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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刘心武近照。
小说按(an)篇幅一般分为小小说、短篇小说、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长篇小说这个体裁很重(zhong)要。中外文学史上许多作家热衷于长篇小说的(de)写作，最(zui)后在文学史上占有(you)席(xi)位。当然(ran)，也有(you)的(de)作家一生未写长篇小说，但在文学史上不(bu)但占有(you)席(xi)位，而且成为文学创作高峰。比如(ru)俄(e)罗斯(si)作家安东·契诃夫、我们自己民族的(de)鲁迅。
我是从小就喜(xi)欢文学、喜(xi)欢写作，而且很早就尝试投稿(gao)。前几年经常有(you)记者问我：“刘老(lao)师，您能不(bu)能谈一谈您的(de)处(chu)女作《班主任(ren)》发表的(de)前后情况？”我只好解释，这不(bu)是我的(de)处(chu)女作，《班主任(ren)》1977年发表，我的(de)处(chu)女作1958年就发表了。那年我16岁，高中还没有(you)毕业，就发表了我的(de)第一篇文章(zhang)，是对苏联小说《第四十一》的(de)评论。
2012年我出版了文存，收进了从1958年到2010年我的(de)所有(you)作品。我把《班主任(ren)》之前的(de)这些文字(zi)收为一本，叫做《懵(meng)懂集》。《班主任(ren)》之前，我的(de)写作都是懵(meng)懵(meng)懂懂的(de)，《班主任(ren)》是我个人的(de)一次觉醒(xing)。
1979年2月，人民文学出版社举办了一场中长篇小说作家座谈会。那次会议上，茅盾先生鼓(gu)励(li)中青年作家在写出了优秀(xiu)的(de)短篇小说和中篇小说后，要尝试长篇小说的(de)创作。当时我只发表过短篇小说，开始写中篇小说，还没打算写长篇。会上茅盾先生来了一句——现在这个声(sheng)音(yin)还在我耳边回响——“刘心武来了吗？”我立刻站起来，和茅盾先生四目相对。我们对视的(de)时间只有(you)几秒，但他的(de)眼神给我的(de)滋养非常丰富，既有(you)关心，也有(you)鼓(gu)励(li)，还有(you)期望，我感动(dong)极了。自那以后，我就下定(ding)决心要写长篇。
写长篇小说面临两个最(zui)重(zhong)要的(de)问题，第一是写什么？第二是怎么写？首先解决写什么。当时我从北(bei)京出版社调到北(bei)京市文联，成为一名(ming)专业作家。思(si)来想去，我要写北(bei)京市民生活。因为我熟悉。我1950年8岁时跟随(sui)父(fu)母从重(zhong)庆来到北(bei)京，从此就一直定(ding)居北(bei)京。
当时要求(qiu)深入(ru)生活，需要蹲点。我去了东四人民市场。那里原(yuan)本是一座寺庙，名(ming)为隆福寺，前门在隆福寺街，后门位于钱粮胡同。我少年时代就住(zhu)在钱粮胡同，上小学和中学都要穿过隆福寺，目睹它从一个寺庙变成了一家百货(huo)商场。
商场开门之前，我就和售货(huo)员一起去仓库里搬货(huo)、补货(huo)，然(ran)后上柜(gui)台(tai)售货(huo)，商场关门了之后继续盘点、清货(huo)，参与(yu)了商场营业的(de)全过程(cheng)，也接触到营业期间在售货(huo)员、顾客之间发生的(de)各种各样的(de)故事。跟售货(huo)员熟悉之后，我还得寸进尺(chi)地提(ti)出去人家家里看看。售货(huo)员就带我去他们居住(zhu)的(de)四合院里，这样我就对胡同、杂院有(you)了更多的(de)接触。我深入(ru)生活的(de)触角越(yue)来越(yue)多，生活积累越(yue)来越(yue)丰厚。
题材就这样确定(ding)了——北(bei)京市民生活。但这只是我要写的(de)内容，并不(bu)能算“写什么”这个问题的(de)全部回答。我究竟要通过这部作品探索和表达什么呢？后来，我找到了一个象征性的(de)符码——钟鼓(gu)楼。
钟鼓(gu)楼位于北(bei)京城中轴线(xian)最(zui)北(bei)端，是两座明代修(xiu)建的(de)古(gu)老(lao)建筑，用于报时，具有(you)充分的(de)符码性。我写北(bei)京市民生活，而且我要把历史与(yu)当下结合起来写，探讨时间的(de)意(yi)义：时间流淌过城市，就形成了历史；时间淌流过个体，就构成了命运。《钟鼓(gu)楼》前面有(you)题词：“谨将此作呈献在流逝的(de)时间中，已经和即将产生历史感的(de)人们”，我要在作品中表达一种“历史感”。
“写什么”的(de)问题解决了，接下来就是“怎么写”。关于“怎么写”，我有(you)一些体会。我认为写小小说要注(zhu)重(zhong)情趣，以情趣取(qu)胜；短篇小说开始容纳思(si)想，需要有(you)一个好的(de)主题；中篇小说前两点都得有(you)，还要把握整个文本的(de)情调。我揣摩鲁迅的(de)小说，就特别重(zhong)视他每篇小说所形成的(de)不(bu)同的(de)叙述(shu)调式，例如(ru)《狂人日记》是亢奋、激昂(ang)的(de)调式：“赵(zhao)家的(de)狗，何以看我两眼呢？”“救救孩(hai)子！”例如(ru)《伤(shang)逝》：“如(ru)果我能够，我要写下我的(de)悔恨和悲哀，为子君，为自己”“初春的(de)夜，还是那么长”，则是惆怅、哀怨和忏悔的(de)调式。
长篇小说最(zui)要紧的(de)是结构问题。中外有(you)很多优秀(xiu)作品的(de)结构都可以参照。如(ru)“串(chuan)珠式”，把“我”的(de)人生中一些重(zhong)要的(de)生命片段像珍珠一样串(chuan)联起来，例如(ru)英国作家狄更斯(si)的(de)《大卫·科波菲尔(er)》。还有(you)一种我将其称(cheng)为“登楼式”，法国作家罗曼·罗兰的(de)《约翰·克利(li)斯(si)朵(duo)夫》就是这样写的(de)：主角在少年时代初尝情感的(de)甜美，这是一个台(tai)阶，后来他进入(ru)音(yin)乐界，与(yu)父(fu)亲一起去宫廷演奏，一级一级往上升，最(zui)后到了巴黎，进入(ru)西方最(zui)重(zhong)要的(de)文化场所，谱出伟大的(de)乐章(zhang)。此外还有(you)“横剖式”等。阅读了大量作品后，我最(zui)想学习的(de)是李劼人《死水微澜》的(de)结构，我将其称(cheng)为“编辫式”，三个主要人物的(de)命运纠缠、扭结在一起，就好像把三缕头发编成一条(tiao)美丽的(de)辫子。
但到头来我不(bu)想模仿前人的(de)既有(you)结构，我应该在结构上创新。我最(zui)后独创了一个结构，我将其称(cheng)为“橘瓣式”。
在人物设置上，我参照张择端的(de)《清明上河图》。《清明上河图》中有(you)很多人物，你找不(bu)出哪个人物是主角，但你能找到每个片段里的(de)主角。例如(ru)船过虹桥那段，船上的(de)船夫就是主角。我将《钟鼓(gu)楼》的(de)故事设置在1982年12月12日早上5点到下午5点，空间是钟鼓(gu)楼下的(de)普通四合院。这个四合院里有(you)十来户人家，每一户人家就好比一个橘子瓣，具有(you)相对的(de)封闭性，面临着自己的(de)问题。但是他们住(zhu)在一个院子里，就像橘子瓣合拢之后构成了一个总体。
橘子瓣还需要有(you)橘子皮(pi)包裹。橘子皮(pi)是什么？就是一场婚礼。这场婚礼把整个四合院的(de)人家都牵连(lian)进去，还把院外的(de)人也吸(xi)进来了。2021年，美国亚马逊穿越(yue)出版社出版了我的(de)《钟鼓(gu)楼》英译本，译名(ming)为《The Wedding Party》，即《婚礼派对》。我同意(yi)这样的(de)译法。
《钟鼓(gu)楼》是我的(de)第一部长篇小说，获得了第二届茅盾文学奖(jiang)。我在茅盾先生的(de)鼓(gu)励(li)下，一直坚持长篇小说的(de)写作，后来又写了《四牌楼》《栖凤楼》，与(yu)《钟鼓(gu)楼》构成“三楼系(xi)列(lie)”，还写了《风过耳》，本世(shi)纪又推出了《飘窗》《邮轮碎片》。我坚持与(yu)时代同步，以小说形式为社会进程(cheng)留痕，在人性探索、人生意(yi)义的(de)追(zhui)问以及结构创新、文本韵味方面都努力下功夫。
多年来，我在文学大观园里始终(zhong)没有(you)消失，在默默劳作。我在写作上追(zhui)求(qiu)美，同时也包容自己，不(bu)追(zhui)求(qiu)完(wan)美。我是小小的(de)、米粒大的(de)苔花，但是我也开放，我要努力把自己绽圆了。
《 人民日报 》（ 2025年02月19日 20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