡垒”并非不可能(neng)，但(dan)代价究竟有多大(da)、效率是否(fou)值得，才是更值得深思的问题。或许，正如(ru)有人戏谑所言，“难道真要把它打造为变形金刚”才能(neng)满足高层安全顾虑吗？

早年总统(tong)专机不叫(jiao)空军一号，这是罗斯福(fu)总统(tong)坐(zuo)过的哥伦拜恩二号

“空军一号”当国(guo)家名(ming)片不合适

美国(guo)“空军一号”最初就是冷战思维的产物：它必须在可能(neng)爆发的核(he)冲突中保持通讯、指(zhi)挥乃至空中加油能(neng)力，带着“空中堡垒”的浓厚色彩沿用至今。即便经历了冷战结(jie)束、国(guo)际(ji)格局重(zhong)塑，新一代“空军一号”依然延(yan)续了大(da)量用于极端防护与军事指(zhi)挥的设计，这也成为其不断升级改装、开支高昂的根源之一。

与此(ci)形成鲜明对比(bi)的是，其他大(da)国(guo)在选用政府(fu)专机时普(pu)遍更为务实。比(bi)如(ru)英国(guo)王室与首相团队花费约1090万英镑改装一架A330军用加油机为VIP专机；法国(guo)总统(tong)的专机更多承担礼(li)仪与外(wai)交功能(neng)，并未为“核(he)战场”做过多准备；中国(guo)领(ling)导人出访时则往往使用商业航班机型改装，闲时回归民(min)航，以节省成本。

相较之下，美国(guo)对“空军一号”高强度军用改装与全球威慑能(neng)力的执着，某种程度上是冷战心态的延(yan)续，固然在特定时期具有象征意义，却在后冷战时代显得与实际(ji)需求脱节。

因而，人们不禁要问：在高速变化的21世(shi)纪，高强度军用改装与巨额预算投入的总统(tong)专机模(mo)式是否(fou)仍然必要？当安全威胁更多呈现网络化、智能(neng)化趋(qu)势，依赖一架动辄上百吨、改装难度与费用俱增的“四(si)发巨无霸(ba)”来彰显国(guo)力，或许已不再是最佳选项。尤其在财政和民(min)生需求竞争激烈的当下，“空军一号”能(neng)否(fou)继续维持昔日“天字一号工程”的地位(wei)，值得深思。

更何况，作为国(guo)家名(ming)片，高铁、电动汽车、人工智能(neng)，或许比(bi)依然笼罩着冷战阴影的“空军一号”，更能(neng)体现当代大(da)国(guo)的创新与务实精神。

“空军一号”一词(ci)用于指(zhi)代总统(tong)飞机的流行，始于约翰·肯尼迪总统(tong)购(gou)买使用的波音707

结(jie)语

波音的超长延(yan)期也让白宫按捺不住，召马斯克来为“空军一号”解(jie)围。对波音而言，这既是救兵，也是压力——即便能(neng)按时交货，恐怕也免不了被马斯克整顿(dun)一番。

这项“天字一号工程”如(ru)今进退两难，美国(guo)政府(fu)和波音在变革与固守间挣扎。而这架专机的波折，不止是波音的困局，更折射出全球航空业与政治(zhi)格局的暗流。

来源|观(guan)察者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