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先生这一思考的意(yi)义(yi)非常深远(yuan)。最近一二十年，学者就(jiu)此展开了多角(jiao)度的研究。如经济史对白银问题的系列研究、张(zhang)显清(qing)对明代后期社会转型的讨论(lun)、商传教授对晚明“人文主义(yi)”的讨论(lun)等，又有刘志伟教授基于对基层社会的研究，提出“明代社会转型的一个重要表现，是(shi)基层社会的支配权力由(you)地(di)方豪强转变为士绅阶层”，王剑教授则从上层政治的维度，讨论(lun)密疏的非常制参与政治转型等，这些(xie)学者的研究回应(ying)了朱先生原(yuan)有的设想。

接下来，李(li)伯重先生就(jiu)商业革命、商业信息与社会转型的关系展开讨论(lun)。李(li)伯重先生认为，讨论(lun)社会转型问题需要参考一些(xie)成功(gong)的例子(zi)，从西欧(ou)的发展史看(kan)，商业革命这个深刻的变化，是(shi)工业革命发生的前提和基础(chu)。商业革命对社会转型有什(shi)么作用呢？美国国父(fu)富兰克林曾(ceng)说，“以为我(wo)们仅仅是(shi)为了我(wo)们本身，或我(wo)们各自(zi)的国家而生存，那是(shi)愚蠢的妄想。全智的造物主已经命定在他的全部创造中(zhong)，都(dou)贯穿着互相依(yi)赖(lai)的关系”。人与人的相互依(yi)赖(lai)要通过各种手(shou)段(duan)实(shi)现，其中(zhong)最为深刻的手(shou)段(duan)是(shi)市场(chang)，市场(chang)形成的依(yi)赖(lai)是(shi)使社会发生紧密联系最重要的途径。

商业革命主要通过商人的求利之心实(shi)现，中(zhong)国人很早就(jiu)认识到了这一点。在《史记·货殖列传》中(zhong)，司马(ma)迁引用汉代早期的民间(jian)谚语，“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唐朝(chao)元稹的《估客(ke)乐》也说“估客(ke)无往著，有利身则行……求珠驾沧海，采珠上荆衡。北买党项马(ma)，西擒吐蕃鹦(ying)。炎州(zhou)布火(huo)浣，蜀地(di)锦(jin)织(zhi)成。越婢脂肉滑(hua)，奚童眉眼明”。可见商人为了利益，可以冒着一切风险，走(zou)遍世界，这是(shi)其他行当做不到的。

商人走(zou)遍全世界最重要的依(yi)凭是(shi)商业信息。商业信息包括价格、时间(jian)、数量、需求总量等交易的信息，也包括物产、商品、获取方式等关于商品供求基本情况的信息。李(li)伯重先生将明代以前的信息传播方式分为口头、书信、邮驿、邸报四种。首(shou)先是(shi)口头信息，古(gu)时叫葫芦语、锁子(zi)语、练语，宋朝(chao)叫市井隐语，又叫江(jiang)湖(hu)行话。唐朝(chao)李(li)义(yi)山曾(ceng)说诸行市语“会不得”“难理会”，这是(shi)民间(jian)为了不使商业情报外泄而发展出来的商业情报表述方式。口头信息交流的场(chang)所(suo)往往是(shi)茶馆（茶坊）。宋朝(chao)的茶馆中(zhong)，有很多商人在此进行信息交换，如《东京梦华录》卷二“潘楼东街巷”条记载：“茶坊每五(wu)更点灯，博(bo)易买卖衣服图画花环领抹(mo)之类，至晓即(ji)散, 谓之‘鬼市子(zi)’”。

其二是(shi)书信。在古(gu)代，书信可以通过专人递送，但成本很高，《红楼梦》第120回说“贾政仍旧写家书，便把这事写上，劝谕(tou)合家不必想念了。写完封好，即(ji)着家人回去(qu)”，可见到了清(qing)代，书信仍会通过专人递送，这是(shi)顶级的富贵人家才能采用的方式，一般(ban)的商人无法负(fu)担。普通人递送书信，主要通过路过的商客(ke)、僧人等代送，唐李(li)朝(chao)威小说《柳(liu)毅传》、元尚仲贤杂剧《柳(liu)毅传书》中(zhong)讲到的“柳(liu)毅传书”的故事便是(shi)如此。

不过，托(tuo)路人送信可靠性不高，更为正式的信件会通过政府邮驿系统寄送。中(zhong)国的邮驿系统早在春秋战国时已经出现，汉代邮驿继承秦朝(chao)制度，统一名称为“驿”。到了唐代，全国设驿1639所(suo)，遇有紧急公文，通信使者朝(chao)夕(xi)可行三百余里。宋朝(chao)的邮驿系统从民夫充任驿卒改(gai)为士兵担任，增设“急递铺”，设金牌、银牌、铜牌三种，金牌一昼(zhou)夜行五(wu)百里，银牌四百里，铜牌三百里。元代疆域扩大，仅在国内就(jiu)有驿站1496处，并(bing)将邮驿改(gai)称为驿站。

杜牧《过华清(qing)宫绝句》写道“一骑红尘妃子(zi)笑，无人知是(shi)荔枝来”，杨贵妃喜欢(huan)吃的荔枝要从南方运来，严耕(geng)望(wang)推考了荔枝由(you)涪(fu)州(zhou)到长安(an)驿传的具体(ti)路线，将之命名为“天宝荔枝道”。自(zi)四川到长安(an)路途遥远(yuan)，还要经过难行的水道，但仍能在送达(da)时保持荔枝的新鲜，可见唐朝(chao)时期邮驿系统之高效(xiao)。虽然邮驿系统由(you)政府经营并(bing)为政府服务，但是(shi)官员(yuan)的私人信件也可以通过官驿传递，在一些(xie)情况下，与官府或官员(yuan)有关系的商人也能通过这个系统传送商业信件。

比起需要使用马(ma)匹的邮驿系统，步行传递信息的方式更为简易。《旧五(wu)代史·僭伪列传一·杨行密传》记载唐末庐州(zhou)人杨行密可以“日行三百里”，这虽然有夸张(zhang)成分，但步行确实(shi)是(shi)唐人使用的传信手(shou)段(duan)之一。北宋民间(jian)出现了急行传递书信的人，称作“急脚”“急足”或“急脚子(zi)”，《水浒传》中(zhong)就(jiu)记载了“急足”：“原(yuan)来这戴院长有一等惊人的道术，但出路时，赍书飞报紧急军情事，把两个甲马(ma)拴在两只腿上，作起神行法来，一日能行五(wu)百里。把四个甲马(ma)拴在腿上，便一日能行八百里。因(yin)此人都(dou)称做神行太保戴宗。”除此之外，信鸽也可以传递信息。据五(wu)代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记载，唐初诗人张(zhang)九龄就(jiu)曾(ceng)豢养信鸽传信。

公开发表的邸报也是(shi)重要的信息传播媒介(jie)。邸报又名邸抄（邸钞）、朝(chao)报、条报、杂报，作为政府公报，邸报的发布受朝(chao)廷的严密控制，其中(zhong)有许多不得公开的消息。但对于商人而言，售卖邸报已经成为一种商机，故泄露邸报的行为屡禁不止，《西湖(hu)老人繁胜(sheng)录》所(suo)载南京临安(an)的“诸行市” 中(zhong)，就(jiu)有“卖朝(chao)报”一行。为此，宋朝(chao)政府进行改(gai)革，在删去(qu)禁止内容后，由(you)商人发布邸报的“定本”。但这样(yang)一来，“定本”邸报的内容多受限禁，审查制度又造成出版时间(jian)上的稽延，使得邸报不能满足人们对新闻的需求。自(zi)北宋后期开始，就(jiu)有人假冒“朝(chao)报”的形式，私自(zi)发行报纸。到了南宋，私营的“小报”十分流行。尽管政府三令五(wu)申，措施严厉，却始终未能将小报禁绝。

到了明清(qing)时期，商业信息供求关系发生了变化，一方面，随着市场(chang)的逐步扩张(zhang)，明清(qing)商业规模与商业运作方式比宋朝(chao)有很大的进步，对各地(di)商品和商业信息的需求增加；另一方面，传媒业和作为传媒物质手(shou)段(duan)的印刷业皆有所(suo)发展，扩大了商业信息的供给。

明清(qing)时期，官营通讯系统与官营邸报信息的传播手(shou)段(duan)皆有扩展。明代海上交通日渐(jian)发达(da)，在沿袭(xi)旧有邮驿系统之余，还开辟了海上邮驿。在此基础(chu)上，清(qing)朝(chao)的控制范围和实(shi)际控制深度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个朝(chao)代，清(qing)初有官办驿站1600余处，驿卒七万余名，驿马(ma)四万多匹，归(gui)兵部主管。明清(qing)时期的邸报也与前代不同。明代改(gai)宋代的进奏院为通政司，由(you)朝(chao)廷直接向全国各级官吏统一发布，取消了中(zhong)间(jian)环节，送报由(you)驿站负(fu)责，每五(wu)日集中(zhong)起来送一次(ci)，下至县官一级都(dou)能看(kan)到，地(di)方得以及时知晓朝(chao)廷大事。

邸报登载的内容包括全国的重要人事任免命令、豁免灾区赋税的命令、皇帝的恩赐(ci)、皇帝的重要行动、对特殊功(gong)勋的奖赏、外番使节的觐(jin)见、各处的进贡礼物等，以及老年人瑞、违法失职的官吏处分，乃至奸淫案件等全国的特殊事故。在战争时期，军事上的胜(sheng)利、叛乱(luan)的镇压也登在邸抄上。《红楼梦》第99回写贾政在江(jiang)西粮道衙门，见到“桌上堆着许多邸报”，其中(zhong)就(jiu)有薛蟠行凶杀人的案情报道，下面还注着“此稿未完”，因(yin)为怕“牵(qian)连着自(zi)己，好不放心，即(ji)将下一本开看(kan)，偏又不是(shi)，只好翻(fan)来覆去(qu)，将报看(kan)完，终没有接这一本的”。借(jie)助邸报，各地(di)官员(yuan)能够掌握全国发生的重要事件，而对于商人来说，邸报登载的灾荒、兵乱(luan)、官员(yuan)任免等重大事件皆蕴藏商机。

邸报

此外，明清(qing)时期，商业信息还有不少新的来源。中(zhong)国的国家物价报告(gao)制度在明清(qing)时期达(da)到了非常完备(bei)的程度，清(qing)朝(chao)政府还颁(ban)布了很多具有工作手(shou)册性质的“则例”，其中(zhong)也有关于商业的信息，如乾隆《物料价值则例》是(shi)中(zhong)国历史上最大、最系统的全国物料价格和收入数据库，清(qing)代的商人们都(dou)可以看(kan)到。除此之外，民间(jian)还有“价格谱”等记载各地(di)物价的资料，商人可以据此接触到丰富的商业信息。

价格谱

李(li)伯重先生将明清(qing)商业传播方式的发展和创新归(gui)纳为商帮内部信息交流、会馆与公所(suo)、民营报纸和民营邮政机构四点。商帮内部的信息交流方式主要有二，一则如晋(jin)商的大型商号(hao)，实(shi)行联号(hao)制，总号(hao)设在山西原(yuan)籍，并(bing)在外地(di)重要城市广设分号(hao)，分号(hao)与总号(hao)之间(jian)进行频繁的信息交流；其二如徽商，主要通过宗族纽带来收集商业情报。会馆也是(shi)商业信息交换与联络商人的重要场(chang)所(suo)。明清(qing)时期会馆增加十分迅速。到了清(qing)代中(zhong)期，已遍及全国主要城市甚至若干市镇。众多的独(du)立经营的中(zhong)小商人多借(jie)助会馆进行商业信息交流。此外还有公所(suo)，公所(suo)与会馆原(yuan)可通用。会馆主要是(shi)以地(di)区命名，公所(suo)则绝大多数是(shi)以行业命名，或以含行业的字义(yi)命名，较之会馆具有更强的行业性。

不过，最大的商业信息传播渠道还是(shi)报纸。宋代“小报”和明清(qing)“京报”都(dou)是(shi)非官方的民办的报纸，但宋代“小报”是(shi)民间(jian)私自(zi)印发的，没有专门从业人员(yuan)，而明清(qing)时期的民间(jian)报纸已有专业的采编人员(yuan)。“京报”是(shi)在京民间(jian)报纸的统称，“京报”报房(fang)出现于明代，兴盛于清(qing)代，是(shi)我(wo)国古(gu)代最早的专业新闻机构。报房(fang)的大量出现，使“京报”的印刷发行量大大增加。加之明清(qing)时期活字印刷术开始用于报纸印刷，使得信息传播更为便捷，报刊的印刷量也大幅增加。京报的总发行数字在手(shou)抄报纸的“白本报房(fang)”时期只有数百本，实(shi)行刻印以后销数激增，最多的时候(hou)估计在一万份左右(you)。此外，报纸大量刻印后，价格大大下降(jiang)，到了清(qing)朝(chao)末年，民办报房(fang)京报的订户已经不限于诗礼簪缨之家。

此外，外省(sheng)人士也可订购京报，通过送报人拿取报纸。送报人为了维持生活和长途跋涉的各项开销，除送报外，一般(ban)还兼(jian)营代捎书信、代寄包裹、代购物件、代送银两等副业，由(you)此，明清(qing)时期私人送信的方式也进一步发展。上述在向外省(sheng)发行报纸的同时捎带民间(jian)信件的形式，是(shi)北京地(di)区民信局的雏(chu)形。除了报房(fang)外，北京还有一些(xie)票号(hao)、钱庄捎带信件，会馆、商行也可代收发信。如《尊行日记》记载“李(li)宪荣士台，住福建建宁县北乡巧洋。如有信可寄至杭州(zhou)生[漆行]，有建宁卖漆客(ke)，即(ji)可寄信；或往苏州(zhou)到邵武会馆可寄信至[建]宁。李(li)系壬申举人”。各个城市还有职业送信人，另有湖(hu)北麻城人经营的“麻乡约”商行专门替人传递信息。

专门为民间(jian)传递信件的民营邮政机构“民信局”大概从明朝(chao)中(zhong)期开始出现，自(zi)东南沿海经济比较发达(da)的地(di)区逐渐(jian)延伸到内地(di)，到19世纪逐渐(jian)成熟。例如北京的民信局有各自(zi)的业务活动区域，其中(zhong)全盛泰专寄江(jiang)浙、两湖(hu)、四川、云贵等地(di)信件，三义(yi)成递送天津、保定等周边地(di)区信件，三盛信局则向东北投送邮件。一些(xie)民信局除了在北京设立总局，还在其他城市设置分号(hao)，各分号(hao)下面还可以有代理店，使民信局的业务范围进一步扩大。此外，随着东南沿海侨(qiao)居海外人口的日益增多，出现了专门办理华侨(qiao)同国内亲属通信与汇兑(dui)的侨(qiao)批局。

清(qing)代民信局红条封

明清(qing)时期，民间(jian)信息的传递效(xiao)率比政府高很多，据姚廷遴《历年记》，明清(qing)易代之际，他是(shi)通过友(you)人带来的“小报”得知北京的消息。到了清(qing)朝(chao)，民间(jian)系统传播信息更快，信件传递的速度关系着寄信的费用。一则道光廿四年5月26日北京与苏州(zhou)票号(hao)之间(jian)的急信“委托(tuo)天成局专送，限6月10日午时到，脚价纹银26两，早1天加2两，过午时罚2两，若逾至11日则罚4两”，北京与苏州(zhou)相距1379公里，急信在半个月内即(ji)可送达(da)，相应(ying)的费用也较高。

李(li)伯重先生还借(jie)助彭凯翔教授对清(qing)代粮食市场(chang)的研究说明了当时信息的传播效(xiao)率。清(qing)代最大规模的贸易是(shi)粮食贸易，商人需在最短时间(jian)内将粮食从产地(di)运往销售地(di)，以争取更大的利润空间(jian)。苏州(zhou)与安(an)庆相距1300里，安(an)庆与武昌相距864里，但根据彭教授的研究，三地(di)在18世纪中(zhong)后期的粮价波动趋势趋同，这便是(shi)商人掌握商业信息后、迅速向各地(di)运输粮食使然。

彭凯翔教授统计三地(di)粮价

总而言之，明清(qing)时期的信息传播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这既是(shi)全国市场(chang)发展的结果，也是(shi)全国市场(chang)发展的原(yuan)因(yin)，李(li)伯重先生将其称为“信息传播方式的革命”。

李(li)伯重先生进一步指出， “信息传播方式的革命”是(shi)造成明朝(chao)后期社会变化的重要原(yuan)因(yin)。商业信息传播可以带来全国性的大集会，如崇祯年间(jian)至明末，复社举办了多次(ci)中(zhong)国历史上少有的大规模集会。如崇祯六(liu)年的虎丘大会，据《复社纪略(lue)》，“先期传单四出，至日，山左、江(jiang)右(you)、晋(jin)、楚、闽、浙，以舟车至者数千余人。大雄宝殿不能容……观者甚众无不诧叹，以为三百年来，从未有此也”。到崇祯十四年张(zhang)溥去(qu)世时，集会规模更大，杜登春《社事始末》称“海内会葬者万人”，集会的信息能传播得如此之广，依(yi)托(tuo)的正是(shi)商人群体(ti)的全国性活动。此外，复社成员(yuan)交游地(di)域广泛，《社事始末》称复社成员(yuan)“壮游千里不赍粮”，可见广泛的交游活动背后是(shi)旅店、交通等商业设施的完善。

信息的传播与交流对社会转型起到了怎样(yang)的作用？费尔(er)普斯（Edmund Phelps）在《大繁荣》（Mass Flourishing）中(zhong)提出：“一个人如果经常去(qu)了解他所(suo)在的社会或今天的全球经济中(zhong)产生的新思想，他产生新创意(yi)的能力也会大幅提高。”霍伊勒（Fred Hoyle）也曾(ceng)指出：“当你(ni)生活在一个社团(tuan)中(zhong)时，社团(tuan)的风俗习惯会严格地(di)制约你(ni)，使你(ni)很难有破(po)坏性的想法。只有外部的旁观者才能灌输危险的思想。”商业信息的传播，使得全国精英阶层得以经常交流、思想碰撞，从而产生了明朝(chao)末年中(zhong)国历史上少有的思想繁荣时期。

朱维铮先生著有《利玛窦与李(li)卓吾》一文，指出李(li)贽通过利玛窦了解到很多中(zhong)国以外世界的想法。李(li)贽对利玛窦评价很高：“承问及利西泰。西泰，大西洋人也，到中(zhong)国十万余里……是(shi)一极标致人，内甚玲珑，外甚朴实(shi)。吾所(suo)见未有其比。”李(li)珺平进一步考证了李(li)贽与利玛窦的交流，称利玛窦带来的“上帝面前人人平等”、“人人都(dou)是(shi)上帝子(zi)民”等观点对李(li)贽改(gai)订《易因(yin)》影响极大。思想的交流在很大程度上也要依(yi)托(tuo)商业信息的传播。经济发展、商业信息流通的加速，带来了思想交流，推动了社会转型。

既然如此，中(zhong)国为什(shi)么没有从晚明开始“走(zou)出中(zhong)世纪”？李(li)伯重先生指出，社会转型不仅仅通过经济因(yin)素来实(shi)现。吉登斯（Anthony Giddens）提出“社会转型三大因(yin)素”，即(ji)文化因(yin)素、经济因(yin)素、政治因(yin)素。中(zhong)国的“走(zou)出中(zhong)世纪”在清(qing)代趋于停滞(zhi)，很大程度上是(shi)政治对人的压制的结果。

在评议环节，主持人高晞教授发言称，李(li)伯重先生的演讲清(qing)晰易懂，引人入胜(sheng)，对之触动最大的是(shi)讲座(zuo)末尾对“社会交往促进思想的诞生”的讨论(lun)。评议人王振忠教授总结道，李(li)伯重先生是(shi)学术大家，视(shi)野开阔，不仅对明清(qing)时期的经济、社会有多方面探讨，对于唐宋时代的历史问题也做过精深的研究，并(bing)关注同时代西方历史的发展，将中(zhong)国和欧(ou)洲历史传播加以比较，能够上下千百年，结合政治、文化、经济史探讨，令人佩服。其所(suo)讲述的商业传播方式在明清(qing)时期的重大变化的确具有创新意(yi)义(yi)。王振忠教授曾(ceng)研究过一位清(qing)代前期的盐商，此人在家书中(zhong)提到要将十几本《京报》寄给家人，近代以后，也有很多在上海的徽州(zhou)盐商将读过的《申报》《新闻报》寄回家中(zhong)，这都(dou)涉及商业信息的传播。王振忠教授提出了“明清(qing)时期社会转型的主要标志有哪些(xie)？”“其中(zhong)与商业信息传播关系最为密切的是(shi)哪个？”两个问题，请李(li)伯重先生指教。

李(li)伯重先生回应(ying)称，晚明是(shi)社会转型的开端，商业信息传播起到最重要的作用是(shi)推动全国市场(chang)的形成，使得横跨三十多个经纬度的资源可以整体(ti)调(diao)度。从明朝(chao)开始，中(zhong)国的白银和铜半数来自(zi)西南地(di)区，到了清(qing)朝(chao)，人口不断(duan)增加，资源需求不断(duan)扩大，其中(zhong)最重要的资源如木材、金石等，在中(zhong)国东部非常缺乏，如果没有这样(yang)的经济网络，清(qing)朝(chao)很难解决(jue)明朝(chao)后期遇到的困境。西南部的资源送到东部后，推动了东部经济的发展，东部又通过进行对外贸易，流入了大量白银，使得国内有了可靠的货币流通，成为清(qing)代“长十八世纪”经济繁荣的基础(chu)。