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是一部有(you)意创作的对话体著作，记述孟子与其弟子及同时代人的论学、治国之语，是儒家学派(pai)的代表著作之一。关于作者，古今有(you)三种(zhong)说法：一为孟子自作，二为孟子弟子万章、公孙丑等(deng)共同记述而成，三为孟子与弟子共作。《四书》当中，《孟子》的浮沉最大，经历了(le)由“子”到“经”的升(sheng)格(ge)过程。战国后(hou)期，形成势力强大的孟子学派(pai)，但秦始皇焚书坑(keng)儒，烧孟派(pai)之书，杀(sha)孟派(pai)之儒，孟学遭(zao)受重创。汉初，由于统治的需要，孟子及其书又受到重视，汉文帝时曾立“《孟子》博士”。但总起来说地位尚不足以(yi)与后(hou)世相比。这种(zhong)情(qing)形到宋代发生了(le)改变，其标志就是经学史上的重大事件(jian)，即《孟子》的“升(sheng)经运(yun)动(dong)”。这一运(yun)动(dong)大的学术背景在于肇始于中唐的儒学更新运(yun)动(dong)，即儒学由训诂之学向义理(li)之学的演变。就自身原因而论，儒学自汉代以(yi)来的训诂之学已走向极(ji)端，变得繁(fan)琐，死气(qi)沉沉，需要更新；就外(wai)部原因而论，就是儒学受到了(le)佛道的冲击，使原有(you)的独尊地位受到极(ji)大挑战。改变这种(zhong)状况的重大举措之一就是支(zhi)撑儒学“经典”的重新选择，从《五经》到《四书》的转变正是这一背景下的必然结果，而《孟子》升(sheng)格(ge)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经历了(le)韩愈、孙复、石介、二程、张载、王(wang)安石等(deng)人对《孟子》的推尊过程，宋徽宗宣和年间（1119-1125），《孟子》一书首次(ci)被(bei)刻成石经，列(lie)为“十三经”之一。而朱熹将《孟子》与《论语》《大学》《中庸》并列(lie)，汇集而成《四书》，影响(xiang)中国古代社会几百年。至(zhi)此，宣告了(le)《孟子》由子到经“升(sheng)格(ge)运(yun)动(dong)”的完成，以(yi)后(hou)的目录学著作皆将其列(lie)置“经部”，孟子其人也于元文宗至(zhi)顺元年（1330）被(bei)加封为“亚圣(sheng)”。

《大学》是《小戴礼记》的第42篇，是一篇论述儒家人生哲学的论文，讲的是在“大学”阶段如何学习修身、治国。传统认为，《大学》的作者是孔门(men)弟子，朱熹则认为是曾子及其弟子共同完成的。唐代韩愈之前，《大学》只是作为《礼记》一篇，并没有(you)单(dan)独受到太大的重视，也没有(you)单(dan)独刊行的本子。韩愈作《原道》曾经引用(yong)《大学》一段，《大学》一篇逐渐受人重视。较早将《大学》从《礼记》中单(dan)独抽出并为之作注的，是北宋司(si)马光，他曾撰《大学广义》一卷。而真正从哲学高度认识到《大学》价值的，当数二程，如程颢曾言：“《大学》乃孔氏遗书，须从此学则不差。”程颐则云：“入德之门(men)，无如《大学》。今之学者，赖有(you)此一篇书存，其他莫如论孟。”不仅如此，二程还为《大学》改定次(ci)序，学术史上称为“大学改本”。不过，二程仍将《大学》视为《礼记》的一个组成部分，尚未使之独立于《礼记》体系之外(wai)。至(zhi)朱熹，《大学》地位发生了(le)根本变化，他分经传，划章次(ci)，补传文，作章句，提升(sheng)哲学层次(ci)。《大学》以(yi)及《中庸》二篇，不仅单(dan)独刊行，而且独立于《礼记》体系之外(wai)，纳入了(le)《四书》体系。

《中庸》是《小戴礼记》第31篇，讲的是儒家的处世哲学。所谓“中庸”，程颐释曰：“不偏(pian)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li)。”朱熹释曰：“中者，不偏(pian)不倚、无过不及之名。庸，平常也。”《中庸》的作者，通常认为是孔子的嫡孙子思。《中庸》单(dan)行要早于《大学》，“至(zhi)迟在南朝(chao)宋的时候，《中庸》就被(bei)人单(dan)独从《礼记》中抽出而为之作注了(le)”。但此后(hou)相当长的时间里，《中庸》又不受重视，直到唐代李翱才重新认识到它的价值。至(zhi)宋代，有(you)关《中庸》的著作多了(le)起来，这与理(li)学的兴起直接相关。许多理(li)学家，如胡(hu)瑗、张载、二程、司(si)马光等(deng)，纷纷为之作注论说。当然，在这当中，对《中庸》格(ge)外(wai)重视和推崇的依然是二程。尽管未留下完整的《中庸》注本，但《二程集》中有(you)许多推崇《中庸》的论述，并对后(hou)世产生了(le)很大影响(xiang)。朱熹重视《中庸》，则是继承(cheng)了(le)北宋以(yi)来尤其是二程重视《中庸》的传统，将其汇入《四书》，从而使《中庸》获得了(le)更加独立的身份和更为崇高的地位。

贰

从历史的角度考察，古无“四书”之名，四部典籍在流传过程中虽偶有(you)“论孟”并称或“学庸”并称的情(qing)况，但与后(hou)来的“四书”差别很大，因此，《四书》有(you)一个汇集和定名的问题。通常认为，北宋的二程最先使四书并行，而朱熹撰《四书章句集注》，确立四书学，使《四书》的地位空前提高。朱熹是《四书》汇集工作的最后(hou)完成者，《四书》的汇集问题，实际又是《四书章句集注》的成书过程问题。汇集过程，大端如下：

朱熹早年曾沉浸于佛老之学，并与高僧(seng)道谦交往甚密，问学延平李侗后(hou)才实现了(le)由佛入儒的转变。大约在宋高宗绍兴末年，朱熹曾作《论语集解》《孟子集解》《大学集解》以(yi)及关于《中庸》的“集说”，可谓之《四书》的“集解”阶段。这是朱熹全力研治《四书》的开始，但此时的“四书学”思想尚不完备。孝宗隆兴元年（1163），朱熹将《论语集解》删改订正为《论语要义》一书，详于义理(li)；又在此基础上删录而成《论语训蒙口(kou)义》一书，详于训诂，专供儿童学习使用(yong)。

孝宗乾道八年（1172），朱熹将修订过的《孟子集解》和《论语要义》合并为一书，称为《论孟精义》。该书以(yi)二程论述《论语》《孟子》之说为主，兼采张载、范祖禹(yu)、吕希哲、吕大临、谢良(liang)佐、游酢、杨时、侯仲良(liang)、尹焞九家之说，汇于《论》《孟》二书各条之下。在该书序文中，朱熹表述了(le)他对“道统”的基本见解，反映了(le)他以(yi)“四书”发明道统的思想。《论孟精义》是《论孟集注》的重要原本，后(hou)来又曾改为《论孟要义》《论孟集义》之名。虽是辑录他人言论之作，但朱熹本人对该书颇为看(kan)重。

乾道六年（1170），朱熹在《中庸》“集说”的基础上修订而成《中庸集解》（又名《中庸详说》）一书。在与石𡼖共订的《中庸集解序》中，朱熹以(yi)《四书》发明道统的观(guan)念更系统，更严密。两年后(hou)（1172），朱熹在《中庸集解》的基础上撰成了(le)《中庸章句》的初稿。把朱熹乾道九年（1173）所作《中庸集解序》与孝宗淳(chun)熙十六年（1189）正式(shi)序定的《中庸章句序》加以(yi)比较，可以(yi)发现朱熹道统观(guan)念的发展。乾道二年（1166），朱熹修改《大学集解》；乾道七年（1171），朱熹在《大学集解》的基础上，去(qu)取诸说，撰成《大学章句》初稿。

至(zhi)此，朱熹可以(yi)说做(zuo)好了(le)《四书章句集注》的充分的前期工作：其一，自身对《四书》的义理(li)及道统诸问题进行了(le)由浅入深的探索(suo)；其二，对前人尤其是北宋理(li)学家的《四书》解说了(le)如指掌。在经历了(le)与张栻、陆九渊等(deng)人关于“中和”之说、治学方法等(deng)的辩论（如鹅湖之会）之后(hou)，朱熹的四书学思想逐渐成熟，于是对以(yi)往的四书学著述进行修定，而成著名的《四书章句集注》。其具体过程是：孝宗淳(chun)熙二年（1175），朱熹于年底完成对《大学章句》《中庸章句》的修订，同时在《论孟精义》的基础上完成《论语集注》，又于次(ci)年（1176）完成了(le)《孟子集注》。淳(chun)熙四年（1177），朱熹序定《大学章句》和《中庸章句》，并撰成《大学或问》《中庸或问》和《论孟集注或问》，由此基本确立并构筑了(le)一个以(yi)《四书章句集注》为代表的“四书学新经学体系”。淳(chun)熙九年（1182），朱熹在浙东提举任上，首次(ci)将四书合为一集刻于婺州(zhou)，经学史上的“四书”之名第一次(ci)出现了(le)。

《四书》合刻之后(hou)，朱熹又于淳(chun)熙十三年（1186）对《四书章句集注》作了(le)修改，修改后(hou)的本子于同年分别刻印于广西静江和四川成都。淳(chun)熙十五年（1188），朱熹在以(yi)往修改的基础上，对《四书章句集注》又作了(le)一次(ci)重大修改。次(ci)年，正式(shi)序定了(le)《大学章句》《中庸章句》。光宗绍熙三年（1192），时任南康知县的曾集将朱熹序定的《四书章句集注》刻印于南康，是为“南康本”，这是朱熹生前流传最广的本子。朱熹后(hou)来对南康本又作了(le)修定，并于宁宗庆元五年（1199）刻板于建阳，这是《四书章句集注》的最后(hou)定本。

叁

《四书》的汇集与定名，在经学史上具有(you)重要意义。

首先，朱熹倾毕生之力，研治《四书》，首次(ci)将原来单(dan)行的四部书汇集为一个整体，并为《大学》《中庸》作《章句》，为《论语》《孟子》作《集注》，将四部书纳入其严整庞大的理(li)学体系中。同时，他为《四书》规定了(le)先《大学》，次(ci)《论语》，次(ci)《孟子》，次(ci)《中庸》的先后(hou)次(ci)序；对《四书》作了(le)“某要人先读《大学》，以(yi)定其规模(mo)；次(ci)读《论语》，以(yi)立其根本；次(ci)读《孟子》，以(yi)观(guan)其发越；次(ci)读《中庸》，以(yi)求古人之微妙处”的纲(gang)目论定。这标志着(zhe)学术史上“四书学”的正式(shi)确立。

其次(ci)，《四书》的汇集有(you)其深刻的历史文化背景，这主要是指汉唐以(yi)来传统儒学出现日趋烦琐的弊(bi)端和儒学面临佛道之学的强烈冲击。朱熹在解释《四书》的过程中，在二程等(deng)前代理(li)学家解经的基础上，恰当吸收佛道心性之学在理(li)论思辨方面的优长，用(yong)以(yi)解说《四书》。这一方面使传统儒学因注入新的营养而获得生机，另一方面也极(ji)好地回应了(le)佛道之学的挑战，使儒学重新成为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tai)。同时，朱熹在解说《四书》过程中，采取了(le)一种(zhong)既注重文字训诂，更重视义理(li)阐发的模(mo)式(shi)，呈现出简(jian)明、平易、洗练的行文风格(ge)。这既体现了(le)宋代经学注重义理(li)的时代特色，又不废汉唐旧注。这在一定意义上超越了(le)汉宋学的对立，开启(qi)了(le)中国经学发展的新方向。

再次(ci)，《四书》的汇集与定名，标志着(zhe)中国经学进入到了(le)一个以(yi)《四书》为新的经典系统的新时代（先秦为“六艺时代”，汉唐为“五经时代”）。朱熹汇集《大学》《中庸》《论语》《孟子》而为《四书》，撰著《四书章句集注》，集儒家心性学和义理(li)解经之大成，对中国社会产生了(le)深远影响(xiang)。自此，支(zhi)撑汉唐学术的《五经》逐渐退到历史舞(wu)台的幕后(hou)，取而代之的是程朱等(deng)人所汇集的《四书》。比如元仁宗皇庆、延祐年间恢复科举，科目规定士子首当其冲要考的就是《四书》，而且答题只能依据朱熹所撰《四书章句集注》。这一规定为明、清两代所沿袭，影响(xiang)中国社会近八百年。

综言之，《四书》的汇集与定名，既带来了(le)传统学术的重要转型，也给中国后(hou)期封建社会生活造(zao)成了(le)重要影响(xiang)。

作者简(jian)介：周春(chun)健，历史学博士，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山大学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普及教育研究中心副主任，广东哲学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