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年，竺可(ke)桢从哈佛学成归国。1920年受聘南京高等师(shi)范学校(xiao)，并开设(she)了地质(zhi)学、地文学（自然(ran)地理学）和气象学等课程。为了高质(zhi)量地完成教学任务(wu)，竺可(ke)桢撰写了气象学讲义。

当知识要在课堂上讲授出来时，概念的明晰化(hua)就势在必行(xing)。所以(yi)，《气象学》讲义中的第六(liu)章(zhang)《风》这一部分的第三节(jie)《风之种类》，竺可(ke)桢便将我们现在界定为的信(xin)风，即在低空从副热带高压带吹向赤道低气压带的风明确称之为信(xin)风了。其将因海(hai)陆热力分布不均所产生的风，则称之为季风。“冬季之风应自大陆而趋海(hai)洋，夏(xia)季之风则应自海(hai)洋而趋大陆，此等风名为季风（monsoon），因其风向视季候为转(zhuan)易也。”此论清楚明了，季风之名从此使用至今。

名称虽定，但(dan)当时对(dui)于季风还缺乏足够(gou)的研究(jiu)。

1922年，竺可(ke)桢在《南京之气候》的演讲中再次提及(ji)中国的季风气候，并对(dui)之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他在解释南京与杭州、天津(jin)降雨量多寡和雨期早晚差异问题(ti)时，将之归结为“季风之影响”。季风由南向北的推进过程在这篇文章(zhang)中被揭示出来，同时文章(zhang)认为先受东南季风影响的地区雨期更早，反之则晚。

但(dan)囿于当时气象站台的缺失，气象数(shu)据的匮乏，想要进一步呈现中国气流的具体(ti)运行(xing)情况还需时日。

到了1933年得益于各地气象台的建立，中国气流运行(xing)的具体(ti)情形可(ke)以(yi)被准确表达出来，我们对(dui)于季风的认识也提高到了一个新的水平。当年竺可(ke)桢在第五届太平洋科学会议上宣读了《中国气流之运行(xing)》一文，这是我国最早关于东亚大气环流的研究(jiu)工作(zuo)。他通过利用民国十七年（1928年）至二十一年（1932年）中国内地五十处，东三省(sheng)三处和新疆二处观测点观察所得的地面(mian)风向数(shu)据，绘制了1月、4月、7月、9月中国各地最多风向的分布图，进而分析一年内四个典(dian)型(xing)月份的东亚气流运行(xing)情况。而且该文从机制上认识到影响我国各季节(jie)气流运行(xing)和季风的因子。陆地上的西伯利亚高压和印度低压，位于海(hai)上的北太平洋高压和亚罗森低压（阿留申低压）在冬夏(xia)两季共(gong)同促成了气流的运动以(yi)及(ji)季风的出现。这一发现对(dui)于季风研究(jiu)具有重要意义。

仅仅一年后，1934年9月在《地理学报》创(chuang)刊号上的第一篇论文即是竺可(ke)桢的《东南季风与中国之雨量》。此文被气象学家陶诗言(yan)院士认为是“我国有关季风研究(jiu)的经(jing)典(dian)著作(zuo)，为以(yi)后的我国季风研究(jiu)和长期天气预报研究(jiu)提供了基础(chu)”。

《地理学报》创(chuang)刊号目(mu)录

该论文之所以(yi)如此成功，除了竺可(ke)桢卓越的科学研究(jiu)能力，其实(shi)还有赖于他深厚的古代(dai)文学功底。

竺可(ke)桢在找寻中国古代(dai)对(dui)季风认知的文献记录时，发掘了苏轼(shi)《舶(bo)䑲风》一诗。其中有“三时已断黄梅雨，万里初(chu)来舶(bo)䑲风”一句，该句引中有解释道“吴中梅雨既过，飒(li)然(ran)清风弥月，岁(sui)岁(sui)如此，湖人谓之舶(bo)䑲风”。这里的舶(bo)䑲风就是夏(xia)至后的东南季风。顺着此线索，竺可(ke)桢还发现了古人多有“舶(bo)䑲风，主水退，兼旱(han)”的记载。正所谓“舶(bo)䑲风云(yun)起，旱(han)魃深欢喜”。为了解释这种说法，竺可(ke)桢发现随着时间变化(hua)，东南季风的渐次北进现象。当东南季风强势扫过长江流域，前(qian)锋抵达黄河(he)流域时，雨带也就随之来到华北，长江流域开始晴朗起来。这就是为什么(me)东南季风，即舶(bo)䑲风到来后，长江流域天气变得干燥(zao)的原因。

此机制得到揭示后，再从长时段(duan)舶(bo)䑲风强弱(ruo)变化(hua)角度观察，竺可(ke)桢发现历年长江流域的雨量多寡与舶(bo)䑲风的强弱(ruo)有着密(mi)切关系。“东南季风强，则长驱直达华北，……华北雨量丰沛，长江流域干旱(han)。东南季风弱(ruo)，则一至长江流域，其势已成强弩之末，……长江流域受雨泽之赐，而华北乃干旱(han)矣(yi)”。这个观点虽然(ran)在现在是人所共(gong)知的事(shi)实(shi)，但(dan)在90年前(qian)乃是一个揭示中国季风气候特征的创(chuang)见。

从1916年竺可(ke)桢首篇论文谈及(ji)季风到1934年对(dui)中国季风气候有了系统性的研究(jiu)，竺可(ke)桢的季风研究(jiu)走过了近二十载岁(sui)月。这期间，为了能够(gou)更深入、更方便地探(tan)究(jiu)以(yi)季风为代(dai)表的中国气候，竺可(ke)桢还做了大量基础(chu)性的工作(zuo)。

气象台与气象所

没有自己的气象台，中国气候研究(jiu)便无从谈起。

早在1916年初(chu)的那篇《中国之雨量及(ji)风暴说》中，竺可(ke)桢就谈及(ji)了建设(she)气象台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因为气象分析与研究(jiu)必须建立在气象观测数(shu)据的基础(chu)上，否则如空中楼阁(ge)，没有根基。当年的论文中，竺可(ke)桢所利用的不同季节(jie)季风的风向数(shu)据，还是来自外国人在中国海(hai)关下设(she)的观测所。中国当时仅有寥寥数(shu)个属(shu)于自己的气象台站，并不能满足研究(jiu)所需。所以(yi)，在文章(zhang)的结尾，竺可(ke)桢便大声疾(ji)呼“政府能遍设(she)气象台于全国，加以(yi)数(shu)十年之看护(hu)观测，然(ran)后全国之雨量风暴，始能明了如指掌”。

但(dan)当时身处美国还是博士生的竺可(ke)桢还没有机会亲(qin)自践行(xing)气象台的建设(she)。

1921年8月，回归数(shu)年后竺可(ke)桢又在《东方杂志(zhi)》上发表《论我国应多设(she)气象站》一文，认为当时气象台的数(shu)量太小，与我国广阔领土不相匹配(pei)，应大力建设(she)气象台。“美国面(mian)积亚于我国，而有气象台二百余，……日本面(mian)积仅当我国十七分之一，而气象台之数(shu)乃多至五十六(liu)。反观我国，则除中央气象台外，惟南通张季直先生所设(she)之军山气象台而已。苟以(yi)欧(ou)美日本为先例(li)，则我国至少须有气象台百所。”

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1921年竺可(ke)桢以(yi)东南大学地学系主任的身份，建立了附属(shu)于大学的南京气象测候站，并亲(qin)自指导学生参与观测。从当年秋季起，开始每(mei)日不间断观测气压、温度、雨量和风力、风向等，并每(mei)月定期出版《南京气象报告》。1922年，竺可(ke)桢又参与国家收回青岛观象台主权的事(shi)宜之中，为成功接收青岛气象台做出了重要贡献。青岛气象台成为当时归属(shu)我国为数(shu)不多的设(she)备(bei)完备(bei)的气象台站。1928年，在竺可(ke)桢的倡议和交涉下，选取了南京城钦天山北极阁(ge)建立综(zong)合(he)性的气象台，并于当年10月1日起正式观测。至1934年竺可(ke)桢写下研究(jiu)中国季风的重要论文时，在他的领导下已经(jing)创(chuang)办了上海(hai)测候所（1933年1月）、峨眉山测候所（1932年8月）、泰山测候所（1932年8月）和肃(su)州（酒泉）测候所（1934年7月），同时接管(guan)了北平测候所（1929年6月）。

南京城钦天山北极阁(ge)

当本国研究(jiu)气象的学者能够(gou)顺利方便地使用上本国气象台数(shu)据，中国的季风研究(jiu)才能有长足的进步。

在竺可(ke)桢1933年宣读的《中国气流之运行(xing)》一文中，他便利用了南京1929-1931年和青岛1924-1929年测得的逐月风速来展示一年中季风风力的变化(hua)特征。在研究(jiu)季风的重要一文《东南季风与中国之雨量》中，竺可(ke)桢同样利用了1929至1933年间南京测得的夏(xia)季不同风向下降水可(ke)能性和温度、湿度的记录，从而佐(zuo)证“舶(bo)䑲风主旱(han)”说。北平和上海(hai)的风力和雨量数(shu)据则帮助竺可(ke)桢证明了不同的季风强度下长江流域和北方降水的特征。

此外，培养一批专业的气象人才，同样有助于中国气候研究(jiu)的开展。

1927年年底，当时国民政府着手筹备(bei)建立一所国家级的研究(jiu)机构，即中央研究(jiu)院。在中央研究(jiu)院的组织条例(li)中，将观象台作(zuo)为其中一个子机构予以(yi)筹建，竺可(ke)桢被聘为观象台筹备(bei)委员会常务(wu)委员。1928年2月，中央研究(jiu)院院长蔡元培为办事(shi)便利起见，把观象台筹备(bei)处分为天文研究(jiu)所和气象研究(jiu)所，竺可(ke)桢又被任命为气象研究(jiu)所主任。11月，气象所成为中央研究(jiu)院拟设(she)的十四个研究(jiu)所之一。竺可(ke)桢作(zuo)为全权负责人，从研究(jiu)所的选址(zhi)、进人、采买设(she)备(bei)到刊物出版，均事(shi)必躬亲(qin)。气象研究(jiu)所作(zuo)为当时中国气象科学的最高学术机构，在竺可(ke)桢的领导下，开展了一系列(lie)气象科学研究(jiu)，在取得丰硕研究(jiu)成果的同时，也培养了一批气象研究(jiu)人员。

1928年开始气象研究(jiu)所将其直属(shu)的气象台观测记录和各地测候记录以(yi)《气象季刊》（1929年后《气象月刊》）和《气象年报》的形式编(bian)辑出版。而且，气象研究(jiu)所在南京还开设(she)了四期气象学习班，培养了大量气象学家和气象管(guan)理人员，其中就有吕炯、涂长望、卢鋈、叶笃正、陶诗言(yan)和顾震潮等。当中国气象研究(jiu)有了一支队伍后，研究(jiu)才能获得更大的进展。

比(bi)如，1934年涂长望发表的《中国雨量与世界气候》一文，搜(sou)集了中国各地夏(xia)季降雨量数(shu)据，并将之与世界各地气候进行(xing)比(bi)较，发现其中的相关关系。其中，得出了华北沿海(hai)区域的夏(xia)季降雨量与长江三角洲夏(xia)季降雨量之间存在反相关关系的结论。此结论为竺可(ke)桢论证东南季风强弱(ruo)与中国南北方旱(han)涝关系提供了重要的佐(zuo)证与支持。

季风的中国影响

现实(shi)的极端旱(han)涝是气象研究(jiu)者研究(jiu)气象问题(ti)最直接的出发点，解释极端旱(han)涝发生的原因就成为气象工作(zuo)者的重要使命和任务(wu)。

1926年入春以(yi)来长江、黄河(he)下游(you)，东北沿海(hai)一带降雨稀少，上海(hai)1至5月降雨量只有往年平均的百分之六(liu)十一。面(mian)对(dui)旱(han)情，当时各省(sheng)纷纷倡导祈雨和禁屠之法，以(yi)求甘霖。竺可(ke)桢自然(ran)反对(dui)这种愚(yu)民且迷信(xin)的做法。

只有科学的宣传才是回击封建迷信(xin)的良方。

所以(yi)，在当年7月竺可(ke)桢在《东方杂志(zhi)》上发表《论祈雨禁屠与旱(han)灾》，向大众科普我国旱(han)涝灾害异常频繁的原因。其中，他谈到东亚各国处于季风带内，是造成每(mei)年雨量多寡悬殊的重要原因。在季风的影响下，因为季风强弱(ruo)变化(hua)的不定，中国雨量之变率极大，而且，越往内地变率愈大。可(ke)以(yi)说，季风对(dui)中国旱(han)涝影响之显著，以(yi)及(ji)1920至1930年代(dai)中国频繁爆发的极端旱(han)涝灾害，均让竺可(ke)桢感到对(dui)季风的研究(jiu)和科普异常重要。

几年后的1931年夏(xia)季，全国各地水涝成灾，尤其以(yi)长江流域为甚。面(mian)对(dui)几十年未有之大洪水，《时事(shi)月报》特邀竺可(ke)桢和刘治(zhi)华撰文解释。仅仅三年之后的1934年夏(xia)季，长江流域又因梅雨结束得异常偏(pian)早，产生了严(yan)重的旱(han)情。短短三年间，长江流域接连出现的极端旱(han)涝灾害，成为了当时中国气象研究(jiu)上最为迫(po)切的中心问题(ti)。为此，竺可(ke)桢写下了《长江流域三十年未有之大雨量及(ji)其影响》和《民国二十三年夏(xia)季长江下游(you)干旱(han)之原因》两篇论文予以(yi)解释。

这两年长江流域的极端旱(han)涝均与梅雨的异常有关。在竺可(ke)桢看来“黄梅天之所以(yi)成，可(ke)以(yi)‘季风之影响’五字释之”。将季风如何影响中国降雨解释明了，就能够(gou)回答长江流域旱(han)涝发生的原因。每(mei)年夏(xia)季“寒冷(leng)之西北风与温暖而潮湿之东南风相遇(yu)”便会产生降雨，又“以(yi)西北风渐向后退缩(suo)，东南风渐向前(qian)趋进时，其降雨期遂生出迟(chi)早之不同”。1931年夏(xia)季长江流域之所以(yi)会有如此大涝，原因既在于当年冷(leng)风异常强盛，迫(po)使温暖湿润的东南风无法顺利北上，造成梅雨长期盘踞在长江下游(you)所致。

为了解释1934年长江流域夏(xia)季主旱(han)的特殊情况，竺可(ke)桢又从中国古籍里寻找历史上相似的情境。在此过程中，徐光启《农政全书》里“舶(bo)䑲风云(yun)起，旱(han)魃深欢喜”的记载引起了竺可(ke)桢的注意，通过解释这句话，竺可(ke)桢发现了季风强弱(ruo)与长江流域旱(han)涝之间的关系。1934年的夏(xia)季，东南季风势力偏(pian)强，较之往年早半个月降临，将盘踞在长江下游(you)的梅雨天气一扫而空。原本要延续(xu)到七月初(chu)的梅雨提前(qian)半个月结束，从而造成了当年长江下游(you)异常干旱(han)。

可(ke)以(yi)说，为了解释1930年代(dai)初(chu)长江流域的极端旱(han)涝事(shi)件，才有了竺可(ke)桢于1934年秋季写就的《东南季风与中国之雨量》一文。

从季风之名的确定到对(dui)季风认识与研究(jiu)的不断加深，以(yi)竺可(ke)桢为代(dai)表的气象学人作(zuo)出了卓越的贡献。季风的研究(jiu)并不能脱离时代(dai)与现实(shi)。中国气象事(shi)业的发展为季风研究(jiu)提供了前(qian)提与基础(chu)，现实(shi)的极端旱(han)涝灾害则又鞭策学者不断加深对(dui)季风的研究(jiu)。正是因为拥有一批批志(zhi)愿中国气象事(shi)业且心怀百姓疾(ji)苦(ku)的学者，才有了季风研究(jiu)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